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教學（1）

序

我們將近些年來寫的關於國文教學的論文和隨筆編成這本書，就題為《國文教學》。這裡面以中學國文教學為主，大學的也有幾篇論及。我們都做了多年的國文教師，也編過一些國文科的讀物給青年們看，本書的各篇文字便根據這些經驗寫成。不過這些文字都偏重教學的技術方面，精神方面談到的很少。因為精神方面部定的課程標準里已經定得夠詳細的。再說「五四」以來國文科的教學，特別在中學里，專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術的訓練，使一般學生了解文字和運用文字的能力沒有得到適量的發展，也未免失掉了平衡。而一般社會對青年學生們要求的，卻正是這兩種能力；他們第一要學生們寫得通，其次是讀得懂。我們根據實際情形立論，偏向技術一面也是自然而然。

一般社會看得寫比讀重，青年們自己也如此。但在課程里和實際教育上，卻是讀比寫重。課程里講讀的時數多於作文的時數，是因為講讀負擔著三重的任務。講讀一方面訓練了解的能力，一方面傳播固有的和現代的文化，另一方面提供寫作的範本。學生們似乎特別注重寫作的範本。從前的教本原偏重示範作用，沒有讀和寫的比重問題發生。「五四」后的教本兼顧三重任務，學生們感到模範文的缺少，好像講讀費了很多時間，並沒有什麼實用，因而就不看重它。不過這個問題很複雜，範文其實還只是一個因子。另一個因子是文言。「五四」后一般學生願意寫白話，寫白話而讀文言是矛盾。再一個因子是教學，教學應該讀和寫並重，可是講讀的時數既多，而向來教師也沒有給予作文課足夠的注意，便見得讀重了。其實重讀也只是個幻象，一般的講讀只是逐句講解，甚至於說些不相干的話敷衍過去。學生們毫無參加和練習的機會，怎能夠引起他們趣味，領導他們努力呢？

青年們不願意讀文言，尤其不願意讀古書，是因為不容易懂，並且跟現代生活好像無甚關係似的。若能在現行的標點分段之外，加上白話註釋，並附適當的題解或導言，願意讀的人也許多些。到那時青年們也許就可以看出中國人雖然需要現代化，但總是我們中國人在現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這在現時還得借徑於文言或古書。我們盡可以著手用白話重述古典，等到這種重述的古典成為新的古典時，盡可以將文言當作死文字留給專門學者學習，不必再放在一般課程里，但現時大家還得學習。可是現行課程標準規定初中一年起就將文言和白話混合教學，而文言的比例逐年加增，直到大學一年整個講讀文言為止———效果卻不好。學生們不但文言沒有學好，白話也連帶著學得不夠好。教本里選的文言花樣太雜，固然使他們不容易摸著門路，而混合教學也使他們徨，弄不清文言和白話的分別。我們贊成本書附錄里浦江清先生的主張，將白話和文言分別教學。並且主張文言的教學從高中開始，初中只學白話；大學一年也還該在作文課里使學生們讀些白話範本。作文該全寫白話；文言教學的寫的方面只學到造句就成。

青年們不看重講讀，還有一個原故。他們覺得講讀總不免咬文嚼字費工夫，而實際的閱讀只消了解大意就夠；他們課外閱讀，只求了解大意，快當得多。他們覺得只有這種廣泛的閱讀才能促進寫作能力的發展；講讀在一年裡只寥寥三四十篇，好像簡直沒有益處似的。但是沒有受過相當的咬文嚼字的訓練或是沒有下過相當的咬文嚼字的工夫的人，是不能了解大意的，至少了解不夠正確。學生們課外閱讀，能以了解大意，還是靠多年的講讀教育———雖然這種講讀教育沒有很大的效率———或是自修的工夫。不過閱讀有時候不止於要了解大意，還要領會那話中的話，字裡行間的話———也便是言外之意。這就不能太快，得仔細吟味；這就更需要咬文嚼字的工夫。再說課外閱讀可以幫助增進寫作的能力，固然是事實，但一目數行的囫圇吞棗的讀下去，至多只能增進一些知識和經驗，並不能領會寫作的技術。要在寫作上得益處，非慢慢咬嚼不可。一般人的閱讀大概都是只觀大意，並且往往隨讀隨忘；雖然快得驚人，卻是毫無用處。隨讀隨忘，不但不能幫助寫作，恐怕連增進知識和經驗的效果也不會有。所以課外閱讀決不能無條件的重視，而講讀還是基本。

不過講讀不該逐句講解，更不該信口開河，得切實計畫，細心啟發，讓學生們多討論，多練習，才能有合乎課程標準的效率。

這就要談到師生的合作和學校的紀律了。討論教學技術，無論如何精確，若是教師不負責任，不肯干，也是枉然。現在一般國文教師的情形，本書中有專篇討論。我們覺得負責的教師真太少了。教師得先肯負責，才能談到循循善誘，師生合作。教師不負責，有的因為對教學本無興趣，作教只是暫局。這種人只有嚴加淘汰一法。有的因為任課太多，照顧不及。這種人也許減少鐘點調整待遇可望改善。有的卻因為一般紀律不好，難以獨嚴。學校紀律不好，有時固然由於一般政治和社會的情形，不是某一學眩的責任，但多半還是由於學校當局不盡職或才力不足。只要當局能夠和教師通力合作，始終一貫，紀律總可以相當嚴明的。話說回來，即使學校紀律不好，一個教師也還有他可購的責任。只要誠懇公正，他在相當的限度之內也還可以嚴格教學的，所謂事在人為。本書里許多文字雖然根據經驗寫成，卻也假定了一些條件，如學校紀律相當好，教師肯負責的乾等；從這方面看也就不免還是些理想。不過理想是事實之母，只要不是空想，總該能夠一點一滴實現的。我們在期待著。

我們將自己的文字分編為上下兩輯。另有浦江清先生《論中學國文》一篇，我們覺得其中精到的意思很多。感謝他的同意，讓我們附錄在這裡。

葉聖陶朱自清

1944年10月。

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

二十七年，承教育部委託撰擬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草案，我就和羅莘田先生（常培）一起商量，擬成了一份，送到部里。那草案實在是我們兩個人的共同意見。

那草案後來又經過一番修訂，二十八年六月，交給大學各學院分院課程會議討論。

同年八月教育部根據這次會議的結果，頒布了分系必修選修科目表，到現在已經施行了整三年了。

這次課程會議，我因為學年正在結束，分不開身，不能到重慶出席去。草案上既沒有說明的文字，自己又沒有能夠向到會的諸位先生闡述一切，起草人的用意不免有被忽略的地方，也是自然的。這是我的一宗遺憾。科目表頒行后，從去年以來，陸續見到些批評的文字。金陵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的《斯文》上就有三篇，作者依次是程會易（一卷十六期）、余賢勛（一卷十九期）、張守義（二卷一期）三位先生（余先生已故）。《高等教育季刊》一卷三期朱光潛先生《文學院課程之檢討》里也有專評中國文學系科目的話。還有，羅莘田先生、王了一先生（力）曾各寫過一篇文，論到語言文字組的科目，載在《中央日報》昆明版附刊的《語文》上。此外也許還有別的文字，但我見到的只是這些。

原案的用意，第一在「中國文學系得設文學及語言文字兩組」。感謝那回出席的諸位先生，這個意見被採納了。我們所以這樣主張，是因為眼見這二十年來中國語言文字學的突飛猛進，覺得應該訓練些人才適應這種新興的專業，促進它的發展。這是實際的需要，至少我們和一些同行同事都覺得如此。但是語言文字和文學關係密切，決不該打成兩橛，我們是知道的。我們並沒有糊塗到主張將中國語言文字獨立設一學系；而且在兩組科目里我們兼籌並顧，希望學生能夠融會貫通，不致有偏枯的毛病。但這個分組的意見雖然被那回課程會議接受了，卻似乎還沒有得到一般的重視。只看現行科目表裡對於語言文字的科目安排得未盡妥善，以及上面所舉的《斯文》里的三篇文字都只論文學組的科目，不曾提到語言文字組，就可知道。朱先生且主張還是不必分組的好。這裡我要大膽地指出，至少有一兩個大學的中國文學系早就在抗戰前分了組；這樣訓練出來的語言文字組的畢業生，至少有一些已經有成績可見。這事實似乎是值得留意的。

原案的第二層用意在注重或提倡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我們將文學史分為四段，分量特別重。這是文學組的必修科目。另設中國文學史概要一科，定為語言文字組必修。文學組注重中國文學史，原是北京大學的辦法，是胡適之先生擬定的。胡先生將文學史的研究作為文學組發展的目標，我們覺得是有理由的。這一科不止於培養常識，更注重的是提出問題，指示路子。這一科該注重使學生閱讀原料，使他們盡量接觸———最好是熟悉———朱先生所謂「權威作家與重要作品」；編印文學史選讀材料或指定專書使學生閱讀，都要他們作報告（中國文學史概要也得這麼辦，不過縮小規模罷了）。從這一科可以向許多方面發展：或向古代文學如《詩經》、《楚辭》等方面去，或向各代詩文或向各代大家名家方面去，或向戲曲小說方面去，或向文學批評方面去。這些得看各校師生的修養和興趣以及圖書的設備等等而定。各大學的中國文學系或中國文學系的文學組可以從這一科里發展各自的特長。這科目決不是刻板的講章，如一般人所想像的（程先生主張設中國文學專題研究六至十二學分，意見和我們近似，但他將這一科列為選修）。可惜我們錯過了說明的機會，課堂會議將那四段文學史都刪掉了，只留下那不分段的。

這一點是現行科目表裡最該斟酌的，我們認為分段的中國文學史是文學組主要的基本科目。此外，如上文提到的表中語言文字科目的安排，也未盡妥善。程先生指出文字學概要不該排在第三學年，是很對的，而表中這科目下面注道，「形音義並重」，似乎更忽略了二十年來聲韻學的發展。我要指出，民國五六年間北京大學就將文字學分開形義和音兩科教授了。這兩科是工具的基本科目，文學組該和語言文字組受一般的訓練，才可以通讀古書，洞明語義。倒是語言學概要，範圍較廣，和文學組的關係不及這兩科密切，可以無須列為必修。又如文學組選修科目里的古聲韻學應該就是語言文字組必修科目里的古音研究，不知何以別立名稱。還有，原案里兩組的選修科目都將目錄學和校勘實習列在頭裡。現行科目表中卻只列入語言文字組的選修科目里。這一層的不妥處，程先生已經論過了。還有，各體文習作一科下注「包括古代現代各體」，似乎太廣泛，事實上難行，理論上似乎也不必要。

這一點下文再論。至於程先生論選修科目的重要和龐雜，語多中肯。這裡只想補一句，就是，中國近世史和中國地理（總論）也列在選修科目里，似乎太不調和了———學生盡可選習這兩科，但不必列在表裡。

批評的文字中，羅、王二位先生和我的意見沒有什麼出入，他們的兩篇可以不必討論。別的幾篇，細節上雖然各不相同，但主要的意見似乎是一致的。第一項是，中國文學系經史子集應該並重，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系應以國學為主。朱先生說，「每國學問皆有其歷史背景與傳統，為長久經驗所積累而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這自然不錯。但我們接受傳統，應該採取批評的態度。按從前的情形，本來就只有經學，史子集都是附庸；後來史子由附庸而蔚為大國，但集部還只有箋注之學，一直在附庸的地位。民國以來，康、梁以後，時代變了，背景換了，經學已然不成其為學；經學的問題有些變成無意義，有些分別歸入哲學、史學、文學。諸子學也分別劃歸這三者。集部大致歸到史學、文學；從前有附庸和大國之分，現在一律平等，集部是升了格了。這中間有一個時期通行「國學」一詞，平等地包括經史子集。這只是個過渡的名詞，既不能表示歷史的實際，也不能表示批評的態度，現在已經不大有人用了。我們的原案至少是在努力採取批評的態度去接受傳統的。如文學組必修科目原將文字學、聲韻學列在最前頭，詞選、曲選原沒有，又列專書選讀兩目（第二目原只包括《四史》，沒有《晉書》）；這些都是採取傳統的態度。

又如我們努力將必修科目減少，給學生多選習別系科目———特別是歷史學系和哲學系的科目———的機會，培植他們的廣博的基礎，這也正是採取傳統的態度，不過方式不同罷了。至於「文學」一詞的涵義，照現行的用法，似乎有廣狹之分。論現代文學多用狹義，和西洋所謂文學略同。論前代文學便只能用廣義，是傳統的「文」

和狹義的「文學」的化合語。「中國文學史」一詞中的「文學」當然是廣義的。朱先生恐怕有人「誤於『文學』一詞」，以為「吾國文學如欲獨立，必使其脫離經史子之研究而後可」。至少我們自己相信還不至於如此。

第二項是，學生應該多讀專書；專書包括朱先生所謂「古典名著」和余先生所主張的詩文詞曲各專集。這原是很好的意見，我們一向也有同感。但專書太多，得加別擇；專集可斟酌列入選修科目，古典名著卻該列入必修科目。可是，即以古典名著而論，文學組科目表裡標舉的群經諸子四史等，也還只能「選讀」，要學生一一讀遍，恐怕是很難做到的。除非取消別的科目，只讀這些；那顯然是太專固了。

程先生說得好：「歷代典籍，文理艱深，若詳加衍釋，慮有非每周三小時一年所能卒業者。故此科之設，重在舉一反三。其中一部分，似可期以半年，俾可多讀數種。」我們的意思也是如此。這樣看，文學組原列專書選讀兩目為必修，似乎不算少；但語言文字組只有一目，確是嫌少，我承認。學生不但應該多讀專書，而且應該多讀書。朱先生所攻擊的「概要」、「學史」、「研究」等科目，毛病似乎不在「偏重常識」———「概要」偏重常識，「學史」、「研究」並不然———而在學生只聽講，不讀參考書，不切實的作報告。這些科目若教者得人，能夠誘導學生去切實讀書，在成效方面可以和專書選讀相得益彰。

上文提過各體文習作一科目，程先生、張先生都很注意習作。程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說，必修科目表中所列文詩詞曲諸選，本該像選修科目中的「現代中國文學討論及習作」一樣附帶習作。現在這些既然不附習作，他主張各體文習作加成六學分，第二、三、四年必修，以散文、駢文、韻文為次序；韻文又分詩歌和詞曲。事實上現在各大學文詩詞曲選諸科有附帶習作的，這樣主張的人也不少。他們以為：習作了才知道甘苦，再說，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學生都不習作這些，這些體恐怕要失傳。文詩詞曲選諸科不附習作，是我們的主張。我們覺得欣賞與批評跟創作沒有有機的關聯，前兩者和後者是分得開的。在文學批評發達的今日，欣賞與批評也得「豫之以學」，單憑閱讀與創作的經驗是不夠的。這裡閱讀的經驗自然不可少，而且多多益善。創作的經驗雖然也可幫助一些，但這種經驗發展得難些慢些，總是落在閱讀的經驗後面，常語「眼高手低」可以為證；所以與其分力創作，不如專力閱讀。至於「現代中國文學討論」附習作，是恐怕埋沒了一些有創作才能的學生，並非從欣賞與批評著眼。據現在的環境和青年的修養，有創作才能的學生走現代文學（白話文學）的路子，自然事半功倍。如有對於舊來各體發生興趣的，我們原意教師可以在課外幫助這一些學生。但我現在想，文學組的選修科目里可以列入詩詞習作；只消詩詞就夠了，別體現在作的人似乎已經不多。現在回到各體文習作，原案的用意只是學生多學一年應用的（廣義）文言。我們看到一般學生的文言寫作訓練實在欠缺太多，而社會上暫時還需要文言，覺得有責任使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學會應用的文言。我們的目的只要使學生學會寫作論文和應用文件。張先生主張將這一科改為「札記註疏文習作」，和我們的第一個目的是相近的。記得原案里這一科似乎只稱為「文言文習作」，全年二學分。現行科目表中改為各體文習作，兩年四學分，又加註道：「包括古代現代各體」。「古代現代各體」太廣泛了，恐怕學不出什麼來。西南聯合大學將兩年分配到白話文和文言文上，文言文注重應用；讓學生除學習一年文言文外，多學一年白話文。這樣辦似乎切實些。

根據上面的討論並參考各位批評者的意見，我現在擬就中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等四種，請國內賢達指教。這裡兩組的必修科目表中，我都先列工具的基本科目，次列主要的基本科目，次列一般的基本科目。比較現行科目表，專書選讀的辦法改了，分量也加了。———文學組的歷代詩文選是補充專書選讀的。選修科目表中，文學組加了目錄學和校勘實習；又加了專集選讀。這裡的專集指杜、韓兩家以外的而言———杜、韓兩集比較重要，已列入專書選讀（四）了。詩詞習作也是新加的。語言文字組的選修科目，參考羅、王二位先生的意見刪改了些。———本文承他們二位和聞一多先生看過，都給了很好的意見，附此致謝。

論大學國文選目

《高等教育》的編者將朱孟實先生《就部頒大學國文選目論大學國文教材》一文抄給作者看，讓作者寫些意見；因為作者是參加擬定這個選目的六人之一。這個選目是去年六月教育部召集的大一國文編選會擬定的。編選會的主席是魏建功先生。關於這個選目和這個會的正式說明，自然該由魏先生擔任。本篇只是作者個人的意見；對於編選會的了解如有錯誤，作者當自負責任。

朱先生說：「大學國文不是中國學術思想，也還不能算是中國文學，它主要的是一種語文訓練。」這句話代表大部分人對於大一國文的意見。作者卻以為大學國文不但是一種語文訓練，而且是一種文化訓練。朱先生希望大學生的寫作能夠「辭明理達，文從字順」；「文從字順」是語文訓練的事，「辭明理達」，便是文化訓練的事。這似乎只將朱先生所謂語文訓練分成兩方面看，並無大不同處。但從此引申，我們的見解就頗為差異。所謂文化訓練就是使學生對於物，對於我，對於今，對於古，更能明達，也就是朱先生所謂「深一層」的「立本」。這自然不是國文一科目的責任，但國文也該分擔起這個責任。———別的科目凡用到國文的，其實也該分擔起語文訓練的責任。———不過在一年的國文教材里，物、我、今、古，兼容並包，一定駁雜而瑣碎，失去訓練的作用。要訓練有效，必得有所側重；或重今，或重古，都有道理。重今以現代文化為主，全選語體文，必要時也可選一些所謂「新文言」（例如朱先生所提到的《大公報》社評）。翻譯的語體文或新文言，明確而流利的，也該選，而且該佔大部分。重古以文學古典為主，所謂歷代文學的代表作。

重今的選本可以將文化訓練和語文訓練完全合為一事；用朱先生的語詞，便是將「立本」和「示範」合為一事。這是最合乎理想的辦法，也是最能引起學生興趣的辦法。可是辦不到。一則和現行的中國國文教材衝突，二則和現行大學國文教材也衝突。無論那個大學都還不願這樣標新立異。作者服務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雖然開了風氣將一些語體文收在「國文選」里，但也沒有清一色的做去。這是時機還沒有成熟的原故。重古的選本有久長的傳統，自然順手順眼。但不能達成「示範」的任務。周秦文也罷，漢魏六朝文也罷，唐宋明清文也罷，都和現行的新文言相差太遠。而一般人所期望於大學生的，至多只是能夠寫作新文言；那些文學古典既不易學，學會了也還不是應用的新文言，自然便少有人去學了。那麼，這些古文又怎樣能示範呢？其實就是梁啟超先生的文體，也已和新文言隔了一層，他的《常識文范》早已不是「文范」了。照作者的意見，青年人連新文言都不必學，只消寫通了語體文就成（西南聯大一年級生就限作語體文）。無論如何，重古的選本不可避免的使閱讀和寫作脫了節。多年來大學師生都感到這種困難；只有讓學生課外閱讀語體文的書來彌補這語文訓練的缺陷———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收錄語體文，是比課外閱讀進了一步。

部頒大學國文選目的「編訂要旨」只從了解、欣賞、修養三方面說，不提發表方面，正為了不能兼顧。編選會對於大學國文教育目的卻有這一方面的議決案：「在發表方面，能作通順而無不合文法之文字。」大家的意思似乎也覺得大一學生只能繼續練習語體文或新文言，而選目中的文字不能示範，所以編訂要旨只從閱讀方面立論。這種犧牲可以說是「實逼處此」。這個選目是重古的，而且側重周秦兩漢，如朱先生所指出的，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文學古典太多，一年的教材里還是不能兼容並包，還非有所側重不可。那麼，側重唐以前呢？還是側重唐以後呢？這就到了第二個原因了。現行的高中國文教材，周秦兩漢文入選的並不少，唐以後文更多。

為聯貫起見，大學教材自然應該側重唐以前文。至於學生了解力遠在教材的標準之下，確是事實。作者覺得這由於中學教材太高深和中學的教學太馬虎之故。教學方面，現在不論。教材方面，編選會擬定的那個選目，一面固然求與中學教材聯貫，一面還有矯正的意思。編選會擬定的選文標準有「酌量避免與中學重複」一條，正是注重聯貫。但必要時初中國文里已經見的，這個選目里也收入。例如《禮記·禮運》，和柳宗元《封建論》，商務的《復興初級中學國文教科書》中就有。大家覺得這兩篇文字給初中學生讀，嫌高深些；這裡選了，以後初中就可以不選了。高中學生固然可以讀這兩篇文字，但大家也希望以後高中教材不再選這兩篇（《禮運篇》可只選第一節）；高中和大學的教材這才可以聯貫起來。這裡有一種作用，這個選目雖然側重唐以前文，尤其側重周秦兩漢文，可是都盡量選那些詞句比較容易懂的。現行的高中教材里，盡有比選目中各篇艱澀的。這選目是要定出一種標準，使以後中學教材按照著調整，不要再選那些太高深的文字。這自然還希望部里能夠通盤籌畫。

朱先生希望大學生「有藉註解而讀群經諸子，不藉註解而讀兩漢以後散文，而略通其大意的能力」。編選會的希望大概也只是如此。大家議定選文有註釋：一，「有舊注用舊注；舊注多家，採用通行者。可以刪補，務求明確」。二，「無舊注者，加簡明之註釋」。註釋就由編選人分任。作者的理想是用語體文註釋，但一時不容易辦。照現在所定的，如可以剋期完成，也未嘗不好。至於周秦文詞句上有些問題，至今還無定論，舊注也靠不住，原是事實。不過在大學一年級學生，只須「略通其大意」就成；那些問題，應該指出，卻不必深究。講解也以討論大意為主，不致多費時間。朱先生說一篇《離騷》「至少也要十幾小時的講解」，其實若印出註釋，上課時只以討論大意為主，四小時也盡夠了。選目中各文，篇幅多較長。這因為向來選錄古書，多加刪節，不免散碎。這次所選，以全篇為原則，意在使讀者能夠得著比較完整的印象。篇幅既長，註釋就必需印出，講解也必需以討論大意為主。

朱先生主張多選近代文，以為「時代愈近，生活狀況和思想形態愈與我們相同，愈易了解，也愈易引起興趣」。據作者十餘年擔任大一國文的經驗，這句話並不盡然。一般學生根本就不願讀古文；凡是古文，他們覺得隔著他們老遠的，周秦如此，唐宋明清也一樣。其中原因現在無暇討論。作者曾見過抗戰前國立山東大學的國文選目，入選的多是歷代抗敵的文字，據說學生頗感興趣。但這辦法似乎太偏窄，而且其中文學古典太少。再說興趣這東西不宜過分重視，尤其在大學生，教育還當注意整個人格的發展。興趣是常會變動的，訓練應該循序漸進的訓練下去，有時候必需使學生勉強而行之，就現階段各級學校的國文教材看，作者覺得部定的大學國文選目可以說是佔住了適當的地位。但作者並不以為這是百年大計。上文所謂重今的選本也許有一天會取重古的選本而代之的；那一定在初高中的教材根本變革以後。說到這裡，可以談一談選目中沒有語體文的問題；這是朱先生文中提及也是許多朋友常問及的。編選會的前身是二十九年一個談話會，作者沒有參加；那次會裡擬了「生人不錄」一個標準。這個標準雖然在法律上沒有約束力，可是事實上影響很大。因此初選目錄中只有三篇語體文，魯迅先生兩篇，徐志摩先生一篇，是兩個人選的。編選會開會時，既然側重唐以前文，現代語體文自然就不被大家注意。

作者曾經提出討論，但那三篇語體文終於全未入選。大學國文的傳統本不選語體文，看了部里徵集來的各大學的選目就知道。西南聯大開始打破這傳統，也只是最近三四年的事。編選會的選目要由教育部頒行；教育部處在政府的地位，得顧到各方面的意見。剛起頭的新傾向，就希望它採取，似乎不易。這回選目里不見語體文，可以說也並非意外。好在課外閱讀盡可專重語體文，補充「示範」的作用。而日子越久，語體文應用越廣，大學國文選目自然會漸漸容納它的———這個我堅確的相信。

中學生的國文程度

二十四年的《中學生》里曾有過一回「中學生國文程度的討論」，可惜參加的人不很多，討論得不夠詳細、切實。自己雖離開中學教職多年，但一直擔任著大學一年級的國文，大學一年級生差不多全是高中畢業生，因此我對於這個問題是很留心的。現在想說說個人的意見。

社會上一般的看法是，近年來中學生的國文程度低落了。而且不但中學生如此，大學畢業生似乎也是如此。去年高考放榜后，考選委員會副委員長沈士遠先生對中央社記者談話，曾說到考生「國文之技術極劣，思路不清」，便指的大學畢業生而言。「技術極劣，思路不清」就是「低落」的說明。一般所謂「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意思大約也不出乎這兩句話；也許還得加上「別字多」、「字跡不整潔」

兩個項目。他們的判斷大致根據考卷、報告、文課、條告、書信這幾樣，顯然只從寫作著眼；他們的標準大致是文言———倒不是古文，而是應用的文言。

所謂「近年來中學生的國文程度低落」，自然意在與前幾年的中學生相比。但沒有人指出年代的分界；我們問，中學生的國文程度從什麼時候才低落起來的呢？

我想要是拿民八的「五四」運動作分界，一般人也許會點頭罷？他們覺得，從那時候起，中學校一般的課業訓練比從前鬆弛得多，國文科似乎也不能例外。單就中學生的文言寫作而論，「五四」運動以來，確有低落的情形，我承認這個。但這種低落有它特殊的原因，和學校里訓練的寬嚴好像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原來「五四」以前的中學生，入學校之先，大都在家裡或私塾里費過幾年工夫，背誦過些古文，寫作過些窗課———不用說是文言。這些是他們國文的真正底子。到了中學里，他們之中有少數能寫出通順的文言，大半靠了這點底子，中學校的國文教師，就一般而論，「五四」以前只有比「五四」以後差些，那些秀才舉人作教師，決不能在一星期幾小時里教學生得多少益處。學生在入學校之先沒有寫通文言，到了中學，除非自己對國文特別有興趣，自己摸索到門徑，畢業的時候大概還是不能寫通文言的。但背古文，作窗課，都是科舉的影響的殘存。到了「五四」

以後，這種影響漸漸消失，學生達到學齡，就入學校，不再費幾年工夫去先學文言；這些學生是沒有國文底子的。在中學的階段里，教師漸漸換了新人，講解比秀才舉人清楚些，但只知講解，不重訓練，加上文言之外，還得學白話，文言教材又是各體各派，應有盡有，不像舊日通用的《古文觀止》等教本，只選幾體，只宗一派。學生負擔加重，眼花撩亂，白話且等下文再論，文言簡直是不知所從；訓練既不嚴，範文又雜亂，沒有底子的人又怎樣寫得通順呢？程度低落，是必然的。

可是低落的只是文言的寫作，白話儘管在這樣情形之下，還是有長足的進展。

前幾年一般人還相信，必須寫得好文言的，才寫得好白話；因為新文學運動前期的作者，大都是半路出家，確是文言白話都會寫的。但近些年青年作者出現的不少，我們從不曾見過他們寫文言；偶然還見過一兩位寫的文言很糟，遠不如他們寫的白話。可見白話必須有文言作底子那意念並不是真理。這些青年作者多一半是大學生，但他們大概都曾經過中學的時代；在那時代，他們白話的寫作已有了相當的樣子，相當的底子，不過到了大學，才逐漸成熟罷了。在現時一般中學國文教學情形之下，這些學生得益於教師的也很少。他們的成就大部分從課外閱讀和課外練習得來；他們讀著譯的小說，讀各種雜誌，文藝的，非文藝的；他們寫作小說、散文、論文，登在校內或校外的刊物上。他們表現了自己，有了讀者，甚至於還有了傾慕的人；這些鼓勵他們那樣作，卻並不是教師的力量。不過在所有的中學生中，白話的寫作有相當樣子的，究竟還是少數，正和從前中學生文言寫得通順的也只是少數一樣。

現在中學生和從前中學生還有一點不同，就是說話的能力增進了。現在中學生比從前中學生會說話得多，而且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從前的國文教師會演講的少，學生在說話上也得不到益處。「五四」以後換了一些新人的教師，一般的演講能力，比從前教師強得多，學生耳濡目染，自然會受影響。再則，白話文的流行也幫助說話不少。白話文雖然並不完全從說話發展，而夾著許多翻譯的調子，但事實上暗示了種種說話的新方法，增進了一般說話的能力———在年輕的易塑性的中學生，尤其如此。更重要的，從「五四」運動以來，學生不斷地做著向民眾宣傳的工作，這給了很好的機會讓他們練習說話。中學生當然不是例外。部定的中學國文課程標準，雖也列著演說和辯論一項，但實施的似乎還少；中學生的說話能力，又是在課外自己訓練出來的。

中學生寫不通文言，大概有四種情形，第一是字義不明，因此用字不確切，或犯重複的毛病。如「枝葉扶疏，脫葉遍地」①，上半說繁茂，下半說凋零，恰好相反。這句子的作者是將「扶疏」當作「稀疏」用了，所以致此。又如「至於在園內跋涉，多以自行車代步」，作者用「跋涉」其實只是「往來」的意思。又如「也未如不無謬見」，只能說「也未始非謬見」或「也不無謬見」。第二是成語錯誤。

這又分為割裂和亂用。如「掃穴犁庭」變為「盪掃犁穴」，便不能成句。又如「發縱指示」變為「唆使指縱」，雖勉強可解，卻不是味兒。這是割裂。又如「若文學革命，今後之文學傾向，及所謂普羅文學，汗牛充棟，接受為忙」，「文學革命」

等都是抽象的概念，怎樣可以「汗牛充棟」呢？這是亂用。一方面亂用，一方面當用不用，如不說「一舉兩得」，卻說「一舉而二美」，多寒傖！這都是不求甚解，不重記誦之故。第三是句式不熟，虛字不通也算在這類里。如「奇矣哉，同為人類，不但言語之不相知，而風俗亦殊不同」，這句的毛病很多，這兒只想指出那「之」字是不合式的。又如「夫博物院者，乃集各種不經見有價值之物所以博覽於眾者也」，「所」字顯然不合式，「博覽於眾」該說「供眾覽」，「不經見」、「有價值」之間，該有「而」字。又如「雪游北海」這個文題，實在不成一句話。「雪」

下加個「中」字便成。又如「盡掬區誠，誓為後盾」，上半也不成語，大約是「謹掬愚誠」的意思。第四是體例不當，也就是不合口氣。如給朋友的信，「茲將敝校情形報告一二，能樂聞乎？」「能樂聞乎？」就是「你能夠高興地聽著嗎？」像是在吵架了；該說「殆亦兄所樂聞乎？」或「想亦兄所樂聞也。」又如擬賀傅作義將軍克複百靈廟電，「尚望鼓其餘勇，滅此醜類！」「尚望」「鼓其餘勇」都是平行下行的口氣，不能用於尊敬的人。同題，「匪愧吳三桂，且慚史閣部，往古未有，現時所無，民族之寶，國家之魂！」首二語並不成句，並且比擬不倫；中二語太誇張，不會措詞，不合體例。同題快郵代電，「本校同學皆相顧而言曰：『政府抗日，不吾欺也。我失地之收復，國史之重光有日矣！且百靈廟地勢之險要，進可攻，退可守；今既被我軍收復，偽匪不易得逞矣。』」除第三個「之」字不合式以外，全段兒文縐縐的，口羅里口羅嗦的，滿不是「快郵代電」的樣子。這類應用文的體例本需要熟練，學生們寫不合式，也在意料之中。

以上所論四種情形，也只以應用的文言為標準。但所謂應用的文言，「應用」

的日子大概不會很長久了，據我看。現在應用這種文言的，報紙是大宗，其次公文，其次電報和書信。但報紙用白話，胡適之先生早就在提倡；只因辦報的人總怕篇幅太多，印刷太貴，不願馬上全改成白話。可是這些年來，除了電訊和新聞還守著文言的陣地外，社論、通訊、特寫等等，都漸漸在用白話了。公文加標點符號，也是改白話的先聲。而政府文告，譬如：蔣委員長的許多告國人書，已經全用白話。電報因為按字計費，文言可以省些，用白話的似乎還沒有。但若有人將電文里需要常用的字句編成簡括的程式，成為電報彙編之類，便可解決這個困難。書信已經有用白話的，但因文言信有許多程式，可以省事，中年以上的人還是用文言的多些。這裡可以看出，白話沒有能普遍的應用，程式化不夠這一層關係很大。若有些人向這方面努力，試造種種應用程式，讓大家試用，逐漸修正，白話不久便可整個兒取文言而代之，文言便真死了。這種需要現在已經越來越大。現在是青年的時代，青年自然樂意用白話，而大部分的青年文言的訓練太差，也是用白話便易。文言的死亡，和白話的普遍應用，是事所必至，是計日可待的。

因此，我覺得中等學校里現在已經無須教學生學習文言的寫作。在有限的作文時間裡，教學生分出一部分來寫作文言，學生若沒有家庭的國文底子或特殊興趣與努力，到了畢業，是一定不會寫通文言的。不但不能寫通文言，白話寫作，因為不能專力的緣故，也不能得著充分的發展。若省下學習文言寫作的時間與精力，全用在學習白話的寫作上，一般學生在中學畢業的時候，大概可以寫出相當流暢的白話了。拿這種白話寫應用的文件，大概比現時的中學畢業生用他們的破文言寫出的會像樣得多。思路總該清楚些，技術也該比較好些。那時候社會上一般人也許不至於老嚷著「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了。社會上一般人大概只注重應用，文言也行，白話也行，只要流暢就好。這時代的他們，似乎已經沒有「非文言不可」的成見了。

過去他們拿應用的文言作批評的標準，只因為應用的文件多是文言寫的；若是白話寫的應用文件多了，他們的標準自然會跟著改變的。

照現在的情形看，一般中學生白話的寫作也有很多的毛病。固然，比起他們的文言來，他們的白話確是好得多；比起從前有底子的中學生的文言，他們的白話在達意表情上也許還高些，至少不會不如那些個。可是就白話論白話，他們的也還脫不掉那技術拙劣，思路不清的考語；而思路不清更是要不得的現象，一般學生的寫作往往抓不住題目，他們往往寫下些不是支離便是寬泛的費話，在開篇時尤其如此。此外，層次的雜亂，意思的不貫聯，字句的重複，也觸目瞭然。這些原是古今中外一般初學寫作的學生的通病，不是寫作白話文才有這種種情形。但毛病總是毛病是事實。就白話的寫作說，這些毛病一是由於閱讀太少或不仔細，二是由於過分依賴說話。由於閱讀太少或不仔細，不能養成閱讀的———眼的，不全是耳的———客觀的標準，便只能用說話作標準———全是耳的———來閱讀自己的寫作。但說的白話和寫的白話絕不是一致的；它們該各有各的標準。說的白話有聲調姿勢表情襯托著，字句只佔了一半。寫的白話全靠字句，字句自然也有聲調，可並不和說話的聲調完全一樣，它是專從字句的安排與組織里生出來的。字句的組織必得在文義之外，傳達出相當於說話時的聲調姿勢表情來，才合於寫作的目的。現在學生寫白話，卻似乎只直率的將說話搬到紙上，不加調製。缺少了聲調姿勢表情的說話，無怪乎亂七八糟的。這便是思路不清的現象；從不加調製那一層說，也便是技術拙劣的現象。當然也有說話時就思路不清的；但相信在現時寫作思路不清的學生當中，這種思路根本不清的，究竟是少數。還有一層，我知道「五四」以後有許多中學國文教師在授課時，講書少，說不相干的閑話多。這也給學生思路壞影響。

思路不清在學生寫作的說明文和議論文里更為顯見。說明文和議論文需要相當廣的閱讀和相當廣的經驗，在初學寫作的年輕的學生，確乎比敘述描寫各體難些。

這裡大部分是抽象觀念的結合，思想力還未充分發展的青年，組織那些抽象觀念，確是不易的。思路不清的毛病更為顯見，也是當然。但是敘述、說明、議論三體都是應用文的底子；不會寫作說明文和議論文，怎樣能寫作許多應用的文件呢？現在的學生只知注重創作，將創作當作白話文唯一的正確的出路；就是一般寫作的人，也很少著眼在白話應用文的發展上。這是錯的。白話已經佔領了文學，也快佔領了論學論政的文字；但非得等到它佔領了應用文，它的任務不算完成。因為現在學生只知注重純文學的創作，將論學論政的雜文學列在第二等，將應用文不列等，所以大多數不能將白話應用在日常人事上，也無心努力於它的程式化。他們不長於也不樂於寫作說明文和議論文，一半也是這個緣故，這樣學習白話的寫作，是不切實的。說明文和議論文雖然難些，卻不妨小處下手，從切近的熟悉的小題目下手。這兩體最容易見出思路不清的毛病。從一方面看，也是好處；因為別人指點，自己揣摩，也能容易些———只要有人肯指點，自己肯揣摩。

只要中學生不必分心力學習文言的寫作，白話文寫作的這些毛病，便可得工夫逐漸矯正起來，我相信。矯正的方法固然在多寫作，多指點，多修改；但還得多作分析的練習。分析的練習，或拿句作單位，或拿節作單位，或拿全篇大綱作單位。

這樣，可以集中心力在這個那個小節上。小節弄清楚了，整篇也便容易清楚了。再則，練習可用別人的文字或學生自己寫出的文字作材料；這樣，便讓他們容易從比較里見短長，知道以後應該怎樣作。這比只是讓他們自己捉摸看不見的自己，也該好些。傅東華先生給商務編的《復興初中國文教科書》便列著許多很好的分析的練習的題目，可惜試用的教師太少。這裡需要教師的努力；學生課外是不會去自己動手的。現在的中學國文教師負擔的工作太重，我也知道；但若一學期教學生作一兩回練習，代替作文，教師並不至於太多費時間，我想這個辦法值得一試。不過寫作和誦讀是關聯著的；誦讀可以幫助思想和寫作技術的進步。怎樣誦讀才可以如此呢？課內講讀和課外閱讀該怎樣，能怎樣進行呢？文言是不是必要的教材，詩歌是不是必要的教材呢？純文學和雜文學該怎樣分配呢？這些問題都很值得檢討。但這裡篇幅有限，只好以後更端別論了。

再論中學生的國文程度

一般人討論中學生的國文程度，都只從寫作方面著眼；誦讀方面，很少人提及。大約因為寫作關係日用，問題的迫切，顯而易見；誦讀只關係文化，拿實用眼光去看，不免就是不急之需了。但從教育的立場說，國文科若只知養成學生寫作的技能，不注重他們了解和欣賞的力量，那就太偏枯了。了解和欣賞是誦讀的大部分目的；誦讀的另一部分目的是當做寫作的榜樣或標準。按我的意見，文言文的誦讀，該只是為了解和欣賞而止，白話文的誦讀，才是一半為了榜樣或標準。照歷年中學生誦讀的能力看，他們對於報章體的敘述、說明和議論的文字，不論文言或白話，似乎大體上都能懂，不至於弄錯了主要的意思。這在日用上原已夠了；因此中學生誦讀問題，便被一般人所不注意。但說到細節，他們就不免常有弄錯的地方。

再說到所謂古文，乃至古書，不能懂的地方更多；往往連主要的意思也弄不明白。

白話文學作品里（一些新詩姑且除外），許多委曲的表現樣式（句子和結構），和有些比喻，一般中學生也往往抓不著它們的意思。

現行初中國文課程標準第一條目標是，「使學生從本國語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第五條是，「養成閱讀書籍之習慣與欣賞文藝之興趣」。高中國文課程標準第三條目標是，「培養學生讀解古書，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這些目標並不算高，可是現在一般中學生的誦讀程度，能夠達到這些目標的，似乎並不多。在文言文的誦讀上，更其如此。只看學生作文里所用的成語，往往錯誤，如「折衡尊俎」、「兒孫滿膝」、「狗頭氵賁血」（狗血噴頭）之類，便知道一般中學生對於誦讀是怎樣的馬虎了。這些成語大部分從文言文來，可也有些從白話文來———如「狗血噴頭」

便是的。應用成語的正確或錯誤，是測驗誦讀程度一個簡易的標準，特別從書寫成語上看。因為寫得沒有誤字，沒有倒字，未見得就是用得確切。如「他的笑容不翼而飛」之類；但是寫先寫錯了，即使放在上下文里很合式，也還是了解得不正確。

誦讀沒有正確的了解，欣賞的興趣自然是有限的。

文言文的表現樣式（包括句法）和詞的意義，也常教中學生迷惑。去年西南聯大舉行平津高中畢業生甄別試驗，國文試題里文言譯白話一段，是從《晏子春秋》卷六選出的：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逾月而國人莫之服。

這可以說是淺顯易懂。但許多考生卻在「相望」那個熟語和那「內」字上栽了跟頭。譯得對的自然有：如前者譯為「很多很多」、「不知其數」、「層見不窮」（該是「層出不窮」或「層見疊出」），後者譯為「宮內的女子」。但是很少。有些人用取巧的辦法，不譯「相望而不止」這一語，只直抄在譯文里，有些人單譯「不止」，卻略去「相望」，如「但沒有能制止」。前者是懂了這一語的主要意思沒有，無從知道；後者是懂了主要的意思，可是不懂「相望」的意思。「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那一句，似乎不便直抄，有些人卻譯為，「你何以不先教裡面的不要穿男子的衣裳，則外面的也就不敢再穿了」。用寬泛的「裡面的」來譯那「內」字，等於沒有譯；這些人自然是沒有懂得那「內」字。

有些人望文生義，將「相望」譯成「但女人們卻只互相看看大家而已」，甚至譯成「讓來往行人觀看不止」。「君使服之於內」那一句，也有人譯成「你叫你的夫人穿，而禁止別人穿」，已經夠錯了。更有些人譯成「你的意思是女子在家裡可以穿男子服，而在外面就不可以」；還有譯成「王命衣穿內面，但是不禁穿在外面」的。不懂「相望」，也許還可懂得全文的主要意思；不懂那「內」字，全文就成了一片模糊了。又有人將晏子對齊靈公的話里的「君」和「公」都譯成「先生」；那不但是不明白古代社會情形，並且似乎是缺乏一般的社會常識———對於一國的元首，那有用對於一般人的普泛的稱呼的道理呢？

有一個人誤解了那「飾」字，鬧了大錯。他的譯文的首節是這樣：靈公歡喜婦人，就用男子來扮成。於是人民都效學起來。靈公就教官吏去制止，說：「凡男子扮成女子的，便扯碎他的衣服，扯亂他的帶子。」

然而，雖是有人被破了衣，斷了帶，扮婦人的，仍然不止。

女子男裝變著男扮女裝，差不多翻了個身！更糟的一段譯文是：衛靈公很好色，使人把全國的女子驅禁在一起，說女子若是獻媚男人的，就要處以裂衣斷帶的處罪。晏子見衛靈公就問道：我使人禁女子，但是許多與他們愛好的男子，都是依戀不舍，這是何故呢。晏子曰（回）答道，你雖外表上禁止，但是在內面仍然照常的行著，這好像是外面掛牛頭，但在內則賣馬肉了。你為什麼不由內部做起，然後才施行呢！這樣他們就不敢再違犯了。衛靈（公）說曰：這是一種妙法。

這簡直是創造，那兒還是翻譯！這兩條都只是極端的例子，不能夠代表一般中學生的程度。我引了來，只是表示中學生了解本國文字，會錯誤到這般地步，幾乎使我們難以相信的地步！再則，就這兩條譯文本身而論，倒都還能自圓其說，文字也算通順。可見誦讀和寫作，尤其是文言的誦讀和白話文的寫作，並不是一回事；這兩者的相關度，並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麼密切。

現在的中學生，其實不但是中學生，似乎都不愛讀文言文，特別是所謂古文，乃至古書。他們想著讀文言文是沒有用的。教科書里的文言文大部分是所謂古文，乃至古書，固然不能做寫作白話文的榜樣或標準，甚至於也不能做寫作應用的（廣義）文言文的榜樣或標準。那麼，為什麼還要去讀它呢？在他們看來，讀文言文就好像穿上幾十年前寬袍大袖的服裝，在現代都市的馬路上，汽車的影子里，一搖二擺的走著，真是太不合時宜的老古董的樣子！我承認文言文的誦讀不能幫忙白話文的寫作，但可以幫忙應用的文言文的寫作。不過我覺得現在的中學生已經無需再學應用的文言文，理由已經在前一篇論文里說過了。我可還主張中學生應該誦讀相當分量的文言文，特別是所謂古文，乃至古書。這是古典的訓練，文化的教育。一個受教育的中國人，至少必得經過這種古典的訓練，才成其為一個受教育的中國人。

現在的中學生不但不愛讀文言文，似乎還不愛讀歷史，即使是本國史。他們讀文言文和本國史，老是那麼馬馬虎虎的，「不好不要緊」的態度。他們總不肯用他們的理解力和記憶力在這兩科上；因此張冠李戴，往往有。上文所舉，從成語錯誤到那「衛靈公」，都是顯明的例子。

教師的講解一向在國文訓練里占著重要的部分。有些人覺得一般國文教師的講解太瑣細些；學生只被動地聽著，不需要什麼工作，似乎得不到實在的益處。這該分兩層討論。第一，我覺得課文應該分析的咀嚼；「講解」若是這個意義，似乎正應該詳盡些。固然，我們日常讀書看報，只求了解主要的意思就夠了，偶然有一兩個不識的字，不明白的詞語，大概總放它們過去，懶得去查字典或辭書。這或可以叫做「不求甚解」的態度。但是「不求甚解」而能了解主要的意思，還得靠早年的訓練，那一字一句不放鬆的，咬文嚼字的工夫。若沒有受過這種訓練或用過這種工夫，而也取那「不求甚解」的態度，便往往不能了解讀物的主要的意思；這種人自以為了解，其實往往只是望文生義罷了。現在一般中學生，從小學起所受的多少年的國文訓練，雖然不充分，可是用來閱讀普通的書報，大約也勉強夠了。所以也可取那「不求甚解」的態度，而不至於抓不著主要的意思。但是對於即使是淺顯的古文和古書，以及白話文學作品，他們也想取這個優遊的態度可就不成。上面引的例子，便是平日吃了這個優遊的態度的虧的表現的一斑。第二，要使一般中學生能夠了解普通的古文和古書，以及白話文學作品，現在的國文訓練，特別是中學時代的，實在嫌不充分。多講閑話少講課文的教師，固然不稱職；就是孜孜兀兀的預備課文，詳詳細細的演釋課文的，也還不算好教師。中學生需要充分的練習。練習包括預習、討論、複習三步。每一步還有許多細目，這裡不必列舉。這些細目在各種國文教學法的書中，都曾或多或少地加以討論。但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切實的、有恆的施行；理論無論如何好，不施行總還是個白費！練習的主旨無非是讓學生自己發見困難，尋求解決；到了解決不了時，自然便知道需要教師。這時候教師的幫忙，效用定會比一味演釋大得多。這是讓學生用理解力。解決的過程和結果，還得讓學生常有溫習的機會，才不至於全然忘卻。這是讓學生用記憶力。

教師不但得幫忙學生解決他們的問題，還得提供他們所沒有注意到的重要的問題，師生共同討論解決。若是課文里有可以和讀過的課文或眼前報章雜誌的材料比較的，教師也當抓住機會，引起相當時間的討論。這可以增加學生的興趣，並讓他們容易記住。此外，默寫和背誦，不拘文言文或白話文，都很要緊，該常常舉行。

文言文和舊詩詞等，每講完一篇，還該由教師吟誦一兩遍，並該讓學生跟著吟誦。

現在教師範讀文言文和舊詩詞等，都不好意思打起調子，以為那是老古董的玩意兒。其實這是錯的；文言文和舊詩詞等，一部分的生命便在聲調里；不吟誦不能完全領略它們的味兒。至於白話詩文，也該范讀，不過只可用平調；若是對話或口語體，便該用口語的調子。我說到「味兒」，似乎已經從了解到了欣賞的範圍了。其實欣賞就在正確的、透徹的了解之中。欣賞並不是給課文加上「好」、「美」、「雅」、「神妙」、「精能」、「豪放」、「婉約」、「溫柔敦厚」、「典麗皇」一類抽象的、多義的評語，就算數的；得從辭彙和比喻的選擇，章句和全篇的組織，以及作者著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創新的或變古的、獨特的東西，去體會，去領略，才是切實的受用。這和了解是分不開的。那些抽象的、多義的評語，意義不容易弄清楚，其實倒是避免的好。

白話文學作品並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麼容易了解，我想也得舉一個例。還是用西南聯大去年平津高中畢業生甄別試驗的國文試題，這回是白話譯文言，是老舍先生《更大一些的想象》的頭段兒：要領略濟南的美，根本須有些詩人的態度。那就是說，你須客氣一點，把不美之點放在一旁，而把湖山的秀麗輕妙放在想象里浸潤著；這也許是看風景而不至於失望的普遍原則。反之，你沒有這詩意的體諒，而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去逛大明湖、趵突泉等，先不用說別的，單是人們口中的蔥味，路上吱吱口丑口丑的小車子的輪聲，就夠你不痛快了。（末句和原作稍有不同）

「一個蘿蔔一個坑」這個比喻，懂的很少。翻得貼切的要算「斤斤計較之心」、「盡觀其詳」幾句；「獃獃」、「一一」甚至「此蘿蔔此坑」，也算抓著了原語的意思。

大部分人卻只直抄原語或略而不翻。有些人又只將原語硬變成文言調子，如「一卜一坑」、「隨蘿蔔之坑」、「以卜坑之若」、「如為一蘿蔔或一坑而游大明湖、趵突泉等」、「游一蘿蔔或一坑於大明湖、趵突泉等」。這些都是文不成義。還有些人翻作「夢然」、「單獨」、「以極端主觀之眼光」、「以野夫之觀」。這簡直是瞎猜一氣；后三語還可以說是望文生義，第一語好像完全是無中生有！中學生對於白話文學作品的了解，也還需要練習，由此例可見。翻譯是很有用的練習，但似乎不必教學生譯為文言，只教他們用自己的白話文重述出來就成。文言課文的練習，也可多用翻譯，譯文自然是用白話。但兩者都得寫下來，口述口譯是不夠的。

論教本與寫作

葉聖陶先生在《對於國文教學的兩種基本觀念》（四川省教育廳《中等教育季刊》創刊號）里說：

其實國文所包的範圍很寬廣，文學只是其中一個較小的範圍。文學之外，同樣被包在國文的大範圍裡頭的，還有非文學的文字，就是普通文字。這包括書信、宣言、報告書、說明書等等的應用文，以及平正地寫狀一件東西、載錄一件事情的記敘文，條暢地闡明一個原理、發揮一個意見的論說文。中學生要應付生活，閱讀與寫作的訓練，就不能不在文學之外同時以這種普通文為對象。

這是對於現階段的國文教學的最切要的意見，值得大家詳細討論。本篇想就葉先生的話加以引申，特別著重在寫作的訓練上。

這得從閱讀說起。現在許多中學生乃至大學生對於國文教學有一種共同的不滿意，就是教材和作文好像是不相關聯的，在各走各的路。他們可只覺得文言教材如此。愛作白話文的，覺得文言文不能幫助他們的寫作，原在意中。就是願意學些應用的文言的，也覺得教材的文言五花八門的，樣樣有一點兒，樣樣也只有一點兒，沒法依據。一般中學生對於教材的白話文，興趣似乎好些。第一，容易懂，第二，可以學。他們的愛好卻偏重在文學，就是教材的白話記敘文（包括描寫文）、抒情文的部分。欣賞文學和寫作文學似乎是一種驕傲，即使不足誇耀於人，也可以教自己滿意。至於說明文和議論文，他們覺得乾燥無味，多半忽略過去。再有，白話說明文和議論文適於選作教材的也不多；現在所選的往往只是湊數。這大概也是引不起學生興趣的一個原因。

文言的教材，目的不外兩個：一是給學生做寫作的榜樣或範本，二是使學生了解本國固有文化。這后一種也可以叫做古典的訓練。我主張現在中等學校里已經無須教學生練習文言的寫作，但古典的訓練卻是必要的。不過在現行課程標準未變更以前，中學生還得練習文言的寫作。要練習文言的寫作，一面得按浦江清先生的提議，初中時代從單句起手（參看附錄）；一面文言教材也當著重在榜樣或範本上，將古典的訓練放在其次，不該像現在這樣五花八門的，不該像現在這樣只顧課程標準的表面，將那些深的僻的文字都選進去。浦先生還主張將白話文和文言文分為兩個課程，各有教本，各有教師。這個我也贊成。我贊成，為的這樣辦可以教人容易明白文言是另一種語言，而且是快死的語言。不管我的意見如何，這辦法訓練學生寫作文言，不致像現在這樣毫無效果，白費教學者的工夫，是無疑的。而施行起來，只須注意教師的分配，並不要增加教師的員額，似乎也沒有多少困難。———無論怎樣，文言教材總得簡單化，文字要經濟，條理要清楚；除詩歌專為培養文學的興趣應該另論外，初高中都該選這種文言作教材，決不能樣樣都來一點兒。這樣才容易學習，學會了才可以應用。

浦先生主張將《古文觀止》作為高中的文言教本，是很有道理的。清末民初的家庭里訓練子弟寫作文言，就還用《古文觀止》或同性質的古文選本作教本。這些子弟同時也讀《四書》、《五經》，那卻純然是古典的訓練。他們讀了《古文觀止》，多數可以寫通文言，拿來應用。一方面固然因為他們花的工夫多，教本的關係似乎也很大。不過《古文觀止》現在卻不大適用了，或者說不大夠用了。清末民初一般應用的文言還跟《古文觀止》的主要部分———唐至明，所選的文一貫的是唐宋八家的作風———差不很多。那時報紙雜誌上的文字都還打起調子，可以為證。現在可不然。雜誌上文言極少見，報紙雖還多用文言，但已不大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虛字來表情，也就是不打起調子了。這從各報的文言的社論中最可見出。現在報紙上一般文言實在已經變得跟白話差不多，因為記錄現代的生活，不由得要用許多新的辭彙和新的表現方式；白話也還是用的這些辭彙和表現方式。這種情形從一方面看，也許可稱為文言的白話化。在這種情形下，用《古文觀止》做應用的文言的範本，顯然是不大夠的。

但是《古文觀止》還不失為一部可採用或依據的教本，因為現在應用的文言的基本句式還是出於唐宋八家文的多。我想再加兩部書補充《古文觀止》的不足：一是梁啟超先生的《常識文范》（中華版），二是《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新潮社版）。

這兩部書里所收的都是清末和民初的雜誌文字。梁先生的文字比較早些，典故多些，句式也雜些，得仔細選錄。蔡先生的，簡明樸素，跟現行的應用的文言差不多，初中里就可以用。這部書已經絕版，值得重印。浦先生也主張「選晚清到民國的文言文」，作為另外一種讀本，給學生略讀。我專舉這兩部書，是覺得就清末民初的文言文而論，也許這兩部書里適宜於中學生的教材多些。此外自然也可以選錄別的。這兩部書里大部分是議論文，小部分是說明文。曾國藩說古文不宜說理；古文里的說明文和議論文有不確切的毛病。這兩部書的說理比古文強得多。這也是我推薦的一個原因。

還有，葉先生所說的書信、宣言、報告書、說明文等等「普通文」，也該酌量選錄。這些一向稱為應用文，所謂「應用」是狹義的。我覺得無須另立應用文的名目。另立名目容易使學生誤會，這些應用文之外，別的文都是不能應用的，因此不免忽略。而他們對於這些應用文也未必有興趣，為的還用不著。再說教本里選一些這種應用文，只是示範，真用的時候還得去查專書。所以我覺得不如伙在別的教材一起，而使全部的文言教材主要的目的都為了應用———這裡所謂應用是廣義的。課程標準里所列舉的「總理傳說及遺著」直到「黨國先進言論」，一部分也是所謂應用文，也可混合選入。清末民初的文言跟這些，都該有一部分列在精讀教材里，和古文占同等地位。因為從訓練寫作一方面看，這兩種教材比古文還更切用些。至於全部文言教材如何按照課程標準斟酌變通的去分配去安排，問題很多，本篇不能討論。

白話文教材好像容易辦些。古白話文不多，現代白話文歷史很短，選材的問題自然簡單些。不過白話文的發展還偏在文學一面，應用的白話文進步得很緩。記敘文（包括描寫文）、抒情文，選起來還容易，說明文、議論文，就困難，經濟而條理密的少，內容也往往嫌廣嫌深，不適於中學生。現在教本里所選的有許多只是湊數。就是記敘文，也因篇幅關係只能選短些的，不無遷就的時候。至於其他應用的白話文，如書信等等，似乎剛在發展，還沒有什麼表現，自然更難選錄。因此白話文教材主要的只是文學作品。而現代文學還在開創時期，成名比較容易，青年人多半想嘗試一下。於是乎一般中學生的寫作不約而同的走上創作的路。他們所愛讀的也只是文學教材，就是記敘文和抒情文。但是二十多年來成功的固然有，失敗的卻是大多數。其中寫不通白話文的姑不必論，有些寫通了的也不能分辨文章的體裁，到處濫用文學的調子。葉先生文里說他「曾經接到過幾個學生的白話信，景物的描繪與心情的抒寫全像小說，卻與寫信的目的全不相干」。這種信只是些浮而不實的費話；濫用文學的調子只是費話而已。可是，如上文所說，這種情形不能全由學生負責，白話文的發展，所謂客觀條件，也有決定的力量。

欣賞文學的興趣和能力自然是該培養的。但是到處濫用文學的調子並不能算欣賞文學。這種興趣是不正確的。這些學生既然不大能辨別文學和非文學的界限，他們的欣賞能力也就靠不住。欣賞得從辨別入手，辨別詞義、句式、條理、體裁，都是基本。囫圇吞棗的欣賞只是糊塗的愛好，沒有什麼益處。真能欣賞的人不一定要自己會創作；從現在分工的時代看，欣賞和創作盡不妨是兩回事兒。施蟄存先生在《愛好文學》一文（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日報》昆明版）里說：「我們歡迎多數青年人愛好文學而不歡迎多數愛好文學的青年大家都動手寫作（即創作）。愛好文學是表示他對於文學有感情，但要成為一個好的創作家，僅僅靠這一點點感情是不夠的。」這是很確切的話。不過欣賞文學的結果，自己的寫作受些影響，帶些文學的趣味，卻是不難的，也是很好的，雖然不是必要的。我們可以引用梁啟超先生的話，說這是「筆鋒常帶情感」。但是不帶或少帶情感的筆鋒只要用得經濟、有條理，也可以完成寫作的大部分的使命。

不過有「創作」做目標，學生對於寫作的興趣好得多；他們覺得寫作是有所為的，不止是機械的練習。固然，寫作是基本的訓練，是生活技術的訓練———說是做人的訓練也無不可。可是只這個廣泛的目標是不能引起學生注意的。清末民初的家庭里注重子弟的寫作，還是科舉的影響。父兄希望子弟能文，可以作官。子弟或者不贊成作官這目標，或者糊裡糊塗，莫名其妙，但在父兄的嚴切的督促之下，都只跟著走。這時期寫作訓練是有切近的目標的。早期的中學校章程里似乎沒有課程標準。那時一般人對於國文課程的看法，一半恐怕還是科舉的，一半或少數也許看作做人的訓練的一部分。後來教育部定出了課程標準，國文課程的目標有一條是，「養成用語體文及語言（初中）以及文言文（高中）敘事、說理、表情、達意之技能」。這是寫作的目標。課程標準里自然只能定到這個地步，但對於一般中學生，這裡所定的還嫌廣泛些。早期一般中學生的練習寫作，是沒有切近的目標的；他們既鄙棄科舉的觀念，也不明白做人的訓練的意念。他們練習寫作只是應付校章；這中間自然不少只圖敷衍塞責的。但那時學校的一般管理還嚴，學生按時練習寫作的究竟還是多數。「五四」運動以後，一般學校的管理比較鬆懈起來，有些國文教師，以及許多學生，對於寫作練習都有偷懶的情形，往往有一學期只作文一二次的。有時教師連這一兩回作文都不改，只悄悄的沒收，讓它們散失了去。可是另一面也有許多學生自己找著了寫作的目標，就是創作，高興的寫下去；或按教師規定的期限，或只管自己寫下去。一般的說，這二十年來中學生的白話文———特別是記敘文、抒情文方面———確有不小的進步，雖然實際上進步的還只是少數人。他們是找著了創作這個切近的目標，鼓起興趣，有所為的寫作，才能如此。

訓練學生寫作而不給他們指示一個切近的目標，他們往往不知道是為了給誰讀的。當然，他們知道寫了是要給教師讀的；實際也許只有教師讀，或再加上一些同學和自己的父兄。但如果每回寫作真都是為了這幾個人，那麼寫作確是沒有多大趣味。學生中大約不少真會這樣想，於是乎不免敷衍校章、潦草塞責的弊病，可是學生寫作的實際的讀者雖然常只是這幾個人，假想的讀者卻可以很多。寫作練習大部分是拿假想的讀者作對象，並非拿實際的讀者作對象。只有在「暑假回家寫給教師的信」、「給父親的信」、「給張同學的信」一類題目里，這些實際的讀者同時成為假想的讀者。假想的讀者除了父兄、教師、親近的同學或朋友外，還有全體同學、全體中學生、一般青年人、本地人士、各社團、政府、政府領袖、一般社會，以及其他沒數到的。

寫作練習是為了應用，其實就是為了應用於這種種假想的讀者。寫作練習可以沒有教師，可不能沒有假想的讀者。一向的寫作練習都有假想的讀者。清末民初的家庭教子弟寫作古文，假想的讀者是一般的社會和考試官。中學生練習寫作，假想的讀者通常是全體同學或一般社會。如「星期日遠足記」之類，便大概是假定給全體同學讀的。可是一般的師生都忽略了假想的讀者這個意念。學生寫作，不意識到假想的讀者，往往不去辨別各種體裁，只馬馬虎虎寫下去。等到實際應用，自然便不合式。拿創作做寫作目標，假想的讀者是一般社會。但是只知道一種假想的讀者而不知道此外的種種，還是不能有辨別力。上文引的葉先生所說的學生的信便是一例。不過知道有假想的讀者的存在，總比馬馬虎虎不知到底寫給誰讀的好些。

我覺得現在中學生的寫作訓練該拿報紙上和一般雜誌上的文字作切近的目標，特別是報紙上的文字。報紙上的文字不但指報紙本身的新聞和評論，並包括報紙上登載的一切文件———連廣告在內———而言。這有三種好處。第一，切用，而且有發展；第二，應用的文字差不多各體都有；第三，容易意識到各種文字的各種讀者。

而且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寫作都可以用這個目標———近些年報紙上種種特寫和評論用白話文的已經不少。因為報紙上登載著各方面的文件，對象或寬或窄，各有不同，口氣和體裁也不一樣，學生常常比較著看，便容易見出讀者和文字的關係是很大的，他們寫作時也便漸漸會留心他們的假想的讀者。報紙和雜誌上卻少私人書信一體，這可以補充在教材里。報紙上和雜誌上的文字的切用，是無須說明的。至於有發展，是就新聞事業看。新聞事業的發展是不可限量的。從事於新聞或評論的寫作，或起草應用的文件登在報紙或雜誌上，也是一種驕傲，值得誇耀並不在創作以下。現在已經有少數的例子，長江先生是最知名的。這不能單靠文字，但文字是基本的工具。這種目標可以替代創作的目標，它一樣可以鼓起學生的興趣，教他們覺得寫作是有所為的而努力做去。

也許有人覺得「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報紙和一般雜誌上的文字往往粗率浮誇，拿來作目標，恐怕中學生寫作會有「每況愈下」之勢。這未免是過慮。報紙和雜誌上的文字，粗率浮誇固然是不免的，但文學作品里也未必沒有這種地方。且舉英文為例，浮勒爾兄弟（Fowler）合著的《英文正宗》（TheKing』sEnglish）里便舉出了許多名家的粗率浮誇的句子，這是一。報紙雜誌上也有謹慎親切的文字，這是二。近些年報紙進步，有一些已經注意它們的文字，這是三。學生「取法乎上」，盡可以多讀那些公認的好報紙好雜誌。在這些報紙雜誌里，他們由於閱讀的經驗，也會辨別那些文字是粗率浮誇的，那些不是的。

況且報紙雜誌只是課外讀物。我只說拿報紙雜誌上的文字作目標，並沒有說用它們為教材；教材固然也可以從報紙和一般雜誌上選一些，可是主要的並不從它們選出。文言教材，上文已詳論。我所推薦的梁、蔡兩位先生的書原來倒差不多都是雜誌上的文字。不過他們寫作的訓練有深厚的基礎，即使有毛病，也很少。白話文教材，下節還要申論。我不主張多選報紙和一般雜誌上的文字作教材，主要的原因是這些文字大部分有時間性，時過境遷便無意味。再有，教材不單是寫作的榜樣或範本，還得教學生了解本國固有文化和養成欣賞文學的興趣，報紙和一般雜誌上的文字差不多都是有時間性的，自然不能有這兩種效用。但是這些文字用來做學生寫作的目標，卻是親切有效的。學生大概都讀報紙雜誌。讓他們明白這些裡面的文字便是他們寫作的目標，他們會高興的一面運用教材所給予他們的訓練，一面參照自己閱讀報紙雜誌的經驗，努力學習。這些學生將來還能加速報紙和雜誌上的文字的進步。

報紙雜誌上說明文和議論文很多，也可以多少矯正現階段國文教學偏枯的毛病。課程標準里定的說明文和議論文的數量不算太少，但適當的教材不容易得著。

文言的往往太膚廓，或太瑣碎。白話文更難，既少，又深而長；教材里所選的白話文說明文和議論文多半是湊數的。學生因為只注意創作，從教材里讀到的說明文和議論文又很少合他們的脾胃或程度的，也就不願意練習這兩體的寫作。有些學生到了大學一年級，白話記敘文可以寫通，這兩體卻還凌亂龐雜，不成樣子；文言文也是記敘體可看些。若指出報紙和一般雜誌上的文字是他們寫作的目標，他們也許多注意報紙雜誌上說明文和議論文而漸漸引起興趣。那些文字都用現代生活作題材，學生總該覺得熟悉些、親切些；即使不能完全了解，總不至於摸不著頭腦。一面在寫作練習里就他們所最熟悉的生活當中選出些說明文和議論文的題目，讓他們能夠有話說，能夠發揮自己的意見，形成自己的判斷，不至於苦掉筆頭。

中學生並不是沒有說明和議論的能力，只看他們演說便可知道。中學生能演說的似乎不少，可是能寫作說明文和議論文的確很少。演說的題目雖大，聽者卻常是未受教育或少受教育的民眾，至多是同等的中學生，說起來自然容易些。寫作說明文或議論文，不知不覺間總拿一般社會做假定的讀者，這自然不是中學生的力量所能及。所以要教學生練習這兩體的寫作，只能給他們一些熟悉的小題目，指明中學生是假想的讀者，或者給一些時事題目，讓他們擬演說辭或壁報文字，假想的讀者是一般民眾，至多是同等的中學生。這才可以引他們入勝。說起壁報，那倒是鼓勵學生寫作的一個好法子。因為只指出假想的讀者的存在，而實際的讀者老是那幾個人，好像支票不能兌現，也還是不大成。總得多來些實際的讀者才好。從前我教中學國文，有時選些學生的文課張貼在教室牆壁上，似乎很能引起全班的注意，他們都去讀一下。壁報的辦法自然更有效力，門類多，回數多。寫作者有了較廣大的實際的讀者群，閱讀者也可以時常觀摩。一面又可以使一般學生對於拿報紙上和一般雜誌上文字做寫作的目標有更親切的印象。這是一個值得採取的寫作設計。

不過，教材里的白話說明文和議論文，也得補救一下。這就牽涉到白話文的發展。白話諷刺文和日常瑣論———小品文的一型———都已有相當的發展，這些原也是議論文和說明文的支派，但是不適於正式應用。青年人學習這些體的倒不少，聰明的還透露一些機智，平常的不免委瑣叫囂。這些體也未嘗不可學，但只知有這些，就太偏太窄了。適於應用的還是正式的論。我們讀英文，讀本里常見倍根《論讀者》，牛曼《君子人》等短論。這些或說明、或議論，雖短，卻也是正式的論文。

這一體白話文里似乎還少，值得發展起來。這種短論最宜於作教材。我們現在不妨暫時借材異國，將這種短論譯出些來用。馬爾騰的《勵志哲學》也是這一類，可惜譯筆生硬，不能作範本。查斯特羅的《日常心理漫談》譯本（生活版），性質雖然略異，但文字經濟、清楚，又有趣味，高中可以選用。《愛的教育》譯本（開明版）里有些短篇說明和議論，也可節取。此外，長篇的創作譯作以及別的書里，只要有可節取的適宜的材料，都不妨節取。不過這得費一番搜索的工夫。馮友蘭先生的《新世訓》（開明版）指示生活的方法，可以作一般人的南針；他分析詞義的精密，建立理論的謹嚴，論壇中極少見。他的文字雖不是純粹白話文，但不失為上選的說明文和議論文。高中學生一面該將這部書作為課外讀物，一面也該節取些收在教材里。

其實別的教材也該參用節取的辦法，去求得適當的入選文字。即如小說，現在似乎只是舊小說才節取。新的便只選整個的短篇小說，而且還只能選那些篇幅短的。篇幅長的和長篇小說里可取的部分只得割愛。入選的那些篇幅雖短，卻也未必盡合式；往往只是為了篇幅短將就用著。整篇的文字當然是主要的，但節取的文字盡可以比現在的教材里多參用些。節取的範圍寬，得多費工作；還得費心思，使節取的部分自成一個相當完整的結構。文學作品里節取出來的不一定還是文學，也許只是應用的文字。但現在缺乏的正是應用的白話文，能多節取些倒是很合用的。

至於白話的私人書信，確是很少。將來倒是一定會普遍的。教材里似乎也只能暫時借用譯文。譯文有兩種：一是譯古為今，一是譯外為中。書信是最親切的文體，單是譯外為中恐怕不足，所以加譯古為今一項。當然要選那些可能譯的譯，而且得好譯手。例如蘇軾《黃州與秦太虛書》一類，就可以一試。《曾國藩家書》似乎也可選譯一些。這些書信都近於白話，譯起來自然些。這種翻譯為的是建立白話書信的體裁，並不是因為原文難懂，選那些近於白話的，倒許可以見功些。英文《蔡公家書》，有文言譯本，題為《蔡公家訓》（商務本）；譯文明白，但不親切自然。這部家書值得用白話重譯一回；白話譯也許可以貼切些。若是譯筆好，那裡面可選的教材很多。———朱光潛先生有《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開明版），討論種種問題，是一部很適於青年的書。其中文字選入教本的已經不少。這部書兼有書信和說明文議論文的成分，跟《蔡公家書》是同類的。

論朗讀

在語文的教學上，在文藝的發展上，朗讀都占著重要的位置。從前私塾里教書，老師照例范讀，學生循聲朗誦。早年學校里教古文，也還是如此。「五四」以來，中等以上的國文教學不興這一套；但小學里教國語還用著老法子。一方面白話文學的成立重新使人感到朗讀的重要，可是大家都不知道白話文應該怎樣朗讀才好。私人在這方面做試驗的，民國十五年左右就有了。民國二十年以後，朗讀會也常有了，朗讀廣播也有了。抗戰以來，朗讀成為文藝宣傳的重要方法，自然更見流行了。

朗讀人多稱為「朗誦」，從前有「高聲朗誦」的成語，現在有「朗誦詩」的通名。但「誦」本是背誦文辭的意思，和「抽繹義蘊」的「讀」不一樣；雖然這兩個詞也可以通用。「高聲朗誦」正指背誦或準備背誦而言，倒是名副其實。白話詩文的朗誦，特別注重「義蘊」方面，而腔調也和背誦不同。這該稱為「朗讀」合式些。再從語文教學方向看，有「默讀」，是和「朗讀」相對的詞；又有「精讀」、「泛讀」，都著眼在意義或「義蘊」上。這些是一套；若單出「朗誦」，倒覺得不大順溜似的。最有關係的還是「誦」的腔調。所謂「誦」的腔調便是私塾兒童讀啟蒙書的腔調，也便是現在小學生讀國語教科書的腔調；這決不是我們所謂「讀」的腔調———如恭讀《總理遺囑》的腔調。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白話文宜用「讀」的腔調，「誦」是不合式的。所以稱「朗誦」不如稱「朗讀」的好。

黃仲蘇先生在《朗誦法》（二十五年，開明）里分「朗誦腔調」為四大類：一曰誦讀誦謂讀之而有音節者，宜用於讀散文，如《四書》、諸子、《左傳》、《四史》以及專家文集中之議、論、說、辯、序、跋、傳記、表奏、書札等等。

二曰吟讀吟，呻也，哦也。宜用於讀絕詩、律詩、詞曲及其他短篇抒情韻文如誄、歌之類。

三曰詠讀詠者，歌也，與詠通，亦作永。宜用於讀長篇韻文，如駢賦、古體詩之類。

四曰講讀講者，說也，談也。說乃說話之「說」，談則謂對話。宜用於讀語體文。（以上節錄原書一二六至一二八面）這四分法黃先生說是「審辨文體，並依據《說文》字義及個人經驗」（一二六面）定的。按作者所知道的實際情形和個人經驗，吟讀和詠讀可以並為一類，叫做「吟」；講讀該再分為「讀」和「說」兩類；誦讀照舊，只叫做「誦」。下面參照黃先生原定的次序逐項說明。

《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玄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段玉裁道，「倍同背，謂不開讀也；誦則非直背文，又為吟詠以聲節之」（《說文解字》言部注）。古代的誦是有腔調的，由此可見。腔調雖不可知，但「長言」或「永言」———就是延長字音———的部分，大概總是有的。《學記》里道，「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呻」是「吟誦」，是「長詠」（註疏），可以參證。至於近代私塾兒童誦讀《百家姓》、《千字文》、《龍文鞭影》以及《四書》等的腔調，大致兩字一拍，每一停頓處字音稍稍延長，恐怕已經是佛教徒「轉讀」

經文的影響，不儘是本國的傳統了。吟的腔調也是印度影響，卻比誦複雜得多。誦宜於短的句讀，作用是便於上口，便於記，便於背；只是「平鋪直敘，琅琅誦之」

（《朗誦法》一二六面），並沒有多少抑揚頓挫。黃先生所舉的書，似乎只《四書》還宜於誦；諸子以下句讀長，雖也可以誦，卻得加些變化，參入吟腔才成。朗讀這些書，該算是在吟誦之間。

至於小學國語教科書，無論裡面的「國語」離標準語近些遠些，總之是「語」，便於上口。文宜吟誦，因為本不是自然的；語只宜讀或說；吟誦反失自然，使學生只記辭句，忽略意義。這是教學上一個大損失。現行小學國語教科書有的韻語太多，似乎有意使兒童去「誦」，作者極不以為然。在原編輯人的意思，大概以為韻語便於記憶些，一方面白話詩可選的少，合於小學生程度的更少。韻語便於記憶是事實，可是那種浮滑而不自然的韻語給兒童不好的榜樣，損害他們健全的語感，代價未免太大。倒是幸而他們只隨口誦讀過去，不仔細去體味；不然，真箇拿那種韻語做說話和寫作的榜樣，說出來寫出來的恐怕都有點不像話。兒童需要詩歌很迫切，也是事實。但白話詩合用的其實不少見。一般編輯人先就看不起白話詩，不去讀，也不肯去翻那些詩集，這怨誰。再說歌謠也是可選的，那些編輯人也懶得找去。他們只會自作聰明地編出些非驢非馬的韻語！作者以為此後國語教科書里不妨多選些詩歌：白話詩，歌謠，近於白話的舊詩詞曲。白話詩只要「讀」，舊詩詞曲要吟或吟誦，歌謠要說或吟唱。白話文也只要讀，白話只要說。這些下文還要論及。———單純的誦腔幫助很少，作者以為可以不用。

還有一種誦腔，值得提一下。最早提倡讀詩會的是已故的朱湘先生，那是民國十五年。他的讀詩會只開過一回或者沒有開成，作者已經記不起；但作者曾聽過他朗讀他的《採蓮曲》。那是誦，用的是舊戲里的一種「韻白」。他自己說是試驗。

《採蓮曲》本近於歌，似乎是詞和小調的混合物，腔調是很輕快的。「韻白」雖然也輕快，可是滲透一種滑稽味，明明和《採蓮曲》不能打成一片，所以聽起來總不順耳似的。這種近歌的詩在白話詩里極少，幾乎可以算是例外。應該怎樣朗讀，很不容易定；也許可用吟腔試試。不過像「韻白」這類腔調，如果做滑稽詩或無意義的詩，也可以利用。這類詩其實也是需要的。

吟特別注重音調節奏，最見出佛經「轉讀」的影響（參看胡適《白話文學史》上卷二○五至二一五面）。黃先生說：「所謂吟者，……聲韻應葉，音節和諧。吟哦之際，行腔使調，至為舒緩，其抑揚頓挫之間，極盡委婉旋繞之能事。……蓋吟讀專以表達神韻為要。」又說：「吟讀……行腔使調，較詠讀為速，而比之誦讀則稍緩」（《朗誦法》一二六至一二七面）。這裡指出的「吟讀」、「誦讀」的分別，確是有的；不過作者認為後者只是吟腔的變化，或者吟誦相雜，所謂吟誦之間，不必另立一類。趙元任先生在《新詩歌集》（商務版）里說過，吟律詩吟詞，各地的腔調相近，吟古詩吟文就相差得多。大概律詩和詞平仄諧暢，朗讀起來，可以按二字一拍一字半拍停頓，每頓又都可以延長字音，每拍每頓聽上去都很亭勻的，所以各地差不多。古詩和文，平仄沒有定律，就沒有這樣的客觀的一致了。而散文變化更多。唐擘黃先生曾在《散文節拍粗測》（《國故新探》，商務）里記出他朗讀韓愈《送董邵南序》和蘇洵《樂論》各一段的節拍。前者是二字一頓或一字一頓，如「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便有六拍；後者大不相同，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便只兩拍。唐先生說：「每秒時中所念的平均字數之多少隨文勢之緩急而變。

如上示兩例，《樂論》比《送董序》每秒平均字數多一倍（前者每秒平均二·四字，後者一·二字）；而它的文勢也比《送董序》急得多。文勢的緩急是關乎文中所表的情境。」———散文有時得吟，有時得吟誦；黃先生以為諸子專集等等和《四書》同宜於誦，而將吟限於絕律詩、詞曲等，似乎不合於實際情形。

「五四」以來，人們喜歡用「搖頭擺尾的」去形容那些迷戀古文的人。搖頭擺尾正是吟文的醜態，雖然吟文並不必需搖頭擺尾。從此青年國文教師都不敢在教室里吟誦古文，怕人笑話，怕人笑話他落伍。學生自然也就有了成見。有一回清華大學舉行誦讀會，有吟古文的節目，會後一個高才生表示這節目無意義，他不感覺興趣。那時是民國二十幾年了，距離「五四」已經十幾年了。學校里廢了吟這麼多年，即使是大學高才生，有了這樣成見，也不足怪的。但這也是教學上一個大損失。古文和舊詩、詞等都不是自然的語言，非看不能知道它們的意義，非吟不能體會它們的口氣———不像白話詩文有時只聽人家讀或說就能了解欣賞，用不著看。吟好像電影里的「慢鏡頭」，將那些不自然的語言的口氣慢慢顯示出來，讓人們好捉摸著。桐城派的因聲求氣說該就是這個意思。錢基博先生給《朗誦法》作序，論因聲求氣法最詳盡，值得參考。他引姚鼐的話：「大抵學古文者，必要放聲疾讀，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終身作外行也。」（見《尺牘》、《與陳碩士》）又引曾國藩的話：「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趣。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自覺琅琅可誦矣。」（見《家訓》《字諭紀澤》）這都是很精當的。現在多數學生不能欣賞古文舊詩、詞等，又不能寫作文言，不會吟也不屑吟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作者雖不主張學生寫作文言，但按課程標準說，多數學生的這兩種現象似乎不能不算是教學上的大損失。近年漸漸有人見到這個道理，重新強調吟的重要；如夏丐尊、葉聖陶二先生的《文心》里便有很好的意見———他們提議的一些吟古文的符號也簡單切實。作者主張學校里恢復從前范讀的辦法，吟、讀、說並用。

黃先生所謂「講讀」，是「以說話談論之語調出之」（《朗誦法》一二八面），只當得作者的「說」類。趙元任先生論白話詩也說過：「白話詩不能吟，……是本來不預備吟的；既然是白話詩，就是預備說的，而且不是像戲台上道白那末印板式的說法，……乃是照最自然最達意表情的語調的抑揚頓挫來說的。」（《新詩歌集》）他們似乎都以為白話詩文本於口語，只要說就成。但口語和文字究竟不能一致，況且白話詩文還有多少歐化的成分，一時也還不能順口地說出。因此便不能不有「讀」的腔調。從前宣讀詔書，現在法庭里宣讀判詞，都是讀的腔調。讀注重意義，注重清楚，要如朱子所謂「舒緩不迫，字字分明」。不管文言、白話，都用差不多的腔調。這裡面也有抑揚頓挫，也有口氣，但不顯著；每字都該給予相當分量，不宜滑過去。整個的效果是鄭重，是平靜。現在讀腔是大行了，除恭讀《總理遺囑》外，還有宣讀國民公約，宣讀黨員守則等；后兩者聽眾並須循聲朗讀。但這些也許因為讀得太熟，聽得太熟了，不免有讀得太快、太模糊的時候，似乎不合於讀的本意。這些都是應用的文言；一切應用的文言都只宜於讀。這也關涉到語文的教學。至於白話詩文，向來是用讀腔的。趙元任先生的國語留聲機片便是如此。他所謂「說」，和黃先生所謂「講讀」，恐怕也就是作者所謂「讀」。這也難怪，白話文里純粹口語原很少，戲劇能用純粹口語的，早期只有丁西林先生，近年來才多起來。趙黃兩先生似乎只注意到白話詩文本於口語，雖不是純粹口語，按理想總該是「預備說的」。可是趙先生實地試驗起來，便覺有時候並不能那麼「最自然」地「說」了，他於是只好遷就著「讀」。可是他似乎還想著那也是「說」，不過不是「最自然」的罷了。趙先生說起戲台上的道白。戲台上道白有藝術白和自然白（？）的分別。藝術白鄭重，可以說與「讀」相當；自然白輕快，丑角多用它，和「說」

也有些相像。———白話詩文自當以讀為主。

早期白話詩文大概免不了文言調，並滲入歐化調，純粹口語成分極少。後來口語調漸漸趕掉了文言調，但歐化調也隨著發展。近年運用純粹口語———國語，北平話———的才多些，老舍先生是一位代表。但比較起來還是少數。老舍先生的作品富於幽默的成分，「說」起來極有趣味。抗戰前北平朱孟實先生家裡常有誦讀會，有一回一位唐寶欽先生「說」老舍先生的《一天》，活潑輕快，聽眾都感興趣，覺著比單是閱讀所得的多———已經看過原文的覺得如此，後來補看原文的也覺得如此。

作者在清華大學一個集會裡也試過渾家先生的《奉勸大爺》（二十五年二月三日《立報》），那是諷勸胡漢民先生的。聽眾也還感覺趣味。這兩篇文都短而幽默。

非幽默的長文，作者也在清華誦讀會裡試說過一回。那是作者自己的《給亡婦》。

這篇文是有意用口語寫的，但不敢說純粹到什麼程度。說的當兒一面擔心時間來不及，一面因為自己說自己的文字有些不好意思，所以說得很快，有點草草了事似的，結果沒有能夠引起聽眾的特別注意。作者以為這種文字若用的真是純粹口語，再由一個會說的人來說，至少可以使聽眾感到特別真切的。至於用口語寫的白話詩，大家最容易想起的該是徐志摩先生的那些「無韻體」的詩。作者覺得那些詩用的可以算是純粹口語。作者曾在清華的誦讀會裡試說過他的《卡爾佛里》一首。一面是說得不好，一面也許因為題材太生疏罷，失敗了。但是還值得試別首，作者想。還有趙元任先生賀胡適之先生四十生日的詩（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北平《晨報》），用的道地的北平話，很幽默的，說起來該很好。徐先生還寫過一首他的方言（硤石）詩，《一條金色的光痕》，是一個窮老婆子給另一個死了的窮老婆子向一位太太求幫襯的一番話。作者聽過他的小同鄉蔣慰堂先生說這首詩，覺得親切有味。因此想起康白情先生的《一封未寫完的信》那首詩，信文大部分用的是口語，有些是四川話；作者想若用四川腔去說，該很好。

早期的戲劇，只有丁西林先生的作品演出時像是話，別的便不免有些文氣或外國語氣，不像真的。近年來戲劇漸漸發展，抗戰以後更盛，像話的對話才算成立了。曹禺先生當然是一位很適當的代表。不久得見陳白塵先生的《結婚進行曲》，覺得那前幾幕里的對話自然活潑，好像有彈性似的，值得特別注意。戲劇是預備演的，對話得是「最自然」的，所以非用純粹口語不可。戲劇雖然不止是預備說的，但既然是「最自然」的對話，當然最宜於說；要訓練說腔，戲劇是最適合的材料———小說和散文里雖然也有對話，可是純粹口語比較少。戲劇的發展可以促進說的發展。不過大部分白話詩文還是只宜於讀。就白話文作品而論，讀是主腔，說是輔腔；我們自當更著重在讀上。

現在的詩歌朗誦，其實是朗讀。作者還沒有機會參加過這一類朗誦會，但曾請老舍先生讀過《劍北篇》的一段和《大地龍蛇》里那段押韻的對話。聽的所得比看的所得多而且好。特別是在看的時候總覺得那些韻腳太顯著，彷彿凸出紙面上似的刺眼，可是聽的時候只覺得和諧，韻腳都融化在句子里好像沒有了一般。老舍先生不像吟舊詩、詞等的樣子重讀韻腳，而是照外國詩的讀法順著辭氣讀過去。再說《劍北篇》原用大鼓調句法，他卻只讀不吟唱，大概是只要鄭重和平靜的效果的緣故。———讀的用處最廣大，語文教學上應該特別注重它。現在的學生只在小學里學會了誦，吟、讀、說都不曾學。誦在離開小學后恐怕簡直用不著；讀倒是常常用著。黃先生說到教室內的國文教學，學生「起立讀文，……每因害羞，輒以書掩面，草草讀畢；或因膽怯，吞吐囁嚅，期期不能出諸口；偶或出聲，亦細微不可辨」（《朗誦法》一三六面）。這是實在情形，正是沒有受過讀的訓練的結果。作者主張小學的國語教學應該廢誦重讀，兼學吟和說；大中學也該重讀，恢復吟，兼學說。有人或許覺得讀和說不便於背。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成見。背讀《總理遺囑》便是眼前的反證。作者曾試過背讀白話詩，覺得至少不比背吟古體詩難。至於背說，演員背戲詞也是眼前的例子；還有中小學生背演說的也常見。———語文教學里訓練背說，便可以用劇本作材料，讓學生分任角色說對話，那麼，背起來就更容易了。

剪裁一例

文家的添注塗改的原稿可以見出寫作的苦心，指示學習寫作的途徑，是大家都知道的。不過這種原稿總是隨手散失，流傳的極少。流傳的往往只是關於這種原稿的故事，如歐陽修《畫錦堂記》開端「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初稿沒有兩個「而」字；《醉翁亭記》開端「環滁皆山也」，初稿是二十多字，後來刪剩了五個字，等等。這些故事或逸話也有啟發的效用，但究竟是零星、片段的，不如成篇的原稿好。古人的原稿固然難得，近代人的也還是不容易。不過我們已有幾部名人手寫的日記，如《翁同和日記》、《越縵堂日記》、《湘綺樓日記》可以觀摩。關於白話詩的，我們也有一部《初期白話詩稿》；可是所存錄的只有寥寥的幾首。

友人浦江清先生前幾年給清華大學編選大學一年級國文選，找出歐陽修的兩篇《吉州學記》，其中一篇大概是初稿。將這兩篇比著看，是很有意思的。原稿既不可見，這種初稿也是很可寶貴的。現在先抄定本，次抄初稿。定本見於《居士集》三十九卷（《四部叢刊》影元刊本，兩篇都據此本抄錄），《居士集》是歐陽修手定的。初稿見於外集十三卷后，有校語云，「與石本異」；《居士集》三十九卷末也有校語，說外集所收的一篇「疑是初稿先已傳布」。本文想探求歐陽修刪改的用意，作為一例，供中學教師和學生的參考。我並不鼓勵學生作古文，卻覺得學生欣賞古文的能力是應該培養的。

《吉州學記》（定本）

（一）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

（二）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政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

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

（三）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偉壯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

（四）予世家于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讚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后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又（初稿）

（一）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於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

（二）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持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效也。

（三）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饑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

（四）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夫子廟為學舍於城西而未備。

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

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