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

消失

就是在這次匆匆回訪中，我得知原大隊書記四滿後來當上了縣委書記，眼下又成了在押的貪案要犯。我有些惋惜，想起當年他在關鍵時刻的手下留情時還有點慚愧：他幫過我們而眼下我幫不了他。

當時「反動組織」一事鬧開了，鬧開的內情我以後會說。這裡先說鬧開以後，消息傳來，我們全變了臉色，膝頭控制不住地哆嗦，講話都有些結結巴巴。只有大川還冷靜一些，陰沉著臉，抽著煙，要大家不要慌亂。我們都被民兵押到大隊部接受審問，其中大川被關押得最長，整整七天，據說還挨了四滿的兩記耳光，手臂上留有捆綁的血痕，好幾天里無法伸直。

他是我們的頭，當然是反動組織的首犯，審問中索性把什麼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攬，算是有種的漢子。後來的日子裡，他不多言語，一反常態的溫和，對女生也不再是壓下眼皮，一條窄縫裡的眼光要看不看。他把小雁和小青叫去，語重心長了一番。交代她以後去學學繡花，學學裁縫，好歹也能混口飯吃；交代她們以後做事不要太逞能，偷偷賣血的事更要適可而止。看著他一派慈祥長輩從容安排後事的模樣，兩個女生都哭紅了眼睛。

大家越是心情沉重，他倒越是放鬆，對著門外的青山做做擴胸動作，說你們真是經不起事呵，不就是要一顆人頭嗎？早死晚死都是一回事么！他喝下一碗谷酒，高唱一曲現代京劇《紅燈記》里烈士就義的唱段：「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

唱腔在靜靜的山谷里特別宏亮。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很多天都過去了……大川的《紅燈記》都唱乏了，擴胸動作也做乏了，還是沒有出現我們預料中的囚車，甚至沒有什麼陌生的官家人進村來。大川颳了鬍子剃了頭，換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衣和一雙回力牌藍色球鞋，一心一意地等著被捕甚至就義，一直沒有出工幹活，等著等著都有點茫然無措了，不好意思了，這天終於忍不住還是扛一把鋤頭來到地上，顯得有點灰溜溜的乏味。他沖著手中一把禿鋤大發脾氣，鋤楔釘緊了又掉，索性三下兩下把鋤楔砸得開了花，似乎是記熟了台詞並且化好了妝的演員，等來等去只等來了演出無限期推遲，最他媽讓人窩火。連我們也覺得，故事如果這樣不了了之，雖然是謝天謝地的大好事，卻也讓人有點空忙一陣的失落感。是一個驚險恐怖片只演了半截子，有頭無尾，讓人等也不是，不等也不是。

我們也對鋤楔表示憤怒，對所有農具的質量低劣怒不可遏，完全是討大川的歡心，力圖彌補自己某種莫名的愧疚。我們似乎對公安局的警車沒有來負有責任，對目睹大川白白英勇了一次負有責任，既然節目虎頭蛇尾，我們就不應該爭相觀看，看什麼看？豈不是故意看人笑話？

我不知道四滿是因為什麼把案子壓下來了。我不能不想到，假如那一次不是他裝糊塗，案子真鬧到上邊去，大川真有可能進了大牢甚至掉了腦袋。即使事情沒有那樣慘，我們讓他一個人獨攬全部責任，幾乎是默許他孤零零代大家下地獄，也是一群懦夫留下了永遠的污點。我得承認，我沒有他那樣勇敢，只是幫他倒開水，替他洗鞋子，殷勤百倍地為他忙前忙后，但從頭至尾沒有說出那句最應該說出的話，也許是他最為期盼並且最能得到安慰的一句話：

「跑蘇聯的計劃是我提出來的，要坐牢我跟你一起去……」

我猶豫過，但放棄了，於是永遠沒有機會再把這句話說出來。

我重新想起了這句沒有說過的話，重溫著面對大川的愧疚和感激，完全是因為我再次來到了太平墟，再次走在當年的小路上。如果沒有這條小路的提示，我不知道還要忘記多少故事。我有點暗自心驚，不知道遺忘是怎麼回事，不知道是因為我遺忘了這件事所以無從記憶；還是因為我不願意記憶這件事所以如期地遺忘。我想起不久前看一盒錄相帶，帶上有普通話和廣東話兩個聲道的混錄。我的錄相機不太好，無法濾掉其中的一個聲道，兩種話音混在一起，讓我什麼也聽不清。後來我儘力要求自己「只聽」其中一種聲音，奇怪的事情居然發生了：耳朵有了排除功能，廣東話的聲音漸漸隱去，直至完全消失。只是我一旦意識到「這盒帶子實際上有兩種聲道」，稍稍放鬆一下自己的控制力，消失的聲音就立即轟然而出，重新造成耳邊的嘈雜一片。

顯然，我的耳邊並無一種客觀的聲音，我的耳里並沒有客觀的聽覺。與其說我當時聽到了什麼，不如說是我的意識決定了我只能聽到什麼。一道文詞性的指令決定了錄相帶上某個聲道的進退和出沒。

我們的記憶也是如此罷。我們以為自己記住了的往事那裡，其實還隱匿著很多其它的往事，並未消逝，只是隱形，埋藏在記憶搜索範圍之外的什麼地方，消失在無邊的黑暗之中。只有在特定的情境里，注意力適時改變，它們才會轟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