第三章 再動蕩
一、在長沙
長沙,這個屈原流浪過的地方,賈誼哭泣過的地方,我在北伐時曾經短期間工作過的地方,隔了十二年我又來了。
北伐當年的老朋友們呢?大抵都不在了。郭亮被砍了頭,夏曦病死了,好些人在北邊打仗……我所訪問的對象,是在辦著《抗戰日報》的田壽昌。
壽昌是在抗戰發生、「八一三」以後,才得到自由的。「八一三」以後,他從南京遷到上海,和我曾經聚首過一個時期。我同他和夏衍,有好幾次一道上前線,對抗敵將領們打過氣。在上海未成為孤島之前,他先回到了長沙,赤手空拳干起一個小型的日報來了。
報館在一家電影院的前樓。雖然當中有一間很寬敞的大廳房,但僅作為過道或吃飯的地方。大家都集中在東頭的一間長條房間里,這間房間是值得同情地被偏勞了。空間小,人手多,辦公室、會客室,都是它在兼差。在一壁還堆了幾個被卷,不用說,它在晚上又在擔當寢室的任務了。
雖然是在上午,在一般的報館里應該是清閑的時候,這兒已經聚集了不少的人。有的在高談闊論,有的在打扎包裹。壽昌卻坐在面街的窗下,揮筆如閃電地在趕寫原稿。
壽昌熱烈地歡迎著我,他向我說的頭一句話便是:啊,你來得恰好,今天中午我們正打算去吃「李合盛」。
這「李合盛」是神交已久了。它是長沙的一家有名的老教門館子,據說門面坐場一點也不講究,然而所做的菜是好得不能形容。壽昌在好多年辰以前就向我推薦過:假如到了長沙,一定請我去吃「李合盛」。
壽昌替我把一房間的人都介紹了,其中有廖沫沙,有音樂家張曙,有壽昌的兩位弟弟三爺、五爺,大公子海男,一位舅舅,還有一位電影明星胡萍,一位女記者熊岳蘭等等。
「好,我們就走,吃李合盛去,大家一齊去!」壽昌揮著手這樣叫著。
於是乎我們便被浩浩蕩蕩的隊伍所簇擁,向著李合盛進軍。
就像一對凱旋將軍一樣,壽昌和我,肩並肩地,走在最前頭。
我一面走著,一面才把我的來意向他說明。我說,我是為避難而來,我不想進政治部,打算到南洋去募款,來干我們的文化工作。
壽昌開始沉默了一會兒,接著便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我走的是分裂路線,是逃避,是退攖。他說:我們正在號召團結,應該要拿出誠意來。事實上在今天也不能不利用政治上的關係,不然,一切工作都不容易做通。
我略略含著反駁地回答了這麼一句:看來,你的政治性實在比我強得多。
二、五倫之一
街頭有不少賣地瓜的,湖南人叫做涼薯,廣東人叫做砂果,這東西似乎只出產於四川、湖南、廣東這三個省份。這是我小時候愛吃的東西,已經有很多年沒有見過了。
我很高興,便花了兩毛錢買了兩大串,準備提到李合盛去,作為食后的果品。
在街頭走了一會兒,果然名不虛傳地在一條相當雜沓的背街上,瞻仰到了那神交已久的老店。它老的貴庚,怕已經有一百歲的高齡了。居然是有樓的,但好像連背都駝了。
上了樓,時間還早,樓座都還是空的。
壽昌大約是怕我會幻滅或者藐視,他又開始做著義務宣傳:停不一會兒你便可以看到,這兒的座位是要候補的呢。
事實上我一點也沒有幻滅,更何敢藐視。我在那似乎有點微微動搖的樓板上走著,倒在凜栗地起著敬老的念頭。
在一間樓房裡滿滿坐了兩大圓桌,桌面寬,筷子長,湯匙大,充分發揮著湖南席面的三大特色。
菜上桌了,除牛肉牛百葉之外,也有魚,也有雞,好像也沒吃出什麼特別的味道,但同樣也在發揮著湖南菜的三大特色:咸、辣、多。壽昌是喜歡吃牛百葉的,儘管分量已經夠多,而他一叫就是雙份。
來客倒的確不少,當我們吃得快要終席的時候,樓上樓下都坐滿了人,就在我們的一間房門口,已經有好些人在那裡候補著了。
壽昌指著這樣的盛況給我說:你看,怎麼樣?名不虛傳?
「果然是名不虛傳。」我這樣說著,但我正剝食著地瓜,那雪白的地瓜心已經進了我的口裡:「啊,你們這兒的地瓜真好!又甜又嫩!」
「你喜歡這東西嗎?」
「我小時候頂喜歡吃,民國二年離開四川以後,只有十二年前在廣州吃過。但廣東的,渣滓很多,四川的,也沒有這麼甜、這麼嫩。」
「你喜歡吃,那就好了,這一向正是吃涼薯的時候。」
走出李合盛的時候,迎頭碰著兩位朋友,一位是曹如璧,另一位是他的夫人梁淑德,他們是到報館去得到消息趕來的。曹如璧,我在上海見過,他的夫人是第一次見面,據說是嶺南教會學校出身,在擔任著長沙婦女協會的秘書。但這位夫人身材矮小,在栗色的圓臉上架著一副相當深度的眼鏡,看起來倒還像一位女學生。
壽昌和他們商量了一下,他把淑德特別拉了過來,向著我說:淑德是我們頂好的朋友,他們住在南門外留芳嶺,房間宏敞,地方清靜。淑德願意招待你去住。我相信,你一定會住得很適意的。
在外表看來,好像超脫一切的壽昌,他對於我的關心,竟這樣周到。他既使我享用了名餚名果,又為我解決了住宿的問題。我在心裡著實感謝著他。無怪呵,古時候的人要把朋友算作五倫之一了。
三、留芳嶺
留芳嶺!這不知道是什麼時代的什麼詩人所命的名,不僅字面大有詩趣,而且對於實際也盡致地發揮了美化的本領。在這兒的周圍並沒有什麼「芳」,也沒有什麼「嶺」,只是一簇常見的類似貧民窟的城市尾巴。但在那當中卻聳立著一座不太高明的中西合璧式的新建築,那便是曹如璧夫婦的住居了。
是有樓的一列三間的磚房。他們只賃居著樓下的靠北的一邊。一間前房很宏大,一間後房較小。前房做著客廳,後房做著寢室。他倆在客廳的靠後一隅替我安下了一尊床,還從友人處借了一部屏風來間隔著了。地方的確是宏敞,清靜,更加上主人的殷勤,使我相信著,誰也會住得很適意。
就在這留芳嶺,第二天我會見了徐特立老先生。
徐特老當時也由延安回到了長沙,我早就聽見好些年輕朋友說,徐特老的精神很好,一點也不老,他一做報告便可以做三四個鐘頭。
可惜我不是畫家,不能把這樣的一位好老人畫出。老人是矮個子,但那麼結實,穿著一身延安制的灰布棉軍服。巴旦杏的臉那麼紅潤,一對眼睛那麼有神,一嘴稀疏的鬍子那麼坦白,嘴裡幾個缺牙那麼含笑,一頭斑白的長發那麼紛披。這不就是「誠實」本身的形象化嗎?
這位老人一出現在前廳,但奇妙的卻又有另外一位老人和幽靈一樣地浮現了出來。那便是反動派的商山四皓之一的吳稚輝。那個龐大、臃腫、骯髒、齷齪的「虛偽」的形象化!假使有誰肯把這兩位老人畫在一道,那就會成為對比法的一項最好的教材。
老人使我特別高興,出乎意外地他竟贊成我到南洋去。他說:替反動派做宣傳,絕對不可干。我還替你提出個具體的步驟。你假如弄到錢,最好是在衡山附近辦個西南學院,來推進青年的革命教育。那樣才是根本的辦法。
老教育家斬截地對我這樣說,聲音是那麼剛健,像鄉里老百姓說話的那樣,而又那麼地振聾發聵。我頓時起了一個幻想:西南學院一成立,就推戴這位老教育家做院長,不就會形成一個革命青年的理想園地嗎?
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特老也還是太樂觀了一點。在反動派的天地裡面,哪裡會容得你來幹革命教育呢?這固然是後事,但也有不太后的事可以證明。特老住在長沙其實並不那麼自由,在他的後面經常有特種尾巴。在其後不久,他竟至長沙也不能住,只好北上了。
留芳嶺喲!到底是哪一位詩人替你取下了這樣好的一個名號?
四、不平衡的天秤
在長沙,我實在是有點憂鬱。
時局在大動蕩,我的心境在別種意義上也在大動蕩。
我自己實在是不願意再當馮婦,經過徐特老的一番話,在這一傾向上,又加上了一個有重量的分銅。
但一般的朋友們也在相對的一個傾向上加上重量。
武漢方面的朋友不斷地有函電來催促,有的是勸勉,有的是嚴詞責備。
陳誠也有幾次簡短的電報來,還通過黃琪翔和其他的人,表示了他一定要請我回去,一切的問題都可以當面商量。甚至於這樣說:要等我回去,三廳才開始組織。假如我不回去,三廳就盡它虛懸在那兒。
黃琪翔在傳達這些意見之外,不斷地來過好幾次信,他的措詞有時候嚴烈到這樣:你假如要再開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當成朋友了。將來的歷史也不會容恕你的!
但是,一切的工作果能有推動的希望嗎?南京、上海的情形可不必說了,廣州、武漢的情形也可不必說了,眼前的長沙又是怎樣呢?一切不都是同樣地包而不辦,辦而無法,而且還在粉飾太平嗎?
那時的湖南主席是張治中,和平教會的晏陽初正攬得火熱。他們要辦什麼鄉村教育,設什麼模範縣。我自己實在叨光得很,有一晚是在主席官邸的夜宴上同席,就由於張的介紹,才第一次和我們貴同鄉見面。想不到那位寡白得有點像尼姑的「川老鼠」,他竟有那樣大的抱負:他能改良農村,使湖南的老百姓們都穿上皮鞋!
可惜日本人也太愛開玩笑,時而也要開幾架飛機來空襲空襲這個太平盛世的桃源。最初一次(大概是二月十號)炸了長沙車站,等飛機跑了,房子燒了,然後才放出警報。
自從有了這一次的「馬後屁」之後,長沙也就開始「積極防空」起來了。每條街上在街邊隔不十來家鋪面便建立一座「防空室」。那是用木板建築的,可有一人高,在頂上堆一層沙袋。這樣就說是在「防空」了。長沙的市民倒給了這些新建築一個很合理的利用——臨時茅房。
還有更悲慘的悲劇逼到眼前來了!
《抗戰日報》本身不就是一個悲劇?儘管靠著壽昌和其他的朋友們在那兒苦撐,然而事實上是在干著「無米之炊」。白報紙成問題,印刷費成問題,就是同仁們的伙食費都是七拼八湊地勉強敷衍的,薪水更是說不上了。津貼請不到,管制卻不請自來。為了團結,大家都得忍氣吞聲。
悲劇的最**是出現在我到長沙后的一星期左右。一位報館同事的家裡就因為生活困難,發生了一件母子自殺的悲劇。
這是誰的罪呢?熱誠愛國的文化人不僅被逼得貧病交迫,更甚而家破人亡,這到底是誰的罪呢?
罪犯們都有一雙血手,但在這雙血手上時時又帶上一雙白手套。誰能夠安心地去和他們握手?
我的心境,是放在一個不平衡的天平上的,我實在沒有辦法控制著它,使它不動蕩,不再動蕩。
五、使酒罵座
壽昌的耐性,我實在是佩服。他的處境應該比我艱難得多,卻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來鼓舞我,安慰我。
他號召過長沙文化界為我召集了一次規模相當大的歡迎會,又時而動員朋友請我吃飯,請我講演,請我寫字,更時而陪我去聽湘戲,進咖啡館,游嶽麓山。我憑弔過黃興墓、蔡鍔墓,也憑弔過屈子廟、賈太傅(誼)祠,都是他自去或請朋友做嚮導,陪同我去的。
有一次,他拉我去拜訪過胡萍的家。那實在是可憐的家!家在貧民窟里,內部也很不整潔。明星在生病,明星的老母親也在生病,只有一位七八歲的小弟弟招待著我們。這也應該算得是一個悲劇吧?
報館的樓下就有一座咖啡店,每到夜間,大家的緊**作告了一個段落之後,便到那兒去,喝一杯咖啡或一兩杯酒。有時候是合夥,有時候是我請他們。聽說,胡萍就是那座咖啡店的女招待出身,因此那兒的女招待員們似乎都有些自負:彷彿每一位的將來都有成為電影明星的希望。
壽昌是這兒的北辰,只要他一進門,真真是「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女招待們都要來簇擁著他,把希望的眼光投注在他身上。
那兒有滷雞翅膀,壽昌頂愛吃,去一次總要吃它十好幾隻,但我自己卻照常喜歡吃我的涼薯。
有一次,就在那咖啡店的門口,我又買了兩毛錢的涼薯,準備分給大家吃,之後,再帶些回留芳嶺去。平常買兩毛錢涼薯,分量是很多的,但這一次卻少得可憐了。我便向那賣涼薯的老人質問:
「為什麼今天兩毛錢的涼薯這麼少呢?」
那老人很閑泰地補足分量,笑著說:「我是怕你拿不動呢。」
惹得站在一旁的壽昌大笑起來,他以後還把這件小插話,作為幽默的材料,告訴過很多的人。
壽昌這樣鼓勵我,安慰我,實在是費盡了很大的苦心,但我卻萬分不應該,我有一次很對不住他,也對不住很多朋友。
那是一天星期的晚上,我托壽昌在一位朋友家裡備了兩桌便飯,準備大家痛快一下。朋友們買了好幾瓶虎骨酒。我自己是容易衝動的人,一時控制不住,便對兩大圓桌的友人,每一個人都幹了一杯。
虎骨酒,看起來,吃起來,都有點像五加皮。是不是真正有老虎的骨灰在裡面,老虎的骨灰究竟有怎樣的作用,我不知道。但那酒著實很厲害,把兩個席面敬完了之後,我醉了。接著我對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批評起來,而且由批評而斥責,愈來愈猛,終竟完全失掉了知覺。
第二天清早醒來,發覺自己是睡在報館的西首房裡,三爺和海男在照拂著我。我問到晚上的情形,他們開始不肯說,但到後來還是三爺告訴了我。
他說我罵了一切的人,指著男的罵為男政客,指著女的罵為女政客。罵大家都在玩花頭,一點也不落地生根,眼睛只看上層,不看下層。他又說,我也罵了自己,打了自己三下重實的耳光,連連罵自己是政客,政客,混賬的政客!
三爺和海男都隱隱在得意,他們說:我們倒很好,並沒有挨罵。
六、入地獄
立群留在武漢,差不多三天兩頭地總有一封信來,或直接,或間接地,通知我一些消息。起初她本來進行著去北邊讀書的事情,後來又被朋友們把她留著,不叫她走了。隔了十天左右的來信說:不久她也要到長沙來。我正期待著,但接著的第二封信,卻又說不能來了,還要緩幾天。每次的來信,差不多都要提到大家的意思,要我無論怎樣不要太性急地離開長沙南下。
我離開了立群,是精神上另一種意義的苦悶。她能快來,我自然很樂意;慢來,我也只好耐性地等了。
二月,轉瞬已是二十六號,我離開武漢已經二十天了。這一天的上午,我從留芳嶺的寓所走出,在大路邊,正想雇一部洋車,坐進城去找壽昌,忽然看見壽昌坐在一部洋車上迎面而來。壽昌一看見我,頓足停車,向著我喊:武漢的朋友來了!
壽昌跳下了車,我才發現被他擋著的后一部車上坐著立群。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時我也看見立群的臉忽然漲得通紅,把頭埋下去了。
一同折回到寓所。立群帶來了很多信,有周公的,還有其他的人的。
立群從口頭告訴了我:陳誠對周公有了明白的表示,要我立刻回去,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又說:副廳長的人選也不成問題了,那位劉健群惹出了什麼桃紅事件,已經跑到重慶去了。
立群沒有表示她自己的意見,但我看她把我留在武漢的行李一件也沒有帶來,毫無疑問,她也是贊成我趕快回去的。
我遲疑著也沒有立即表示意見。
壽昌在一旁催促:這還有什麼值得考慮的呢?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朋友們都在地獄門口等著,難道你一個人還要留在天堂里嗎?
「那麼,你是願意入地獄了?」
「當然,不會讓你一個人受罪!」
「好吧,」我決了心這樣回答,「我們就去受罪吧。不過,我的問題很簡單,說走隨時都可以走。你呢?現在就要看你了。」
壽昌大笑起來,掉頭對著立群說:「不辱使命!畢竟還是女性的力量大,愛情的力量大呵!」
立群又漲紅了一次臉,又把頭埋下去了。
商量的結果,壽昌要求給他一兩天的餘裕,讓他把《抗戰日報》交代清楚,並且還準備邀一兩位朋友同去。就這樣我們便決定乘二十八號的早車,一道去武漢。
當天晚上壽昌又邀約了好些人去吃一次李合盛。立群卻和我一樣,也愛吃湖南的地瓜。她是生在北京,在上海待了幾年的人,地瓜不僅沒有吃過,並且沒有見過。立群說:這真是平民化的食品,外皮像番薯而能夠自由用手剝,內容真像地梨。
第二天的天氣很好,我同立群兩人過江,盡興地遊了一次嶽麓山。住了二十天,我居然成了一個老長沙了。賈誼在這兒偏要哭,怕還是想做官的心太切了吧。我要走了,倒覺得長沙很值得留戀:這兒彷彿是一個樂園呢。
乘上二十八號的早車。同行的是壽昌、三爺、張曙。也有不少的朋友在車站上送行。
在《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中,火車開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