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5章：蘇亦關於「數字卦」的名場面
我在北大學考古正文卷第275章：蘇亦關於「數字卦」的名場面研討會一開就是十天。
每天不變的主體，就是學術報告。
而且，都是在同一個會議上，也沒有什麼分會場。
實際上，也沒必要。
與會人員，就六十多個，也不算太多，發言者在主席台上講，大家在下面聽，還要設置分會場，那就沒多少人了。
沒有PPT時代的學術報告，誰要做報告都需要大量書寫，又因為是古文字的研究，還需要準備文字拓片，也算是圖文並茂，這也造成一個結果，就是每一個學者花費的時間都比較長，再加上提問討論環節，分攤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時間就更長了。
也造成一天的時間，做報告的學者，並沒有多少人，難怪整個研討會安排了差不多十天的時間。
與會三巨頭，於省吾、張政烺、胡厚宣三位先生，他們的報告都放在第一天。
跟於張兩位先生一樣，胡厚宣先生也是考釋文字，不過並非考釋銅器銘文，而是做甲骨文單字考釋。
因為跟自己的研究方向偏離太多，蘇亦聽的一知半解，暫缺不表。
實際上，甲骨文單字考釋的學者，也不只有胡老，裘錫圭先生也寫了一篇《說「弜」》。
裘先生的文章是這樣切入主題的。
「甲骨卜辭里常見「弜」字，前人不得其解。1940年張宗騫發表《卜辭弜弗通用考》，指出卜辭「弜」字多用否定詞。這是很重要的發現。但是他因「弜」、「弗」音近就斷定二字通用，事實上這兩個字的用法是有區別的。「弗」與「不」相近，「弜」則與「勿」相近。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里曾指出「弜弗通用」有問題，不過他認為「弜」在卜辭的否定詞里應該「屬於『不「『弗「一組」，仍然與事實不符。」
這段話，就相當於摘要。
先指出前人的考釋成果，再列出自己的考釋結論。
此外，李家浩的文章《釋「弁」》也是甲骨文考釋。
李家浩是裘錫圭先生的研究生，因此，治學方法也跟裘先生一脈相承了。
不過後來，裘先生出走的北大到復旦的時候，李家浩並沒有跟隨過去。
後世，裘先生出走北大，這事在學界也挺轟動的，有人說，裘先生幾乎一個人就帶走北大整個古文字專業。
要不是李家浩還留在北大，估計一網打盡了。
蘇亦讀書的時候還曾經看過他跟裘先生合作的《談曾侯乙墓鐘磬銘文中的幾個字》，因此，對他的印象比較深刻。
現在，又是作為北大的研究生參與古文字成立大會，也開始逐漸熟絡，自然知道他的文章內容。
他是小輩。
學術報告安排的時間比較靠後。
蘇亦對甲骨文單個字的考釋，不是很感興趣。這玩意他太考究功底了，他就是半桶水，對上李家浩，他也只有聽的份。
相比較裘錫圭跟李家浩這對師生，朱德熙先生在戰國文字方面的研究造詣更深，因此，他的文章《戰國匋文和璽印文字中的「者」字》也是專攻整個方向的。
除了璽印、陶文，楚簡、楚帛書、漢竹簡、盟書和銅器銘文等方向，朱德熙先生都有涉略。
後來，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還合著《望山一、二號墓竹簡釋文與考釋》，算是北大中文系古文字方面主要學術的成果之一了。
相比較中文系，考古專業這邊就低調了很多，也不對，應該說更加接地氣一點，比如高銘先生的文章《侯馬載書盟主考》。
先不說別的，僅僅從這篇文章的名字，蘇亦就能夠分析出好多學術八卦。
一般來說，學界提及侯馬出土的文書都會用「侯馬盟書」來形容。
因為1965年侯馬盟書出土的時候，文物局謝辰生先生專程趕去侯馬視察，並帶部分盟書標本回京，給郭沫若先生鑒定。隔年，郭沫若就寫《侯馬盟書試探》一文。侯馬盟書由此名揚海內外。
在郭沫若先生之前，是沒有這個稱呼的。
比如侯馬考古隊隊長張晗先生在寫關於這批文書的時候，也是《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這個標題。跟郭老的《侯馬盟書試探》同時刊發在當月的《文物》期刊。
《文物》月刊發出消息之後，第一位加入侯馬盟書討論的就是陳夢家先生。
他1966年《考古》5期發表了《東周盟誓與出土載書》，該文指出盟書古稱載書。
唐蘭先生跟郭沫若先生的關係有點微妙，很多學術上的觀點是不認可的。
因此，他在72年他在《文物》上寫了一篇文章《侯馬出土晉國趙嘉之盟載書新釋》，也沒有用「侯馬盟書」而是直接沿用陳夢家的「載書」。
這篇文章，唐蘭先生提出四個問題：
一、主盟的人是誰；
二、這次盟誓為的什麼；
三、在什麼時候；
四、在哪個鬼神前面盟誓。
他覺得這個四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
於是，他經過一番考釋論證以後得出一個結論：
「公元前424年，趙恆子嘉逐趙獻子浣之事。」
具體點來說，就是這次盟誓是由於趙襄子鞅死後，趙恆子嘉把原定的繼承者而且已經繼位的趙獻子浣逐出晉國而自立，在即位時，為防範有人企圖使趙浣普復辟而舉行的。隨後，由於有人策劃使趙浣復辟而未逐，又舉行了一次，但這次趙嘉為參加，僅由少數人自己做誓。
時間，就是趙恆子的元年，晉幽公的十年，也就是公元前424年。第二次的自誓，則是同年較晚的時候。
盟誓的對象自然就是皇君晉公舉行的。
為啥要說這些呢。
那是因為高銘先生的《侯馬載書盟主考》基本同意了老師唐蘭先生的觀點。
不僅如此，後來高銘先生的學生馮石寫了一篇《侯馬盟書與溫縣盟書》也同意了這個觀點。
啥叫做學術一脈相承，這就是。
那為啥馮石不再稱呼「載書」而是稱呼「侯馬盟書」？
那是因為到了87年，學界已經基本認同「侯馬盟書」這個概念，唐蘭先生也已經去世，沒有必要標新立異，繼續稱呼「載書」了。
實際上，1976年，張晗先生參與編著的《侯馬盟書》就已經出版。
這書之所以能夠出版，也是運氣使然。
1973年9月11日蓬皮杜應邀訪華，因為是第一個訪華的法蘭西首腦，這一次接待規格很高。
沒來之前，就已經安排好接待行程。
其中就包含大同的雲岡石窟。
同年，8月份，時任圖博口副組長的王冶秋先生到雲岡石窟檢查其準備工作，回到太原的時候，當時的侯馬工作站到張守中先生就找上門來了。
主要是為了求援的，呼籲上面重視侯馬盟書。
得到王冶秋先生的主持以後，山西這邊就成立了由張晗、陶正剛、張守中三位先生的整理。
就這樣，整理了兩年多，直到1976年才得以出版。
從1965年侯馬盟書被發現到《侯馬盟書》的出版，差不多過去了十年的時間。
這書一出版，就在學界內引起巨大的轟動。
國內的大報紙都有報道。
現在熱度也沒有過去。
高銘先生寫了相關的考釋文章，也算是學術熱點。
不僅高銘先生寫侯馬盟書，其實，張晗先生也寫。
作為侯馬考古工作隊的隊長，《侯馬盟書》的主要編寫者之一，張晗先生也受邀參加這一次的成立大會。
而他的文章《侯馬盟書叢考續》，則是對《侯馬盟書》的存在的一些問題做了補充。
因為高銘先生的關係，來之前，蘇亦就大量閱讀侯馬盟書的資料，其中《侯馬盟書》也沒啥翻。
看到兩位先生一前一後做了關於侯馬盟書的學術報告，他當然不會落下。
兩場報告聽下來，收穫滿滿。
此外，他也很關注李學勤先生的報告。跟大家不一樣，他研究的是青銅銘文《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
這裡面的「訓匜」是一個西周青銅器。
青銅器銘文記載了西周一名貴族「訓」與其「牧牛」對簿公堂的事，具體訴因已不可知，但最終結果，是西周官員認定牧牛有錯，繼續責罰他。
這個青銅銘文，也被稱為「青銅法典」，而這個案件，也被稱為中國有據可考的第一個人民事訴訟案件。
因此，它的銘文，也成了眾多法律史專家的研究史料。
原文其實挺長的，一共有一七個字。
「惟三月既死霸，甲申，王才豐上宮。白揚父廼成，曰:「牧牛!徂乃可湛。女敢以乃師訟。女上任先誓。今女亦既又御誓，專、格、嗇、睦、訓造。亦，亦既御乃誓，女亦既從辭從誓。弋可，我義鞭女千，幭剭女。今我赦女，義鞭汝千，幭剭女。今大赦女，鞭，罰女三百鋝。」
白揚父廼或吏牧牛誓日:「自今余敢夒乃小大事。」
「乃師或女告，則致乃鞭千，幭剭。」牧牛則誓。乃以告吏邦，吏曶於會。牧牛辭誓成，罰金。訓用乍旅盉。」
翻譯過來就是：
西周某年一天，一個叫牧牛的人為爭5個奴隸狀告他的上司。判官伯揚父認為牧牛以下犯上，需要鞭打他1000下，並在臉上刺字施以墨刑，但最終改判鞭打牧牛500下，罰銅三百鋝，不再施墨刑，並讓牧牛當場立誓永不再告。牧牛起了誓，挨了打，受了罰，在有關官吏的參與下了結此案。打贏了這場官司，得到了銅，為彰顯勝訴，便用此銅鑄造了這個匜。
再簡潔一點就是：
牧牛有罪。
所謂大赦，就是從打一千下變下。
剩下的刑罰變成罰錢。
於是賠付的銅錢，被訓做成了宗旅之盉。
……
這格宗旅之盉也就是1975年在岐山董家村窖藏裡面出土的訓匜西周青銅器。
整個青銅器則是被董家村一個叫做董宏哲的農民給挖出來的。
一連挖出好幾個青銅器。
最後上報有關部門。
全國各地的專家蜂擁而至。
岐山董家村也就是開始出名了。
僅僅是這個青銅器就可以講述一個相當經長的故事。
從它的銘文考釋，也能夠去研究當時的社會制度。
比如可以知道西周的審判是由司法官吏主持的，罪犯跟證人都必須到場，而且，貴族官員卻享有特權，因此，牧牛奴隸的上司沒有到庭，也是可以的。
甚至，口供成了主要熬的證據。
不過誓言也很重要。
也需要認證、書證、物證等證據。
已經形成比較完善的證據制度。
從某種程度來說，已經摒棄了夏商的神示證據。
甚至，這些出土文物也成為衡量存世文獻《周禮》等典籍真偽最直接的證據之一。
那麼李學勤先生，在文章裡面都考釋了哪一部分？
又有哪一部分，是前人的考釋？
實際上，唐蘭先生，在《文物》1976年第5期，也寫過：《SX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註釋》，李學勤先生的考釋跟唐蘭先生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異同。
器銘第2行的「成」字后一字，楷寫作「」若「」，當無誤，但在釋讀時卻遇到了疑問。李學勤先生指出，在銘文裡面這個字讀為，在文義上是不可通的」，並以《說文通訓定聲》所言「從聲的字常可和從贊聲、獻聲互通」為據，認為這個字應讀為讞。
《說文》：「讞，議罪也。」
李先生還指出讞的意義接近於判決」。
李先生的觀點得到多數與會學者贊同。
那麼唐蘭先生的觀點呢？
就沒有人認可嗎？
自然不會。
唐蘭先生以「音近通用」為根據，說「就是漢代法律上專用名詞的劾」，此說也有不少學者贊同。
然而，不過他們怎麼考釋。
有一點，基本上是趨同的。
即認定此銘是一件法律文書，因而讀讞、讀劾，都指向性非常明顯。
此外，李學勤先生認為，「控告牧牛的上級官長，則因為身分顯貴，依當時制度不親自出席審訊。」
儘管如此，在判決書上要寫明爭訟雙方之名，也是必須的。
《曶鼎》所記「邢侯」、「限」即如此。
反正，整個文章考釋下來，對比前人的觀點，又表述自己的觀點。
慢慢聽下來，也蠻有意思。
就是太考究基本功了。
不是一個可以糊弄的文章。
當然，期間也發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與會的一個女學者就寫了一篇《對〈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一文的幾點補充意見》。
文章例舉了賓、歷組同人、同事類，特別對區別「貞」字分期的標準，列舉了賓組和歷組有同時使用的現象，以及歷組混合使用賓組「王」字形體的寫法，然後作者認為歷組與賓組有密切的關係，它不僅在字形上，而且在卜事上都有相同類的例子，對李先生一文作了一些補充。
這篇文章看起來，本身沒啥問題。
蘇亦之所以覺得有趣，完全就是因為它是在李學勤先生《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的基礎上，寫的文章。
所以並非與會學者，都要學各種文字考釋類的文章。
那麼李先生的這篇文章究竟寫了什麼？
自然是關於「婦好」墓的。
在國內各個考古墓葬遺址之中，婦好墓極為出名，卻讓人印象深刻。
一般來說，殷墟的商代大墓大都早經盜掘，想要找到未擾動的大墓極為不易。
1976年，社科院考古所安陽工作隊在殷墟遺址中心的小屯西北，發現--座沒有盜掘過的墓葬，獲得大量精美文物。
由於這座基所出青銅器多有「婦好」銘文，通稱為「婦好」墓。
「婦好」墓是無墓道的豎穴墓，長5.6米，寬4米，墓的規模如果同過去發掘的面積達三、四百平方米的大墓相比，只能說是中型的。
不過，它所蘊含的遺物卻異常豐富，青銅器近兩百件，玉石器竟超件。出土器物在BJ展出后，引起考古學界的普遍重視。
此外，婦好墓的發掘者則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女考古學家鄭振香先生。
兩者互相成就，讓婦好墓的故事更加傳奇。
當然，這一切還是要回歸到李先生的文章中來，他寫這篇文章，得出一個結論：
「歷組卜辭其實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時期的卜辭，歷組和賓組的婦好實是同一個人，確定了這一點，就把關於「婦好」墓年代的一些爭論問題消除了。」
那麼真的可以消除爭論嗎？
自然是不可能的。
李先生這個文章一出來，基本上就沒啥人認同。
首先張政烺先生就不認同。
由婦好墓帶出了長期以來被董作賓分為第四期歷組卜辭中的「婦好」人物，一下子，就讓這個問題成為甲骨學術史上最為激烈的斷代分期爭論。
會議上，因為AH博物館的女學者寫了這麼一篇文章。
一下子，就使得李先生遭受圍攻。
好吧，用圍攻這個詞來形容不合適，但確實爭議很大。
大家普遍不認同這個觀點。
也就只有這個年輕的女學者，以及浙****的一位年輕學者支撐。
這種情況之下，這兩位未來，肯定會受到李先生的關注。
如果是投機取巧之輩，混上去，聲援李先生，說不定就賺取人情分了。
蘇亦對此倒沒發表什麼意見。藲夿尛裞網
他很清楚，李先生這個分法，不能說全錯，但也不合適。
40年代，董作賓的分期奠定方法。
很長時間一來，大家都遵從這個分期方法。
然而，70年代以後，是李先生開啟了甲骨分期歷組卜辭反思，創建了甲骨分期「兩系說」。
到了後來，李先生的「兩系說」的斷代，已得到學界普遍認同，成為甲骨斷代研究上的里程碑。
「一個王世，不僅有一種卜辭，一種卜辭也未必限於一個王世」，這個簡短的24字兩系說，成為今天甲骨分期學上的經典理論。
但是一個理論，從開始到成為經典，是需要時間檢驗以及大量的試錯的。
人家年輕女學者，可以寫這種小文章，那麼蘇亦呢？
至於他，主要是打醬油的。
他是真的打醬油，寫了一篇關於《何尊銘文新釋》，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上有些後人的見解，跟唐蘭先生也是一脈相承，中規中矩，沒啥好說的。
也沒啥新意。
更不會有什麼翻天覆地的觀點，引起巨大的爭議。
高銘、鄒恆兩位先生也不意外，都直到他開學就做了一場「宅茲中國」的報告，知道他對何尊銘文，有深入研究。
高銘先生也鼓勵他望這個方面探究。
畢竟合作雖然是六十年代發現的，但真的火爆學術界也是七十年代，75年到京參展以後，才被學者廣泛關注加以研究。
他關於合作銘文的重新解讀，更多是對其背後歷史的考釋而非銘文上，在銘文上，唐蘭張政烺馬承源幾位先生已經做到極致了，他能繼續的並不多。
他的文章就是打醬油。
在古文字方面，他基礎確實不行，不想投機取巧，獲得關注，主要是沒有這個必要。
他是過來刷臉的，打醬油無所謂。
那麼鄒先生呢？
某種意義來說，也是。
因為鄒恆先生做了關於先周文化的相關報告，卻沒有專門去考釋某個甲骨文或者銘文。
為什麼鄒恆先生會特意做相關報告呢？
因為周原遺址開挖了。
從1976年開始，陝西文管會，北大，西大考古系聯合對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初步查明，宮殿建築的遺址分佈在岐山鳳雛和扶風召陳兩處。
1977年，在鳳雛建築遺址的窖穴內，出土了17萬片卜骨和卜甲，其中多是卜甲。在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辭，最多者30字。
這是一個巨大的考古發現。
也是本次的研討會研究的重點之一。
有了鄒先生的鋪墊，然後由陝西文管會的徐錫台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報告，就是介紹這批甲骨。
李學勤先生說過，甲骨文的發現是在1899年被王懿榮在BJ見到了甲骨以後，之前民間的發現，都不算，因為那只是發現甲骨，並非學術意義上的認知的「甲骨文」。
他甚至還說，建議大家不要太相信王懿榮因瘧疾買龍骨而發現甲骨文的說法，這種說法不盡可信，王懿榮的幾個兒子也沒有提到過這種說法。
1899年這一年正好是古埃及羅塞塔石發現一百年，因此，學界認為甲骨文的發現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大事，更是世界科學發展史上的大事。
沒有一部世界科學史書不記載羅塞塔石的發現，一部沒有偏見的世界科學史書也都會記載甲骨文的發現，因為它們對世界的影響確實太大了。
而甲骨文發現的最大意義，則是證明了商超的存在。
讓全世界都沒法質疑。
也讓當時的史學界走出了疑古派的影響。
因為發現甲骨文，繼而有殷墟的發現。
那麼甲骨文的發現，怎麼使得學界走出疑古思潮呢？
這個方面，就涉及到蘇亦的老本行了。
中國考古學術史，李濟先生肯定是靈魂人物。
當年，李濟、傅斯年他們的學派成立史語所考古組的時候，就極力反對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學派，竭盡全力的推翻顧頡剛的認知。
因為李濟先生認為，愛國主義者就不能疑古。
因此，當時以史語所為首的學派，對王國維先生的極為推崇。
他雖然沒有做過考古，卻從甲骨文中推測出商王世系表，也讓國內的學者認為考古學可以在重建上古史方面可以繼續做出更加偉大的突破，以正式歷史文獻的真實性。
實際上，中國考古後來的發現，也證明的王國維先生是走在極為正確的道路之上。
這也是為什麼，王國維先生在學界的地位會如此之高的原因。
甚至他的「二重證據法」也成為學界研究的一大創舉。
這種情況下，殷墟的發掘，就是對疑古學派最大的衝擊。
也因為甲骨文的發現催生了古文字學的四大分支之一甲骨學研究。
而周原遺址出土的有字甲骨，是繼殷墟以來，最為重要的帶字甲骨發現。
這些周原甲骨的發現，可以說打破了學界一直以來的談甲骨必言商的固有認知，
因此，發掘領隊之一，徐錫台做報告的時候，充滿了激動。
他跟高銘先生是北大的同班同學，畢業以後被分配到陝西考古所，後來被併入省文管會。
一直在從事著一線考古工作。
幾年前，高銘先生跟俞偉朝先生還曾經帶著北大的學生到秦阿房宮遺址考古實習，就是他接待安排的。
這些年，沒少跟北大的師生合作。
因此，高銘先生帶著蘇亦去拜訪他的時候，直接對蘇亦開後門，把出土的甲骨文拓片給他蘇亦觀看，后無保留。
這種新出土的一手資料，還沒有完全發表，不要太原生態，幾乎還散發著泥土的芳香。
對於與會學者來說，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見到周原出土的帶字甲骨資料。
現場之熱鬧，可想而知。
徐的報告，內有一節是《奇字》說，「約七八片，又有個銅甗也有這類奇字」。
就有人問，張政烺先生是什麼字？
張先生，一時半會也說並處。
因此，第二天，大家就開始攛掇張政烺先生髮言，要他就這一發現講幾句話。
誰都知道張先生學問大，輩分又高，而且脾氣還好，讓他講兩句，就真的講兩句了。
於是，在學術史上關於「數字卦」的名場面就誕生了。
張政烺先生也開始做了《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的簡短髮言。
張先生，手中沒有輸，也沒有什麼準備。講的並不算台深入。
他說，「銅器銘文鍾鍾三個數字的是單卦，周原卜甲六個數字是重卦，周易鍾老陰少陰都是陰，老陽少陽都是陽，數字雖然繁瑣，只是陰陽二字，
而這個發言，也給張先生的學術生涯之中留下幾位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個時候，周原甲骨還不能稱之為廣義的「周原甲骨」，還只能稱為「鳳雛甲骨」。
又因為其出土於周人故地，自然會讓大家聯想到「文王演周易」的傳說。
而張政烺先生這次發言，也是從這個話題開始的。
他是把鳳雛甲骨上的數字元號按今本《周易》加以轉寫，希望藉此說明，這是卜筮並用的結果，筮占的本質是數占，易卦的根子是數字卦。
這一看法獲得了與會學者大部分人的贊同。
嗯，這個是後來的說法。
真實情況是，大家都是懵逼。
關於張先生「數字卦」的闡述。
大部分都聽不懂。
也不能說聽不懂，聽懂了，卻也不是全部都認同。
其實，在外國學者看來，國內的學者，只要發掘出來甲骨看到有符號的，就拚命的往文字上套，都希望這些符號是文字，而非圖騰或者其他的。
因此，對於甲骨上陌生的符號，大家都傾向於是字體。
這種做法，也不能說不對，但尤其缺陷。
回到張先生的發言。
想要弄明白他發言的核心，就要弄懂，啥是「數字卦」。
學界所說的數字卦，宋代就已發現。這種符號是從青銅器上發現。
北宋重和元年，今湖北孝感出土過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的中方鼎，銘文最後有一組符號，就是這種數字卦，當時，宋代學者也各種考釋，不過都不確定。
這組「奇字」八百多年，一直是個謎。
1932年，郭沫若先生說，這是器主的族徽《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
他猜測是族徽，這是一個開始。
也只是猜測。
因為出土材料不夠支撐，他的猜測。
1950年，武官村大墓發掘，成為新中國首次殷墟發掘。
於是，河南安陽四盤磨出土的商代卜骨有這種符號三組。
到了1956年，陝西長安張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有這種符號兩組。
這些都是極為重要的發現。
1956年，李學勤先生猜測，這類符號似與《周易》的九六之數有關。
1957年，唐蘭先生更明確指出，卜骨上的銘文是由一、二六、七、八等數組成，但他同時推測它們是一種西北方民族使用過的文字。
對於唐蘭先生這個說法，也有人不認同。
後來還認為調侃說，難道古人是用電報的方式交流。
當然不是。
唐蘭先生認為，周人崛起西土，民族背景很複雜，當時，他是把這種數字當作一種失傳已久的少數民族文字。
這一猜測，並未獲得學界的認可，還有人覺得他這是胡來。
這些都是這個年代，蘇亦能夠找到的相關文章。
也是張政烺先生這個臨時報告的基礎。
他將商周甲金文和楚卜筮祭禱簡上的數字組突破性地判斷為筮數和易卦，這是張政烺先生的學術貢獻。
因為從宋代以來，大家都注意到這些「奇字」判定為筮數和易卦，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判斷。
可以說，是開創性的。
徹底破除了謎底。
可以說，張先生是在會議現場扔下了一個大炸彈，一下子，氣氛就沸騰起來了。
當然，這個時候，還沒有確切提出「數字卦」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後來張先生的文字裡面提出來的。
於是，在會議現場討論的時候，蘇亦就很雞賊的問道，「能不能用數字卦」來形容這些「筮數和易卦」。
當然沒有問題。
因為張先生的眼睛突然就亮起來了。
因為蘇亦的話，就表明了他是認同唐蘭先生的觀點，曾經關注過相關文章。
不然，蘇亦不會把這些「奇字」判斷為數字組，更不會有「數字卦」的出現。
從這一點來說，他跟張先生確實算是一脈相承了。
都是唐蘭先生這一脈的。
那麼對張先生這個提法，與會學者是不是全部都認同啊？
並非如此。
大家也會有異議。
甚至一些異議，都把張先生都問啞巴了。
沒有辦法，資料太少。
畢竟這個時候，他還沒去過周原，關於「數字卦」著名的《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易辨——近幾年根據考古材料探討〈周易〉問題的綜述》、《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三篇文章還沒有正式發表。
張先生沒有足夠的材料，驗證論述他的猜測。
對於古代筮法，與會學者多數不甚明了，當時，張政烺手頭沒有更多的材料，不好讓人聽懂信服。
雖然蘇亦提出來「數字卦」這個說法，通俗易懂，讓大家能夠快速進入這個概念的語境之中。
然而，啥是古代筮法。
大家都搞不懂。
搞不懂，肯定無法信服。
於是，蘇亦的個人秀的機會就來了。
這種學術秀場。
蘇亦剛才喊出「數字卦」這一概念已經超標了，不能繼續秀了。
然而，他不秀，張先生不答應啊，誰讓他之前冒頭喊出來「數字卦」這一概念。
於是，張先生立即把目光望向他，問道，「小蘇，研究過筮法嗎？」
蘇亦有些遲疑，最終還是點了點頭。
確實研究過，但不太好啊。
高山流水覓知音。
現場的張政烺就是需要知音啊。
作為學派傳人，願意捧場，他求之不得。
於是，張先生讓他說一說自己的理解。
蘇亦只能硬著頭皮說。
大家滿臉茫然，不知所云。
人有提議，「蘇亦同學，要不，你寫出來吧。」
於是，他便用粉筆在黑板上把所背的內容寫了出來：「大衍之，其用四十有九……」一邊寫一邊給大家講，為張政烺先生的論點作了補充說明。
他這一段話出自於《周易·系傳》，不同的人對同一句話，則有不同的理解。
蘇亦也說出自己的理解。
然後一邊說，一邊跟眾人解釋周初筮法的大致情況。
比如，一至八，一開始是怎麼的出來的？
這玩意，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同樣，流傳下來的講述周易筮法的書籍，比較早的就是朱熹的《周易本義》，這書後面還有附錄《筮儀》，來源自然就可以追溯到前面提及的《周易·系傳》「大衍之……」這一章，不過，馬王堆帛書《系傳》，卻沒有這一章，所缺的這一章，在《周易正義》是第八章，在《周易本義》是第九章，很容易就得出結論，最後一章是后加的。
后加的，就代表著，是後人的理解，是二次創作，或者多次創作。
用後世之文，去推測源頭。
有時候，不太靠譜。
但在出土材料限制的情況之下，也只能用存世文獻。
蘇亦甚至舉例了《論衡·卜筮篇》「案《易》之文，觀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月……」
這篇文章，大部分都是跟《大衍章》相似，從這個可以推斷出，後面多出來的章節，是西漢中期的作品，再繼續推，沒法推了，它的筮法沒有辦法繼續考證。
那麼只能先按照《筮儀》的辦法來，很容易就得到蓍策17或21根，13和25根這不容易得到。
蘇亦一邊回憶原文，一邊在黑板上演算筮法。
看得在場眾人目瞪口呆。
尤其是吳鎮武，瞪圓眼睛，就根見到鬼一樣，估計，他怎麼也沒有想到蘇亦會這麼博學，這種堪比天書的筮法，他竟然能夠說得頭頭是道。
這個騙子，說他是過來混臉熟的。
這哪裡是混臉熟啊，完全就是砸場子。
能夠幫助張政烺先生補充說明他的報告，這小子得多要妖孽啊。
實際上，不止他，他的幾個師兄弟，也跟見鬼似的望向蘇亦。
這小子，深藏不露啊。
有這種感覺的，除他們之外，還有一同前來的李家浩。
沒有來之前，他在北大就聽說過蘇亦的名字，都知道他們這一屆的，歷史系來了一個天才少年。
不僅在歷史系深受歡迎，在他們中文系也是如此。
一開始，李家浩還以為傳聞多少有些誇大。
一路上，蘇亦也表現得規規矩矩，完全就是一個靦腆的少年，哪裡曾想到他初露鋒芒，就如此驚人。
這個時候，蘇亦的文章寫的如何已經不重要了。
至少經過這次研討會以後，他在古文字學界，算是徹底出師了。
因為在會場侃侃而談，在黑板上不斷演算的筮法的少年，某種意義來說，已經是他們的老師。
因此，等蘇亦意猶未盡的補充完畢，看著眾人臉上古怪的表情。
蘇亦就知道，秀得有些過了。
趕緊收功。
按照考古學界的習慣，考古資料在正式報告發表前暫不引用，因此，他真要利用認知優勢去一鳴驚人，也不好使，不能繼續浪了，不然就露餡了。
然而，他這一補充，讓張政烺先生忍不住豎起大拇指。
散會後，還對著高銘先生直誇，教的好。
蘇亦只能傻笑。
他完全就是借用。
不過是挪用前世看過的張政烺先生的成果，而且還是一知半解的補充說明。
就算如此，也足夠讓與會學者刮目相看了。
要知道現場那麼多學者，對古代筮法完全陌生，他不僅懂，還能過說得頭頭是道。
在這個方面，已經遠勝眾人。
這種情況之下，他不出名，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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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5章：蘇亦關於「數字卦」的名場面免費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