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諸教情狀

第二十四章

隋唐五代宗教

第一節諸教情狀

當晉、南北朝之世，佛教之流傳初盛，牢籠舊有諸迷信之道教，亦於此時長成；適會新莽變法敗績，吾國人不復敢言改變社會組織、政治制度，而欲以空言提唱道德，移易人心，玄學因之昌盛；其易與哲理精深之佛教合流，又將己所崇信之哲理，與舊有諸迷信相結合而成道教者，勢也。顧懷抱此等見解者，不過極少數人。其大多數人，固皆視佛與道為宗教而迷信之者也。視為宗教而迷信之，則必不免多所耗費。物力耗矣，而於精神仍不能有裨，此為求益而反損。晉、南北朝之世，實不免此弊。顧流弊初滋，呼號而欲划除之者，亦即隨之而起。隋、唐之世，此義日昌，而限制宗教之政令，亦因之而漸行焉。佛家痛心於三武之厄。三武者？魏太武帝、周武帝、唐武宗也。佛狸廢佛，別有用心；周武則特欲除宗教之弊，而非欲去教化之實；《兩晉南北朝史》已詳言之。唐武宗，世皆言其廢佛，實亦僅限制之而已。限制則去其流弊之謂也。知宗教之不可無，而特欲去其流弊，可不謂之合於理乎？武宗之廢佛，固不久而即復，然合隋、唐三百年之事而觀之，則限制宗教，去其泰甚之論議，與夫隨之而起之政令，夫固寖昌寖熾也。經此一番矯正，宗教之流弊遂漸祛，於物力少所耗費，而弊之中於人心者，亦日澹矣。

儒、釋、道並稱三教之局，至南北朝之世，業已一成而不可變矣。儒家實非宗教，何以能與釋、老並稱？此即可見吾國人對待宗教之中理，不使教義與人事，離逷過甚也。姚崇之將死也，遺令子孫毋作佛事。又曰：道家「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為業」，更不可用。《舊書·本傳》。李叔明之欲裁減寺觀僧道也，彭偃議言：「道士有名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新書·李叔明傳》。詳見下節。則道家名雖與佛並列，實則佛之附庸而已。宗教流弊之輕重，則佛教之盛衰也。而佛教之在隋、唐，實為盛極而衰之世。

中國之佛教，凡得十三宗，興於隋、唐之世者，為俱舍、攝論、華嚴、法相、真言五宗，《兩晉南北朝史》已言之。俱舍、攝論，后皆折入法相，不足深論。華嚴、性、相，並稱教下三家，與禪宗之自稱教外別傳者相對，顧至唐中葉而皆衰；真言宗則本未大盛；唐中葉后盛行者，則禪、凈二宗而已。此其故何哉？信佛者，極少數人，固不敢謂其不能發弘願，蠲私慾。顧此特極少數耳，其大多數，則皆欲蘄求福報者也。信佛之後，此念自不能無變化，然終潛伏於其心坎深處，宋、明理學家所譏其多得這一些子意思者也。然欲蘄求福報，其所願果獲遂乎？中國人言福善禍淫，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較之佛家期報於冥冥不可知之數者，豈不更為實在？其如與事實不符何？佛教之言輪迴，言來世，則正所以彌此缺憾者也。然言輪迴，言來世，果遂足以彌此缺憾乎？佛家之言修持也，義甚精微，循其義而行之，必非一世所能竟，此事之至易見者。然不修至佛地位，則終不免於退轉而仍入輪迴。一入輪迴，則因其根器之不同，而修為之機緣，或且甚少。此寧不使人怖懼？然謂修為者立義可以稍粗，或雖未成佛亦可以不退轉，則非盡易前說不可，此狐埋之而狐猾之也。然則教義愈入於精微，愈將使信徒掉頭而去矣。此佛家因發展過度，而自入於絕路者也。臨此局勢，勢不可不思所以救之。救之之道惟何？朝暮四三，易其名者固不能變其實。曰「二乘聾瞽，地獄頓超」，此佛可速成之說也。雖道自華嚴，見《華嚴經·隨好光明功德品》。而惟禪宗之屏棄人事，專事一心者，足以致之，固無疑義。曰求生凈土，免受後有，而於其中，徐徐修行，以至成佛，則雖未成佛亦不退轉之說也。凈土宗實唱道之。佛為宗教，所說教義，雖極精深，意皆在開示人使事修持，非重其義。能修持矣，義自可作筌蹄之棄。故禪宗之說，無可詰難。抑佛家修持之法，括以止、觀雙修。凈土宗教人以觀、想、持名，於此二者固無所偏廢，特變繁難為簡易耳。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固不能謂簡易之法，不逮繁難。則凈土宗之說，又無可詰難也。以此自救，可謂煞費苦心。然禪宗大行，勢必至於教義皆無所知，戒律亦可捐棄，而枯寂、猖狂之弊作。至凈土宗則本雲「普接利鈍」，愚柔者無不歸之，而佛教中之鄉愿滿天下矣。朝暮四三，易其名者終不能易其實。佛教至此，欲無衰落，得乎？

由盛入衰者，所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當其中與盈之時，衰機雖肇，衰象固不可得而見也。故隋、唐之世，佛、道二教，仍極受政府之尊崇。隋文帝之專事矯誣者無論矣。武則天因沙門偽撰《大雲經》，令釋教在道教之上。中宗復國，崇飾寺觀。睿宗仍之。玄宗初年，稍有沙汰，見下節。后亦停止。肅宗在鳳翔，即作內道場，供奉僧晨夜念佛，聲聞於外。見《舊書·張鎬傳》。代宗任元載、王縉、杜鴻漸，其迷信又加甚焉。憲宗迎佛骨，結內道場，數幸諸寺，施與過當。見《舊書·蕭仿傳》，附其從兄俛傳后。懿宗又迎佛骨，賜講經僧沈香高坐，飯萬僧。《舊書·李蔚傳》。其耗費，於唐諸帝中蓋為最甚？《舊書·本紀贊》。猶曰：「此等舉動，歷代有之，非唐所獨也。」至其於道教，則更有超越前古者。唐起夷狄，欲自附於華夏，乃謬托老子為始祖。又因古李、理二字，互相通假，並牽率及於皋陶。謂其歷虞、夏、商，世為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至紂時，有名徵者，以直道得罪而死，其妻陳國契和氏，與子利貞，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乃改理為李氏焉。《新書·宗室世系表》。高祖即幸終南山謁老子廟。《舊紀》武德七年（624）。太宗雖謂神仙事本虛妄，《舊紀》貞觀元年（627）。

而毫州老君廟，亦與兗州宣尼廟同修。《舊紀》貞觀十一年（637）。高宗封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舊紀》乾封元年（666）。武后專政，又追尊老子母為先天太后。《舊紀》光宅元年（684）。及革命，黜玄元皇帝之號，仍稱老君。至中宗又復其舊。《舊紀》神龍元年（705）。皆所以輾轉文此一舉之過者也。此唐代尊崇道教之第一期也。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並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本紀》作文中子，「中」字衍，《禮儀志》無。天寶元年（742），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喜台西發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大寧坊。二月，親享於新廟。號莊子、文子、列子、庚桑子皆為真人，其所著書稱真經。改桃林縣為靈寶縣。九月，玄元廟改稱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743），追上尊號，並追尊其父、母及皋陶為帝、后。

改西京玄元廟為太清官，東京為太微官。天下諸郡為紫極官。自此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官，次日享太廟，又次日乃祀南郊焉。七年（748），又有人言玄元皇帝見於華清宮之朝元閣，改為降聖閣。又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山為昭應山，封山神，仍立祠宇。八載（749）、十三載（754），又再上玄元皇帝尊號。十四載（755），頒御注《老子》並義疏於天下。以上並見《舊書·本紀》及《禮儀志》。《新紀》云：至德二載三月，通化郡言玄元皇帝降，則至入蜀之後，其妖妄猶未息也。高宗嘗幸少室山，賜故玉清宮道士王遠知謚。又幸逍遙穀道士潘師正所居。《舊紀》調露元年（679）。睿宗亦嘗征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舊書·文苑·李適傳》。然皆未使與政。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5），征張果至京師。果見兩《書·方伎傳》。由是頗信神仙。《通鑒》。其後道士孫甑生，遂托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舊書·忠義·李證傳》。術士蘇嘉慶請祀九宮貴神。事見《舊書·禮儀志》及《舒元輿、崔龜從傳》。

王嶼更專以祠事希幸。肅宗立，竟至宰相。肅宗嘗不豫，玙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為奸，所至干托長吏，以邀賂遺。代宗時，道士李國禎請於昭應縣南山頂置天華上宮、露台、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縣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皆見《舊書·王嶼傳》。術士巨彭祖，又請每四季月郊祀天地。見《舊書·禮儀志》及《歸崇敬傳》。皆因臣下諫諍，僅而獲已。凡茲淫祀，蠹國勞民，亦皆玄宗階之厲也。此唐代尊崇道教之第二期也。第一期欲以誑人，第二期則反為人所誑矣。至第三期，則其事又異。憲宗信方士柳泌及僧大通，服金丹，數暴怒，恚責左右見弒。見《舊書·本紀》元和十四（819）、十五年（820），兩《書·李道古、皇甫鎛》，《新書·宦者·王守澄傳》。穆宗立，悉竄誅之，然身亦餌金石而死。見《舊紀》長慶四年（824）及兩《書·裴潾傳》。敬宗通道士劉從政、孫准、趙歸真，山人杜景先，處士周息元。遣中使往湖南、江南及天台山採藥，押杜景先往淮南及江南、湖南、嶺南求訪異人。見《舊紀》寶曆元年（825）及《新書·李德裕傳》。文宗立，配流趙歸真等於嶺南。武宗居藩，即好道術、修攝之事。及即位，復召歸真，令與衡山道士劉玄靖修法籙。築望仙觀于禁中，望仙台於南郊壇。服方士葯，膚澤消槁，喜怒無常，卒亦不得其死。見《舊紀》開成五年（840），會昌元、三、四、五年，《新書·后妃·武宗賢妃王氏傳》。宣宗立，誅劉玄靖等十二人。及季年，患風毒，復欲服金石之葯。見《舊紀·贊》及《韋澳傳》，《新書·崔慎由傳》。卒為李玄伯所誤，見第二十二章第六節。此唐代尊崇道教之第三期，純出於求長生之私慾，並迷信之愚誠而無之矣。其流，至於梁太祖猶因病欲服石劑。見薛《史·段深傳》。而王衍亦起上清官，塑王子晉像，尊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焉，歐《史·世家》。亦可謂遠矣。然此等表面之尊崇，曾何足挽二氏將衰之運也？

斯時之出家者，才智之士尚多。如魏徵即曾出家為道士。姜公輔罷相，亦乞為道士。孫晟為南唐志節之士，亦少為道士。道士如此，僧徒自更不待言。北漢末葉，抗禦中原之力極強，其輔佐之者，一僧繼顒，一曾為道士之郭無為也，說見第十四章第六節。韋渠牟亦有才學，而初為道士，後為僧。僧道亦多有著述。散見兩《書·經籍、藝文志》中。僧徒尚有遠遊求法者，而玄奘留印度至十七年，多齎經論返國，譯出者至七十餘部，尤蔚然為佛乘之光焉。玄奘所譯經，《舊書·本傳》雲七十五部。《續高僧傳》雲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雲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之後，游印者又有義凈，有《南海寄歸內法傳》。陸羽育於僧人，欲教以旁行書，而羽不肯，已見第二十二章第二節。薛《史·世襲·李茂貞傳》言：岐下有僧曰阿闍梨，通五天竺語，為士人所歸，足見通知印度文之僧人，五代時尚有之也。道家固多誕妄，然觀李道古進柳泌以誤憲宗，而身亦以服藥死，則葯雖誤，進之者未必欺人；即方士，或亦誠為古人所欺也。其所行服餌、道引及諸小術，則更不能謂為欺人。當時道流，或有小術。如《新書·馬周傳》，言周之亡，太宗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此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也。《方技傳》云：孫甑生能使石自斗，草為人騎馳走，此欒大使棋自相觸擊也。此固不能欺人。其有導引術者，如《張果傳》言其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此亦不容作偽。事服餌者，如《舊書·蕭嵩傳》，言其性好服餌，及罷相，於林園植葯，合煉自適，此等亦無流弊，惟服金石之劑，則為所誤者極多。然謂其意在欺人，則亦未必，何者？以此進於人君，厚賞未必可期，一誤，或葯雖不誤而其君自以他故致疾、致死，皆可罹不測之禍，又何苦昧死以幸利邪？荒誕者自有之。如張果自言生堯丙子歲，位侍中。《新書·藝文志》有李筌《驪山母傳陰符玄義》一卷。《注》云：於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黃帝陰符。本題雲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至驪山，老母傳其說。則真可發一噱，然此等並不足以概其全也。而其中亦誠有通曉玄言、恬退守正之士，兩《書·方伎傳》中有之，《隱逸傳》中亦不乏也。然欲恃此等以挽二氏將衰之運，則更無可望矣。

輿論必先於政令。當時政府之於二氏，雖致尊崇，特積習相沿，又其人本昏愚，或則中於貪慾耳。明睿之輿論，固多欲祛除二氏之流弊，此新生方長之力也。韓愈攘斥佛、老之說，略見第二十二章第三節。愈以諫迎佛骨貶，志不行於當時。張籍責其不能著書以覺世。而愈答書曰：「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十、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新書·愈傳》。其毅然自任之志，曾不少減焉。薛《史·馬胤孫傳》，言其慕韓愈之為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依長壽僧舍讀佛書，乃幡然一變。此雖變於後，其初固愈之徒，足見志愈之志者不乏其人。此等人日多，攘斥佛老之論，亦必隨之而盛矣。愈等皆欲得位乘時，為天下祛除積弊者。其欲修之於身，行之於家者，則如姚崇，遺令戒子孫毋作佛事。《舊書·本傳》。李夷簡將終，亦戒毋事浮屠。《新書·本傳》。石昂，父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歐《史·本傳》。姚崇言「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此義固中材所能知。其論事佛求福，乃反得禍，與韓愈諫迎佛骨之說同，則更中人以下所能解矣。此等議論昌，而流俗之崇奉二氏，亦益澹矣。此等風氣，潛滋暗長，則政令雖未行，不過枝葉未有害，而其本實固已先拔矣。

佛、道而外，隋、唐之世，尚有自外國傳來之宗教。曰火襖，曰摩尼、曰景、曰伊斯蘭教，而摩尼為盛。諸教事迹，皆頗湮晦。近人陳垣，撰《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於此二教之事迹，搜考頗詳，並略及於景教。惟伊斯蘭教之事迹，則尚甚湮晦耳。今略述今所能考見者如下：

火襖，即南北朝時之胡天。《通典·職官典》：視流內有薩寶、正五品。薩寶府襖正；從七品。視流外有薩寶府祆祝、勛品。薩寶率府、四品。薩寶府史五品。諸官。《注》云：「武德四年（621），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祀，取火咒詛。」《舊書·職官志》云：視流內、視流外諸品，開元初一切罷之，惟有薩寶襖正、襖祝、府史，蓋為此教而特存之者也。《新書·百官志》祠部職云：「兩京及磧西諸州火祆，歲再祀而禁民祈祭。」唐韋述所撰《兩京新記》久佚，日本《佚存叢書》刊其第三卷。據所記，則西京火祆祠有四：一在布政坊，一在醴泉坊，一在普寧坊，其一佚焉。據宋敏求《長安志》卷七所引補之，則在靖恭坊也。敏求又有《河南志》，亦久佚。清嘉慶間，徐松因纂《全唐文》，於《永樂大典》中得《河南志圖》，證以《玉海》所引，《禁扁》所載，知是敏求舊帙。乃輟集他書，成《唐兩京城坊考》。此亦足補《宋志》之亡。據所考，則東都會節坊、立德坊皆有襖祠。又據張《朝野僉載》，《四庫全書》本。知東都南市西坊亦有襖祠，又涼州有襖神祠。而涼州祆神祠，亦見敦煌唐寫本《圖經》殘卷。皆足與《新志》之言相證。而《兩京新志》布政坊祆祠下《注》雲「武德四年（621）立」，又足與《通典》之言相證也。火祆不傳教，亦不翻經，又稱祠，間稱廟，而不稱寺，蓋中國人無信者，特胡人自奉其所信而已。皆據陳氏《火祆教入中國考》。其詳當考原文。

摩尼教則異是。《佛祖統紀》卷三十九云：「延載元年（694），波斯國人拂多誕持《二宗經》偽教來朝。」《二宗經》者，摩尼教經名。拂多誕其教中職司，李肇《國史補》所謂小摩尼也。此為摩尼教入中國之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云：開元七年（719），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賒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闍，親問臣等事意及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其供奉。並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慕闍亦其教職司之名，《國史補》所謂大摩尼也。《通典》薩寶府《注》，於火祆外兼及他外教事。其述摩尼事云：「開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則其教甫入中國，即從事傳布，而中國則禁止之。此亦猶佛教初傳來時，不許華人剃度耳，見下節。當時火祆亦不傳教，非獨歧視摩尼也。然中葉后，摩尼挾回紇之勢而來，中國遂不能禁。《僧史略》卷下云：「大曆三年六月，敕回紇置寺，宜賜額大雲光明之寺。」《佛祖統紀》卷四十一紀此事云：「敕回紇奉末尼者建大雲光明寺。」則「大雲光明」為摩尼教之寺無疑。而《新書·常袞傳》雲「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后乃創邸第、佛祠」，雲佛祠者？

《九姓回鶻可汗碑》云：「往者無識，謂鬼為佛，今已悟真，不可復事」，似摩尼自稱真佛，故開元敕斥其妄稱佛教。然則稱大雲光明寺為佛祠，疑當時流俗自有此語，紀載者從而書之，子京遂未改正也。《僧史略》又云：「大曆六年正月，又敕荊、越、洪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佛祖統紀》則云：「回紇請於荊、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疑《僧史略》奪揚字。建寺及於江域者？摩尼本行於西域，回紇之入中國，亦嘗與賈胡偕，疑寺亦隨其足跡之所至，非其教之傳布，如是其速也。《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九云：「貞元十二年（796），回鶻又遣摩尼八人至。」雲又，明非初至。《舊書·德宗紀》：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命陰陽人法術祈雨」。《唐會要》卷四十九《摩尼寺》條云：「以久旱令摩尼師祈雨。」知陰陽人即摩尼師，久自通於政府，而兩《書·回紇傳》皆謂其元和初以摩尼至。《通鑒》亦於元和元年（806）書云：「是歲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明其所據皆同，而其說實誤也。《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九云：「元和二年（807），回鶻使者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許之。」《舊書·本紀》同，惟無使者及三所字。《舊書·回紇傳》：「元和八年十二月二日，宴歸國回鶻、摩尼八人，令至中書見宰官。先是回鶻請和親，憲宗使有司計之，禮費約五百萬貫。方內有誅討，未任其親。以摩尼為回鶻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然後卒許其和親，至長慶元年（821），「回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焉。摩尼在回紇中之權勢可見。《傳》又云：其「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奸」。中國蓋未嘗不苦之。故回紇一敗，摩尼即遭禁斷矣。以上亦多據陳垣《摩尼教入中國考》。

景教之來，事在貞觀九年（635）。十二年（638），許其建寺，名波斯。天寶四年（745），敕云：「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通典薩寶注》。《兩京新記》：西京醴泉坊街南之東有波斯胡寺。《注》云：「儀鳳三年（678），波斯王畢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長安志》云：「景龍中，宗楚客築此寺入其宅，移於布政坊之西南隅襖祠之西。」《兩京新記》又云：普寧坊街東之北有波斯胡寺。《唐兩京城坊考注》云：「貞觀十二年（638），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據《景教碑》，普寧坊應作義寧坊，阿羅斯應作阿羅本。又《兩京城坊考》東都修善坊有波斯胡寺。皆其遺迹之可考者也。亦據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建中二年（781），寺僧景凈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明末於長安崇仁寺掘得。而近世敦煌石室所得者，又有《景教三威蒙度贊》。見伯希和《唐元時代中東亞基督教徒》，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內。皆可考見景教初入中國時之情形焉。

伊斯蘭教何時傳入中國，尚乏信史可征。日本桑原騭藏《蒲壽庚傳》云：廣州城內有懷聖寺，寺內有番塔，或稱光塔，其構造與佛塔絕異。相傳為伊斯蘭教初至時所建。清金天柱《清真釋疑補緝》所收《天方聖教序》云：「天乃篤生大聖穆罕默德，作君作師，維持風化。西域國王，皆臣服而信從之，共上尊號為賠昂伯爾。隋文帝慕其風化，遣使至西域，求其經典。開皇七年（587），聖命其臣賽一德斡歌士齎奉《天經》三十冊傳入中國。首建懷聖寺，以示天下。」此說自不足信。桑原氏謂光塔與岳珂《桯史》所云蒲姓宅后之率堵波絕相類，疑寺亦宋時蒲姓所建也。本文三，《考證》二十八、二十九。又引明何喬遠《閩書》卷七云：「嗎喊叭德聖人，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卒葬此山。」泉州東南郊外之靈山。桑原氏謂其言武德時來難信。然其說起原頗古，當在北宋前唐中世后雲。本文一，《考證》十。唐時大食來者甚多，其教不得無隨之而至者，特其遺迹無可考耳。然即有來者，亦不過自傳其教，於中國人必無大關係也。

外來之宗教，固與中國人無甚關係，佛、道二教，看似牢籠全國，實亦不然。凡教，其質皆同，惟其所遭際者有異。因緣時會，通行較廣，又為執政權者所崇信，則所奉事者稱為正神，其教為大教，而不然者，則見目為淫祀，為邪教矣。狄仁傑充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惟留夏禹、吳大伯、季札、伍員四祠。《舊書·本傳》。然高勱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勱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隋書·本傳》。然則伍子胥廟，又何嘗不可煩民也？煩民與否，豈視其所奉之神哉？於為蘇州刺史，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惟吳大伯、伍子胥等三數廟存焉。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皆見《舊書·本傳》。二事與狄仁傑絕相類。觀後繼者所除去之多，而知前人之政績，為實錄，為虛飾矣。果俗之所共信，豈易以此等政令搖動邪？不特此也。《舊書·德裕傳》又言：寶曆二年（826），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緣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咋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無益於黎甿。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從之。而《新書·裴度傳》曰：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毫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然則令狐楚之智，與江南僱人取水者無異也。不亦令人齒冷乎？以此等人執政，而定教之邪正，豈足信哉？《新書·林蘊傳》言：其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然則淫祠民固苦之矣。而不廢者？有所利者把持之，民固無如之何也。然此等見尊於一方之神，遭際時會，風行全國，列為明神者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