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國價值傳統與經濟學的人文轉向

六、中國價值傳統與經濟學的人文轉向

我們以上講的是中國價值傳統的形成和現代轉型，以及新的價值革命的方向和方式。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進一步研究中國價值傳統對中國政治經濟學建構的意義。

經濟學是科學嗎？我們一般認為經濟學是科學，但是有幾位大的思想家認為經濟學不是科學。儘管如此我們卻不能否認科學主義對經濟學影響極深。我們看看經濟學的科學化過程：第一步是亞當·斯密的理性人假設。人是理性人，但人還有感性的一面。亞當·斯密把理性和感性分開，寫了《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前者採用的是理性人假設，後者採用的是感性人假設。通過這種分離，亞當·斯密把經濟學變成片面的理性科學。第二步是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分開。我們知道在亞當·斯密時代還有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但是到了李嘉圖時代就把歷史方法拋棄了，以邏輯方法和抽象方法為主。這以後英國古典經濟學逐漸走向衰落，而後出現一個德國歷史學派。德國歷史學派重歷史但忽視邏輯。歷史學派衰落之後就進入了新古典主義時代。像門格爾，一方面要為理性分析辯護，另一方面要極力清除歷史學派的影響。這樣，歷史就再一次被拋棄了。第三步是實證主義統治。休謨將實證與規範分開，由此經濟學變成實證科學，經濟學作為實證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也就是價值不斷被祛除的過程，價值判斷、道德倫理等完全被趕出了經濟學。第四步是經濟學的數學化。「萬物皆數」是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傳統，西方經濟學將數學化發展到極致，不僅一切經濟現象都可以用數學模型來分析，連人的感情都可以計量了，婚姻、家庭、子女都可以數學化。

現在我們再反過頭來看看經濟學和人文的關係。前面的設問是：經濟學是科學嗎？現在我們重新設問：經濟學是人文的嗎？

我們沒有時間來梳理人文主義的歷史。這裡，我們僅僅提出人文可以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是人文之「人」，一個是人文之「文」。

我們先看人文之「人」。人文之人是本體意義上的，說的是人與物或者人與自然的關係。

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構建，首先要解決人在社會經濟中的位置，也就是人本還是物本的問題，也就是經濟學是人的經濟學還是物的經濟學的問題。西方經濟學基本是物的經濟學，講資源配置，講資源配置的效率。馬克思主義不這樣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以人為本的經濟學。馬克思曾經講過：「人是全部人類活動和全部人類關係的本質、基礎。」所以「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長期以來，理性主義壓制了人的感性方面，西方經濟學從理性人假設出發，走向科學主義，並導致了種種矛盾。中國經濟學的重構，就是要實現人文轉向，首先要將經濟學建立在「現實的」人性基礎之上。

其次要解決經濟學人性假設問題。人不單純是理性人，人不但有理性，還有感性，還有信仰，人是理性、感性和信仰三維結構的。如果沒有感性，就沒有倫理；如果沒有信仰，就失去了一切的追求和目標。所以，經濟學要解決人性假設問題，不能僅僅將人假設為理性人。

最後，經濟學不僅要回答「是」的問題，還要回答「應該」的問題。經濟學能否避開道德判斷？我覺得不可能。經濟學應該成為研究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範經濟學。所以說經濟學不能脫離價值判斷，不能祛除價值，即使研究效率也不能與倫理脫節，我們講效率但絕不能不講公平，也不能不講倫理，在商言商也不能不講道德。

這是經濟學人文轉向中的「人」的方面。經濟學轉向還有「文」的方面。人文之「文」就是「人文化成、文以載道」。這裡的人文之「文」就是指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我們之所以要建立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就是因為我們不能脫離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我們自己的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歷史和不同的文化傳統，有不同文化傳統的民族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我們的經濟學也不能不是民族的經濟學。所以，經濟學的人文轉向所涉及的問題是歷史、民族和話語問題。

首先，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是採取歷史方法的經濟學。人的存在包括自然的存在、社會的存在，還有歷史的存在。我們今天的人與我們前面的人和我們後面的人是有關聯的，是分不開的，所以人一定是歷史的人。毛澤東在延安時講過：「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實現中國經濟學的人文轉向，要求我們努力挖掘中國歷史資源，包括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資源，為中國式道路的形成、演化和發展提供歷史唯物主義闡釋。

其次，中國的經濟學應該是民族的經濟學。民族經濟學是誰提出來的？是德國人提出來的，德國歷史學派當時不承認英國的主流經濟學，他們認為他們應該建立一個德國人的國民經濟學，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與英國人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比如韋伯曾經說過：「作為一門說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是跨民族的，但是，一旦涉及要作價值判斷，政治經濟學就必然受制於人類的某一特殊族系。」現在，中國經濟學界也逐漸認識到，西方的經濟利益並不能等同於世界的經濟利益和中國的經濟利益，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中國與世界的融合，也加劇了中國與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的經濟利益衝突。因此，中國經濟學的人文轉向，必然包括民族經濟的價值內涵，需要建立中國的「國民經濟學」。

最後，中國經濟學要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形成中華民族獨特的話語體系。語言是文化的符號。不同民族的文化價值通過不同的話語體系得以表述，不同民族的利益訴求也必須通過不同的話語體系得以表達。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隨著本民族語言的形成和興起，也必然形成本民族的學術話語體系，即所謂「文以載道」。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中國道路的形成，要求中國經濟學的興起。但中國經濟學的興起並不能有賴於西方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認可，而取決於中國經濟學自立於世界經濟學之林的能力。這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掌握自己的話語權。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理論的指導下，吸收西方經濟學學術話語，發掘中國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資源，形成獨特的經濟學話語體系，構建「中國話語」的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