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奇女子萌萌

憶奇女子萌萌

文/鄧曉芒

我認識萌萌已有25年了。那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時代，20世紀80年代初的武漢大學校園裡，到處是一派精神生活的盛宴，那幾屆的研究生們則成了時代潮流的中心，而且他們也感到自己成了中心。當時我們住同一棟研究生樓的同窗們來往自然頻繁，和我經常聚談的除了同門師兄陳家琪、陳宣良外，還有搞馬哲的黃克劍，中文系的程亞林、易中天，經濟系的蕭帆、陳自龍。再就是我在德語班上結識的張志揚，以及輾轉相識的湖北省美術學院的尚揚、皮道堅，省社科院的黃忠晶等。萌萌是蕭帆的夫人，和我同一屆考入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攻讀外國文學的碩士生。初見萌萌，我驚異於她的美麗高貴的氣質，以及她侃侃而談的風度。那時我們的年齡都是30出頭，只有我一個人還是單身漢，蕭帆和萌萌以及志揚兄等朋友好一陣子忙活，為我物色對象，我戲稱為「會診」，直到我遇到了現在的妻子為止。其中尤以萌萌最為熱情，她簡直就認為幫我介紹女朋友是她責無旁貸的義務，誰叫她是我們中唯一的女性呢！

在後來的日子裡，和萌萌的交往使我越來越吃驚，我很快就將她上升為可以傾心懇談的少數幾個對象之一。而由於她的特殊的女性身份，與她的談話給我帶來了其他人所沒有的一種境界，一種柔美而深沉的詩的境界。她經常把她的詩給我看，讓我當即做出品評，有的是過去寫的，有的是剛剛寫的。我後來知道，她父親就是著名的「七月詩人」曾卓先生。通過女兒認識父親后，我和曾老有過多次接觸，參加過曾卓詩歌研討會併發言，還獲曾老贈送詩集。他是我極其敬佩的老一代知識分子，布滿滄桑的臉上透著堅毅，有著複雜坎坷的遭遇和豐富的情感生活，但在日常生活中卻表現得永遠樂觀開朗，有一顆童心。萌萌繼承了父親的詩人氣質，但顯然比她父親思想更複雜，也完全沒有老一輩人所不可避免的那種意識形態化的理想和「革命」的情結，她的詩純美的情調更濃，精神更自由、更開闊。但也許正因為這一點，她終究不能滿足於做一個詩人，而是從詩走入了哲學。我讀過她的不少文章，印象較深的一篇是關於《培爾·金特》的，另一篇是關於哈姆雷特的（好像是她的碩士論文），其中甚至還有關於黑格爾的美學觀的討論。當時最打動我的是論培爾·金特的那一篇，我覺得那是天下最優美的文章，充滿朝霞一般絢麗的情感和思緒，而有關黑格爾的交談則使我大開了眼界。此前我認為哲學的事業應該「讓女人走開」，我認同人們所說的：女人從事哲學既糟蹋了哲學也糟蹋了女人。但萌萌打破了我的偏見。她是我見過的唯一既能夠漂亮地談哲學又能夠漂亮地做女人的女性。據我的評價，她對黑格爾的把握比很多專門研究過黑格爾的男人還要好。她不害怕抽象的概念分析，但同時她也能夠從那些概念底下領會到多彩的生命的內容，而這正是黑格爾哲學的魅力所在。

整個80年代，湖北省青年美學學會是湖北最活躍的學術團體，其骨幹力量就是我們這個中青年群體，後來被稱為武漢的「清流」。我們每年都要舉行好幾次學術活動，除了嚴肅而深入地討論學術問題以外，我們的會後聚談是那麼的富有情趣。尚揚的笑話使人捧腹，志揚的男低音令人震撼，連我都拋開了一貫的拘謹，獨唱了一段我所喜歡的《芒比》。萌萌的節目是《孔雀舞》。但由於羞怯，她總是跳了個開頭就完了，理由是「距離太近」，「沒有音樂伴奏」。這兩個理由都很專業，顯然她不是不能跳，她的幾個開頭的舞姿極為優美，只有受過專門訓練才做得出來。但她讓我第一次意識到，舞蹈是需要一定的觀賞距離的，只有與觀眾在一定距離之外，例如在舞台上，又由伴奏營造出一個獨立的空間環境，舞者才能進入自己的個人世界，發揮出自己最真實的自我來。不過，我也由此看出萌萌的另一面，就是她實際上像她父親一樣單純，她的複雜是生活教給她的一層保護色，而在朋友們面前，她如同小女孩一樣害羞。

不過在通常的情況下，萌萌在朋友們當中總是顯得那麼自然和隨意，甚至有點瘋鬧。她毫不掩飾她的亂扔東西的習慣，反正有蕭帆在。她一急就喊：「蕭帆蕭帆蕭帆……！」於是蕭帆應聲而至，問題就迎刃而解。她有一次告訴我，她和蕭帆從中學起就談戀愛，在「文革」中雙雙挨整，被發配到鄂西山區，分別安插在相距100多里的村子監督勞動，她有時連夜孤身一人走100多里山路去和蕭帆會一面，然後又偷偷趕回來。我覺得這真是像小說里的故事，太浪漫了！一個人一生有這樣一段浪漫情感，也不枉此生了。令人感佩的是，她的這些受迫害的複雜經歷並沒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給人的感覺是精緻而優雅，甚至有點「養尊處優」。其實她對農活一點也不陌生，她在十餘年的不論是當知青還是受監督的農村勞動中也從來都不甘人後，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做手」。但她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一舉手一投足，似乎都有某種韻律在她心中流淌。一看她走路的姿態，你就會覺得這是一個有內心生活的人。當然，如果你要了解她的內心生活，你還必須去讀她的書，從《升騰與墜落》（1989）、《人與命運》（1990）、《臨界的傾聽》（1995）、《斷裂的聲音》（1996），直到《情緒與語式》（2001）等等。單從這些書名，你已經可以大致感受到她內心世界中那股巨大的情緒，那絕不是一個普通人所能夠擁有的精神財富。

和朋友們一起到某個風景秀麗的地方開學術會議，這是萌萌最高興的一大樂事。我記得第一次是1985年應黃克劍兄之邀，武漢一行六人到福建去開會和講學，順訪廈門大學。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萌萌可能也是第一次，我們都興奮得不得了，還在鼓浪嶼合了影。後來還一起去過成都四川師大，到過當時在師大的高爾泰家，欣賞了他滿牆的油畫和國畫，已是有名的美術評論家的皮道堅對高爾泰的那幅《鍾馗》評價很高。我們參觀了都江堰，在青城山合影。還有一次是1989年在陝西師大開會，我們順便爬了華山，上了華山西峰即最高峰。華山頂上恰好有家琪的一個老同學在管理處工作，除了安排我們在頂上住宿一晚外，居然還發電讓我們看上了電視，節目正是胡耀邦逝世的追悼大會。90年代還開過幾次會，如南京、杭州和武漢的幾次現象學會議，每次都是朋友們的節日。志揚、家琪和萌萌三人大約是1994年離開武漢到海南去的，人稱「海南三劍客」。我沒有一起去，除了一些現實的考慮外，主要還是一種惰性，不想挪動，只想埋頭干自己的活。和他們相比，我也許過早地失去了浪漫情懷。2002年我在武漢主辦了一次西方哲學東漸的討論會，把海南的三位朋友都邀請來了。老朋友見面，分外親切。我們都談到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雖然我們並不是經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但一見面就發現我們各自對對方的思想完全了解，就像每天都在一起交談一樣。

那些年，萌萌活躍在學術舞台上，主編《1999獨白》，主編「啟示與理性」，發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聲音，在當代中國最具學術素養的一批學者中造成了廣泛的影響。她以罕見的奉獻精神投身於組建海南大學社會科學中心外國哲學碩士點的工作，長期繁重的工作嚴重損害了她的健康。我知道她這樣不顧一切地做事是為了什麼，她是在完成一項使命，一項歷史使命，要把我們這一代人所經受的苦難和所獲得的思想做成一筆前無古人的精神財富，奉獻在人類面前。這種心情在她的《情緒與語式》中所講的一件往事里透露了出來：

1990年的早春，在六部口拐角進去，在那個信步在長安街上純屬偶然找到的小旅館的客房裡。一切交談的細節都已淡化、退隱，只有一句「對話」持久地停留在——那個時間。

那是我同我的一位那時已相識近10年的朋友的對話。當他第一次知道我是一個蒙受冤獄的詩人的後代，幾乎忍不住他的帶有責備的驚訝：

「你的父輩受了那麼多苦，如果你不寫、不表達，怎麼對得起他們？」

我的衝口而出的回答連我自己都始料未及：「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說是追問：

「你有那麼多財富嗎？」（「跋」）

讀到這裡，我以為這也是對我的發問。是啊，我們有那麼多財富嗎？

這取決於我們的思維的勇氣和努力，取決於我們思想上的勤奮。那種懶于思想或是不敢直面人生、習慣於以「往事不堪回首」來逃避反思的人，即使歷史給了他再多的財富，他也只能將它們帶入墓穴。每一代人首先必須清理自己這一代人的精神財富，才能更深地理解上一代人的遺產。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所特有的歷史使命，沒有別人來為你負責，你也不能夠或沒有資格為其他幾代人負責。每一個人都必須自己把自己的經歷凝聚、打造為自己的精神財富，我們的思想貧乏不是由於歷史給我們贈予得太少，而是由於我們自己沒有努力，而我們也不能借用別人的思想使自己富有起來。我感到，萌萌用她短暫的一生所證明的，無非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可能性，就是歷史對於我們，乃至對於任何人的公平性。她證明了她，以及我們這些和她同時代的有類似經歷的人的精神的豐富，並由此為她的父輩即我們這一代人的父輩的存在價值做了最好的證明。正如萌萌在《為詩而受難的意義——「七月派」詩人的理想主義分析》一文中所清楚地指出的：

也許「七月派」詩人的苦難是太深重了。25年的時間的剝奪，幾乎就是剝奪了一個人的生命。25年的內心的咀嚼和掙扎，如果不能轉化成個人表達的語言，它就純然是一個時間的空白；而真正的詩人是必須逃脫公共話語的覆蓋在未開墾的陌生土地上捕捉自己獨特的表達的。

在這樣嚴酷的挑戰中，「七月派」詩人的理想主義的抽象，和因抽象而不可避免的脆弱，才成為了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中斷了時間的連接；而那中斷了的歷經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永遠填補不了歷史的真相了。

真正能用痛苦承擔起苦難的，恰恰是活著的自己，就看你用什麼語言把自己重新端出來。否則，恐怕別想有人能夠用什麼方式——包括平反的方式——來補償那湮沒的歲月中湮沒的生命。

在受難者死而復活的象徵上去伸張個人應有的權利，這或許正是「七月派」留給新一代人的啟示。（《情緒與語式》）

對「七月派」的這樣一種反思和評價是聞所未聞的。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女兒能夠以這種方式使父親的精神和生命獲得拯救的，可萌萌做到了。因為當她把父親的苦難和她自己的苦難合為一體時，她拯救了她自己。

2006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