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江邊楚天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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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就是好！……」當時一首歌就是這麼唱的，而且玉丘的男女老少都會唱，後來要數二杆子唱得最帶勁，最有感情，唱得嘹嘹亮亮，轟轟烈烈，氣吞河山。當時革命歌曲很多，二杆子卻好象獨愛了這一首，這首歌曲他又專愛開頭這一句。所以人們就聽見他嘴裡成天哼著這首歌，也就這一句，因為他唱出這一句后並不接著往下唱下去，回頭又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就是好！」結束。那時誰要是聽見男聲獨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就說明大隊革委主任虢二杆子到了。二杆子的本名叫什麼似乎已不可考了，即使在他當革委主任那時也沒有人想到過有什麼必要對他的本名去正個本溯個源。現在人們喊他虢主任了，比原來稱支書時要氣派多了的。「支書」就是個農村支部書記的意思，明確得很。「主任」聽來倒象個國家幹部什麼的，再說一個「主任」你也弄不清到底是哪個級別，縣裡的，省里的，都叫做「主任」，中央的大頭頭也都叫做革委主任嘛！二杆子做夢也沒想到過自己的名字「二杆子」會被省略，重新揀起個「虢」字，還與「主任」兩個字聯繫在一起，一個「虢主任」把個二杆子叫得眼睛上下翻個沒完沒了的，直覺得這豈止是什麼革命，簡直是翻天呢！那個時候二杆子的感覺，比起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來說，那是要強過多少倍了！因為如果不是翻了個天，不是太陽從西邊出東邊落，不是石頭從湘江河水裡浮起來，他二杆子還能當上主任這麼大的官？儘管他也知道人們背地裡仍舊喊他二杆子，但他如今的身份天經地義就是個革委主任，除了公社革委主任可以管他，在玉丘誰敢不聽他的！人生的輝煌和顛峰忽然閃電般地擊中了二杆子，他甚至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呼啦啦那麼簡單地就真正嘗到了女人的滋味，而且還是個黃花姑娘！他在大隊革委辦公室把那個下放到玉丘來的女知青幹了，人家也頂多是哭著跑出大隊革委辦公室，事後並沒有拿他怎樣。
幾十年後我在我小兒子家養病，兒子說是要採訪我，在談到那段經歷時，我還是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象二杆子愛唱的那首革命歌曲里的詞一樣。兒子很奇怪地看著我，說文化大革命早已經被全盤否定，父親你又不是不知道，為什麼還這樣說呢？我說至少對我個人來講就是好。你想想看，要不是一場文化大革命，我一生除了早年到過桂林以外，以後可能就沒法走出個南陰了！老實巴交的玉丘人，多少老人家一生就沒有走出過獅子嶺，很多人沒有走出過嶺壩，能走出過白水鎮的就為數不多了！虧得一場文化大革命呀，我不當大隊支書了，那陣子也沒叫我好好勞動過，我就閑不住了，我的心飛了起來，我決定要走。
這是我的性格決定的。
當然我也不是出走，因為大隊革委也沒有拿我怎麼樣，再說家裡老婆孩子一大堆，要走也走不了。我只是想出去看一看，中國這麼大，我沒本事，但能去的地方還是想去看一看。
沒有人管我，我把孩子們交給和妹仔，只帶了少量的一點零錢，就上路了。
我第一站到了零陵，當時叫做零陵縣。我有個同母異父兄弟在零陵，小時候見過面的了，轉眼間兄弟兩個都已是中老年人了。我不怕找不到人，只要人還活著，只要有個地址，哪怕有個大體的地址，或者哪怕這大體的地址也都是幾十年前的了，我相信仍然能找得到人的，路在腳下延伸，路在嘴下拐彎嘛（路是問出來的）！
我母親在嫁給我父親以前，在高家原來生有五個兒女。她在高家的丈夫死了以後，除了成年的大兒子守在家裡，延續了香火以外，幾個兒女送人的送人，嫁人的嫁人，逃難的逃難，早已經天各一方。聽說我的一個兄長十多歲的時候隻身到了零陵，後來在城裡找了個女人，安了家，算是落了個好道了。早年我到桂林時我還小，雖然經過了零陵，卻沒有能力去找找我這個兄長。「走日本」時第二次經過零陵，卻不可能去尋他。我這次輕鬆上路，不慌不忙，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這個兄弟大概是十六、七歲的樣子離開家裡的。那時家裡實在已經揭不開鍋了，他是兄弟姐妹中第二個離家的人。他什麼也沒有帶，更不用說身上有什麼盤纏了。他拿起他常吹的一把長簫，穿進包袱的扣節里，將僅有幾件破爛衣衫的包袱單挑在肩上，大清早就出了門。
他一路乞討著到了零陵，就在街上遊盪。下午餓得不行了，就沿街走，看到冒熱氣的店鋪就朝熱氣里張望，似乎看一眼熱氣也可以飽飽肚似的。有家店鋪里的香氣把他弄得神魂顛倒，光是看看已經不能解讒，他就挪到了櫃檯邊上，吸著鼻子。店鋪里有小炒，有麵條，有米粉，有各種油炸食品。尤其是那種油炸的異香，幾乎把他熏倒了！
櫃檯後面有個姑娘已經看他很久了，但他根本沒有注意，他眼裡只有該死的黃燦燦的油餅、油條、酥餃……這黃燦燦的一片就可以是一個人的一切！
他沒有發現櫃檯后的那個姑娘已經到了他的身邊。姑娘手裡迭起了兩張油餅，在他眼下一晃，飛快地塞進了他的包袱里，就走開了。兩張油餅進了他的包袱的的軌跡他看得真真切切，真是天上掉下個餡餅來，他就趕緊夾緊包袱，飛也似地逃了。老實說，他當時只看見有黃燦燦的油餅飛進了自己的包袱里，並沒看見那油餅從何而來，他逃得真是飛快，跟油餅飛進包袱里的速度幾乎一個樣，他生怕油餅會變魔法似地又飛出包袱外去。
第一塊油餅他只是聞到個香氣，並沒有品出個味道就全部到了肚子里。他拿起第二塊，認為不能那樣對不起油餅，得好好品嘗一下，就一點點地吃起來，那味道實在是太好了！他不忍心將油餅一口氣吃完，留下半個又塞進包袱。
傍晚時分他忍不住又到了那個店鋪前面，他就看到了那個女孩，女孩也看到了他，他們的目光能交匯到一起，他就堅信兩塊油餅一定是她塞到他的包袱里的。這麼一想他就不敢再在那裡停留，趕快走開了。
然而他並沒有走遠，天黑以後他還沒有真正離開店鋪而去。他繞到了店鋪后的一條小溪那裡，當時他肯定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愚溪。店鋪所在的街叫柳子街，店鋪的斜對面就是柳子廟。他當然更不知道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他只覺得那條小溪是個好去處。小溪上有座小橋，他也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愚溪橋，在他心中當然也毫無什麼小橋流水的詩情畫意，他只知道在小橋上看得到店鋪里的燈光，準確地說還能隱隱約約地看見屋裡的人。
他斜躺在小橋的欄杆上，頭下枕著那個包袱，一會兒就睡著了。但他後來被夜裡的涼意清醒過來，就再也睡不著。他就取出那根竹簫，悠悠揚揚地吹奏起來。
也不知吹了多久，直到看到店鋪里的燈光都已經熄滅了，他還在那裡吹。
他也許會一直吹到天亮的，小溪的小橋上涼風習習，不是個睡覺的地方，要睡的話他可以另外找個地方的。這是個抒情的地方，他選擇了這個地方過夜，就不想擁有睡眠，只想一訴凄苦的情懷。
他吹著極為凄婉幽怨的曲子。據說長簫的聲音傳得幾里路遠，越遠聽來越是音色優美，凄婉動人，催人淚下，尤其是在靜靜的夜裡。
不知什麼時候他發現店鋪里一間房子里的燈又亮了，窗外的走廊里有個人影，看得出是個女人，還看得出就是店鋪里跟他眼光相碰的那個女孩子。
他意識到已是深夜，見女孩的身影久久地在光影里徘徊，他心裡不知怎麼就蹬地動了一下。他收起長簫，下得橋來，轉到了亮光的窗戶下面。
他在窗戶下面站了一會，不知道如何是好，突然撲的一聲有個東西落在他的面前。他蹲下來一看，是一床薄被單！
他抱起那床被單，抬頭卻見樓上那間房子里的燈光一下子滅了。
他沒有走開，靠著那裡一棵樹榦，蓋著那床被單，他睡著了。
第二天他到店鋪里去，沒有帶他那個包袱，他的包袱和女孩的被單就藏在那棵大樹下面的草叢裡。他手裡只有那根長簫，他不敢將竹簫也藏在那裡，他不能保證那片草叢裡不被任何人發現什麼東西。
這次他的懷裡被塞進了四個大油餅，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藏起四個油餅，就沒有馬上走開，但女孩在向他使眼色，他只好用衣襟兜起油餅，怏怏地離開了。
晚上他把所有的東西從那棵大樹下起出來，又搬到小橋上面。因為在店鋪底下的大樹下面他就不能吹簫了，怕太近吵了人家。他在小橋上吹了一個通宵，他見店鋪里樓上那扇窗戶里的燈光也亮了個通宵。
早上他在小橋上睡著了，突然被人叫醒，睜開眼來一看，卻是那個女孩，十五、六歲的樣子，身上的一件花褂子的前擺有一些油污。女孩一頭黑而粗的短髮，稍圓而滿的臉，一雙烏黑髮亮的眼睛。女孩說了句：「到我們鋪子里來做事吧！」說了這麼一句后回頭就走，他就跟在後面。
他被介紹跟老闆認識了，然後就被帶到後面跟一個師傅揉麵糰，做各種麵食，也給客人下面，燙米粉，拌涼粉，還學著給客人炒小點。
老闆就是女孩的父親，半年後我這個哥哥成了老闆的女婿。
這些都是我原先聽說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更不知道後來怎樣了。我想我的這個兄長落了個好道，出道得早，興許現在也是個大老闆了呢？
我沒費好大的勁就找到他的家了。我是直奔柳子街的，就在柳子廟的斜對面，臨街一排比鄉下的茅房還低矮的木板房，房頂上蓋的是櫞皮（杉樹皮）。我推開一扇門，低頭進去，前面的一間被木板間隔成餐廳和過道。我從過道走到裡間，看到了床上那個人，靠在床頭那個五十來歲的男人，不用介紹我已經認出了就是我的兄長。儘管已是三十多年不見，但別人不會長得這個樣子，白皙的皮膚，泛黃而微帶曲卷的頭髮與略帶火紅色的鬍子，還有那臉形，只有我們幾個兄弟獨有。
「霜哥！你還認得我嗎？你看我是哪個？」我徑直走到床前，拉住了我哥的手。
「你是？」他看著我，我的一聲「霜哥」提醒了他，「哎呀你是石頭牯呀！哎呀哎呀你怎麼出現了！哎呀石頭牯啊！」我看見他的眼裡刷地滾出了淚水。
他讓我在床頭坐下，然後尖著個嗓子朝外面喊：「老秦，老秦！快來看哪個來了！快來看呀！」然後我的嫂子就進來了，手裡牽著個三、四歲的男孩。
我的嫂子看上去身體倒還好著，他讓男孩快叫叔叔，但小傢伙躲到了她身後。
我的兄弟還有三個女兒，兩個大的已經安排工作，小女兒還在小學讀書。
我不能接受的是，床上躺著的就是我那當年吹簫的兄長？
第二天我的嫂子牽著我的小侄子帶我去看柳子廟，霜哥說一定要去看的，可惜他下不了床，不能陪我去看了！我出來本來是想到處看看的，就跟嫂子到柳子廟來了。
那個時候，柳子廟竟然沒有人看管，也就不要什麼門票。外牆上用石灰刷著標語：「破四舊立四新！」，院子裡面的牆上到處是革命批判專欄和革命標語、口號，聽嫂子說解放后廟裡很多東西都被砸壞了，只是院子還在，進門上方的舊戲台也還在，戲台兩邊的「出將」、「入相」板門還留著，說是革命文藝宣傳隊排練節目時還用得著，否則也被砸掉了。後院的石碑也都斷裂了，柳子廟裡那座著名的荔枝碑裂開了幾條寬寬的縫。
我原來曾經讀過柳宗元的一些山水文章的，後來被叫做《永州八記》（再後來好象又被叫做《永州九記》）的，這一次也算是親眼看過了柳子廟了吧！
從嫂子那裡我大概了解了兄長一家的一些情況。我霜哥跟秦家姑娘結婚以後，兩口子就幫著長輩照看店鋪。秦老闆死後，霜哥繼承了家業，小店鋪的生意紅火起來。到五十年代末，城市資本家的資本被沒收歸國有，小業主也被公私合營，或者集體化。霜哥的小吃店鋪被收歸集體所有，在店鋪的基礎上，徵收了隔壁一傢伙鋪建成了東方紅飯店，霜哥被安排任飯店主廚，嫂子和他們的大女兒也被安排進飯店工作。按理說政府也算是關照得相當可以了，可是死心眼的霜哥看不到社會的大勢所趨，認為自己好不容易撐起個門面，生意好起來日子紅火起來，不願意跟人家扯平，死活不同意集體化。直到動工那天他還拚命阻攔，結果跟工作隊員動起手來，他被一頓拳打腳踢，倒在地上不能動彈。
東方紅飯店還是開起來，霜哥只得去當主廚，一家三口到飯店上班，每月開始拿集體的工資。霜哥做事勤快，廚房打理得象模象樣，飯店經營照樣紅火，顯示出城市合作化的優越性。只是霜哥自從那次被打斷腰骨和股骨后，身體就沒有以前那麼硬板了，後來一遇上冷濕天氣就發作腰骨疼，但他總是硬撐著。幾年前他終於病倒了，眼下是已經半年多沒有下過床了。霜哥沒上班倒還有點生活補貼，但那點錢根本吃不起葯，只是由他自己開單子，到小藥鋪抓點草藥熬了吃著。
我得走了，我要霜哥跟嫂子什麼時候帶侄兒女全家回家鄉看一看，先回高家去看看大兄長啊，再到獅子嶺去看看你小弟一家。霜哥說你是個文曲星，果然是出息了，還當了幹部。我說都什麼幹部呀，也是捏鋤頭把的，再說如今我都下馬了。這不，我什麼都不是了，才有個空來看你們呀！我這就要走了，到時候你們可一定要回去看看呀，我等著去接你們啊！霜哥眼裡就噙滿了淚水，說等他下得了床，一定一定回鄉一回。他欠起身，示意嫂子要尋打發我的東西。我就實在不好意思了，我是空著一雙手來的，東西我就絕對不要打發了。但說來真是慚愧，我總以為我的兄長該是好發達的了，我身上連接下來的車錢都沒有。看著哥嫂這個樣子，我實在是無法開口討個車錢，我想即使身無分文，我要到哪裡，仍舊能夠到哪裡的，當年走日本回家時身上哪有一個錢呀，還不是也回了家！
霜哥嚷著硬要找東西打發我，我只好說了實話，我這個人從來不拐彎磨角，霜哥是知道我的。我就說了自己確實沒帶車錢，東西是定然不要了的，要給就給點一段路的車錢算了。嫂子就從衣服下面摸索出一個手帕包包，打開來撿出一些拿出來遞到我手裡，說看夠不夠。我說夠了的夠了的，就把錢收下了。
我告別哥嫂出來，在柳子街上我手裡一路都攥著嫂子給我的車錢，捏出一把汗來了，手心裡濕轆轆的。我想這是嫂子母女倆多少個工作日的工資呢，或者是霜哥好長時間的生活費呢？我的鼻子里酸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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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就是好！……」當時一首歌就是這麼唱的，而且玉丘的男女老少都會唱，後來要數二杆子唱得最帶勁，最有感情，唱得嘹嘹亮亮，轟轟烈烈，氣吞河山。當時革命歌曲很多，二杆子卻好象獨愛了這一首，這首歌曲他又專愛開頭這一句。所以人們就聽見他嘴裡成天哼著這首歌，也就這一句，因為他唱出這一句后並不接著往下唱下去，回頭又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就是好！」結束。那時誰要是聽見男聲獨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就說明大隊革委主任虢二杆子到了。二杆子的本名叫什麼似乎已不可考了，即使在他當革委主任那時也沒有人想到過有什麼必要對他的本名去正個本溯個源。現在人們喊他虢主任了，比原來稱支書時要氣派多了的。「支書」就是個農村支部書記的意思，明確得很。「主任」聽來倒象個國家幹部什麼的，再說一個「主任」你也弄不清到底是哪個級別，縣裡的，省里的，都叫做「主任」，中央的大頭頭也都叫做革委主任嘛！二杆子做夢也沒想到過自己的名字「二杆子」會被省略，重新揀起個「虢」字，還與「主任」兩個字聯繫在一起，一個「虢主任」把個二杆子叫得眼睛上下翻個沒完沒了的，直覺得這豈止是什麼革命，簡直是翻天呢！那個時候二杆子的感覺，比起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來說，那是要強過多少倍了！因為如果不是翻了個天，不是太陽從西邊出東邊落，不是石頭從湘江河水裡浮起來，他二杆子還能當上主任這麼大的官？儘管他也知道人們背地裡仍舊喊他二杆子，但他如今的身份天經地義就是個革委主任，除了公社革委主任可以管他，在玉丘誰敢不聽他的！人生的輝煌和顛峰忽然閃電般地擊中了二杆子，他甚至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呼啦啦那麼簡單地就真正嘗到了女人的滋味，而且還是個黃花姑娘！他在大隊革委辦公室把那個下放到玉丘來的女知青幹了，人家也頂多是哭著跑出大隊革委辦公室，事後並沒有拿他怎樣。
幾十年後我在我小兒子家養病，兒子說是要採訪我，在談到那段經歷時，我還是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象二杆子愛唱的那首革命歌曲里的詞一樣。兒子很奇怪地看著我，說文化大革命早已經被全盤否定，父親你又不是不知道，為什麼還這樣說呢？我說至少對我個人來講就是好。你想想看，要不是一場文化大革命，我一生除了早年到過桂林以外，以後可能就沒法走出個南陰了！老實巴交的玉丘人，多少老人家一生就沒有走出過獅子嶺，很多人沒有走出過嶺壩，能走出過白水鎮的就為數不多了！虧得一場文化大革命呀，我不當大隊支書了，那陣子也沒叫我好好勞動過，我就閑不住了，我的心飛了起來，我決定要走。
這是我的性格決定的。
當然我也不是出走，因為大隊革委也沒有拿我怎麼樣，再說家裡老婆孩子一大堆，要走也走不了。我只是想出去看一看，中國這麼大，我沒本事，但能去的地方還是想去看一看。
沒有人管我，我把孩子們交給和妹仔，只帶了少量的一點零錢，就上路了。
我第一站到了零陵，當時叫做零陵縣。我有個同母異父兄弟在零陵，小時候見過面的了，轉眼間兄弟兩個都已是中老年人了。我不怕找不到人，只要人還活著，只要有個地址，哪怕有個大體的地址，或者哪怕這大體的地址也都是幾十年前的了，我相信仍然能找得到人的，路在腳下延伸，路在嘴下拐彎嘛（路是問出來的）！
我母親在嫁給我父親以前，在高家原來生有五個兒女。她在高家的丈夫死了以後，除了成年的大兒子守在家裡，延續了香火以外，幾個兒女送人的送人，嫁人的嫁人，逃難的逃難，早已經天各一方。聽說我的一個兄長十多歲的時候隻身到了零陵，後來在城裡找了個女人，安了家，算是落了個好道了。早年我到桂林時我還小，雖然經過了零陵，卻沒有能力去找找我這個兄長。「走日本」時第二次經過零陵，卻不可能去尋他。我這次輕鬆上路，不慌不忙，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這個兄弟大概是十六、七歲的樣子離開家裡的。那時家裡實在已經揭不開鍋了，他是兄弟姐妹中第二個離家的人。他什麼也沒有帶，更不用說身上有什麼盤纏了。他拿起他常吹的一把長簫，穿進包袱的扣節里，將僅有幾件破爛衣衫的包袱單挑在肩上，大清早就出了門。
他一路乞討著到了零陵，就在街上遊盪。下午餓得不行了，就沿街走，看到冒熱氣的店鋪就朝熱氣里張望，似乎看一眼熱氣也可以飽飽肚似的。有家店鋪里的香氣把他弄得神魂顛倒，光是看看已經不能解讒，他就挪到了櫃檯邊上，吸著鼻子。店鋪里有小炒，有麵條，有米粉，有各種油炸食品。尤其是那種油炸的異香，幾乎把他熏倒了！
櫃檯後面有個姑娘已經看他很久了，但他根本沒有注意，他眼裡只有該死的黃燦燦的油餅、油條、酥餃……這黃燦燦的一片就可以是一個人的一切！
他沒有發現櫃檯后的那個姑娘已經到了他的身邊。姑娘手裡迭起了兩張油餅，在他眼下一晃，飛快地塞進了他的包袱里，就走開了。兩張油餅進了他的包袱的的軌跡他看得真真切切，真是天上掉下個餡餅來，他就趕緊夾緊包袱，飛也似地逃了。老實說，他當時只看見有黃燦燦的油餅飛進了自己的包袱里，並沒看見那油餅從何而來，他逃得真是飛快，跟油餅飛進包袱里的速度幾乎一個樣，他生怕油餅會變魔法似地又飛出包袱外去。
第一塊油餅他只是聞到個香氣，並沒有品出個味道就全部到了肚子里。他拿起第二塊，認為不能那樣對不起油餅，得好好品嘗一下，就一點點地吃起來，那味道實在是太好了！他不忍心將油餅一口氣吃完，留下半個又塞進包袱。
傍晚時分他忍不住又到了那個店鋪前面，他就看到了那個女孩，女孩也看到了他，他們的目光能交匯到一起，他就堅信兩塊油餅一定是她塞到他的包袱里的。這麼一想他就不敢再在那裡停留，趕快走開了。
然而他並沒有走遠，天黑以後他還沒有真正離開店鋪而去。他繞到了店鋪后的一條小溪那裡，當時他肯定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愚溪。店鋪所在的街叫柳子街，店鋪的斜對面就是柳子廟。他當然更不知道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他只覺得那條小溪是個好去處。小溪上有座小橋，他也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愚溪橋，在他心中當然也毫無什麼小橋流水的詩情畫意，他只知道在小橋上看得到店鋪里的燈光，準確地說還能隱隱約約地看見屋裡的人。
他斜躺在小橋的欄杆上，頭下枕著那個包袱，一會兒就睡著了。但他後來被夜裡的涼意清醒過來，就再也睡不著。他就取出那根竹簫，悠悠揚揚地吹奏起來。
也不知吹了多久，直到看到店鋪里的燈光都已經熄滅了，他還在那裡吹。
他也許會一直吹到天亮的，小溪的小橋上涼風習習，不是個睡覺的地方，要睡的話他可以另外找個地方的。這是個抒情的地方，他選擇了這個地方過夜，就不想擁有睡眠，只想一訴凄苦的情懷。
他吹著極為凄婉幽怨的曲子。據說長簫的聲音傳得幾里路遠，越遠聽來越是音色優美，凄婉動人，催人淚下，尤其是在靜靜的夜裡。
不知什麼時候他發現店鋪里一間房子里的燈又亮了，窗外的走廊里有個人影，看得出是個女人，還看得出就是店鋪里跟他眼光相碰的那個女孩子。
他意識到已是深夜，見女孩的身影久久地在光影里徘徊，他心裡不知怎麼就蹬地動了一下。他收起長簫，下得橋來，轉到了亮光的窗戶下面。
他在窗戶下面站了一會，不知道如何是好，突然撲的一聲有個東西落在他的面前。他蹲下來一看，是一床薄被單！
他抱起那床被單，抬頭卻見樓上那間房子里的燈光一下子滅了。
他沒有走開，靠著那裡一棵樹榦，蓋著那床被單，他睡著了。
第二天他到店鋪里去，沒有帶他那個包袱，他的包袱和女孩的被單就藏在那棵大樹下面的草叢裡。他手裡只有那根長簫，他不敢將竹簫也藏在那裡，他不能保證那片草叢裡不被任何人發現什麼東西。
這次他的懷裡被塞進了四個大油餅，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藏起四個油餅，就沒有馬上走開，但女孩在向他使眼色，他只好用衣襟兜起油餅，怏怏地離開了。
晚上他把所有的東西從那棵大樹下起出來，又搬到小橋上面。因為在店鋪底下的大樹下面他就不能吹簫了，怕太近吵了人家。他在小橋上吹了一個通宵，他見店鋪里樓上那扇窗戶里的燈光也亮了個通宵。
早上他在小橋上睡著了，突然被人叫醒，睜開眼來一看，卻是那個女孩，十五、六歲的樣子，身上的一件花褂子的前擺有一些油污。女孩一頭黑而粗的短髮，稍圓而滿的臉，一雙烏黑髮亮的眼睛。女孩說了句：「到我們鋪子里來做事吧！」說了這麼一句后回頭就走，他就跟在後面。
他被介紹跟老闆認識了，然後就被帶到後面跟一個師傅揉麵糰，做各種麵食，也給客人下面，燙米粉，拌涼粉，還學著給客人炒小點。
老闆就是女孩的父親，半年後我這個哥哥成了老闆的女婿。
這些都是我原先聽說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更不知道後來怎樣了。我想我的這個兄長落了個好道，出道得早，興許現在也是個大老闆了呢？
我沒費好大的勁就找到他的家了。我是直奔柳子街的，就在柳子廟的斜對面，臨街一排比鄉下的茅房還低矮的木板房，房頂上蓋的是櫞皮（杉樹皮）。我推開一扇門，低頭進去，前面的一間被木板間隔成餐廳和過道。我從過道走到裡間，看到了床上那個人，靠在床頭那個五十來歲的男人，不用介紹我已經認出了就是我的兄長。儘管已是三十多年不見，但別人不會長得這個樣子，白皙的皮膚，泛黃而微帶曲卷的頭髮與略帶火紅色的鬍子，還有那臉形，只有我們幾個兄弟獨有。
「霜哥！你還認得我嗎？你看我是哪個？」我徑直走到床前，拉住了我哥的手。
「你是？」他看著我，我的一聲「霜哥」提醒了他，「哎呀你是石頭牯呀！哎呀哎呀你怎麼出現了！哎呀石頭牯啊！」我看見他的眼裡刷地滾出了淚水。
他讓我在床頭坐下，然後尖著個嗓子朝外面喊：「老秦，老秦！快來看哪個來了！快來看呀！」然後我的嫂子就進來了，手裡牽著個三、四歲的男孩。
我的嫂子看上去身體倒還好著，他讓男孩快叫叔叔，但小傢伙躲到了她身後。
我的兄弟還有三個女兒，兩個大的已經安排工作，小女兒還在小學讀書。
我不能接受的是，床上躺著的就是我那當年吹簫的兄長？
第二天我的嫂子牽著我的小侄子帶我去看柳子廟，霜哥說一定要去看的，可惜他下不了床，不能陪我去看了！我出來本來是[筆下文學Www.bxwx.net]
33.「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就是好！……」當時一首歌就是這麼唱的，而且玉丘的男女老少都會唱，後來要數二杆子唱得最帶勁，最有感情，唱得嘹嘹亮亮，轟轟烈烈，氣吞河山。當時革命歌曲很多，二杆子卻好象獨愛了這一首，這首歌曲他又專愛開頭這一句。所以人們就聽見他嘴裡成天哼著這首歌，也就這一句，因為他唱出這一句后並不接著往下唱下去，回頭又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就是好！」結束。那時誰要是聽見男聲獨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就說明大隊革委主任虢二杆子到了。二杆子的本名叫什麼似乎已不可考了，即使在他當革委主任那時也沒有人想到過有什麼必要對他的本名去正個本溯個源。現在人們喊他虢主任了，比原來稱支書時要氣派多了的。「支書」就是個農村支部書記的意思，明確得很。「主任」聽來倒象個國家幹部什麼的，再說一個「主任」你也弄不清到底是哪個級別，縣裡的，省里的，都叫做「主任」，中央的大頭頭也都叫做革委主任嘛！二杆子做夢也沒想到過自己的名字「二杆子」會被省略，重新揀起個「虢」字，還與「主任」兩個字聯繫在一起，一個「虢主任」把個二杆子叫得眼睛上下翻個沒完沒了的，直覺得這豈止是什麼革命，簡直是翻天呢！那個時候二杆子的感覺，比起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來說，那是要強過多少倍了！因為如果不是翻了個天，不是太陽從西邊出東邊落，不是石頭從湘江河水裡浮起來，他二杆子還能當上主任這麼大的官？儘管他也知道人們背地裡仍舊喊他二杆子，但他如今的身份天經地義就是個革委主任，除了公社革委主任可以管他，在玉丘誰敢不聽他的！人生的輝煌和顛峰忽然閃電般地擊中了二杆子，他甚至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呼啦啦那麼簡單地就真正嘗到了女人的滋味，而且還是個黃花姑娘！他在大隊革委辦公室把那個下放到玉丘來的女知青幹了，人家也頂多是哭著跑出大隊革委辦公室，事後並沒有拿他怎樣。
幾十年後我在我小兒子家養病，兒子說是要採訪我，在談到那段經歷時，我還是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象二杆子愛唱的那首革命歌曲里的詞一樣。兒子很奇怪地看著我，說文化大革命早已經被全盤否定，父親你又不是不知道，為什麼還這樣說呢？我說至少對我個人來講就是好。你想想看，要不是一場文化大革命，我一生除了早年到過桂林以外，以後可能就沒法走出個南陰了！老實巴交的玉丘人，多少老人家一生就沒有走出過獅子嶺，很多人沒有走出過嶺壩，能走出過白水鎮的就為數不多了！虧得一場文化大革命呀，我不當大隊支書了，那陣子也沒叫我好好勞動過，我就閑不住了，我的心飛了起來，我決定要走。
這是我的性格決定的。
當然我也不是出走，因為大隊革委也沒有拿我怎麼樣，再說家裡老婆孩子一大堆，要走也走不了。我只是想出去看一看，中國這麼大，我沒本事，但能去的地方還是想去看一看。
沒有人管我，我把孩子們交給和妹仔，只帶了少量的一點零錢，就上路了。
我第一站到了零陵，當時叫做零陵縣。我有個同母異父兄弟在零陵，小時候見過面的了，轉眼間兄弟兩個都已是中老年人了。我不怕找不到人，只要人還活著，只要有個地址，哪怕有個大體的地址，或者哪怕這大體的地址也都是幾十年前的了，我相信仍然能找得到人的，路在腳下延伸，路在嘴下拐彎嘛（路是問出來的）！
我母親在嫁給我父親以前，在高家原來生有五個兒女。她在高家的丈夫死了以後，除了成年的大兒子守在家裡，延續了香火以外，幾個兒女送人的送人，嫁人的嫁人，逃難的逃難，早已經天各一方。聽說我的一個兄長十多歲的時候隻身到了零陵，後來在城裡找了個女人，安了家，算是落了個好道了。早年我到桂林時我還小，雖然經過了零陵，卻沒有能力去找找我這個兄長。「走日本」時第二次經過零陵，卻不可能去尋他。我這次輕鬆上路，不慌不忙，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這個兄弟大概是十六、七歲的樣子離開家裡的。那時家裡實在已經揭不開鍋了，他是兄弟姐妹中第二個離家的人。他什麼也沒有帶，更不用說身上有什麼盤纏了。他拿起他常吹的一把長簫，穿進包袱的扣節里，將僅有幾件破爛衣衫的包袱單挑在肩上，大清早就出了門。
他一路乞討著到了零陵，就在街上遊盪。下午餓得不行了，就沿街走，看到冒熱氣的店鋪就朝熱氣里張望，似乎看一眼熱氣也可以飽飽肚似的。有家店鋪里的香氣把他弄得神魂顛倒，光是看看已經不能解讒，他就挪到了櫃檯邊上，吸著鼻子。店鋪里有小炒，有麵條，有米粉，有各種油炸食品。尤其是那種油炸的異香，幾乎把他熏倒了！
櫃檯後面有個姑娘已經看他很久了，但他根本沒有注意，他眼裡只有該死的黃燦燦的油餅、油條、酥餃……這黃燦燦的一片就可以是一個人的一切！
他沒有發現櫃檯后的那個姑娘已經到了他的身邊。姑娘手裡迭起了兩張油餅，在他眼下一晃，飛快地塞進了他的包袱里，就走開了。兩張油餅進了他的包袱的的軌跡他看得真真切切，真是天上掉下個餡餅來，他就趕緊夾緊包袱，飛也似地逃了。老實說，他當時只看見有黃燦燦的油餅飛進了自己的包袱里，並沒看見那油餅從何而來，他逃得真是飛快，跟油餅飛進包袱里的速度幾乎一個樣，他生怕油餅會變魔法似地又飛出包袱外去。
第一塊油餅他只是聞到個香氣，並沒有品出個味道就全部到了肚子里。他拿起第二塊，認為不能那樣對不起油餅，得好好品嘗一下，就一點點地吃起來，那味道實在是太好了！他不忍心將油餅一口氣吃完，留下半個又塞進包袱。
傍晚時分他忍不住又到了那個店鋪前面，他就看到了那個女孩，女孩也看到了他，他們的目光能交匯到一起，他就堅信兩塊油餅一定是她塞到他的包袱里的。這麼一想他就不敢再在那裡停留，趕快走開了。
然而他並沒有走遠，天黑以後他還沒有真正離開店鋪而去。他繞到了店鋪后的一條小溪那裡，當時他肯定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愚溪。店鋪所在的街叫柳子街，店鋪的斜對面就是柳子廟。他當然更不知道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他只覺得那條小溪是個好去處。小溪上有座小橋，他也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愚溪橋，在他心中當然也毫無什麼小橋流水的詩情畫意，他只知道在小橋上看得到店鋪里的燈光，準確地說還能隱隱約約地看見屋裡的人。
他斜躺在小橋的欄杆上，頭下枕著那個包袱，一會兒就睡著了。但他後來被夜裡的涼意清醒過來，就再也睡不著。他就取出那根竹簫，悠悠揚揚地吹奏起來。
也不知吹了多久，直到看到店鋪里的燈光都已經熄滅了，他還在那裡吹。
他也許會一直吹到天亮的，小溪的小橋上涼風習習，不是個睡覺的地方，要睡的話他可以另外找個地方的。這是個抒情的地方，他選擇了這個地方過夜，就不想擁有睡眠，只想一訴凄苦的情懷。
他吹著極為凄婉幽怨的曲子。據說長簫的聲音傳得幾里路遠，越遠聽來越是音色優美，凄婉動人，催人淚下，尤其是在靜靜的夜裡。
不知什麼時候他發現店鋪里一間房子里的燈又亮了，窗外的走廊里有個人影，看得出是個女人，還看得出就是店鋪里跟他眼光相碰的那個女孩子。
他意識到已是深夜，見女孩的身影久久地在光影里徘徊，他心裡不知怎麼就蹬地動了一下。他收起長簫，下得橋來，轉到了亮光的窗戶下面。
他在窗戶下面站了一會，不知道如何是好，突然撲的一聲有個東西落在他的面前。他蹲下來一看，是一床薄被單！
他抱起那床被單，抬頭卻見樓上那間房子里的燈光一下子滅了。
他沒有走開，靠著那裡一棵樹榦，蓋著那床被單，他睡著了。
第二天他到店鋪里去，沒有帶他那個包袱，他的包袱和女孩的被單就藏在那棵大樹下面的草叢裡。他手裡只有那根長簫，他不敢將竹簫也藏在那裡，他不能保證那片草叢裡不被任何人發現什麼東西。
這次他的懷裡被塞進了四個大油餅，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藏起四個油餅，就沒有馬上走開，但女孩在向他使眼色，他只好用衣襟兜起油餅，怏怏地離開了。
晚上他把所有的東西從那棵大樹下起出來，又搬到小橋上面。因為在店鋪底下的大樹下面他就不能吹簫了，怕太近吵了人家。他在小橋上吹了一個通宵，他見店鋪里樓上那扇窗戶里的燈光也亮了個通宵。
早上他在小橋上睡著了，突然被人叫醒，睜開眼來一看，卻是那個女孩，十五、六歲的樣子，身上的一件花褂子的前擺有一些油污。女孩一頭黑而粗的短髮，稍圓而滿的臉，一雙烏黑髮亮的眼睛。女孩說了句：「到我們鋪子里來做事吧！」說了這麼一句后回頭就走，他就跟在後面。
他被介紹跟老闆認識了，然後就被帶到後面跟一個師傅揉麵糰，做各種麵食，也給客人下面，燙米粉，拌涼粉，還學著給客人炒小點。
老闆就是女孩的父親，半年後我這個哥哥成了老闆的女婿。
這些都是我原先聽說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更不知道後來怎樣了。我想我的這個兄長落了個好道，出道得早，興許現在也是個大老闆了呢？
我沒費好大的勁就找到他的家了。我是直奔柳子街的，就在柳子廟的斜對面，臨街一排比鄉下的茅房還低矮的木板房，房頂上蓋的是櫞皮（杉樹皮）。我推開一扇門，低頭進去，前面的一間被木板間隔成餐廳和過道。我從過道走到裡間，看到了床上那個人，靠在床頭那個五十來歲的男人，不用介紹我已經認出了就是我的兄長。儘管已是三十多年不見，但別人不會長得這個樣子，白皙的皮膚，泛黃而微帶曲卷的頭髮與略帶火紅色的鬍子，還有那臉形，只有我們幾個兄弟獨有。
「霜哥！你還認得我嗎？你看我是哪個？」我徑直走到床前，拉住了我哥的手。
「你是？」他看著我，我的一聲「霜哥」提醒了他，「哎呀你是石頭牯呀！哎呀哎呀你怎麼出現了！哎呀石頭牯啊！」我看見他的眼裡刷地滾出了淚水。
他讓我在床頭坐下，然後尖著個嗓子朝外面喊：「老秦，老秦！快來看哪個來了！快來看呀！」然後我的嫂子就進來了，手裡牽著個三、四歲的男孩。
我的嫂子看上去身體倒還好著，他讓男孩快叫叔叔，但小傢伙躲到了她身後。
我的兄弟還有三個女兒，兩個大的已經安排工作，小女兒還在小學讀書。
我不能接受的是，床上躺著的就是我那當年吹簫的兄長？
第二天我的嫂子牽著我的小侄子帶我去看柳子廟，霜哥說一定要去看的，可惜他下不了床，不能陪我去看了！我出來本來是想到處看看的，就跟嫂子到柳子廟來了。
那個時候，柳子廟竟然沒有人看管，也就不要什麼門票。外牆上用石灰刷著標語：「破四舊立四新！」，院子裡面的牆上到處是革命批判專欄和革命標語、口號，聽嫂子說解放后廟裡很多東西都被砸壞了，只是院子還在，進門上方的舊戲台也還在，戲台兩邊的「出將」、「入相」板門還留著，說是革命文藝宣傳隊排練節目時還用得著，否則也被砸掉了。後院的石碑也都斷裂了，柳子廟裡那座著名的荔枝碑裂開了幾條寬寬的縫。
我原來曾經讀過柳宗元的一些山水文章的，後來被叫做《永州八記》（再後來好象又被叫做《永州九記》）的，這一次也算是親眼看過了柳子廟了吧！
從嫂子那裡我大概了解了兄長一家的一些情況。我霜哥跟秦家姑娘結婚以後，兩口子就幫著長輩照看店鋪。秦老闆死後，霜哥繼承了家業，小店鋪的生意紅火起來。到五十年代末，城市資本家的資本被沒收歸國有，小業主也被公私合營，或者集體化。霜哥的小吃店鋪被收歸集體所有，在店鋪的基礎上，徵收了隔壁一傢伙鋪建成了東方紅飯店，霜哥被安排任飯店主廚，嫂子和他們的大女兒也被安排進飯店工作。按理說政府也算是關照得相當可以了，可是死心眼的霜哥看不到社會的大勢所趨，認為自己好不容易撐起個門面，生意好起來日子紅火起來，不願意跟人家扯平，死活不同意集體化。直到動工那天他還拚命阻攔，結果跟工作隊員動起手來，他被一頓拳打腳踢，倒在地上不能動彈。
東方紅飯店還是開起來，霜哥只得去當主廚，一家三口到飯店上班，每月開始拿集體的工資。霜哥做事勤快，廚房打理得象模象樣，飯店經營照樣紅火，顯示出城市合作化的優越性。只是霜哥自從那次被打斷腰骨和股骨后，身體就沒有以前那麼硬板了，後來一遇上冷濕天氣就發作腰骨疼，但他總是硬撐著。幾年前他終於病倒了，眼下是已經半年多沒有下過床了。霜哥沒上班倒還有點生活補貼，但那點錢根本吃不起葯，只是由他自己開單子，到小藥鋪抓點草藥熬了吃著。
我得走了，我要霜哥跟嫂子什麼時候帶侄兒女全家回家鄉看一看，先回高家去看看大兄長啊，再到獅子嶺去看看你小弟一家。霜哥說你是個文曲星，果然是出息了，還當了幹部。我說都什麼幹部呀，也是捏鋤頭把的，再說如今我都下馬了。這不，我什麼都不是了，才有個空來看你們呀！我這就要走了，到時候你們可一定要回去看看呀，我等著去接你們啊！霜哥眼裡就噙滿了淚水，說等他下得了床，一定一定回鄉一回。他欠起身，示意嫂子要尋打發我的東西。我就實在不好意思了，我是空著一雙手來的，東西我就絕對不要打發了。但說來真是慚愧，我總以為我的兄長該是好發達的了，我身上連接下來的車錢都沒有。看著哥嫂這個樣子，我實在是無法開口討個車錢，我想即使身無分文，我要到哪裡，仍舊能夠到哪裡的，當年走日本回家時身上哪有一個錢呀，還不是也回了家！
霜哥嚷著硬要找東西打發我，我只好說了實話，我這個人從來不拐彎磨角，霜哥是知道我的。我就說了自己確實沒帶車錢，東西是定然不要了的，要給就給點一段路的車錢算了。嫂子就從衣服下面摸索出一個手帕包包，打開來撿出一些拿出來遞到我手裡，說看夠不夠。我說夠了的夠了的，就把錢收下了。
我告別哥嫂出來，在柳子街上我手裡一路都攥著嫂子給我的車錢，捏出一把汗來了，手心裡濕轆轆的。我想這是嫂子母女倆多少個工作日的工資呢，或者是霜哥好長時間的生活費呢？我的鼻子里酸酸的。
想到處看看的，就跟嫂子到柳子廟來了。
那個時候，柳子廟竟然沒有人看管，也就不要什麼門票。外牆上用石灰刷著標語：「破四舊立四新！」，院子裡面的牆上到處是革命批判專欄和革命標語、口號，聽嫂子說解放后廟裡很多東西都被砸壞了，只是院子還在，進門上方的舊戲台也還在，戲台兩邊的「出將」、「入相」板門還留著，說是革命文藝宣傳隊排練節目時還用得著，否則也被砸掉了。後院的石碑也都斷裂了，柳子廟裡那座著名的荔枝碑裂開了幾條寬寬的縫。
我原來曾經讀過柳宗元的一些山水文章的，後來被叫做《永州八記》（再後來好象又被叫做《永州九記》）的，這一次也算是親眼看過了柳子廟了吧！
從嫂子那裡我大概了解了兄長一家的一些情況。我霜哥跟秦家姑娘結婚以後，兩口子就幫著長輩照看店鋪。秦老闆死後，霜哥繼承了家業，小店鋪的生意紅火起來。到五十年代末，城市資本家的資本被沒收歸國有，小業主也被公私合營，或者集體化。霜哥的小吃店鋪被收歸集體所有，在店鋪的基礎上，徵收了隔壁一傢伙鋪建成了東方紅飯店，霜哥被安排任飯店主廚，嫂子和他們的大女兒也被安排進飯店工作。按理說政府也算是關照得相當可以了，可是死心眼的霜哥看不到社會的大勢所趨，認為自己好不容易撐起個門面，生意好起來日子紅火起來，不願意跟人家扯平，死活不同意集體化。直到動工那天他還拚命阻攔，結果跟工作隊員動起手來，他被一頓拳打腳踢，倒在地上不能動彈。
東方紅飯店還是開起來，霜哥只得去當主廚，一家三口到飯店上班，每月開始拿集體的工資。霜哥做事勤快，廚房打理得象模象樣，飯店經營照樣紅火，顯示出城市合作化的優越性。只是霜哥自從那次被打斷腰骨和股骨后，身體就沒有以前那麼硬板了，後來一遇上冷濕天氣就發作腰骨疼，但他總是硬撐著。幾年前他終於病倒了，眼下是已經半年多沒有下過床了。霜哥沒上班倒還有點生活補貼，但那點錢根本吃不起葯，只是由他自己開單子，到小藥鋪抓點草藥熬了吃著。
我得走了，我要霜哥跟嫂子什麼時候帶侄兒女全家回家鄉看一看，先回高家去看看大兄長啊，再到獅子嶺去看看你小弟一家。霜哥說你是個文曲星，果然是出息了，還當了幹部。我說都什麼幹部呀，也是捏鋤頭把的，再說如今我都下馬了。這不，我什麼都不是了，才有個空來看你們呀！我這就要走了，到時候你們可一定要回去看看呀，我等著去接你們啊！霜哥眼裡就噙滿了淚水，說等他下得了床，一定一定回鄉一回。他欠起身，示意嫂子要尋打發我的東西。我就實在不好意思了，我是空著一雙手來的，東西我就絕對不要打發了。但說來真是慚愧，我總以為我的兄長該是好發達的了，我身上連接下來的車錢都沒有。看著哥嫂這個樣子，我實在是無法開口討個車錢，我想即使身無分文，我要到哪裡，仍舊能夠到哪裡的，當年走日本回家時身上哪有一個錢呀，還不是也回了家！
霜哥嚷著硬要找東西打發我，我只好說了實話，我這個人從來不拐彎磨角，霜哥是知道我的。我就說了自己確實沒帶車錢，東西是定然不要了的，要給就給點一段路的車錢算了。嫂子就從衣服下面摸索出一個手帕包包，打開來撿出一些拿出來遞到我手裡，說看夠不夠。我說夠了的夠了的，就把錢收下了。
我告別哥嫂出來，在柳子街上我手裡一路都攥著嫂子給我的車錢，捏出一把汗來了，手心裡濕轆轆的。我想這是嫂子母女倆多少個工作日的工資呢，或者是霜哥好長時間的生活費呢？我的鼻子里酸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