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尋根——讀《馬橋詞典》

語言的尋根——讀《馬橋詞典》

少功作為中國尋根文學的代表人物，以《馬橋詞典》為標誌，完成了一次「語言轉向」，即從文化意義的尋根，轉向語言。

文化意義上的尋根，是通過把鄉土的特殊的感覺表達出來，以此指向這感覺背後的、更深層面的文化觀念，後來發覺這種特殊的感覺是通過詞語聚焦或折射的，它本身就具有一種自我顯示和生長的能力，文化的韻味反倒是不可分離地蘊含在其中的。由此尋根尋到詞語上。這似乎是立足一種不確定性，其實是一種當下的感覺的既確定又不確定性的把握。由此，整部作品滋養著一種走在語言途中的語詞的原初性、素樸性，及表達在確定性和不確定性之間的張力的包容性。

這裡可能有學問性和知識性的背景，如20世紀語言問題的突出，如世界範圍內其他作品的某種參照或觸媒作用，但就作者吸取、駕馭乃至傾聽詞語的能力以及對鄉土韻味、感覺沉入的穿透力，走這一步又是自然的。這種暗合世界潮流的發乎自然的功力，而不是刻意造作，使作品真正具有一種視野的放大與面目的更新。

在這裡，人、事，均是語言事件的發生和沉積，或者反過來說，在這裡，語詞連帶的語境，均是馬橋生活事件的沉積和生髮。它們的錯綜複雜的、原初的相關性，構成馬橋最生動的歷史，堅硬如實體，空靈如氛圍。

整部小說的構架因而也不再是傳統結構的，即不再是部分結構為整體的——任何結構的整體或整體的結構總不能完全擺脫中心的概念——而是一種以詞語為契機的語言氛圍的游移、轉換的組合，不僅其間的連接是偶然的、隨機的，甚至其開始和終結帶有極大的偶然性和隨機性。這種氛圍性既從每一個人物或事件中吸取出來，又能蔓延開來影響每一個人物或事件。像狄奧尼斯酒神節，一個人一旦脫離這個氛圍，就會頹然倒下。如後來進城的魁元。

這種氛圍性同時使得讀者不再可能像閱讀以往的一些小說那樣最終能獲得全知全能的視角，即使熟知了馬橋的每一個人物、每一棵樹木、每一片山川河流、每一段過往的歷史，都無法窮盡對馬橋的了解，總有一種神秘飄浮在這氛圍性之中，使任何一點偶然連帶的感覺和詞語都可能以語言事件為中介延伸出意想不到的人物和生活事件。

這裡關鍵的一點是對語詞的選擇、把握。而無論選擇還是把握，其著眼點又都在語詞的感覺的原初性上。正是在這一點上，作者顯示了篩選經驗的敏銳和分寸感。這種敏銳和分寸感使得整部作品的描述幾乎天然地具有一種現象學意義的還原，即便是微小的細節也不至於失之膚淺。因而這種敏銳和分寸感歸根結底是一種對感覺和詞語的原初的相關性的敏銳和分寸感。

這種原初的相關性在現象中表現為一種粘連，不可能進入傳統的分析。

一旦試圖用傳統分析的方式議論，便會使描述和議論出現差距甚至矛盾。這差距和矛盾是因為作者一方面對鄉土語言的原初性有著極為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又接受了一種語言觀念：語言只能作為工具，即作為指稱事實的符號；成為事實就帶來災難。這幾乎是作者習得到后沒做清理的一種觀念。於是具體的失誤表現為作者對某一詞語在「詞語——感覺」的生存論意義上進行細膩描述后，卻有時置身於外，用多少有點陳舊的語言學「指稱論」「工具論」的觀念去概括、提煉，使人讀起來不能不陷入感覺的緊張。

這裡因時間和篇幅的關係就不一一舉例了。

最後有一點不能不提到的是，作者在「漢奸」這個詞條下寫的鹽早，以及由鹽早引出的「渠」這個詞條及「他」和「渠」的感覺的區分，在整部作品中有一種特別的隱喻的作用。

我想找到的是他，但只能找到渠。

我不能不逃離渠，又沒有辦法忘記他。

在這裡，「我——他」和「我——渠」將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兩種不同的語言空間作了一種聚焦的重疊、交錯。也正是在「渠」這個特殊的詞里，我咀嚼到作者一種最深的反省心態，不僅是一個現代人的切近的觀照，更是一個故鄉人被拋離后所獲得的既間隔又不可間隔的眼界。

它引出的一個更深的問題是：

面對在「我」的感覺——詞語的記憶中游移於「他」和「渠」之間的「鹽早」們，「我」的反省的根據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