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教學（2）
（五）予世家于吉，濫食於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壠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途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
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於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以立諸其廡。
這種「記」用意並不在記敘而在頌美。這兩篇里只各有一段記吉州學興建的情形（定本三，初稿四），卻還是頌美李寬的口氣。其餘各段不外頌美天子興學和祝望吉州學的成功兩層意思。兩篇里都有議論學制的興廢（定二，初二三）和教學之法（定本四，初稿二）的話。論學制的興廢是頌美的根據，論教學之法是祝望的根據，都不是為議論而議論。歐陽修提倡古文，是當時的文壇盟主。他不能輕易下筆，他的文多是有為而作，文中常要闡明一些大道理。這篇記里的大道理便是：「學校，王政之本也」（定二）或「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初二）。惟其如此，天子興學才值得頌美，李寬建學也才值得頌美。惟其如此，才需注重教學之法，才祝望吉州學之道之成。這篇記顯然是歐陽修應了李寬和州人士的請求而作的。題目雖小，他卻能從大處下筆；雖然從大處下筆，卻還是本鄉人的口氣。
初稿繁，定本簡，是一望而知的。細加比較，定本似乎更得體些，也更扼要些。論教學之法的話，初稿里和論學制興廢的話混在一起（二），意在表明「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二）。一方面跟下文「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五）一層意思相照應。定本卻將這番話挪到後面，作為祝望吉州學之道之成的引子（四），只是泛論，不提到「三王之用心」
一層。這篇記原該以當時的吉州學為主，定本的安排見出這番話雖是泛論，卻專為當時的吉州學而說，這番話的分量便顯得重些。從組織上看，脈絡也分明些。
初稿論學制的興廢甚詳（二、三）。定本只落落幾句（二）；就中「古者政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二語，概括了初稿里「惟三代仁政之本，……成於學校」，「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效也」（二），「三代學制甚詳」（三）諸語的意思。不但節省文字，並且不至於將「三代」說得過多，使人有輕重失宜之感。初稿「三代」三見（二、三），「三王」一見。定本「三代」只一見（二）；「古者」其實也是三代，但變文泛指，語氣便見得輕了。初稿「三代學制甚詳」下接「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饑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這一節里「又欲於速」二語以及末一語，和上下文（二、五）是照應著的。但定稿只說：「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二）對照起來，初稿便顯得拖泥帶水了。再說初稿雖是頌美仁宗的明聖，而宋代在前諸帝為什麼不曾興學，卻沒有提及。這固然不算語病。可是像定稿那樣用不定的語氣解釋一下，就圓到得多，而且也更得立言之體似的。而所謂「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也是照應著下文「須遲久之功」（四）那一語的。
天子的詔也是這篇記的主要節目。這是頌美天子的節目，兩稿中都各見了三次（初一、三、五，定一、二、四），成為全篇組織的綱領。只在第三次見時，兩稿都作「毋廢慢天子之詔」，別的便都不大相同；而第一段里異同更多。第二次見時，初稿作「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三），定本作「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二）。前者「再下」，針對上文正月三月兩回詔書（一）說，是紀實。後者「詔下」，針對上文「詔書屢下」說，卻專指立學的詔而言。「吏民」改為「臣民」，為的更得體些。加「而」字，為的是聲調柔和些，姿態宛轉些。下詔的經過初稿里是這樣：「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一）這也是紀實，卻將兩回詔書不分輕重。下文也是將勸農桑和立學校相提並論（三）。定本里是：「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一）這兒便側重到立學一邊來了。第一回的詔書說是「屢下」，可見不止一遍，又用排語分列三目，都比初稿清楚。接著道，「其明年三月，遂詔———」，這是大書特書；初稿只作「三月，又詔」（一），語氣便輕緩得多。
定本「詔天下皆立學」下加「置學官之員」一語。「置學官之員」原是立學所必有的程序，可以不說出；說出只是加重分量，吸引讀者注意。接著又添上「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三語。這三語其實只是天下皆有學的意思。既已「詔天下皆立學」，自然會天下皆有學的；是信其必然，不是敘其已然。
天下皆立學，不會那麼快———吉州學不是到十月才成嗎？「然後」是說將來；「莫不」是加強語氣，表示信心。這幾句話不但見出歐陽修的意旨側重在立學一邊，並也增加頌美的力量，「嗚呼！盛矣」一結可見。
可是，初稿確說慶曆四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定本只說「於是詔書屢下」，「於是」是很含混的，可暫可久。接著說「其明年三月，遂詔———」，「其明年」原只是「那第二年」的意思，這裡雖不一定涵蘊那「詔書屢下」
的事是在慶曆三年，可是就文論文，讀者大概會這樣解釋的。這就不免為文字的強調犧牲了事實的清楚，不免是語病。
兩稿開端都有「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一節話。這表示鄭重其事，也是頌美的意思。初稿說：「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頌美之中，還以紀實為主。定本改作：「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將功德全歸到皇帝一人身上，頌美更到家，也就更得臣子立言之體了。這裡卻並不犧牲事實。皇帝決不至於自己起草條例，那還是八個人的份兒；這是常理，原不消說得的。「此非愚臣所能及」，省去初稿里「事大」二字，將兩語縮為一語，還是一樣明白。「失措」換成「失位」，是根據上文來的。初稿上文作「賜之坐」，「使書於紙以對」，定本並為「使坐而書以對」，自然簡潔得多。
因為「使書於紙」，所以說「失措」；因為「使坐而書」，所以說「失位」。
這篇記意在頌美仁宗興天下學，李寬興吉州學。定本第三段初稿第四段記吉州學興建的經過，是以頌美李寬為主。兩稿末段里說到「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將天子之功和「李侯之遺愛」並提，正是全篇主旨所在。篇中敘吉州學，說李寬原有立學之意，「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定三，初四略同）；不謀而合，相得益彰。這表示他能見其大。但初稿說：「州即先夫子廟為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四）定本卻說：「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三）「遷而大之」就是「變而大之」。照初稿，吉州人本已將夫子廟改為學舍，李寬來，才「與州人遷而大之」。照定本，就夫子廟建立學舍完全出於他的意思。在定本里，李寬的功績自然更大。但初稿所敘的好像是事實。大約歐陽修因為要頌美李寬，便將事實稍稍歪曲了一下。好在這一層關係本不大；而歐陽修是本州人，不提本州人這一層微小的功績而將它全歸到李寬身上，也許還算是得體的。
篇中可並沒有忽略州人士的合作。只看敘李寬作學，第一件便是「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定三，初四）。以下三層排語，連說「而人不以為勞」，「而人不以為多」，「而人不以為侈」，這「人」自然是吉州人。這些話主在頌美李寬，而州人士的助成其事，也就附見。篇中敘李寬，只就他作學說。可是他的一般治績也並沒有闕而不書；這就是「敏而有方」（定三，初四），四個字是盡夠的了。
若不插這一句，讀者也許會疑心到李寬只是作學一事可取；那樣，在作者方面，就算不得體了。
歐陽修世家于吉而官於朝（定四，初五）。在他的立場，頌揚天子稱美李寬是立言之體的當然。從現代的我們看，也許覺得無聊，但在當時他卻只有這樣作才合式。他又是以道自任的古文家，對於興學懷抱著一番大道理。天下興學，固然可以實現他懷抱著的那一番大道理；吉州興學，也可以實現他懷抱著的那一番大道理。
他便借記吉州學的機緣將那一番大道理傾吐出來，作為他對本州的學的關切和希望。這就是篇末的一段兒（定四，初五）。他盼望能夠「樂學之道成」。所謂「學之道成」就是「謁於學門」以下幾層意思。這些只是表示理想，不是表示信心；可是只要「后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定四，初五略同），那些理想也未嘗不可以實現。那些理想大概本於《孟子·梁惠王》篇里的話。這一段里主要的是勉勵的口氣。定本篇末一語作「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以俟」二字初稿里沒有。加上這兩個字，更見作者對於州學的迫切的關懷和希望。
描寫「學之道成」一節，兩稿都用排語；排語緊湊些，復沓的組織使力量集中。初稿里排語從「謁於學門」到「行其道途」共五層。定本刪去「過其市」、「適其野」兩層，插入「問於其俗」一層。細看「過其市」一層不免瑣屑，不如插入的一層渾括而大方，「適其野」一層，似乎已涵蘊在後二層里。在句式上，定本的四層是「謁於學門」、「問於其俗」、「入於其里」、「行於其郊」，也比初稿更整齊，更合於排語的組織些。定本末段里還有「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一節。那時州縣之吏是三年一任，所以才有這幾句話，這一節話是很重要的；不說出來下文的「李侯之遺愛」便有點突兀了。這也是定本勝於初稿的地方。
寫作雜談
一文脈
多年批改學生作文，覺得他們的最大的毛病是思路不清。思路不清就是層次不清，也就是無條理。這似乎是初學作文的人不能免的毛病。無論今昔，無論文言和白話———不過作文言更容易如此罷了。這毛病在敘述文（包括描寫文）和抒情文里比較不顯著，在說明文和議論文里就容易看出。實際生活中說明文和議論文比敘述文和抒情文用得多，高中與大一的學生應該多練習這兩體文字；一面也可以訓練他們的思想。本篇便著眼在這兩體上；文言文的問題比較複雜，現在且只就白話文立論。因為注重「思路」怎樣表現在文字里，所以別稱它為「文脈」———表現在語言里的，稱為「語脈」。
現在許多青年大概有一個誤解，認為白話文是跟說話差不多一致的。他們以為照著心裡說的話寫下來就是白話文；而心裡說的話等於獨自言語。但這種「獨自言語」跟平常說話不同。不但不出聲音，並且因為沒有聽者，沒有種種自覺的和不自覺的制限，容易跑野馬。在平常談話或演說的時候，還免不了跑野馬；獨自思想時自然更會如此。再說思想也不一定全用語言，有時只用一些影象就過去了。因此作文便跟說話不能一致；思路不清正由於這些情形。說話也有沒條理的；那也是思想訓練不足，隨心所向，不加控制的原故。但說話的條理比作文的條理究竟容易訓練些，而訓練的機會也多些。這就是說從自然的思路變成文脈，比變成語脈要難。總之，從思想到語言，和從思想到文字，都需要一番努力，語言文字清楚的程度，便看努力的大小而定；若完全隨心所向，必至於說的話人家聽不懂，作的文人家看不懂。
照著心裡說的話寫下來，有時自己讀著，教別人聽，倒也還通順似的；可是教別人看，就看出思路不清來了。這種情形似乎奇特，但我實地試驗過，確有這種事。我並且想，許多的文脈不調正是因為這個原故。現在的青年練習說話———特別是演說———的機會很多，應該有相當的控制語言的能力，就是說語脈不調的應該比較前一代的青年少。他們練習作文的機會其實也比較前一代多；但如上文所論，控制文字確是難些。而因為作的是白話文，他們卻容易將語脈混進文脈里，減少自己的困難，增加自己的滿足；他們是將作文當做了說話的記錄。但說話時至少有聲調的幫助，有時候承轉或聯貫全靠聲調；白話文也有聲調，可是另一種，不及口語聲調的活潑有彈性，承轉或聯貫處，便得另起爐灶。將作文當說話的記錄，是想象口語聲調的存在，因此就不肯多費氣力在承轉或聯貫上；但那口語的聲調其實是不存在的。這種作文由作者自己讀，他會按照口語的聲調加以調整，所以聽起來也還通順似的。可是教別人看時，只照白話文的聲調默讀著，只按著文脈，毛病便出來了。那種自己讀時的調整，是不自覺的，是讓語脈蒙蔽了自己；這蒙蔽自己是不容易發現的，因此作文就難改進了。
思想，談話，演說，作文，這四步一步比一步難，一步比一步需要更多的條理；思想可以獨自隨心所向，談話和演說就得顧到少數與多數的聽者，作文更得顧到不見面的讀者，所以越來越需要條理。語脈和文脈不同，所以有些人長於說話而不長於作文，有些人恰相反；但也有相關聯的情形。說話可以訓練語脈；這樣獲得的語脈，特別是從演說練習里獲得的，有時也可以幫助文脈的進展。所以要改進作文，可以從練習演說下手。但是語脈有時會混入文脈，像上一段說的。在這種情形下，要改進作文，最好先讀給人聽，再請他看，請他改，並指出聽時和看時覺得不同的地方，但是這件事得有負責的而且細心的教師才成。其實一般只要能夠細看教師的批改也就很好。不過在這兩種情形下，改本都得再三朗讀，才會真得到益處。
現在的學生肯細看教師的批改的已經很少，朗讀改本的大概沒有一個。這固然因為懶，也因為從來沒有受到正確的朗讀訓練的原故。現在白話文的朗讀訓練只在小學里有，那其實不是朗讀，只是吟誦；吟誦重音節，便於背，卻將文義忽略，不能訓練文脈。要訓練文脈，得用宣讀文件的聲調。我想若從小學時代起就訓練這種正確的朗讀，語脈混入文脈的情形將可減少，學生的作文也將容易進步。
再次是在作文時先寫出詳細的綱目。這不是從聲調上下手，而是從意義上、從意念的排列上下手。這是訴諸邏輯。細目最好請教師看看。意念安排得有秩序，作起文來應該容易通順些。不過這方法似乎不及前兩者直截而自然。還有，作文時限制字數，或先作一段一段的，且慢作整篇的，這樣可以有工夫細心修改；但得教師個別的指正，學生才知道修改的路子。這樣修改的結果，文脈也可以清楚些。除了這些方法之外，更要緊的是多看、多朗讀、多習作（三項都該多在說明和議論兩體上下工夫）。這原是老生常談，但這裡要指出，前兩項更重要些；只多作而不多看多讀，文脈還是不容易獲得的。
二標點符號
歷年批改大學一年級學生的作文，覺得他們對於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在意。他們之間，和一般人之間一樣，流行著一句熟語：「加標點。」他們寫作，多數是等到成篇之後再「加」標點符號的。這顯然不是正確的辦法。白話文之所以為白話文，標點符號是主要的成分之一。標點符號表明詞句的性質，幫助達意的明確和表情的恰切，作用跟文字一樣，決不是附加在文字上，可有可無的玩意兒。本來沒有標點符號的古書和文言，為了幫助別人了解或為了自己了解正確，可以「加」上標點符號去。但是自己寫作，特別是白話文，該將標點符號和文字一樣看待，同等使用，隨寫隨標點，才能盡標點符號的用處。若是等文字寫成篇再「加標點」，那總是不會切合的。古書和原無標點符號的文言，「加標點」后往往有不切合處；那是古今達意表情的方式不同，無可奈何。自己寫作，特別是白話文，標點符號正是支持我們達意表情的方式的，不充分利用，寫作的效果便會因而減少。我們說話時得靠種種聲調姿勢幫助；寫作時失去這種幫助，標點符號可以替代一部分。明白這個道理，便知道標點符號跟文字的關係是有機的———后「加」上去，就不是有機的了。
現在的學生乃至一般人往往亂用或濫用標點符號，結果標點符號真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似的。在達意方面，學生的作文里最常見的是逗號（，）和分號（；）的亂用。分號介在逗號和句號（。）之間，主要的作用在界划較長的句語和較短而意義上緊密的聯繫著的句子。青年們和一般人不大容易弄清楚這個符號的用處，是大家都知道的。有時他們似乎將它當逗號用，有時又似乎將它當句號用；用得合式的很少。這個符號本來複雜些，用錯了還可以說是在意中。像逗號，很簡單，亂用的卻也很多，或許是一般想不到的。學生們作文里用逗號最多，往往一段文字只在段末有個句號，其餘便是一大串逗號。這使人看不清他們的意義，摸不清他們的思路。他們似乎將逗號只當作停頓的符號用，而不管停頓的長短；更不管意義的分界。他們不大用句號，是一個可注意的現象。他們似乎沒有清楚的「句」的意念。
學生們作文，常犯思路不清或層次不明的毛病；這少用句號也是徵象之一。此外還有驚嘆號的濫用，似乎是一般的情形。就像公涵中「為荷」下的驚嘆號，便大可不必———句號盡合式了。更有愛用雙驚嘆號或三驚嘆號的，給予讀者的效果往往只是浮誇不實。
教育部二十年前就頒行過標點符號施行條例，起草的是胡適之先生。但是青年們和一般人注意這個條例的似乎不多。原因大約有好幾種。一是推行的不儘力。這種條例應該常在青年讀物或一般讀物里引用，讓大家常常看見，常常捉摸，才有用處。可是事實不然。中學教科書里雖然偶有論到標點符號的，也不多，教師們又不認真去教，成效自然不見。二是例句不合式。條例中所舉的例句都是古書和文言，加上一些舊小說的白話，現代的白話文記得似乎沒有。條例頒行的時期，白話文運動剛起頭兒，為起信的原故，只舉舊例，也是一番苦心。可是如上文所論，這種例句「加」上標點符號，究竟不很自然；這種例句並不能充分表示每種標點符號的用處。再說既然都是舊例，愛讀現代白話文的，便不免減少閱讀的興趣，不大去注意。我想教育部若能將那條例修訂一番，細心選擇現代白話文作為主要的例句，一面責成中學教師切實教授，並在改文時注意，標點符號的用法會漸漸正確起來的。
不過，更重要的是，青年們得養成隨文標點的習慣，一面還得在讀現代白話文時隨時體會一標一點的意味，學習正確的用法才成。
論中國文學選本與專籍
有一位朋友在大學里教詞史，他的學生問他，讀詞是那幾種選本好。他和我們談起這件事，當作一個笑話：大學生還只曉得讀選本！他論的是大學生，自然不錯。但對於大學生以外的人，譬如說中學生罷，這個意見很值得討論了。近世中國學人有一個傳統，就是看不起選本。他們覺得讀書若只讀選本，只算是陋人而不是學人。這也有時代背景的。明朝以來，讀書人全靠八股文獵取功名；他們用不著多讀書，只消拿幾種選本加意揣摩，便什麼都有了。所以選本風行一時；大家腦子裡有的是文章，而切實地做學問的卻少。八股文選本風行以後，別種文體的選本也多起來；取材的標準以至評語圈點，大都受八股文的影響。空疏俗濫，輾轉流傳。選本為人詬病的主要原因在此。這種風氣誠然是陋，是要不得，但因此就抹殺一切選本和選家，卻是不公道的。
近代興辦學校以後，大學中學國文課程的標準共有三變：一是以專籍為課本，二是用選本，三還是用選本，但加上課外參考書。一是清光緒中《欽定學堂章程》中所規定。二是自然的轉變。轉變的原因，據我想，是因為學校中科目太多了，不能在文字上費很多的精力。三是胡適之先生的提倡；他在《中學國文的教授》一文里，力主教學生多讀參考書。後來人便紛紛開書目，又分出精讀泛讀等名目。中學如此，大學自然更該如此。但實際上學生讀那些課外參考書的，截至現在為止，似乎還不多。道爾頓制流行的時候，照實施該制的學校的表冊看，應該有些學生真正讀過些參考書；可惜未及知其詳，該制就漸漸不大有人提起了。結果，大體還是以選本為主，只不過讓學生另外多知道些書名而已。選本勢力之大，由此可見；雖反對選本的人也不能否認。
大學生姑且不談；就中學生說，我並不反對他們讀選本，無論教授及自修。但單讀選本是不夠的，還得輔以相當分量的參考書（胡先生所擬議的太多了，中學生即使是文科的，怕也來不及）和嚴格的督促。我想中學生念國文的目的，不外乎獲得文學的常識，培養鑒賞的能力，和練習表現的技術。無論讀文言白話，俱是如此。我主張大家都用白話作文，但文言必須要讀；辭彙與成語，風格與技巧，白話都還有藉助於文言的地方。這三種目的里，三是作文方面現在不論。論前兩種，則讀選本實為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舊說選本的毛病共有三件：一是太熟太狹，如上所言。這是取材關係，補救極易。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已見及此；近年的選本更多推陳出新，自經史至於筆記、譯文、詩、詞、曲等，都可入選，只可惜又太零碎了。二是偏而不全，讀者往往以一二篇概其餘，養成不正確的觀念。這是分量關係，也可矯正，詳在下節。三是讀者易為選者成見所囿，不能運用自家的思考力。
但在中學生，常識還不夠作判斷的根據，只要指給他不至太偏的選本，於他正是適宜的引導。若讓他讀幾本專書，他於這幾本書即使能有自己意見，而對於相關的材料知道太少，那樣意見也不會正確。若要他將相關的重要專籍都讀過，又是時間所不許。———其實真正編得有道理的選本，也還有它的價值。讀過專籍的人，可以拿它來印證自己的意見，增進對於原書的了解，不過這已不是中學生的事了。我說的選本是指用心選出來的，有目的有意義的而言。至於隨手檢閱而得，只要是著名的人著名的篇，便印為講義，今日預備明日之用，這是碰本，不是選本。這種也許可以叫做「模範文」，但文之可以為「模範」者甚多，碰著的便是「模範」，碰不著的便不是，是什麼道理？
選本的標準不同：或以時代，或以體制，或以事類，或以派別，或以人，或以地；也有兼用兩種標準的。為中學生起見，我主張初中用分體辦法；體不必多，敘事、寫景、議論三種便夠。因為初中學生對於文字的效用還未瞭然；這樣做，意在給他打好鑒賞力和表現力的基礎。類目標明與否，無甚關係，但文應以類相從。材料取近人白話作品及譯文為主，輔以古今淺近的文言；不必採錄古白話，古白話小說可另作參考之用。去取看錶現藝術，思想也當注意。高中用分代分家辦法，全選文言。分代只須包括周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的文和詩，加上宋詞、元曲。每種只選最重要的幾個大家，家數少，每家作品便多，不致有上文所說以一二篇概全體的弊病。每家不能專選一方面，大品與小品都要有。我主張只選這幾個時代，並非看輕以後作品，只因最膾炙人口的東西，也就是一般人應有的中國文學常識，都在這幾個時代內。中學生是不必求備的，這樣盡夠了；求備怕反浮而不切了。這種選本分量不至很多，再有簡明的注，毋須逐字句地講解或檢查，便是理科的學生也可相當採用的。文明書局有分代的詩文讀本，有注，但還嫌家數太多，方面也太多。分人是進一步的專精的讀法。專籍往往太多，且瑕瑜互見，徒亂初學心目；故我也主張用選本。舊有的如《十八家詩鈔》，頗合用，《四史菁華錄》雖選而且刪，卻仍然好；———新的各種「精華」（中華、商務都有），當分別地看。這種宜用作參考書。此外可多讀小說，古今作譯，只要著名的都行；小說增加人的經驗，提示種種生活的樣式，又有趣味，最是文學入門的捷徑。雜劇、傳奇也可讀，文字也許困難些。最後，各種關於中國文學的通論或導言，也是好的參考書；本刊編者夏先生曾說要編輯中學生叢書，其中必有一部分是關於中國文學的。這種書應以精實為貴，但單讀這種書，還不免是戲論，非與前說各種選本及參考書印證不可；因為那些是第一原料。
1930年9月28日夜，北平，《中學生》第十號。
論詩學門徑
本文所謂詩，專指中國舊體詩而言；所謂詩學，專指關於舊詩的理解與鑒賞而言。
據我數年來對於大學一年生的觀察，推測高中學生學習國文的情形，覺得他們理解與鑒賞舊詩比一般文言困難，但對於詩的興味卻比文大。這似乎是一個矛盾，其實不然。他們的困難在意義，他們的興味在聲調；聲調是詩的原始的也是主要的效用，所以他們雖覺難懂，還是樂意。他們更樂意讀近體詩；近體詩比古體詩大體上更難理解，可是聲調也更諧和，便於吟誦，他們的興味顯然在此。
這兒可以看出吟誦的重要來。這是詩的興味的發端，也是詩學的第一步。但偶然的隨意的吟誦是無用的；足以消遣，不足以受用或成學。那得下一番切實的苦工夫，便是記誦。學習文學而懶於記誦是不成的，特別是詩。一個高中文科的學生，與其囫圇吞棗或走馬看花地讀十部詩集，不如仔仔細細地背誦三百首詩。這三百首詩雖少，是你自己的；那十部詩集雖多，看過就還了別人。我不是說他們不應該讀十部詩集，我是說他們若不能仔仔細細讀這些詩集，讀了還不和沒讀一樣！
中國人學詩向來注重背誦。俗話說得好：「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我現在並不勸高中的學生作舊詩，但這句話卻有道理。「熟讀」不獨能領略聲調的好處，並且能熟悉詩的用字、句法、章法。詩是精粹的語言，有它獨具的表現法式。初學覺得詩難懂，大半便因為這些法式太生疏之故。學習這些法式最有效的方法是綜合，多少應該像小兒學語一般；背誦便是這種綜合的方法。也許有人想，聲調的好處不須背誦就可領略，仔細說也不盡然。因為聲調不但是平仄的分配，還有四聲的講究；不但是韻母的關係，還有聲母的關係。這些條目有人說是枷鎖，可是要說明舊詩的技巧，便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存在。這些我們現在其實也還未能完全清楚，一個中學生當然無須詳細知道；但他會從背誦里覺出一些細微的分別，雖然不能指明。他會覺出這首詩調子比另一首好，即使是平仄一樣的律詩或絕句。這在隨便吟誦的人是不成的。
現在的中學生大都不能辨別四聲；他們也沒有「韻」的觀念。這樣便不能充分領略詩的意味。四聲是平、上、去、入四種字調，最好幼時學習，長大了要難得多。這件事非理論所能幫助，只能用誦讀《四聲等韻圖》（如東、董、凍、篤之類；《康熙字典》卷首有此圖）或背誦近體詩兩法學習。誦讀四聲圖最好用自己方音；全讀或反覆讀一行（如東、董、凍、篤）都可。但須常讀，到任舉一字能辨其聲為止。這方法在成人也是有效的，有人用過；不過似乎太機械些。背誦近體詩要有趣得多，而且是一舉兩得的辦法。近體詩的平仄有一定的譜，從那調勻的聲調里，你可漸漸地辨別，這方法也有人用過見效；但我想怕只能辨別平仄，要辨別四聲，還是得讀四聲圖的。所以若能兩法並用最好。至於「韻」的觀念，比較容易獲得，方法仍然是背誦近體詩，可是得有人給指出韻的位置和韻書的用法。這是容易說明的，與平仄之全憑天籟不同。不過單是說明，沒有應用，不能獲得確實的觀念，所以還要靠背誦。固然舊詩的韻有時與我們的口音不合：我們以為不同韻的字，也許竟是同韻，我們以為同韻的字，也許竟會不同韻；但這可以預先說明。好在大部分不致差得很遠；我們只要明白韻的觀念，並非要辨別各字的韻部，這樣也就行了。我只舉近體詩，因為古體詩用韻較不整齊，又往往換韻，而所用韻字的音與現在相差也更遠。至於韻即今日所謂母音或母音，同韻字即同母音或母音的字，押韻即將此類字用在相「當」的地位，這些想是中學生諸君所已知道的。
記誦只是詩學的第一步。單記誦到底不夠的；須能明白詩的表現方式，記誦的效才易見。詩是特種的語言，它因音數（四五七言是基本音數）的限制，便有了特種的表現法。它須將一個意思或一層意思或幾層意思用一定的字數表現出來；它與自然的散文的語言有時相近，有時相遠，但決不是相同的。它需要藝術的工夫。近體詩除長律外，句數有定，篇幅較短，有時還要對偶，所以更其是如此。固然，這種表現法，記誦的詩多了，也可比較同異，漸漸悟出；但為時既久，且未必能鞭辟入裡。因此便需要說詩的人。說詩有三種：註明典實，申述文義，評論作法。這三件就是說，用什麼材料，表什麼意思，使什麼技巧。上兩件似乎與表現方式無涉；但不知道這些，又怎能看出表現方式？也有些詩是沒什麼典實的，可是文義與技巧總有待說明處；初學者單靠自己捉摸，究竟不成。我常想，最好有「詩例」這種書，略仿俞曲園《古書疑義舉例》的體裁，將詩中各種句法或辭例，一一舉證說明。坊間詩學入門一類書，也偶然注意及此，但太略、太陋，無甚用處。比較可看而又易得的，只有李釒英《詩法易簡錄》（有鉛印本）、朱寶瑩《詩式》（中華書局鉛印）。《詩法易簡錄》於古體詩，應用王士禎、趙執信諸家之說，側重聲調一面，所論頗多精到處。於近體詩專重章法，簡明易曉，不作惝恍迷離語，也不作牽強附會語。《詩式》專取五七言近體，皆唐人清新淺顯之作，逐首加以評語註釋。註釋太簡陋，且不免錯誤；評語詳論句法章法，很明切，便於初學。書中每一體（指絕句、律句）前有一段說明，論近體聲調宜忌，能得要領。初學讀此書及前書後半部，可增進對於近體詩的理解力和鑒賞力。至於前書古體一部分，卻宜等明白四聲后再讀；早讀定莫名其妙。
此外宜多讀注本、評本。注本易蕪雜，評本易膚泛籠統，選擇甚難。我是主張中學生應多讀選本的，姑就選本說罷。唐以前的五言詩與樂府，自然用《文選》李善注（仿宋、胡刻《文選》有影印本）；劉履的《選詩補註》（有石印本）和於光華的《文選集評》（石印本名《評註昭明文選》）也可參看。《玉台新詠》（吳兆宜箋注；有石印本）的重要僅次於《文選》；有些著名的樂府只見於此書；又編者徐陵在昭明太子之後，所以收的作家多些。沈德潛《古詩源》也可用，有王蒓父箋注本（崇古書社鉛印），但箋注頗有誤處。唐詩可用沈氏《唐詩別裁集》（有石印本），此書有俞汝昌引典備註（刻本），是正統派選本。另有五代韋縠《才調集》，以晚唐為宗，有馮舒、馮班評語，簡當可看（有石印本）；殷元勛、宋邦綏作箋注，石印本無之。以上二書，兼備眾體。元好問的《唐詩鼓吹》專選中晚唐七律；元是金人，當然受宋詩的影響，他是別出手眼去取的。此書有郝天挺注，廖文炳解，錢謙益、何焯評（文明書局石印）。有人說這是偽書，錢謙益曾作序辯之；我得見姚華先生所藏元刊本諸序，覺得錢氏所說不誤。另有徐增《而庵說唐詩》（刻本），頗能咬嚼文字，啟人心思，也是各體都有。宋詩選本有注者似甚少。七古可看聞人亻炎《古詩箋》（王士禎原選）；七律可看趙彥傳《宋今體詩鈔注略》（姚鼐有《今體詩鈔》，此書只注宋代諸作）。但前書價貴些，后書又少見。張景星《宋詩百一選》（石印本，在《五朝詩別裁集》中）備各體，可惜沒有注。選集的評本，除前已提及的外，最多最著的要算紀昀《瀛奎律髓刊誤》。紀氏論詩雖不免過苛，但剖析入微，耐人尋味，值得細看。又文明書局有《歷代詩評註讀本》（分古詩、唐詩、宋元明詩、清詩），也還簡明可看。至於漢以前的詩，自然該讀《詩經》、《楚辭》。《詩經》可全讀，用朱熹集注就行；《楚辭》只須讀屈、宋諸篇，也可用朱熹集注。
詩話可以補註本、評本之不及，大抵片段的多，系統的少。章學誠分詩話為論詩事與辭兩種，最為明白。成書最早的詩話，要推梁鍾嶸的《詩品》（許文玉《詩品釋》最佳，北京大學出版社代售），將漢以來五言詩作者分為上中下三品，所論以辭為主。到宋代有「詩話」之名，詩話也是這時才盛。我只舉魏慶之《詩人玉屑》及嚴羽《滄浪詩話》兩種。前者採擷南宋諸家詩話，分類編成，能引人入勝；後者始創「詩有別材別趣」之說，影響後世甚大（均有石印本，後者並有注）。袁枚的《詩法叢話》（有石印本）也與《詩人玉屑》同類，但採擷的範圍直至清代。
至於專論詩話的，有郭紹虞先生的《詩話叢話》，見《小說月報》二十卷一、二、四諸號中，可看。詩話之外，若還願意知道一些詩的歷史，我願意介紹葉燮《原詩》（見《清詩話》，文明書局發行）；《原詩》中論詩學及歷代詩大勢，都有特見。
黃節先生《詩學》要言不煩，只是已絕版。陸侃如先生《中國詩史》聽說已由大江書鋪付印，那將是很好的一部詩史，我念過其中一部分。此外邵祖平《唐詩通論》（《學衡》十二期）總論各節都有新意；許文玉《唐詩綜論》（北京大學出版社代售）雖瑣碎而切實，均可供參考。宋詩有庄蔚心《宋詩研究》（大東書局），材料不多，但多是有用的原料；較《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中陳延傑《宋詩的派別》一文要好些。再有，胡適先生《白話文學史》和《國語文學史》中論詩諸章，以白話的立場說舊詩趨勢，也很值得一讀的。
附註文中忘記說及顧實的《詩法捷要》一書（上海醫學書局印）。這本書雜錄前人之說（如方回《瀛奎律髓》、周弼《三體唐詩》等），沒有什麼特見，但因所從出的書有相當價值，所以可看。書分三編：前編論絕句，中編論律詩，均先述聲律，次列作法，終舉作例；后編專論古詩聲韻。初學可先看前兩編。
1931年5月，《中學生》第十五號。
文病類例
在中學和大學里連續擔任了多年國文作文課程，養成了自己對於語言文字的特殊興趣———也許是一種咬文嚼字的癖。從二十二年起，並摘抄學生作文；大部分是句子，也有些成段的，也有些是全篇或各段的大意。句和段是原文，各段大意卻是我參照原文編的。這裡大都是些文病。我覺得現在一般青年朋友對於作文———特別是文字的技術方面———犯了一個共同的錯兒，就是那「不好不要緊」的態度。任何愛好的青年朋友，只要肯想一想，就會知道這個態度是要不得的。我現在將歷年所抄的材料整理出來，分類選例，加以說明。希望我們的青年朋友看了這些，也許多少可以改變那要不得的態度。若是更能夠讓他們參考了這些，舉一反三，在文字技術上得到一點進步，那卻是望外了。所有的例子都是從大學一年級學生的作文里摘出來的；這裡只選白話文的例子，我覺得現在的青年朋友只要能寫通白話文就夠用了。
一辭彙
一般學生的通病是辭彙太窄狹，在那窄狹的辭彙里，又有許多詞的意義不曾弄明白，寫作起來，自然教人看不順眼。國文教學不重記憶不重練習的流弊，在這裡最容易見出。
一·一·一（我）降生民國初年。
一·一·二晨曦，千餘學生從住在不同的地方像潮湧一般向昆明大西門外的雲南省立農業學校來受課。
一·一·三淅歷（瀝）的摺紙的各種聲音響了。
這裡只討論辭彙，別的毛病，———假如有的話———暫且不談。我們說「孔子降生」、「耶穌降生」，「降」有「（從）天（而）降」的意思。孔子、耶穌都是偉大人物，所以說是「從天而降」，所以用得上「降生」這個詞。但「降生」並不限於偉大人物，對於稍有身分的人，也可以用；那卻只是客氣的字眼，沒有特別崇敬的意味。說到自己，顯然不能用；說到自己，只能說「我生在民國初年」，「我出生在民國初年」，或「我誕生在民國初年」。「出生」是個新詞，但現在已經用得很熟了。「曦」是日色，是個名詞。「晨曦」不成語，必得加「初上」一類助語才成；但那是文言，這兒不如說「早晨太陽剛出來的時候」。作者似乎是將「曦」字用成動詞，似乎是將「晨曦」當作陶淵明《歸去來辭》里的「晨光熹微」了。「淅瀝」
是形容小雨聲和霰聲的。作者許是不清楚這個詞的意義，以為只是形容細碎的聲音的；也許找不到適當的形容詞，便將就著用它。其實「」兩個字是可以用的。
以上三例，概括的看，都可以說是不明詞義的病。
一·一·四私塾中也有按時放假的習俗。
一·一·五犧牲了自己，損失了國家。
一·一·六大西門外的老乞丐，在緊縮苦叫。
一·一·七借著買東西來換散一下遲木的心情。
一·一·八我也要灑別我的教師和同學們。
「習俗」該是「習慣」，「損失」該是「損害」，「緊縮苦叫」該是「蜷縮著苦叫」。這是混用意義相近而不同的詞；但「蜷縮」這個詞，一·一·六的作者的辭彙里也許壓根兒就沒有。「換散」大約是「渙散」，寫別了，也用錯了；該是「變換」或「舒散」兩個詞之一。但作者未必知道「舒散」這個詞。這是混用聲同義異或字同義異的詞。「灑別」是「灑淚告別」這一仂語的縮短，這兒也許只是「告別」的意思。「握手作別」可以縮短成「握別」，「灑別」卻不成語；若再用這「灑別」作「告別」，那是將普通情形和特殊情形混為一談，自然不妥而又不妥了。這些可以說是混淆詞義的病。
一·一·九哭是情感的表現，在未表現之前是情感，既表現之後就是哭。
一·一·一○迫得我腦袋產生了一種惱人的東西。
一·一·一一現在天氣已經是很和暖了，可是居然還會落這樣大的雪，所以大家心裡都有各不相同的心理。
「情感」的表現不必就是哭，「情感」太泛，該是「悲戚」。「惱人的東西」不明白，大約是「煩惱」、「惱恨」一類的意思。這句式根本不成，只消說「不由得我不煩惱（或惱恨）」就好。「各不相同的」也不明白，大約只是「驚疑」的意思。這句式也不成，只消說「大家心裡都有些奇怪」就好。這些可以說是詞義籠統的病。
一·一·一二提起你麻木的腳步。
一·一·一三忿怒的腳，將它踏得稀爛。
一·一·一四沿街羅列小販的叫喊聲。
一·一·一五我們知道一個身體不健全的人，極易受流行時疫的感冒。
一·一·一六平常聽見我說話，是很少見的。
一·一·一七我雖然是工學院，但是是一年級。
「腳」可以是「麻木的」，但「腳步」不能；也許該說「滯重的腳步」。「腳」
卻不能是「忿怒的」；一·一·一三也許只能說「忿怒的用腳將它踏得稀爛」。「小販」可以「羅列」，「叫喊聲」不能；一·一·一四可以換上「充滿」兩個字，或者「沿街羅列」下加「的」字。一·一·一二和一·一·一四是將形容有形物的詞移用到無形物上；一·一·一三是將形容有意志的人的詞移用到他的無意志的腳上。「感冒」是自己「感冒」風寒，不是風寒「感冒」自己，「受感冒」不成語，這是將主動的詞移用到被動語氣里。但一·一·一五即使改成為主動語氣，「感冒」
還是用不上；該說「感染」或「傳染」才成。可是改成這兩個詞，句子的語氣倒又沒關係了。一·一·一六，說「平常很少見我說話」或「平常聽見我說話，是很少的」，都成；就是不能說「少見」「聽見我說話」。這是將表示視覺的詞移用到聽覺上。一·一·一七，「一年級」是學生的集體名詞，可以用來指個體；「工學院」只是普通名詞，不能用來指個體的學生。這兒得加上「學生」兩個字。但在說話里，「工學院」一類普通名詞有時確可用作集體名詞，指稱個體的人。言文不能一致，這是一例。若是對話的記錄，這句子是成立的。但當作白話文，這便是將普通名詞移用為集體名詞。這和上面各例都可以說是遷移詞義的病。
一·一·一八墨水的沉澱和銅銹早已經籠罩了筆尖上的外國文。
一·一·一九深深的寒意籠罩了整個的宇宙。
一·一·一八，「籠罩」其實只是「遮沒」、「掩沒」；說「籠罩」便有點兒誇張似的。一·一·一九，「宇宙」也是大而無當，其實只消「整個的城市」好了。
這些可以說是詞義浮誇的病。
一·一·二○我們自備汽車的速度由緩而停了。
一·一·二一他把兩手托在桌上。
「由緩而停」還是直接敘述汽車的好；「的速度」三個字可以省去。說速度「緩」，口頭常有，不過用的是「慢」字；說「停」，卻不大聽見。速度可「大」可「小」，可「加」可「減」，可「有」可「沒有」；說它「緩」和「停」卻都嫌不確切。它是抽象的觀念，沒有活動，無所謂「停」。「快」、「慢」（緩）雖然用得上去，但不如「大」、「小」確切。再有，說速度「緩」，字面上也不免矛盾；固然有些譯名都免不了這種矛盾，如一個人的健康可以「好」，又可以「不好」之類，但能夠避總是避掉的好。一·一·二一，「托」字不夠清楚，可以說「他把兩肘靠在桌上」，或改變句式說，「他托著兩手，靠在桌上」。這些可以說是詞義含糊的病。
一·一·二二始終合不下眼
這該是「合不上眼」。我們總說「合上」，如「合上書」，不說「合下」。
「上」、「下」這類詞有它們的用例。如「關上門」、「擱下」、「丟下他一個人」、「放不下心」，「上」、「下」都不能互易。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合上眼」是將上眼皮合在下眼皮上；「合上書」是將這一半兒合在那一半兒上；「關上門」是在門上加上些東西———如門閂等。「擱下」、「丟下」、「放下」的「下」，都表示將事物安排在不消注意或不必注意的地方。忽略了這種習慣用法，可以說是不明詞例的病。
一·一·二三我應把它（筆）訓練成一條不阿諛，不保守，不危難，而據（具）有百折不撓視死如歸的一條戰士。
一·一·二四每一條友誼全是平平勻勻的。
一·一·二五在一個風的怒號之下。
一·一·二六黃鶯兒有一張歌喉宛轉的嘴。
「一條戰士」從「一條好漢」變出，原也可用，但現在說「一個戰士」、「一位戰士」，覺得更鄭重些；「一條好漢」雖然含著多少尊敬，可也夾帶著一份兒輕蔑———「好漢」像脫不了跑馬賣解一類流浪人的味兒。「友誼」卻不能論「條」數，這不是具體的事物。一·一·二四，也許可以說「各方面的友誼全是平平淡淡」。
一·一·二五，「風」不能論「個」，「怒號」也不能，這都是不能數的。說「一陣」就成了。一·一·二六，「一張嘴」不錯，但「一張」緊接著「歌喉宛轉的」，有些人會將「一張歌喉」連讀；不但截斷文義，「歌喉」也只說「一副」、「一串」，不說「一張」的。改為「歌聲」，便不致誤會了。這些可以說是濫用量詞的病。
以上都是從詞義著眼。
一·二·一幾個月的積悶愁緒。
一·二·二英（國）兵身壯體偉。
一·二·三雜亂沉重的雨點。
一·二·四一個精邃多疑的青年。
一·二·五一顆玲俐（瓏）無瑕的珠子。
這五例里，都將兩個同類的詞或短語（前文稱為「仂語」）聯用，中間不加連詞。這是文言的影響，也是成語的影響。文言中四個字的成語確是很多，如「匣劍帷燈」、「天經地義」、「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纏綿悱惻」、「悲壯蒼涼」、「荒唐謬悠」等等。白話里也有這些個。如「頭暈眼花」、「手忙腳亂」、「大呼大叫」、「烏煙瘴氣」、「一五一十」、「氣急敗壞」等等。這裡所引的成語都由兩個短語或詞聯合而成，這些短語或詞大都是同類的。這個暗示著一種普遍的語言格式；學生們造句，受著這種語式的影響，也是自然的。
但這種語式上下兩部分往往是對偶的，或者利用雙聲疊韻的字音（如「纏綿」、「荒唐」、「謬悠」、「敗壞」）才能夠使四字聯成一語。不然，兩部分間便得加上連詞「與」字或「而」字。一·二·一的「愁緒」，若改為「閑愁」，和「積悶」對偶，便可聯為一氣，不像現在跛腳的樣子；雖然文言的氣味重些。若還留著「愁緒」，就得加連詞；有人也許借用文言的「與」字，但是加上「和」、「同」、「跟」等詞，更是白話些。「和」是北平話，是國語，用的最多。「跟」似乎是所謂官話區域的詞，「同」似乎原是吳語區域的詞；可是現在都通用。這幾個連詞，大概用在名詞短語的中間。
一·二·二若說是文言的句子也成，不過這一句是寫在白話文里。「身壯體偉」
雖然也是對偶，和「燈紅酒綠」的構造差不多，可是「身」、「體」兩個詞用得不合式。古文里「身」這個詞多半指「自己」，有時候指具體的「軀幹」；我們所謂「身體」，似乎是應用的文言，古文只說「體」或「體氣」。固然，「體」有時也指身軀的部分，如「四體」、「五體」；但不指軀幹，只指部分。「身壯體偉」這一語，若是仿應用的文言作白話文句，可以說「身軀壯偉」；若是乾脆用白話，只消說「英國兵個兒大」，就成。可是，如果一定要創造新語，將「身體」一詞分開，作成「身壯」、「體偉」兩個意義相似的短語，那也未嘗不可容許；但這兩個短語之間，得加上連詞「而」字。加上「而」字，那聯合的短語就見得是新聯合起來的；不至於自己矛盾，像成語又不像成語。
一·二·三「雜亂」、「沉重」也可以說是對偶，但是既然和白話的助詞「的」
字聯起，變成一個形容性短語「雜亂沉重的」，似乎不宜再套文言的格式。這兒「雜亂」下得加上「而」字，也可以加「的」字。一·二·四「精邃」大約是「精細」，和「多疑」並不對偶；中間更得加「而」字或「的」字。一·二·五「玲瓏無瑕」，似乎套用「潔白無瑕」那成語的格式。但在那成語中，「無瑕」似乎是表示「潔白」的程度；上下兩部分貫穿成一語。「玲瓏」和「無瑕」卻是兩回事，跟一·二·四同例，也得加「而」字或「的」字。
「而」字用在形容性的短語和句子樣式的短語（如「身壯」、「體偉」）之間，跟「和」字的效用不一樣。「和」表示「並列」的關係；「而」表示「增加」的關係，有「又」的意思。「而」字還表示「轉折」的關係，有「卻」的意思，像一·二·四「精細而多疑的」便是。有些人表示這三種關係，都用「和」一個詞；「和」字的任務太多，倒教人弄不清楚。「而」字雖是文言，我們口頭上早就不時的用它；現在有意的取來作白話連詞，在勢也是很順的。一·二·三「雜亂」下，一·二·四「精細」下若加上「的」字，語味又是不同。在每一句里，都是一個聯合的形容性短語變成了兩個獨立的卻疊用的形容詞。這兩個形容詞之間的關係，只暗示在詞義里。這樣，分別指明兩種屬性，形式上雖然更清楚些，可是那「關係」往往容易被忽略過去。在這兩例里，關係似乎比屬性還要重點兒，我想還是加上「而」字強些。以上三例，概括的看，可以說是省略連詞的病。
一·二·六可是現在它（風翥街）變成了一條，繁華，操（嘈）雜，學生，文化交流的地方。
一·二·七我們都應當想到一般平民的食品飲料和他們的安眠處都是怎樣的情形。
一·二·八還受到一般社會人士們的批評認為這富有愛國精神而無畏的學生運動簡直是胡鬧。
一·二·九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個清潔與滋養豐富的食堂。
一·二·一○中年人則是保守的，鎮定的，妥協的，強於理智的，自私的。
一·二·六「繁華」、「嘈雜」是形容詞，「學生」、「文化」是名詞，一是具體的，一是抽象的。從詞義和詞性上看，這些並列在一起，真是不倫不類；這些又怎樣能夠「交流」呢？這句話也許可以說：「可是現在它變成了一條繁華而嘈雜的學生街和文化街」。一·二·七隻消說「一般平民的食品、飲料和住屋」就好。按作者原意，並列的三項是平等的；第三項特別加上「他們的」一詞，雖然只是來點兒花樣，可是會教人誤認作者是所側重，倒不如整齊的好。一·二·八全句蹩扭。
「富有愛國精神」和「無畏」都是句子樣式的形容語，長短卻相差很多。照我們誦讀的節奏，長的放在短的後面順口些。「無畏」其實只是「勇敢」的意思；我們可以說「這勇敢而富有愛國精神的學生運動」。但這裡重在屬性，怕還該疊用「的」
字；不該說「勇敢而」，卻該說「勇敢的」。一·二·九「與」字不如「而」字。
但食品可以「滋養豐富」，「食堂」不能。「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清潔而能供給滋養料的食堂」。一·二·一○並列的各項屬性，不免有點兒雜亂。刪去「鎮定的」，將「強於理智的」排在最後，條理也許清楚些。那樣，「保守的」到「自私的」便是遞升的並列式；「強於理智的」雖還不免畸零，但比同列的別的詞和短語都長，讓它獨自掛腳，也可勉強過去。綜括以上五例，可以說是詞序不整的病。
以上都是從詞的並列著眼。
一·三·一我同世（人名）舍了這裡，踱上一條小徑。
一·三·二過一會妹妹要吃糖，我斥道，「這是給爹預備的。」
一·三·三讀書最宜於春日，蓋春日的天氣，不冷不熱，比較平日要長些。
一·三·四至於我們開膳的辦法。
一·三·五菜不夠吃，而且飯亦時告中斷。
一·三·六我在下午溫習功課告一段落的時候，乘興兀自到翠湖公園閑逛。
一·三·七哈哈！不要閑磕牙了。
一·三·一「舍」，一·三·二「斥」，一·三·三「蓋」，都是文言里的詞，現在白話文沒有這麼用的。看上去文縐縐、酸溜溜，和上下文不能打成一片，有些礙眼。「舍了」換成「離開」，「斥」換成「喝」，「蓋」換成「因為」，就行了。一·三·五「時告中斷」，也是文言的短語，情形相同；可以說「飯也有時太少」，或「飯也有時來不及」。一·三·四「開膳」，是白話「開飯」和文言「膳食」的混合短語，顯得不自然，不如直說「開飯」痛快得多。一·三·六「兀自」，一·三·七「閑磕牙」，都是元曲里的方言。「兀自」似乎是「還是」、「老是」的意思。
一·三·六的作者卻當作「獨自」；不如便說「獨自」好了。「閑磕牙」似乎是「閑撩」（「撩」又寫作「聊」）的意思。一·三·七的作者卻當作「瞎說」；不如就用「瞎說」好了。這種古白話，即使用得意思不錯，也不合式，和摻用文言詞語一樣情形。這些是夾雜古語的病。
一·三·八又以國家衰弱，及自己無力抵禦欺（外）侮，空（平）白生出許多奇異幻想。
一·三·九這以中年人說，他們是無進取的勇氣。
一·三·一○以我們平凡的眼光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一·三·一一給我們以美感。
一·三·一二北平有許多值得人們回憶的特點，而以風給予人的印象最深。
一·三·一三一個在以強力侵略為能事的帝國主義的壓制下的弱國。
一·三·一四青年人的處世接物是忠實的，坦白的，中年人的處世接物則以圓滑為原則。
「以」和「則」都是文言的連詞，白話文用的卻非常多；好像就沒有別的相當的詞語，非用這兩個詞不可的樣子。其實也不盡然。這裡一·三·八的「以」字，可改說「因為」，一·三·九可以說「就」，一·三·一○可以說「拿」或「照」，一·三·一一和一·三·一二都可以刪掉「以」字。一·三·一三按句義看，「以強力侵略為能事的」一語盡可刪去；「以……為能事」這個熟語，白話文也用不著，但「以……為……」這句式用處很多，白話文里卻沒有相當的。如「本會以聯絡感情、交換知識為宗旨」原算文言，白話可也得這麼說。若改成「本會的宗旨是聯絡感情、交換知識」，固然也明白，可就不夠分量似的。一·三·一四「以圓滑為原則」，若改成「是圓滑的」，分量也不同。但這例里的「則」字，盡可以改「卻」字。白話文的「則」字，似乎都可以換成「卻」字，或「就」字，或「那麼」那個短語，並沒有困難，作白話文的愛多用「以」和「則」這兩個連詞，只是懶。這可以說是因襲文言的病。
以上都是從沿用文言著眼。
一·四·一他要訓練大眾，產造一個蓬勃的社會。
一·四·二興盛多鬧的街啊！
一·四·三一個丑貌的胖老婦。
一·四·四七嫂子越長越豐肥了。
一·四·五（風）一時從後面吹來，使你向前蹲上好幾步。
一·四·六因為我口才的不好，說話總被人認為趣材。
一·四·七操著那急速而帶有些氣憤的步伐。
一·四·一「產造」，其實是「產生」或「創造」。一·四·二「多鬧」，只是「熱鬧」。一·四·三「丑貌的」，其實是「丑的」或「醜陋的」；這句話也可以說，「丑而胖的老婦」。一·四·四「豐肥」，只是「胖」。一·四·五「蹲」，其實是「沖」（去聲）。一·四·六「趣材」，其實是「打趣的材料」。一·四·一到一·四·四的作者，似乎都在有意避熟就生，創造新語。避熟和創新是好的；語言的生長，這是主要的力量。但得有必要才成。時代改變了，環境改變了，有些舊語不確切了，不適宜了，不夠表現了，避熟創新是必要的。我們的時代顯然是有這個必要的時代。但是像「產生」、「創造」、「熱鬧」、「丑」、「醜陋」、「胖」這些詞，都還活潑潑的，用不著替身；這幾例里所換的新詞，反倒見得不親切。其中「丑貌的」
一語，更是文言白話的生湊。一·四·五的作者，也許不知道「沖」（去聲）這個詞，一·四·六的作者也許不知道「打趣」這個短語，他們覺得有必要創造新語。
但按一般的標準看，這些並不是必要的。一·四·七「操」，在文言里原有「使用」的意思，如「操舟」之類；引申為「操練」，就是「練習」。我們說「體操」、「軍操」，正用的這個意思。一·四·七是描寫學生在閱覽室里找不著空位子跑出去的情形。說「用著那急速而帶有些氣憤的步伐」，固然太松泛；說「走著那急速而帶有氣憤的步伐」，也還見不出那神氣。只有「操著」，教我們聯想到「體操」和「軍操」，才能領會到那股勁兒。只在這種情勢之下，避熟創新才是必要的。至於上面幾例，都可以說是濫增新語的病。
一·四·八散步可以說是我日常的功課，無論怎樣忙，在飯後也要為它犧牲半個鐘頭。……它在富蘭克林和愛迪生的養身秘訣（里）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獨在理論上是合法，而且實用起來，也的確夠味。
一·四·九它們（指道德和體格的修養）是需相當長久的時間。
一·四·一○和著恐怖奔騰澎湃呼呼的風聲。
他稱代詞的「她」、「它」（同「牛也」），都是適應翻譯的需要而新造的詞。白話文受翻譯文體的影響極大，也便通用了這兩個詞。但在我們口裡，女性的他稱本來也說「他」，現在只是在寫下來時換了偏旁，改變很小，所以「她」字到處好用。「它」便不一樣。我們口語里向來大都只說「這」、「那」、「這東西」、「那東西」、「這件事」、「那件事」、「這些」、「那些」，惟有在「管他呢！」「聽他去好了！」一類句子里，「他」有時是指一件事，一種情形，似乎相當於「它」字。但都是輕讀，沒有重讀的，和「它」字畢竟不同。現在的白話文，漸漸接受了「它」
這個詞。可是只在用作單數來指有形和無形的「物體」時，看著順眼；若用著複數，或用來指事件、情形、抽象觀念，就似乎太生硬、太拗了母舌了。原來「它」
和「他」、「她」讀音相同，跟西文三詞異音的不一樣；有點限制，也是當然的。
一·四·八的「它」若改為「這件事」，一·四·九的「它們」若改為「這些」或「這件事」，便不致像現在這樣的彆扭了。一·四·一○「和著」，照原作上看，並不是「應和」的意思，而是連詞。那麼，只是說「和」就夠了。作者用「和著」，是想教「和」字帶動詞性，造一個新語。但盡可說「夾著」或別的，用不著這麼辦。這些可以說是強變詞例的病。
以上都是從創用新詞著眼。
1940年6、12月，《國文月刊》第一、四期。
（本文原為未完稿。———編者）寫作雜談
我是一個國文教師，我的國文教師生活的開始可以說也就是我的寫作生活的開始。這就決定了我的作風，若是我也可說是有作風的話。我的寫作大體上屬於樸實清新一路。一方面自己的才力只能作到這地步，一方面也是國文教師的環境教我走這一路。我是個偏於理智的人，在大學里學的原是哲學。我的寫作大部分是理智的活動，情感和想象的成分都不多。雖然幼年就愛好文學，也傾慕過《聊齋志異》和林譯小說，但總不能深入文學里。開始寫作的時候，自己知道對於小說沒希望，嘗試的很少。那時卻愛寫詩。不過自己的情感和想象都只是世俗的，一點兒也不能超群絕倫。我只是一個老實人。或一個鄉下人，如有些人所說的。———外國文學的修養差，該也是一個原故。可是我做到一件事，就是不放鬆文字。我的情感和想象雖然貧弱，卻總儘力教文字將它們盡量表達，不留遺憾。我注意每個詞的意義，每一句的安排和音節，每一段的長短和銜接處，想多少可以補救一些自己的貧弱的地方。已故的劉大白先生曾對人說我的小詩太費力，實在是確切的評語。但這正是一個國文教師的本來面目。
後來丟開詩，只寫些散文；散文對於自己似乎比較合宜些，所以寫得也多些。
所謂散文便是英語里的「常談」，原是對「正論」而言；一般人又稱為小品文，好似對大品文而言，但沒有大品文這名稱。散文雖然也敘事、寫景、發議論，卻以抒情為主。這和詩有相通的地方，又不需要小說的謹嚴的結構，寫起來似乎自由些。
但在我還是費力。有時費力太過，反使人不容易懂。如《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里有一處說到「無可無不可」，有「無論是升的沉的」一句話。升的「無可無不可」
指《論語》里孔子的話，所謂「時中」的態度。沉的指一般人口頭禪的「無可無不可」，只是「隨便」、「馬虎」的意思。有許多人不懂這「升的沉的」。也許那句話太簡了，因而就太晦了。可是太簡固然容易晦，繁了卻也膩人。我有一篇《揚州的夏日》（在《你我》里），篇末說那些在城外吃茶的人回城去，有些穿上長衫，有些只將長衫搭在胳膊上。一個朋友說穿上長衫是常情，用不著特別敘出。他的話有道理。但這並不由於我的疏忽；這是我才力短，不會選擇。我的寫作有時不免牽於事實，不能自由運用事實，這是一例。
我的《背影》、《兒女》、《給亡婦》三篇，注意的人也許多些。《背影》和《給亡婦》都不曾怎樣費力寫出。《背影》里引了父親來信中一句話。那封信曾使我流淚不止。亡婦一生受了多少委屈，想起來總覺得對不起她。寫《給亡婦》那篇是在一個晚上，中間還停筆揮淚一回。情感的痕迹太深刻了，雖然在情感平靜的時候寫作，還有些不由自主似的。當時只靠平日訓練過的一支筆發揮下去，幾乎用不上力量來。但是《兒女》，還有早年的《笑的歷史》，卻是費了力琢磨成的。就是《給亡婦》，一方面也是一個有意的嘗試。那時我不贊成所謂歐化的語調，想試著避免那種語調。我想盡量用口語，向著言文一致的方向走。《給亡婦》用了對稱的口氣，一半便是為此。有一位愛好所謂歐化語調的朋友看出了這一層，預言我不能貫徹自己的主張。我也漸漸覺得口語不夠用。我們的生活在歐化（我願意稱為現代化），我們的語言文字適應著，也在現代化，其實是自然的趨勢。所以我又回到老調子。所謂老調子是受《點滴》等書和魯迅先生的影響。當時寫作的青年很少不受這種影響的。後來徐志摩先生，再後來梁宗岱先生、劉西渭先生等，直接受取外國文學的影響，算是異軍突起，可是人很少。話說回來，上文說到的三篇文里，似乎只有《背影》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也不盡然。《背影》里若是不會鬧什麼錯兒，我想還是平日的訓練的原故。我不大信任「自然流露」，因為我究竟是個國文教師。
國文教師做久了，生活越來越狹窄，所謂「身邊瑣事」的散文，我慢慢兒也寫不出了。恰好謝謝清華大學，讓我休假上歐洲去了一年。回國后寫成了《歐遊雜記》和一些《倫敦雜記》。那時真是「身邊瑣事」的小品文已經膩了，而且有人攻擊。我也覺得身邊瑣事確是沒有多大意思，寫作這些雜記時便專從客觀方面著筆，儘力讓自己站在文外。但是客觀的描敘得有充分的、詳確的知識作根據，才能有新的貢獻。自己走馬看花所見到的歐洲，加上遊覽指南里的一點兒記載，實在太貧乏了，所以寫出來只是寒塵。不過客觀的寫作卻漸漸成了我的唯一的出路。這時候散文進步了。何其芳先生的創作，卞之琳先生的翻譯，寫那些精細的情感，開闢了新境界。我常和朋友說笑，我的散文早過了時了。既沒有創新的力量，我只得老老實實向客觀的描敘的路走去。我讀過瑞恰慈教授幾部書，很合脾胃，增加了對於語文意義的趣味。從前曾寫過幾篇論說的短文，朋友們似乎都不大許可。這大概是經驗和知識還不夠的原故。但是自己總不甘心，還想嘗試一下。於是動手寫《語文影》。
第一篇登在《中央日報》昆明版的《平明》上，鬧了點錯兒，挨了一場罵。可是我還是寫下去。更想寫一些論世情的短文，叫做《世情書》。試了一篇，覺得力量還差得多，簡直不能自圓其說似的，只得暫且擱下。我是想寫些「正論」或「大品文」，但是小品文的玩世的幽默趣味害我「正」不住我的筆，也得再修養幾年。
十六年前曾寫過一篇《正義》（見《我們的七月》），雖然幼稚，倒還像「正義」，可惜沒有繼續訓練下去。現在大約只能先試些《語文影》。這和《世情書》都以客觀的分析為主，而客觀的分析語文意義，在國文教師的我該會合宜些。
我的寫作的經驗有兩點也許可以奉獻給青年的寫作者。一是不放鬆文字，注意到每一詞句，我覺得無論大小，都該從這裡入手。控制文字是一種愉快，也是一種本領。據說陀斯妥也夫斯基很不講究文字，卻也成為大小說家。但是他若講究文字，豈不更美？再說像陀斯妥也夫斯基那樣大才力，古今中外又有多少人？為一般寫作者打算，還是不放鬆文字的好。現在寫作的青年似乎不大在乎文字。無論他們的理由怎樣好聽，吃虧的恐怕還是他們自己，不是別人。二是不一定創作，「五四」
以來，寫作的青年似乎都將創作當做唯一的出路。不管才力如何，他們都寫詩，寫散文，寫小說戲劇。這中間必有多數人白費了氣力，鬧得連普通的白話文也寫不好。這也是時代如此，當時白話文只用來寫論文，寫文學作品，應用的範圍比較窄。論文需要特殊的知識和經驗，青年人辦不了，自然便擁擠到創作的路上。這幾年白話文應用的範圍慢慢兒廣起來了，報紙上可以見出。「寫作」這個詞代替了「創作」流行著，正顯示這個趨勢。寫作的青年能夠創作固然很好，不能創作，便該趕緊另找出路。現在已經能夠看到的最大的出路，便是新聞的寫作。新聞事業前途未可限量，一定需要很多的人手。現在已經有青年記者協會，足見寫作的青年已找出這條路。從社會福利上看，新聞的寫作價值決不在文藝的寫作之下，只要是認真寫作的話。
1943年9月，《文藝寫作經驗談》，天地出版社印行。
關於寫作答問
一寫作趣味的由來
讀《聊齋志異》和林譯小說都曾給我影響。家庭問題是我早年寫作的主要題材。我的天性又自幼就愛好寫作。
二寫作年齡的開始
中學時代曾寫過一篇《聊齋志異》式的山大王的故事，詞藻和組織大約還模仿林譯小說，得八千字。寫成寄於《小說月報》被退回。稿子早已失去。那時還集合了些朋友在揚州辦了一個《小說日報》，都是文言，有光紙油印，只出了三天就停了。自己在上面寫過一篇《龍鍾人語》，大概是個俠客的故事，父親講給我聽的。
大學時代受了《新青年》的啟示，開始學習白話文寫作。但寫得很少。記得曾仿效《新青年》和《新潮》上的新詩寫過一首，中間引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別的卻忘了。詩旨大概是人生的慨嘆。大學畢業，做了國文教師，那時二十一歲。有一回寄了兩首新詩給《小說月報》，主編給我登出，並來信鼓勵，不久又發表了我的名字在特約撰稿人里。這些鼓勵影響我極大，我後來的寫作可以說都是從這兒來的。我很感謝該刊的主編。那時多寫詩，也寫了幾篇小說樣的東西，散文的寫作略晚些。
三寫作的生活敘述
寫作時間，我愛晚間，晚上事情完畢，寫作可以定心些。
寫作時間抽煙，比平常多些。早年沒有學會抽煙，每回停筆思索，便用筆尖在紙上盡蘸。一個朋友看了那些筆尖痕，替我著急。
四寫作速率和作品修刪
我寫作很慢，平均每天只能寫兩千字，每次寫作的持久力只有兩小時左右。
我早年寫作，都先起草，如《笑的歷史》、《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都是逐節起草的。後來覺得起草太費工夫，做作氣也重，便直寫下去。因為得隨時斟酌字句，所以寫得很慢。既然隨時斟酌，完篇后改動便少。但是我若能將稿件留兩三天再看一回，往往也還有修刪的地方。我覺得稿成后隔兩三天複審一回是很有益處的。
五寫作上的困難之點
早年作詩，因為自己想象力薄弱，常感到觀念的推拓的困難。
寫作散文，很注意文字的修飾。語句的層次和詞義、句式，我都用心較量，特別是句式。《歐遊雜記》序里曾提到我怎樣變換句式。
六寫作完成的感覺
作品完成，了一樁事，總有些如釋重負的愉快，卻不一定是「勝利」的感覺。
失敗的感覺也有過。往年給《今日評論》寫了一篇散文，一個朋友看了說不成，我將那篇稿毀了。
七《歐遊雜記》發表后的感覺
《歐遊雜記》里懊悔的地方很多，因為有些話，關於繪畫的，太外行了。《滂卑故城》那篇，我也很想刪去。
八作品落選后的感覺
奮勉二字而已。
九對別人批評的觀感
朋友的零星的批評對我很有益。別人的批評說到我的很少。有些概括的判斷雖然確當，卻不能使我改進，因為我的才力只能如此這般。
關於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兩個意見
去年丁易、王了一、李廣田三位先生在本刊上討論「大學里傳授新文學」以及「大學里教人怎樣創作」的問題。我贊成李先生在《文學與文化》（第四十三、四十四合期）里的論點，根據他的論點，大學里應該而且可以傳授新文學，並教給人怎樣創作。他指出現行的大學中國文學系的科目表裡規定得有種種舊文學的習作；舊文學的習作或創作既然可以在大學里傳授，新文學應該也可以的。至於說大學中文系不應該以造就作家為目的，而且也不一定可能造就作家，他也承認；但是他以為中文系也不應該專以造就學者為目的，而且也不一定就可能造就學者。這兩點我都同意。可是也許還有人以為新文學的作品沒有經過時間淘汰，沒有客觀的選擇和批評的標準，那些應該教，那些不應該教，定起來很難；只憑個別的教師的判斷，未必妥當，可能只是浪費教學雙方的精力和時間。再說新作品和新作家不斷的出現，教師不能盡讀，讀了的也不能現蒸熱賣的就拿來教人；而學生對於這些新作品和新作家也許讀的倒比教師多，這就更難。這兩層意思合起來，也許就是各國大學不傳授現代文學的傳統的理由罷。但是在科學方面，大學課程卻包括已有定論的現代的發展；現代科學的發展可以就有定論，正因為有客觀的標準的原故。現代文學確是不能如此。不過中國的新文學是對舊文學的革命，是另起爐灶的新傳統，是現代化的一環。大學的目的或使命，如李先生所說，是「批判地接受舊的文化，創造並發展新的進步的文化」。要做到后一層，就不能不理會新文學。中文系的學生希望教學新文學，像王了一先生文章里說的，在現在的我看來，是應該有的情形。到了現在，我們的新文學已經有了三十年的歷史，新傳統已經建立起來，對於有些作家與作品已經有了差不多公認的評價，我們是可以相當的客觀的來選擇來教學了。
再說這是一個重新估定價值的時代，對於舊文學的那些定論，我們也只是批判的接受，並不一味信從；我們正在改變舊傳統，擴大它，看看這些年中學國文教科書里選的文章就可以知道。在現代，選擇和批評舊文學，其實並不比選擇和批評新文學容易多少。自然，教新文學也得有個時期的限斷，例如限至抗戰以前或抗戰終了都未嘗不可。以後新出現的作品和作家就只能在王了一先生說的演講或討論會裡提出來，沒法放到教室里去。
重要的是如何將我們的主張逐步實現。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曾開過「現代中國文學討論及習作」的課程，每周二小時，全年四學分，是選修科，學生選修的不少。我希望國內各大學中文系至少要開設這一個選修科目；照現行的辦法，添設科目，大學各系是有權決定的。進一步是將新文學放進必修科里。李先生主張中國文學史課里應分一部分時間給現代文學，我同意。不過我知道教這課的教師總感到時間不夠分配，講完清朝的恐怕是絕無僅有，現代文學更談不到了———即使他們有興趣講它。我自己是講到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為止，我想通史講到這兒也夠了。若能添設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的課程，將新文學放在末一期里，那就可以講得詳細些。此外必修科的文選（及習作）全年六學分，詩選（及習作）全年六學分，也可以留一部分時間給現代文和現代詩（白話文和白話詩）。為了教師的方便，還可將這兩種課程各分為兩段，一段是古代，佔四或五學分；一段是現代，佔二或一學分。清華大學中文系將這兩種課程分得更細些。除照部定的不分段的之外，更有分段的：文選分先秦、漢魏六朝、唐宋三段，詩選分漢魏六朝、唐、宋三段，每段三學分，一學期教完。學生可以只選一個不分段的，也可以選兩個分段的。一學年中或開不分段的，或開一個兩個分段的，看情形而定。現在我們決定再各加上現代一段，也是三學分。這整個辦法得多一兩位教師才成。還有小說戲劇選一科，全年四學分，我們現在將它分為小說選和戲劇選，各二學分。照一般的了解，這個課程只教舊的，小說從唐朝到清朝末年，戲劇從元朝到清朝初年。我們現在分為兩部分，舊的和新的分年輪流教；例如本年度我們開了舊小說選和現代戲劇選，下年度就打算開現代小說選和舊戲劇選。學生必須選習一種小說選和一種戲劇選，但是可以不拘新舊。我詳細的舉出這些辦法來，見得在現行的大學中文系課程里加進新文學是不難的，並不必等教育部改定科目表，只要文學院和中文系的主持人有興趣提倡新文學就行了。
以上是我的第一個意見。但是新文學既然是對舊文學的革命，是現代化的一環，要傳授它，單將它加進舊文學的課程集團里是不夠的，我們得將它和西洋文學比較著看，才能了解它，發展它。一方面我們要批判地接受舊文化、舊文學，也非有這種比較研究不可。經過這種比較研究，才能夠建立起現代化的標準，進行批判的工作。李先生主張「儘可能使（中文、外文）兩系溝通」，主張「設置中外文互選課」，如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的「文學概論」、「傳記文學」和外文系的「翻譯」
等（都是選修科目）。我本來不看重「文學概論」這一科，覺得「概論」往往膚泛而不切實。但是我漸漸知道這未免是不切實的「高論」，像「文學概論」這課程，若是選材適當，對於溝通中西文學是大有幫助的。學生也迫切需要這種比較的溝通中西的知識來做他們的引導，在西南聯合大學就是李先生教這個課，那時選修的人極多，可以為證。清華大學中文系現在更將「文學概論」放進必修科目里，翻譯這個課也照常開著。此外現行中文系的必修課程里還有世界文學史一科，和第二年外國文並列，學生可以選擇二者之一。這世界文學史一科，也是比較研究和溝通中西的門徑。王了一先生提到「從前清華中文系以西洋文學史為必修科，學生多數是英文頗差的，他們竟是叫苦連天」。這是事實。那時西洋文學史是西文系的課，教師是外國人，指定閱讀的分量很重，中文系的學生修這個課，將大部分時間花在上頭，差不多反客為主，可是還常有不及格的。現在世界文學史是中文系的課，用中國話講，指定閱讀的是翻譯的名著，學生就不會叫苦了。但是也許有人說這樣用翻譯教世界文學史不道地，學生得到的知識不確切、不真實。這話也有道理。不過能夠直接讀外國文的，教師還是鼓勵他們去讀原書；不能的這樣從翻譯學習，也可以長進不少。況且這一科的目的原在供給比較的材料，我們主要的還在創造並發展自己的新文化；配合這個迫切的需要，暫時從翻譯入手也很好。至於久長之計，王、李兩位先生都提到聞一多先生的中外文合系的主張，誠如王先生所說，「這個意見是值得重視的」。這就要說到我的第二個意見。
聞先生的《調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二系機構芻議》的稿子，經我整理成篇，就在本刊本期發表（六十三期）。
去年上半年他曾向我談過這種主張，我那時不贊成。一來覺得一國的語言文學最具特性，應該獨立成為一個學系，英、美大學也都還如此。二來覺得抗戰前有獨立的中國文學系，抗戰勝利了，倒取消了它也不甘心似的。後來回到北平，見到他的這篇遺稿，又和別人討論，漸漸覺得他的主張很有道理。
關鍵在我們的新文學和語言學的發展，新文學和新文化趨向現代化，需要比較的研究來加速它。王了一先生說：「如果說新文學的人才可以養成的話，適宜於養成這類人才的應該是外國語文系，而不是中國文學系。」
我們不能不承認他的話是有事實的根據的。
我們更希望這類人才加上中國文學的修養。
只有幾種「中外文互選課」究竟還不夠。
一方面要「批判的接受舊的文化」，養成中國文學史的學者，只有幾種「中外文互選課」也究竟不夠。「中外文合系」之後的文學系，的確是能夠配合這兩方面的需要的。
至於特性一層，有一位同學指出歷史學系包括著中外歷史，中國史的特性卻並沒有因此消失。聞先生也曾提到哲學系講中西哲學，政治學系講中西政治制度和思想，但是論到特性，似乎中國語言文學最顯著，其次就數中國歷史，中國歷史的特性並沒有因為和西洋歷史合系而消失，中國語言文學的特性大概也不會因為「中外文合系」
而消失的，我們很可放心。至於語言學的發展要求獨立成一學系，聞先生說得夠明白，我沒有什麼補充的。
不過，李先生說過，「在今天，兩系合併還只是一個理想，實際上當然還有困難」，也是不錯的。我想現在第一個困難是兩個新的學系難得合式的主持人，因為過去人們所受的語言文學的訓練都是中西分開的，兼通的極少，尤其是文學方面的少。第二是兩系只分四組，課程定起來很難精當；若是多分組，又太破碎。而一般人的愛國的成見，像我自己所曾感到的，消除也不易，因此請求教育部批准也就沒有多少希望。再說各大學的中外文系同仁贊成這個建議的恐怕一時也不會很多。但是我們應該努力克服這些困難。我想最好先由一兩個大學試辦。先由中外文系商定新的兩系四組的課程，這些課程限於中外文系已經有的，不增加教師。下學年中外文系二年級學生願意修習新的兩系課程的，讓他們照規定的選修，但是願意留在原系也成。修習新定課程的，由文學院長簽字，將來可以作為文學系或語言學系畢業。這樣暫時還維持中外文系，並不成立新的兩系，問題就少得多。這樣向教育部請求，或者可以得到同意的。
1947年12月11日，《國文月刊》第六十三期。
附錄：
《國文教學》後記
葉聖陶
《國文教學》原是一本小冊子，收集佩弦跟我的單篇文章，有關國文教學的。
編成兩部分，一部分他的，一部分我的，還附一篇浦江清先生的文章。現在編佩弦的全集，就把他的一部分拿出來，又補入《論中國文學選本與專籍》、《論詩學門徑》、《文病類例》、《寫作雜談》、《關於寫作答問》、《關於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兩個意見》，共六篇，連同他原先的序文，成為一卷，仍舊叫做《國文教學》。補入的六篇是朋友們收集的，都跟國文教學多少有些關聯。
195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