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憂鬱的熱帶

第一次見到「巴拉拿」這個地方名字，是讀博赫斯的自傳文章，博赫斯寫他的父親，是在巴拉拿誕生的。這位老人家讀很多書，而且自己寫小說，他寫了一部小說，印了五百本，送給朋友看，在書裡邊，他每次提及自己的家鄉巴拉拿時，排字的先生總是排了巴拿馬，以為是老先生把字拼錯了。老先生覺得倒也有趣，就由得那個字一直留在書中，沒有改正。這部小說，老先生臨終時希望兒子替他重寫一次，這，也就是博赫斯晚年寫作的計劃之一。

第二次見到巴拉拿名字的出現，是因為翻閱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列維-斯特勞斯（ClaudeLévi-Strauss）]的《憂鬱的熱帶》（TristesTropiques），這是他在巴西逗留了五年對當地土著研究和觀察的實錄。巴拉拿，是巴西中部的地區，傍著巴拉拿河，也是巴西土著加杜維奧人聚居的地方。

李維史陀本來是學哲學的，後來又改習法律，但他對自己花了許多年月學習得來的知識感到不合理想，結果，毅然擺脫了從前走的路，轉到人類學上來。他到巴西去研究時，是三十年代的中期，當時的土著，還過著非常原始的生活，他們偶然穿穿巴西政府或傳教士送給他們的衣服，日常生活的用品只有斧頭、刀和縫紉針，以及自己做的簡陋藤籃和陶器。政府為他們建造了房屋，但他們寧願跑到空曠的地方睡覺，本來政府希望把他們聚居在一起，建立起小村落來，但他們紛紛四散，沒入樹林，仍然過他們一貫的漁獵生活。他們把為他們預備好的床拆散，把床板劈碎，當作柴燒，然後，大伙兒照舊睡在地上。政府給他們牛群畜牧，他們由得牛隻到處遊盪，不去打理，據他們的反映，他們不喜歡吃牛肉，又不喜歡牛奶的氣味。

關於土人不能適應文明人生活的情況，李維史陀也記錄到另一件例子：有一名印第安人，神跡地經過一次大屠殺而倖存，許多年來，在加州大城市生活，不為人注意，手中仍握著打獵用的箭鏃，後來，野生動物漸漸絕滅，於是有一日，他被發現在郊區某地，赤裸裸地，將近餓死。最後，他倒過了些平靜的日子，因為他當了加州大學的守門人。

讀李維史陀的作品（這裡的書店，除了《憂鬱的熱帶》外，尚有他的《野蠻的思想》及《結構主義人類學》），是因為讀過蘇珊·桑蒂[蘇珊·桑塔格]的《反例釋》[《反對闡釋》]，她在書中第二卷第五章寫這位「英雄的人類學家」，提到《憂鬱的熱帶》於一九五五年在法國出版時，普遍受到注重，但一九六一年英譯本面世，竟被忽略了。這本書，她認為，一如弗洛伊德的《釋夢》[《夢的解析》]，同樣是本世紀重要的著作之一。

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中記錄了螞蟻似的南比華拉族、華麗的保洛洛族、彩繪的加杜維奧族等，但他的成就並不局限于敏銳深刻的報道上，而是以他個人的經驗，反映新舊世界的對比、物質的欠缺、旅程上的種種反省；既寫夕陽沒落，亦寫現代，寫文化與權力的關聯。

有一天，在巴西一個城中，李維史陀曾步入一所法庭聽審，這還是他第一次進入法庭參觀。當時，出庭的被告是一名農夫，由於和人爭吵，在爭執中竟然咬了對方的耳朵，咬下一塊肉來。於是，原告、被告和證人滔滔不絕地用克里奧耳方言辯說，他們的話，由翻譯傳譯給三位在座的法官聽；法官們穿著厚厚的紅色鑲皮草長袍，熱得滿身汗，衣服里在他們的身上彷彿染血的繃帶。關於咬耳朵這件案件，一共只花了五分鐘來裁決，判了那名壞脾氣的農夫八年監禁。

李維史陀說，他一直對公正判決抱尊敬但懷疑的態度。一個人的命運，竟可以在這麼短短的五分鐘內決定下來，而又可以如此漫不經意地判刑，實在令他驚訝。

所謂「憂鬱的熱帶」，指的並不只是憂鬱，而是廣義地包含了悲愴與痛楚。在李維史陀的眼中，憂鬱熱帶的魔鬼是歷史，通往那些神秘而和諧的種種結構，如今都在眼前崩潰了。以巴西南族土著來說，在一九一五年時還有二萬人，到了一九三八年只剩下兩千。過了這麼些年，他們都變成了愁苦、醜陋、患病的人，並且面臨絕種。所以，李維史陀說：讓我們去研究這些原始人吧，趁他們還沒有消失。唉，原來人類學就是訃聞。

南比華拉族是巴西印第安人中最矮小的土族，男子大約一點六零米高，女子則高一點五零米，皮膚也比一般土人黑。不過，南族的少女非常美麗，由於整日在地上打滾，又有天生古銅色的皮膚。土族無論男女都不穿衣服，女子喜在腰際或項頸上掛一串貝殼珠鏈。這一族人的血液都是O型的。

南族人的生活和他們的季節有關，在他們，一年只有兩季：雨季和旱季。十月至三月是雨季，大家住在溪流上的山脊，他們種一些玉蜀黍、煙草、棉花或豆類。到了旱季，他們離開村落，過漁業生活，除了漁獵，他們還搜集各種可以吃的食物，包括蜘蛛、蟋蟀、蛇、蜥蜴、幼蟲，以及果子、種子和野蜜，總之，幾乎什麼都吃一頓。他們獵獸的武器包括一大批尖竹，用來插傷野獸，讓它流血而死。在武器中，他們有一件扁釘鎚，並非狩獵和戰爭用，而是用來驅趕風暴，趕樹精，只象徵式在空中揮舞。

一般的土族自己有獨木舟，南族人沒有，他們習慣游泳過河。他們出獵時，會把一切都帶了出發，他們的用具都是極原始的，如獸骨、植物纖維、樹上取下來的和果殼等，當他們帶了這些東西在樹林中魚貫而行，彷彿一隊螞蟻。

在巴西印第安部落中，南族的生活最原始，他們都睡在泥地上，由於寒冷，所以都擠在一起。南族人並沒有很多兒童，許多夫婦都沒有小孩，最多小孩的家庭也只有兩個。已婚夫婦要等第一個孩子長大才能生第二個小孩。因為每年有六個月要在野外林中生活，照顧小孩一來不方便，二來影響母親工作，所以，全族人都懂得節育，有時婦人懷了孕，也會用藥草自己墮胎。

南族人非常愛孩子。李維史陀說，他從來沒有看見成年人打小孩。小孩都自己玩耍，沒有特別的遊戲，只學成年人打獵射箭。女孩子則跟著母親，穿貝殼項鏈，睡懶覺。南族人也非常喜歡飼養動物，既養猴子、鸚鵡，又養雞、狗、豬和野貓，他們並不吃這些動物，因為他們是寵物，他們反而吃蛇或蚱蜢。

巴西印第安人有不同的種族，在身形、生活習慣上也有不同的區別。加杜維奧族習慣一群人居住在同一間大室內，但保洛洛部落的人就不同了。整個部落的人會建造一列大約二十多間的房屋，圍成一個圓圈，屋子分立在圓周上，在圓圈的中心，則建了一座比較大的屋子，稱為「男人的房子」，這間房子只有男子才可以進去。族中的男子如果不用出外去打獵捕魚，就住進這間屋子裡，那些有了妻子的男子，如果不高興回家，也可以到屋子來。已婚的女子禁止進入「男人的房子」，如果是還沒有結婚的少女，倒不禁止，不過如果少女走到了屋子附近，就會被人們捉進去。即使小心翼翼避開屋子的少女，一生中也得有一次要自願到「男人的房子」去，表示願意和未來的丈夫結婚。

保洛洛的男子所以要住在一所特別的房屋中，也許是因為他們自己根本沒有房屋，圓周的那些房屋都是婦女的，婦女從小在哪一間屋子誕生，哪一間屋子就由她承繼，到了結婚，也是丈夫住到妻子的家中去。這個做丈夫的，可能和妻子的一家人合不來，所以，可以自由住到「男人的房子」去。事實上，「男人的房子」也不僅僅是一群男子起居的地方，在屋子裡，他們固然可以唱歌、吃喝，但主要的還是一同做漁獵工具，聚會或舉行宗教典儀。

保洛洛族人特別喜歡飼養一種長毛小鸚鵡，因為這類鳥的羽毛非常美麗，可以拔下來做帽飾。在巴西印第安人中，保洛洛族是個子最高、身體最強健的，他們都有圓的頭顱，蛋形面孔，但女子則比較矮小。男子並不穿衣服，整個人連頭髮在內都塗上油，然後畫上彩繪，非常華麗。女子在膝蓋、手腕、手臂上扎布條，身上穿最簡陋的泳衣式服飾。

土著的葬禮很特別，他們把死者放在村落中間的基地，蓋上樹枝，等到肌肉都腐爛，就把骨頭取出來，拿到河中去洗乾淨，然後在骨頭上畫上彩繪，黏上羽毛和彩石做裝飾放進籃里，再一起放在溪流或湖底。保洛洛族人認為，失去一個人是大自然對他們負了一次債，所以全族男子出外打一次獵，要獵一頭大野獸回來補償。

巴西加杜維奧族土人屬於蒙古種，身軀矮橫、扁面顴骨顯著、眼部線條傾斜，黃皮膚、直黑髮。他們習慣一同居住在一間大室內，即使一座房子有許多房間。在大室內，無論日夜都生了一個火，大家圍著火生活，白天則圍著火吃馬鈴薯，把馬鈴薯放爐灰里煨熟；晚上則圍著火睡覺，地上鋪了一層薄薄的玉蜀黍莖葉。睡覺的時候，大家都把雙腳對著火，圍成一個圓形。部落的財產全放在室內的地上，不過是些斧頭、刀子和針線，有時候有幾個瓶子和一把雨傘。傢具方面，有木矮凳、木桌子。用具方面有麵粉篩、陶碗、木研砵和瓢。

加杜維奧土族的男子通常穿一件破爛的襯衫，和一條陳舊的長褲，女子則單穿一件布衣裙或在身上圍一條毛毯，至於小孩子，就完全赤裸了；但是每個人必定戴一頂闊草帽，這是部落最出色的手藝。李維史陀曾在土著的家中見到他們的陶器，想向其中一位老婦人購買一個，老婦人願意賣，但她說，這些陶器不是她的，也不屬於她的丈夫或兄弟或兒子，原來一切的陶器都屬於她的孫女兒—一個三歲的小女孩。李維史陀不但要付一筆錢，還要附送戒指和胸針，才能換得一件陶器。

原始人類擅長描繪生活中的所見所感，初民在山洞內壁就畫過牛隻和各類野獸，繪畫的原因有各種不同的意義。根據記錄，於一八五七年時，有一艘歐洲戰船馬拉卡哈號駛至巴拉圭，船上的水手於第二天醒來時，看見當地的土人滿身畫滿了船錨的圖案，其中一人身上畫的竟是船上軍官的制服，那制服畫得十分相似，不但有紐扣、條紋飾邊，還有劍帶。這不但證明了土人的觀察力和寫生技巧，而土人這樣做，可能也和先民在山洞壁上畫牛的出發點相同。

巴西土族生活簡陋，他們的藝術才能發揮在彩繪文身和歌舞上，李維史陀很重視他們的彩繪圖案，認為它們使人想起西班牙巴洛克藝術風格，他認為，土人一定受過西班牙那些發現新大陸的征服者的影響。

巴西的土著都喜歡在軀體上彩繪，尤其是一張臉。只要有空，婦女們整日不停替別人畫面譜。加杜維奧族土人對於彩繪特別重視，在他們的部落里，男子都是雕刻家，婦女則是畫家。空閑的時候，男子用木頭來雕刻，刻人，刻馬，或刻鴕鳥；婦女們則替別人彩繪頭臉和軀體。彩繪的工作都由婦女擔任，年長的老婦人，繪得尤其出色，她們並沒有範本，也沒有固定的模式，圖案方面多數是十字筆觸及螺旋紋樣，可是畫在臉上的面譜，沒有一個相同。李維史陀一共搜集了四百多個面譜，最初，他用攝影的方法，可是，攝影是昂貴的，於是，稍後他決定用紙來自己臨摹，到了最後，他想出了一種更好的方法，乾脆請婦女們替他直接繪在紙上。他在白紙上先畫一張臉，然後交給她們去畫，而擅長彩繪的婦女，果然替他一個一個面譜畫起來，而且畫得很好，彷彿人的臉和紙上的臉一樣，並沒有因為是畫在紙上而遜色。

她們多半手拿一條竹枝，蘸在一種「簡尼巴蒲」植物的汁中，液汁本來無色，但經過了氧化會變成藍黑色。十八世紀時，傳教士拉布勒多曾經在當地和土著生活過一段時期，看見他們把自己塗得滿身都是花紋，不禁搖頭嘆息，認為他們竟然把時間浪費在這種事情上，但主要的還由於他們「對上帝的創作不敬」，他認為，把好好一個自然的美麗軀體塗污了，又把人的臉破壞了。他試過尋求解釋，是不讓敵人認出他們嗎？是壓抑飢餓的痛楚嗎？他於是去問他們。他們說：在身上繪畫是必須的，如果保留原來的模樣就和野獸一樣了。原來土人彩繪自己，是為了想和野獸不一樣。對於他們來說，這可是一種文明的表現了。

即使傳教士不贊成土人彩繪文身，但他不得不承認，婦女們的藝術技巧，遠勝土耳其華麗的地毯。李維史陀則認為，在繪面譜上，普通人全繪，部落的貴族只繪額前，顯示了社會學上的功能。再說，把自己彩繪成另外一個樣子，難道不是為了和上帝不一樣嗎？

據說，任何地方的土人都不肯讓外來者為他們攝影，以為一旦被照相機在他們的面前那樣咔嚓一響，他們的靈魂就會被攝走了。但這情形後來可能有了改變。曾經聽過馬朗先生述說他早些年在南美的生活，說他因為帶了一架即攝即有的照相機，到了原始的部落，為他們拍了照，一拍之後，就立刻有照片拿出來，而且是彩色的，使得土著大為驚異，於是紛紛排隊圍聚，每一個人都要他為他們拍照。由於手中有一架這樣的照相機，當地的土人幾乎要擁護他為酋長。

李維史陀到巴西去的時候，並沒有帶即攝即有的照相機，事實上那時候也沒有這樣的照相機，不過，當地的土人對攝影並不反感，而且可能由於外來者對他們來說也不再陌生了，到底二十世紀不同於十八世紀，土人都願意讓李維史陀為他們拍照，但是，他們讓他拍照，可要收錢。起初，人們對初出道的人類學家驚告道：土人怕拍照，因為拍照會攝走他們的靈魂。李維史陀當然有點擔心，哪知道，事情剛好相反，不但沒有人不肯拍照，反而幾乎所有的人都跑來要求拍照，因為他們根本不理會拍照是怎麼一回事，不過站在那裡由得你咔嚓一聲，他們就可以收錢了。要求拍照的人是那麼多，令李維史陀大傷腦筋，他又不能夠胡亂浪費菲林。於是，這位年輕的人類學家也不得不欺騙他面前的土人了，他只假意拍照，不旋菲林，咔嚓咔嚓地按響快門，當然，他雖然節省了不少菲林，錢包是不能緊按不動的。

即使是成群結隊地跑來叫李維史陀拍照，那也是一件好事，因為土著並非一年四季都在固定的地方居住，每年總有好幾個月，整個部落的男女老幼會一起沒入樹林去狩獵，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隱沒在哪裡，也不知道他們在樹林中如何生活，直到幾個月後，他們才從密林中出來。所以，對於李維史陀來說，一群人纏著他拍照，雖然要自己不斷派錢，總比整個地方一個土人也不見的好。除了金錢，婦女們喜歡的還有項鏈或指環等等的首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