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二）

父親在部隊，母親在地方工作。他們兩個人長期吃「供給制」——每人每月，父親是六元，母親是四元吧？這個數，今天看是有點天方夜譚，但其實在共產黨革命隊伍中長時間全面執行過這個制度。我是後來「有了學問」才曉得，供給制還有一個名字，叫「戰時共產主義」——貧困的平衡按需分配。其實很舒服的，有點像初入伍時的義務兵——我們現在去當兵，也大致還是這個待遇，吃、穿、住、用的都是公家管，穿的，除了褲衩，連襪子都是「發的」，父親那時連牙膏肥皂都是「供給」。好處是什麼都不用操心，到時候就會有人給你發；不好處是沒有積蓄，攢不住錢。就那幾個零用票，想打打牙祭，改善改善伙食都有點窘困。我們兄妹——部隊子弟都一個樣——不享受「供給」，但每人每月是另有二十元的生活津貼。

所以當時在部隊有口諺，一個孩子是貧農，兩個孩子是中農，三個孩子是富農，四個孩子？則是地主。父親出身成分是富農，很不體面，但在部隊，他又是堂堂正正的「地主」——他有四個孩子，每月全家可以拿到八九十元。這個數字，在建國初期，可以說是筆巨款了。

曾經有一段時間，地方上已經實行工資制，但部隊仍在供給。母親的收入一下子漲到八十多元，而父親還只是供「六元」。這樣，父親就必須吃我們兄妹的津貼，吃母親的工資。但是很快的，在軍隊的父親實行了工資制。他還另有軍齡補貼。每個月工資袋裡能拿到二百一十六元，加上母親的錢每個月就是三百元了。

老子講「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直到人類消滅，爝火熄盡，這句話也是真理。當時一個縣委書記工資不過八九十元，一個地委書記一百三四十元，那是「普遍現象」，即使軍分區的司令老紅軍，工資也就三百元吧——而我們家處洛陽，應該說是個不小的名城。父親「進步」雖慢，然而資歷較老，收入不菲，加上母親的，在洛陽這樣的城市裡，也是很扎眼的。

已故作家喬典運的生花妙筆寫過，人要想活得平安，就得活得不如人，你不如人，可憐而無害，一般來說，如楊白勞那樣，只要不欠黃世仁的債，黃世仁不大會主動拾掇他。楊白勞也有強項，他的女兒太好看——這一條比人強，所以招來無妄之災。

父親母親都很安分，都不是惹是生非的人。他們入伍早，進步慢，在革命隊伍里，本來是個弱者：處處不如人。在供給制下，大家區別不很大，一下子跳進工資制，人們一個早晨就明白過來，這個吃中灶的老凌，原來比首長還有錢！軍銜定得低，該晉陞軍銜時送他到不能晉陞軍銜的幹校去「學習」，母親在陝縣如魚得水，到了「工資制」，在洛陽就受排斥。我看有兩條原因，一成分高，好比軟柿子，好捏；二「工資」冒尖，收入豐厚。可憐的父母，我認為他們第一條原因記牢了，第二條原因是忽略了——他們認為是洛陽風氣不好，換一換地方就成。到了縣城，他們才知道這裡的日子更難過。因為好人壞人、正常人偏執人，只要是社會人，都有點正常劣性，妒忌——很平常的一個思維方式：「他們收入三百，憑什麼？」——人們這時不大會想我的父母都是「老抗日」，父親打游擊在古墓中住過多少年。「他媽的！」人們如此想，二月河也這般想。

唉……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頭？我的感覺，父親母親一輩子都在矮檐下，我就沒見他們抬過頭，也不曾聽到過他們真正歡快的笑聲。真的，一次也沒有聽到過！他們的憂鬱沉悶伴隨了他們的生命進程。父親有一次嘆息：做一個共產黨員真難，母親更正說，做一個人就真難！還有一次，是反右鬥爭之後，父親問母親：「假如我劃成右派，你會和我離婚嗎？」母親連想都沒想，說：「必須離——解放他們一輩子重要！」這個話是父親快要走到盡頭時，垂老風燭中傳告給二月河的。他還告訴我，儘管知道母親的話理智，儘管他也知道她愛他，儘管事情並沒有發生……

這是多麼凄冷的情韻！

我們家收入高，不講究穿，但吃的絕對是軍區頭一份，每天我和妹妹到分區食堂打菜，紅燒肉、木須肉、紅燒魚、燒肚片……用塑膠大盤——直徑有一尺，打得冒高——河南話說叫「崗尖」一大盤，招招搖搖穿過大院端回家，所有的人都看見了，走過去都嗅見了，我認為是嗅到了心裡頭——這種「味道」也是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

但即使是這樣吃，以那年頭的物價水準，他們的錢也是遠遠花不盡的。然而母親逝后，父親有一天向我們兄妹交代「賬目」：我家僅餘一千餘元。他把情況詳細介紹說：「我就要給你們續娶母親，有句俗話說——有了後娘就會有后爹。但現在我還不是后爹。把經濟情況告訴你們，把余錢也大家分了……」他生恐自己「變心」，在「變心」之前把不變的原則交代清楚。

這樣我才知道邯鄲大姑家的祖母，大舅舅家的聚財大表哥，現在寫著《二月河源》的大哥，是他的常年資助戶。另有二姨家表姐吳愛明，大姑家大表哥是他臨時困難資助戶。這幾個受資助的親人，在1957年前我除了表姐吳愛明之外，都是影影綽綽的印象。知道有這個人，沒有見過面。見過大哥（凌振祥）一面，但已沒有了形容記憶。「愛明姐」的印象比較深，因為1953年我回昔陽，大人們忙他們的，多半時間是她帶我玩，到堖堖上去看場院，走路拉著我的手「看崴了腳」，告訴我「你是城裡人，不要欺負人家鄉下人」。愛和我一塊玩，這就行，印象深。對這位大哥，我的印象是他會拉胡琴，用玉茭稈做的「琴」也能彈出很好聽的「叮咚」聲，我當然沒想到他有音樂天賦，十二年後，湖北藝術學院在河南招生，僅錄取三名學生，他便忝居榜上，我更猜想不到他們日後會結為夫妻完全加入我的河南家庭，但我們從小就非常友善。

他們之間的邂逅也是頗有意思的。我的姑表大哥呂貴成是小學老師，振祥哥和愛明姐到他卧室玩，看到了牆上掛的父親的照片，愛明姐說「哈！那是俺姨夫」，振祥哥說「那是俺屋屋（叔叔）」！大表哥哈哈一笑說「那是俺舅舅」——這樣，他們才徹底「弄清關係」。

大表哥的父親呂倜在河北，領導著他那個「系統」紅色家族。振祥哥和愛明姐卻是屬於父親統率的「河南系列」。

姑表兄呂貴成是小學教師，舅表兄馬聚財務農，只是生活有點困難，父母對他們只是有些關照。吳愛明是孤女，但她有二姨夫照顧，繼父對她也頗憐惜愛護，父母對她的照拂比表兄們多一點。我的印象，他們最關心的還是我的大哥凌振祥。振祥哥說「叔叔對我的愛比對解放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他的感受，比較實際的情況是：父母的心公道，能設身處地為這些弱者想事情就是了。我常聽父母在燈下議論。

父親問：「振祥的錢寄了沒？」

「寄了。」

「這個不能短。」

「知道。也給聚財寄了點。」

「愛明還有貴成，要想著點，寫信問問。」

「信已經寄出了，還沒有回信。」

這種場合很多了，但我不知道它的意義，認為和我沒有關係，但事實上，這和我家的經濟情況有關。

我始終有個感覺，父親對伯父有一種負債的情結：沒有伯父就沒有凌爾文的今天。伯父是他的老師，引路人，親愛無間的長兄。把他帶進了人生新境界，而他自己卻離開了人間……留下的這兩個孩子，當然應該由自己全力照拂，按照當地政府，我大哥是烈士遺孤，上學、生活應是國家全供，但父親沒有讓哥哥接受這個待遇，而是完全由他自己負起了責任。

這是父親百密一疏，或者說，由於他本心的過於善良，造成了錯誤。孔子講「過猶不及」，人生本就如走鋼絲，從右邊掉下去和從左邊摔下去結果是一樣的。過於善良毛病就出在這個「過」字上，他忘記了社會學上一個重要的原則：形式有時比內容還重要——部隊是打仗的，勇敢、能廝殺就可以，為什麼還要走隊列，甩正步，無端地夜裡緊急集合？——非如此，任何一個部隊都會被帶垮！

倘使大哥享受烈士子弟生活費、學費以及諸類的政策，他就是全掛子標準的「烈士子弟」，連同政治待遇也是與之同步的。人們不記得他叔叔，就會更多的憶到他的父親「曾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現在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家中還有一個富農老太婆（奶奶）和他同住，供養呢，又全由他遠在河南的一個叔叔！當然，哥哥受欺侮，還因他敢於直言，耿直率真等等原因。但我談的「理念」是事物的本質。大哥在學校受盡踐踏，最終還是給了他一碗飯，到深山區丁峪去初中教書，還是理念在起作用：一個本質的事實是他的父親是抗日烈士，是在河北武安縣被日本人包圍，機關槍打死了的。

大哥在學校糟透了，愛明姐卻很好，是學校團支部書記，她的政治梳理很自然也很和諧——烈士子弟，繼父姓翟，她姓吳，吳可糾的女兒，用賈誼一句話「陳利兵而誰何」。這個地方是老抗日根據地，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就沒有打進過，人們受的都是抗戰熏陶，烈士應享受的待遇也是很優厚的。父親的仁愛撫孤，反而讓人忽略了「抗日子弟」這個政治理念。「思想右傾」也好，「反動」也罷，都是沖「富農」這條而來的。

我在讀《鄒陽獄中上樑孝王書》裡頭有這樣的話：「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我敢肯定，父親沒有讀到這篇文章：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呀！那是多好的物件？你在夜裡投出去，接受的人非但不感激，還會按著寶劍向你瞪眼——為甚的呢？他不能知道你，他不知道你的意思！你憑什麼那麼大量，自己養活侄兒呀？

父親一生都念念不忘伯父的恩情。這種感覺：他愈是進入老年，愈是使人強烈認知。他的追念是很真摯的：「我哥哥說，小家庭好，他是勇敢吶，首先提出分家就分出去了。你爺爺問我：『孩呀！你是不是也要分家？』我實際上也想分，但我不敢說，我回答你爺『我不分家』……」「我哥哥說『大丈夫患立業之不就，不患家室之不立』……」「我哥哥說『要學樊噲、張飛能在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

「我哥哥說……」他不停地反覆地念叨，他希望他的大兒子凌解放能像「我哥哥」一樣善待弟弟。有時他沉吟，閉目躺在那裡誰也不知他想什麼，我認為他是在回憶他曾經有過的壯麗，問他，他卻說：「哪裡能用壯麗？不堪回首呀，有些事連想都不能的……」我勸他：「沒有人能夠再傷害你，不要心有餘悸，爸。」他悵然一聲嘆：「要是心有餘悸就好了，我渾身上下全是悸，連一點余不悸都沒有。」我也打心裡嘆息：「這是心病，母親如在，也許能醫，子侄輩不是過來人，沒這個能力……」

1962年三年困難緩解，但母親的病卻日漸沉重，當時，我獨自留鄧州，舉家已遷南陽。組織上找父親談：如果他願意，可以到洛陽軍分區干休所去休養，父親拒絕了，他告訴我：「已經在南陽何必到洛陽？那個干休所大，熟人也太多，恩怨也多，不如在南陽……」我知道，南陽軍分區的首長待他親和，他離休到分區大院住，為了不影響他休息，分區司令曾下令，停止早晚廣播吹號，改吹哨子行動。政委是他在欒川剿匪時的戰友，政治部主任也在長沙軍校同過學，有情誼，無恩怨，當然在南陽要心情暢適些。

就這樣決定了下來。為了照顧母親的病，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讓我輟學，他們知道我學沒上好「有個工作，有碗飯就行」，但母親不同意，說，解放不是個伺候人的人。他根本就不會，也下不來身子。不如讓他和愛明早點結婚，讓愛明過來……但愛明姐比我大兩歲，兩個人又商量，把振祥哥和愛明姐撮合起來，兩個人都調到南陽。

就這樣，這個南陽凌家有了一個新的整合，大哥和表姐都是烈士子弟，一個和我同祖父母，一個和我同外祖父母，他們之間沒有血緣關係，從小在一處，也從小都在我父母卵翼之下生活。他們之間素來感情很好，確實是天作之合的美滿，這樣就構成了現在這樣一個大格局。這件事做到了這樣的程度：即使是南陽幾十年舊交，也長期以為大哥和我是親兄弟，聽我叫嫂子為「姐」，很多人驚訝「你們家奇怪」。

1963年，母親工資因久不上班減少百分之二十，1966年部隊取消軍齡補貼，我不但沒看到父母沮喪，反而見到他們有點高興，「少一點好」「錢夠用就好」「早就該這樣做了」——他們作如是說。也許他們曾經過時間的沉澱，看到了「比人強」的危害性，或者是下意識地認為：可以讓別人稍微消消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