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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雖說平淡，但還是很有趣的。上學的時候，在班上結識了趙友剛同學，趙友剛的個子稍比我矮一點點，長著長形的臉，厚厚的嘴唇，胖乎乎的耳朵，尤其是他的大大的眼睛中總能閃現出一些憨厚和聰明，他和你說話時總是先咧嘴笑一下。他的算術比我好，算得也比我快，每次考試他的算術分總是比我高，所以上學的時候我總是喜歡和他在一起玩。趙友剛的家庭條件比我們家要好得多，他爸爸是個技術工人，聽說是八級工，他母親和我母親一樣，也沒有正式工作。他有一個哥哥，平時他哥哥也不和我們在一起玩。在我的一生中，從小學到中學一直和我在一起的就只有趙友剛了。一九七二年底的時候，我參加了工作，和他分了手，就失去了聯繫，九十年代中期我又專門托公安系統的人找到了他，後來又失去聯繫，等到再一次見面，我們都已是六十幾歲的老人了，這是后話。

湖南在三國時期是屬於蜀國，歷史記載蜀國在酷熱潮濕的夏季會產生瘴氣，杜甫在詩中曾說「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又說「山川多瘴癘，仕宦少生回。」可見南方地區的瘴氣多麼厲害，會影響人們的健康和生命。由於我不上學的時候總是和宋白臉到處玩，終於讓我染病了，我始終懷疑是因為瘴氣所致。我的左腋下生了一個瘡，開始的時候只是有點癢，後來就逐漸長大起來，從黃豆粒大長到核桃那麼大，又疼又癢，碰也不敢碰，覺也不好睡，父親看到這個情況，就帶我去了職工醫院，記得那是一個男大夫，看了看我的膿瘡，先是給消毒，然後就拿著一把一尺來長的稍稍有點彎的刀，把我的膿瘡切了一個口，疼得我大叫起來，好在就那麼一瞬間就切好了，眼見膿水順著皮膚向下流淌，大夫又用消毒棉紗擦拭乾凈，然後將幾小塊黃色紗布小心地塞進流淌完膿水的皮膚里，最後用繃帶給我包紮好。後來又經過幾次換藥，我的膿瘡終於治好了，但我的左腋留下了一道疤痕，成了我身體與別的男孩兒明顯不同的記號。在後來的記憶中，我始終忘不了大夫拿長長的刀給我切膿瘡的情景，但仔細一想，又覺得這好像有些不可能，六十年代我們國家的醫療條件雖然還很落後，但總不至於連手術刀都沒有吧，也許是當時我出現了幻覺，這種幻覺就伴隨了我一生。

一九**年六月的一天，父親下班回來后說，國家要在四川江油組建長城鋼鐵公司，要在湘潭鋼鐵公司抽調一部分幹部和技術骨幹，父親被確定調往江油，因為要求比較急，父親過幾天要先行一步，而我們要等待組織上統一安排再去。聽到這個消息，我高興極了，我總在想四川在什麼地方？江油又是個什麼樣子？離湘潭遠嗎？好玩嗎？心裡有一百個問號，一百個期待。也許男孩子都是這樣，總想走出去，到很遠的地方去，到自己未知的一片世界去闖蕩。沒過幾天，父親就先行出發了。在充滿希望和等待的煎熬中，終於等到了我們去江油的消息。年底時，組織上安排了搬家的綠皮專列，我們家被安排坐第一列，家裡基本沒有什麼傢具，帶上為數不多的衣物，我們就在湘潭火車站隨著熙熙攘攘的人群擠上了列車，我們全家七口人正好佔了六人座。隨著「嗚」的一聲汽笛長鳴，列車啟動了，我的心也啟動了，我趴在窗口，望見房屋、道路、農田和來來往往的人們不時地向後閃過，我的心早已奔向了江油。

列車走走停停，走了三天二夜，終於到達了中壩火車站，父親來到車站接我們，看到近半年沒見的父親，心裡特別激動，父親見到我們問問這個，拍拍那個，全家洋溢在團聚的幸福之中。父親把我們接到他早已租好的一處房屋，這是江油縣涪江東岸的一個梁姓農戶家，這兒距離父親上班的地方不是很遠。這處房屋是一個有二三間房屋的院落，房后是一片竹林，房前一條小溪，小溪的水清澈見底，嘩嘩流水聲像是一首動聽樂曲，小溪旁邊長著一些桃樹，再遠處就是一片片農田，這裡簡直就是世外桃源。

在梁家這個院落里，我們家開始了新的生活，但隨著新鮮感的逐漸消失，現實中的生活困難也開始顯現出來，母親沒有了臨時的工作，我們姐弟六人都在逐漸長大，又是處在長身體的發育時期，家中的吃飯、日常開銷和姐弟們的學費又產生了困難。為了解決這些困難，母親東拼西湊加上借了點錢，買了一台飛人牌縫紉機，當時我也沒太在意這台縫紉機，過了些天，母親在哥哥的幫助下把縫紉機搬到了附近了一個建築工地的工人宿舍區，做起了為工人縫縫補補的事兒來了。記得那天是星期天，父親沒有上班，一會兒哥哥跑了回來，興沖沖地向父親報告說「掙了二分」，說完又跑了回去。又過了一會哥哥又跑了回來，看他額頭冒出的細汗和他那興奮激動的表情，就知道準是又有好事了。果然哥哥說道：「又掙了一角錢」。那個年代二分錢是什麼概念呢，二分錢大概可以買一個多雞蛋，或是二斤土豆，或是三、四斤菠菜什麼的。父親聽到哥哥的報告，也露出開心的笑容。

從此母親便開始了她的縫紉工作。母親雖然沒有文化，但悟性高手也巧，無論是什麼衣服，只要是她看過，便能裁剪出樣子。母親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機器一樣，晝夜不停地運轉，縫紉機運轉的嗒……嗒聲常常伴隨我進入夢鄉。母親開始給鄰居鄉農做衣服補衣服。鄰居鄉農不僅誇母親衣服的做工好，也感嘆母親收費便宜公道。

母親不僅給鄰居鄉農做衣服，更是費盡心思給我們兄弟姐妹做衣服。在那個買布憑票的年代，過年穿件新衣簡直就是奢望。衣服太舊了，就拆開翻個面重做，有的衣服就花幾分錢，買包染料重染一下，也能像新衣服一樣。我們兄弟姐妹的衣服都是母親做的，哥哥長高了，衣服變小了，就給我穿。姐姐穿小了的衣服就給妹妹，真是有一種延安艱苦樸素「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精神，不把衣服徹底穿爛誓不罷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