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寬容》（4）

PARTⅢ文藝復興時期

寬容如同自由，不能乞求別人施捨，只能靠自己爭取。在擁有之後更應時刻保持警惕，以免未來的有識之士又墮入賽爾維特的悲劇。

第十一章文藝復興

從前，在我們生活的國家裡，有一個博學的漫畫家，他總是在幻想撞球、字謎遊戲、小提琴、被洗白的衣服還有門前的腳墊，它們都是怎樣看待這個世界的。但現在，我更想知道那些奉命操縱大型攻城炮的士兵們的心理狀態——畢竟那是戰爭期間諸多工作任務中最奇怪的。其他士兵多多少少都會清楚自己正在執行的任務以及努力的成果：飛行員可以從騰空而起的紅光中判斷是否擊中了煤氣工廠；潛艇指揮員可以在持續兩三個小時的激戰後，通過海面上的殘骸審視戰績；戰壕里的步兵只要繼續待在那裡，就算是守住了陣地；普通炮兵擊打時雖然也看不見目標，但好歹可以拿起電話，詢問藏在幾裡外枯樹上的同伴，目標是已中彈被毀，還是要調整角度再攻擊一次。可操縱大型攻城炮的炮手們不一樣，他們就像是活在一個虛假而孤獨的自我世界里，即使有經驗老到的彈道學專家從旁協助，也無法預見發射出去的炮彈最終會落到哪裡——也許真的擊中了目標，炸毀了兵工廠或戰略要塞；也許不幸擊中了教堂或孤兒院；也許變成了一顆啞彈，安靜地扎入了河底或墓穴里。

與大型攻城炮的炮兵相似，文學作者們也在操縱著一門重型火炮。他們以文字為炮彈，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起革命或動亂。但在更多的情況下，這些都是啞彈，只能無聲無息地靜卧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後被當作廢鐵，製成花盆和雨傘架。

曾幾何時，地球上的紙漿消耗量史無前例地突飛猛進，我們把那個時代稱為「文藝復興」。義大利半島上每一個稍有些墨水的文人、羅馬平原上每一個博學之士都爭先恐後地把自己的著作印刷成12開的書籍，更別提那些模仿希臘人寫下的動人詩句，以及充滿羅馬復古韻律的頌曲。當時還有無數人熱衷於收藏古幣、雕塑、偶像、圖畫、手稿和古代盔甲，他們花了整整300年不辭勞苦地把剛剛從歷史廢墟里挖掘出來的東西分類、整理、製表、登記、存檔和編纂，再配上最美麗的銅版畫和最精緻的木雕，製成卷帙浩繁的集子。

當時，強烈的求知慾使出版商及印刷公司有機會利用古登堡發明的印刷術大發橫財。可惜，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作品並沒能在作家們所處的15、16世紀得到應有的重視，且只有少數幾個筆杆子英雄為社會貢獻了新思想。也許他們跟大型攻城炮的炮兵一樣，終其一生都無法看到自己的作品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帶來了多深遠的影響，但他們的作品卻從根本上剷除了人類前進道路上的種種障礙，值得我們心懷感激——若不是有他們徹底清理了堆積如山的歷史垃圾，我們今天還會被困在老舊思想的囹圄里。

嚴格來說，文藝復興起初不是一個「向前看」的運動。它對剛剛過去的時代遺留下來的著作十分鄙夷，稱之為「哥特式的野蠻」。文藝復興的主要針對對象是藝術作品，因為人們相信那裡面蘊藏著「古典精神」。雖然運動領導者們的本意並非如此，但文藝復興確實大大地促進了理性的解放，宣揚了寬容的精神，讓人嚮往更美好的世界。

很早以前就有人質疑，羅馬教皇究竟有何權力，能強行規定波希米亞或英國的農民應該用什麼語言祈禱，必須以何種精神接受耶穌的教誨，可以為自己的興趣愛好花多少錢，需要讀什麼樣的書以及應當如何教育自己的小孩。不服氣的農民們曾試圖反抗這種壓倒性的力量，也曾高舉民族進步的大旗發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卻不幸只能以失敗告終。

作為對全世界的警告，偉人約翰·胡司249的骨灰還未燒盡，便被棄於萊茵河，讓人不得不心驚於教皇無邊的統治權力；而威克里夫250的屍體也被挖了出來焚燒，讓萊斯特郡251的下層農民知道，得罪了樞密院和教皇的人甚至無法入土為安。種種跡象表明，想跟教廷正面交鋒是不現實的，尤其是那座名為「傳統」的堅實堡壘，在歷經了15個世紀緩慢而精心地建成后，根本無法單靠外力摧毀。堡壘高牆裡的醜事更是駭人聽聞：三個敵對的教皇為了「聖彼得唯一繼承人」的身份爭得面紅耳赤；羅馬與阿維尼翁252教廷決疣潰癰；法律條文再多，也抵不過一句「有錢使得鬼推磨」；修道院的僧侶們道德敗壞；貪贓枉法之人通過誇大煉獄的恐怖，要挾可憐的父母，讓他們為過世的孩子花錢「消災」。這樁樁件件皆是眾所周知，卻絲毫不會威脅到教會的安全。奇怪的是，有些人明明對基督教事務毫不上心，對教皇和教區主教們也不曾心存怨恨，但他們胡亂髮射出去的炮彈，卻最終把這座陳舊的大廈毀於一旦。這些形形色色的人們，繼承了布拉格百姓所嚮往的基督教崇高的美德，希望活著時能多做善事，老死後便回到天堂聖母的膝下承歡。他們來自歐洲各地，代表著各行各業。當時的他們也許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對未來有什麼影響，但若是聽了後世史學家對他們的評價，說不定還會被嚇得目瞪口呆。

以馬可·波羅為例，他是一個傑出的旅行家，看過許多壯麗的風景。他告訴國人遠方有金色王座高如寶塔，有大理石城牆長過從波羅的海延伸至黑海的距離。可那些看慣了西方城市建築的人只當這是信口妄言，還將他謔稱為「百萬先生」。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乾癟的小老頭，扮演了推動歷史進步的重要角色。由於和同階層同時代的人一樣，對文學懷有偏見，馬可·波羅的文筆一般。儘管威尼斯人對複式記賬本都不陌生，但他總覺得身為男人就應該舞刀弄劍，而非舞文弄墨，因此，他對寫作之事興味索然。無奈戰爭使他被投入熱那亞253的監獄，為了打發枯燥的鐵窗生涯，他向跟他關在一起的三流作家講述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並用這種迂迴的方式，使西方人第一次接觸到聞所未聞的新世界。

馬可·波羅是一個心思單純的人，他很容易相信那些子虛烏有的事情，如：為了向異教徒證明信仰的力量，虔誠的基督教徒把小亞細亞的一座山挪開了幾公里；還有像無頭人、三腳怪雞等廣為流傳的民間故事。這些經歷看似無稽，卻勝過古人在過去1200年間的努力，一口氣推翻了教會對地理學的認定。馬可·波羅自始至終追隨教會，所以不明白為何後世會有人拿他與差不多同時代的羅傑·培根254相提並論——後者明明是個地地道道的科學家，為了追求真理，甚至付出了十年不得寫作以及十四年獄中折磨的代價。

權衡之下，還是馬可·波羅帶來的「危害」更大，因為十萬人中可能只有一個願伴培根左右，一起追逐天邊的彩虹，一起抽絲剝繭地研究足以顛覆當時神聖觀點的進化論；但任何一個平民，哪怕只認得幾個字，都聽得懂馬可·波羅娓娓道來的故事，並意識到這個世界很大，充滿了《舊約》作者從未談及的東西。當然，在世界取得最基本的思想自由之前，單靠馬可·波羅出版的一本遊記是不可能對抗《聖經》的權威的。大規模的啟蒙開化需要歷時數世紀的艱苦準備，這有賴於當時的冒險家、航海家、旅行家以及因他們妙趣橫生的經歷而催生的懷疑精神。文藝復興後期，懷疑精神成為了主流思想，它促使人們開始熱衷於討論很多不同的話題，甚至包括那些早年一說起就會被宗教裁判所盯上的禁忌。例如，薄伽丘255的朋友在第一天離開佛羅倫薩遠去的路上聽到一段奇特的對話，其中一個人說眾所周知，所有的宗教體系都既有好的、對的一面，也有壞的、錯的一面，若這個前提是對的，那各執己見的人們又何必相煎太急呢？著名學者洛倫佐·瓦拉一次神奇的歷史探秘也同樣叫人嘖嘖稱奇。洛倫佐生前是深受羅馬教會器重的核心成員，他在鑽研拉丁語時發現並證實，所謂「君士坦丁大帝把羅馬、義大利及所有西方行省贈與教皇西爾維斯特一世256」一事完全是無稽之談。那不過是教皇屬下一個名不經傳的小官在皇帝陛下駕崩逾百年後編造出來的拙劣謊言，目的是讓歷任教皇有借口成為整個歐洲的主宰。讓我們回到現實一點的話題。聖奧古斯丁曾教育虔誠的基督徒，說地球另一端凈是些褻瀆神靈的異教追隨者，這些可憐的人們無法盼來基督的再次降臨，因此根本沒有理由活在世上。可當瓦斯科·達·伽馬257於1499年自印度首航歸來，並向人們描述那個地廣人多的國度時，這些善男信女們又該如何看待一直以來堅信的教義呢？羅馬教廷一直向純樸的百姓們灌輸說世界是一個平面的圓盤，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可「維托利亞」號環球航行的成功卻表明《舊約》中的地理描述含有嚴重的謬誤。在這種情況下，大眾到底應該信誰？

最後，我想再重申一下之前提過的，即文藝復興並不是一個自主研究科學的時代，在精神領域人們難免缺乏真正的志趣。可以說，這300年裡所有的發展，都是以美好和享樂為主導的，就算是叛教之人，只要稍懂印刷術或建築學且巧舌如簧，一樣能被恨異端邪說入骨的教皇奉為坐上賓。像薩沃納羅拉258那樣積極宣揚美德的人和不可知論者雖然也是教會的眼中釘，但他們很聰明，懂得利用詩歌和散文，強烈抨擊基督信仰的根本。縱觀這一切，除了有人們對新生活的嚮往，還潛藏著一股無法忽視的不滿情緒，即反對眼下的社會秩序以及權力至上的教會對人類理性發展的限制。從薄伽丘到伊拉斯謨，在這中間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裡，抄寫匠和印刷商從未清閑過。除了教會出版的刊物外，所有重要的著作里幾乎都在控訴一個悲慘的現狀：野蠻入侵所帶來的混亂取代了希臘和羅馬曾經的文明，西方社會受制於教會僧人的無知與傲慢。同時代的馬基亞維利259和洛倫佐·德·美第奇260對倫理學並不感興趣，他們都是講究實際的人，也善於利用現實世界。因為十分清楚教會的能耐，也十分明白得罪教會的下場，所以他們表面上對教會俯首貼耳，不參與宗教改革運動，也不質疑教會對民眾的管轄制度，實際上卻在求知慾的促使下不斷思考，不斷從過去的事情中找尋真相。他們的努力讓一直認為「我們知道」的百姓開始了有意識地反思——我們真的知道嗎？

對後世而言，這種反思可比彼特拉克261的十四行詩和拉斐爾262的畫集更值得慶賀與紀念。

第十二章宗教改革

現代心理學教會了我們幾個能看清自身的有用知識，其中之一就是：人極少會為單一的動機做一件事。不管是為新大學捐獻一百萬美金，還是拒絕給飢餓的流浪漢一個銅板；不管是認為只有在國外才能享有真正思想自由的生活，還是發誓永遠不離開美國；不管是指鹿為馬，還是顛倒是非，我們心裡明白，每個決定的背後都有一系列不同的理由。若我們對自己及周圍的人太誠實，我們在大庭廣眾下的形象說不定馬上會分崩離析。出於自我保護的天性，我們總會本能地選擇最體面最有可能的理由，再迎合公眾的口味修飾一番，然後稱之為「真正的動機」。這樣的行為雖然可以在大多數場合下矇騙外人，卻沒有辦法矇騙自己——哪怕是一分鐘。作為文明人，我們都清楚這樣的「潛規則」，並狡黠地達成默契，不會在任何公共場合戳穿它。當然，我們內心怎麼想，都是個人的事；只要能維持光鮮的體面，我們便會心滿意足，並樂於遵守「相信彼此謊言「的原則。可是大自然並不會受禮儀的束縛，也不會遵守這樣的行為準則，因而極少被允許進入神聖的文明社會。由於歷史一向只是少數人的消遣，所以那個名叫克利俄的繆斯女神不得不忍受枯燥無味的生活。相比之下，那些還不如她高貴的神明姐妹們卻不斷地受邀至各個宴會中，盡情地唱歌跳舞。不被重視的克利俄女神如何能咽得下這口惡氣？她又怎麼可能不用盡心機，試圖報復？不幸的是，她的報復危害極大，常常以大量人類的生命和財產為代價。

每當這個掌管歷史與史詩的女神向我們揭露那些流傳了數世紀的謊言時，隨之而來的必是烽煙四起。動蕩中，騎兵橫衝直撞，漫山遍野只剩步兵行軍的身影；平民失去了自己的歸宿，整個國家一片荒涼。慢慢地，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們逐漸意識到，歷史雖是藝術，卻更是科學，那隻在化學實驗室和天文台里備受尊敬的自然法則，同樣主導著歷史。悟明了這個道理的先人們為了後世子孫，決定開展一次大規模的科學掃盲，即本章真正要談及的主題：宗教改革。直到不久前，人們對這場社會和思想大變革的想法還只有兩種：不是全盤接受，便是徹底否定。支持宗教改革的人認為，這場運動是宗教狂熱的突然爆發，神學家們震驚於教會的貪贓枉法和各種齷齪的所作所為，於是決定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教會，向真心想成為正直基督徒的人傳授真正的教義；反對宗教改革且對教會忠心耿耿的羅馬人可不這麼想，按阿爾卑斯山另一端的學者的說法，宗教改革是一場卑鄙無恥的陰謀，因為幾個可恨的貴族不想結婚，卻還想得到本該屬於教會的財產，才會如此鬧騰。

一如既往，爭執的雙方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這次宗教改革是形形色色的人出於各種各樣的目的發動的。也是直到最近我們才明白，宗教層面上的不滿只是這場大動亂爆發的次要原因，實際上，這是一場不可避免的社會和經濟革命，與神學沒有太大關係。在向後代子孫解釋改革之事時，把菲力普一世263說成是一個對新教義更感興趣的開明統治者更為容易，所以也就不必費事向孩子們解釋他是如何制定出複雜的陰謀詭計，如何勾結土耳其的異教徒，如何擊倒其他基督徒，以及如何贏得最後的勝利的。新教徒在幾百年來，一直把這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伯爵塑造成寬宏大量的英雄，而他最大的野心則是通過擴張黑森家族的勢力，將大權在握的死敵哈布斯堡家族264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後人也只會簡單地把克萊門特教皇265形容成一個被宗教改革弄得焦頭爛額的教會領導者，他一心想阻止追隨者改信新教，到頭來卻還是徒勞無功。可實際上，他是一名典型的美第奇家族266貴公子，打心底覺得宗教改革無非是德國僧侶們267不體面的酗酒吵鬧，甚至打算趁此機會利用教會的權威，使自己的祖國受惠。

若知道了歷史的真相，再看到這些傳奇人物印在天主教課本里那頗有深意的微笑時，也就不必感到驚訝了。也許歷史的模稜兩可於歐洲人而言是必需的，但既然美國人已在彼岸找到了自己落腳的地方，自然不用再堅持前人的錯誤，反而應該從中總結出自己的觀點。例如，黑森家族的菲力普雖然懷有強烈的政治抱負，卻不能因此認定他並非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事實上，他不但是宗教改革倡導者馬丁·路德的摯友，還是他忠實的支持者。1529年，當他在著名的《抗議》上簽名時，他與其他署名者都知道，他們將要面對的不僅是「兇猛的狂風暴雨」，甚至有可能是讓人絕望的死刑。若非具備卓絕的勇氣，菲力普如何能完成歷史賦予的使命？歷史人物常常會受到啟示而行動，也會迫於時勢而放棄。從歷史學家的角度出發，如果沒有進行深刻的背景調查，如果沒有掌握事件背後的各種動機，貿然評判實屬不智。法國有句諺語：「理解即是寬容。」這聽起來讓人摸不著頭腦，不如讓我修改成：「了解從而理解。」既然上帝在開天闢地之時就已經主動攬下了寬恕的工作，那我們便只需做好自己份內之事，儘可能地去了解，然後理解。

抗議

回到宗教改革的話題上。據我的「理解」，宗教改革最初是新興「民族主義」精神的表現，同時也是過去三個世紀以來經濟政治發展的結果。由於在之前的五個世紀里，所有歐洲國家都不得不看教會的臉色行事，所以改革一旦爆發，便註定與教會的專制蠻橫勢不兩立。憑藉著這股同仇敵愾的情緒，德國人、芬蘭人、丹麥人、瑞典人、法國人、英國人和挪威人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形成足夠強大的勢力，一舉衝破宗教信仰的囹圄。在這期間，倘若有任何一方沒能接受偉大理想的感召，願意暫時放下個人成見與追逐利益之心，那宗教改革也必定無法取得成功，說不定還會淪為不起眼的小規模地方起義，只勞煩教會派出一支雇傭軍和幾個手段狠辣的宗教裁判官，便能輕易地鎮壓下去。要真是這樣，那宗教改革的倡導者們就會重蹈揚·胡斯268的厄運，追隨者們也會像從前的瓦勒度派和阿爾比派教眾一樣被處死，教皇統治集團會再一次迎來理所當然的勝利，然後繼續擴大對異端邪說的迫害與肅清。

可嘆的是，宗教改革雖然成功了，卻並沒有引起廣泛的影響。明明勝利才到手，明明起義倡導者們的生存威脅才解除，新教徒曾經團結一致的陣營卻即刻分崩離析，各自為政，並在各自的小圈子裡把羅馬教皇掌權時所有的錯誤重演一遍。

有一個聰明絕頂的法國主教（具體名字我忘了）曾經說過，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應該學著尊重人性。但實際上，過去一系列的歷史事件總會使人們的寬容之心受到異常嚴峻的考驗——尤其在回顧那曾使人們既滿懷希望又陷入絕望的近四個世紀之時；尤其在看到無數男男女女，平頭百姓為了無法實現的理想寧願把生命拋棄在斷頭台或戰場上之時；尤其在想起新教徒的起義，本應能把人類引向思想更自由更開明的世界，到頭來卻一敗塗地之時。

新教教義不僅剝奪了世間許多的善良、美好和高貴，還徒增了不少狹隘、可憎和粗鄙；非但沒有讓人類社會變得更簡單，更和諧，反而使這個群體愈發複雜無序。可是這一切，與其說是宗教改革的錯，倒不如歸咎於大部分人無法擺脫的精神積弱。他們跟不上改革者的步伐，也不願改革操之過急；他們並不缺乏善良的願望，最終也還是會跨向新世界，但他們一心想等到時機成熟，不肯輕易放棄祖宗留下的傳統。宗教改革原想著摒棄過去所有的偏見和腐敗，在基督徒和上帝之間建立一種全新的關係，卻不幸被追隨者思想里的中世紀包袱弄得混亂不堪，進退兩難，最後變成一個與羅馬教廷相似，信徒眾多的復刻品。這便是宗教改革的悲劇，它無法像預期一樣，促進西歐和北歐人們的思想解放。

新教徒起義后，絕對正確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本完美無缺的書；唯一至高無上的當權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群各懷鬼胎的領袖。他們沒有把世界簡單粗暴地區分為正統與異端，基督徒和異教徒，卻在基督徒的內部切割出無數意見不一，彼此憎恨的小團體。他們沒有創建出一個寬容的國度，而是以早期教會為榜樣，一旦大權在握，便依靠不計其數的教理、教義和懺悔對付膽敢違逆官方的異己。這一切的發生令人遺憾，卻是在16、17世紀的思想發展中不可避免的。

萬能的監獄

改革者路德和加爾文269的勇氣，若要用一個詞來描述，便是「銳不可當」。

德國偏僻山區里有一位學院教授，他同時也是道明會270里的僧侶。他公然燒毀了一份教皇詔書，用自己叛逆的思想狠狠敲擊了教會的大門。還有一個體弱多病的法國學者，他把一座瑞士小鎮改造成一座堡壘，完全不把教皇的權威放在眼裡。這些事迹讓我們看到了當時人們無與倫比的勇氣，他們很快也找到了自己的知音，雖然支持他們的人大多是別有目的，想混水摸魚而已。當起義者為自己的良知以命相博時，他們並不能卜算未來，也不知道北歐大陸上的國家最後竟也會跟著高舉起改革的大旗。漸漸地，起義匯成一股洪流，原先的發動者們轉而為誰主浮沉之事劍拔弩張，耗盡心機。教皇在千里之外的羅馬聽說了這場暴亂，並發現這場由一個前法國牧師策劃的陰謀，似乎比過去道明會與奧古斯丁修會僧侶之間的爭吵嚴重得多。為了使資助者們放心，教皇下令暫停興建大教堂並積極備戰。教皇的訓諭和開除教籍的敕令才發出，帝國的軍隊就已經踏上征途。起義者被逼得走投無路，只好破釜沉舟，背水一戰。

在人類歷史上，處於龍爭虎鬥中的偉人難免顧此失彼。就像路德，他曾經振臂高呼「反對以聖靈之名燒死異教徒」，可若干年後，面對傾向再洗禮派教義的德國人和荷蘭人時，他恨得幾乎失去理智。這個無畏的改革者明明在開始時還堅持認為，人類不該把自身的邏輯強加於上帝，後來卻燒死了有著明顯優於他的理論體系的敵人。今天的異教徒到了明天就會成為所有反對者的死敵。加爾文和路德雖然一直嚮往著新紀元，一直盼望著黑暗結束后終會到來的黎明，但在有生之年裡，他們始終是中世紀傳統最忠誠的擁護者。在他們的眼裡，寬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道美德之光。起義者被迫害時，他們呼籲神聖的信仰自由，並以此作為反抗敵人的理由。而戰爭一旦勝利，信仰自由這個曾經號召力強大的武器馬上失去了它的實用價值，與其他美好品德一起，被新教徒們丟棄至陰暗的角落裡，被遺忘，被忽略，逐漸腐朽。多年以後，人們從眾多古老的佈道中再次發現了它的蹤跡。他們小心地拭去它表面的鏽蝕，再次把它組裝成戰鬥力強勁的武器。只是這一次，人們奮戰的理由已與16世紀初期大相徑庭。

雖然宗教改革並沒有直接使世界變得更寬容，但新教徒的起義卻為寬容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也確實間接促進了其他各個方面的進步。首先，它讓人們更了解《聖經》——因為教會雖然從未嚴禁人們閱讀《聖經》，但也不會鼓勵凡人研究這本聖書。而宗教改革之後，來自各行各業的每個普通人都能擁有一本聖書，也能獨自研究它，並得出自己的結論，完全不必擔心被當成異教徒而燒死。熟悉感可以抵消人們在面對一無所知的神秘事件時所產生的敬畏和恐懼。在宗教改革后的頭200年，虔誠的新教徒堅信他們在《舊約》中讀到的一切，不論是巴蘭的驢子271還是約拿的鯨魚272。而就算他們真的有所懷疑，他們也儘可能保持低調。倒不是因為懼怕宗教裁判所，只是不想新教牧師們干涉自己的生活，畢竟眾口一詞的責難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即使不具毀滅性，也會十分要緊。

兩個監獄，貌合神離

《聖經》其實就是一個由牧民和商賈組成的小民族的國家歷史，它長期被不同的人不斷地重複研究，最後產生了連路德、加爾文及其他改革者都未能預見的結局。要是改革者們能未卜先知，我想他們肯定會像教會一樣，十分討厭希伯來人和希臘人。他們會把《聖經》牢牢地握在手裡，完全不讓凡俗之人有機會碰到，因為較真的學生太多了，《舊約》里包含的關於虐待、貪婪和謀殺的細節在他們眼裡，都不過是些有趣的故事，那不可能是在神的感召下寫成的，從內容性質上判斷，只能是也必須是還處於半野蠻狀態的前人的生活寫照。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聖經》不再是人們唯一的智慧來源。隨著思想的解放，被堵塞了一千多年的科學探索潮流便馬上沿著自然形成的渠道洶湧而至，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哲學家們在2000年前被迫中斷的努力又悄然被人們重新撿起。其次，從寬容的角度來看，宗教改革幫助北歐和西歐擺脫了教會獨攬大權的現狀。當時的教會名義上雖是一個宗教組織，實際上卻猶如羅馬帝國，對人們施行精神上的高度專制。天主教徒也許難以苟同這樣的觀點，但改革也讓他們的教義受益匪淺，畢竟天主教絞盡腦汁，千方百計地想給自己正名，不叫貪婪和暴虐再繼續成為自身的笑柄。從結果而言，它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

16世紀中葉，波吉亞家族273絕跡於梵蒂岡，教皇又像從前一樣，只能由義大利人擔任——誰都別想改變這種不成文的規定，樞機主教在新任教皇的選舉時也絕不可再考慮任何外籍人士，否則，羅馬百姓們會在知道結果的第一時間把整個城市鬧得翻天覆地。新教皇的選舉鄭重其事，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希望當選。膺選者在虔誠的耶穌會會士輔佐下，開始了教會內部撥亂反正的大清洗——首先，不準再販賣贖罪券274；其次，神職人員必須要重新學習並遵守奠基者定下的修道院規矩。

呼吸的空間

此外，托缽僧人在文明城市裡消失了蹤影，大家也一改在文藝復興時期對宗教事務的冷漠，開始熱切地嚮往神聖而有用的生活，並希望通過多做善事，幫助更多不堪生活重負的可憐人。可惜，天主教的轉變來得太遲，未能助其收回因宗教改革而失去的大片領地。從地理劃分上說，北歐已轉向新教，只剩南歐還信仰天主教。若用圖示來說明宗教改革的成果，那發生在歐洲境內的變化就更顯而易見了。中世紀歐洲曾有一座巨大的精神和思想監獄，新教徒的起義摧毀了舊建築，然後又用手邊的材料建起了一座類似的監獄。於是從1517年起，歐洲大陸底下悄然出現了兩座地牢，一座關押天主教徒，一座關押新教徒。

一開始，計劃進行得頗為順利，但由於新教徒缺乏迫害異見者的經驗，大批桀驁不馴的囚徒自地牢的窗子、煙囪和門口逃出生天。沒多久，地牢坍塌了。有些異教徒趁夜整車地搬走新牢的石頭、大梁和鐵棍，並迅速在翌日建起屬於自己的小堡壘。這小堡壘看似無異于格里高利一世和英諾森三世所打造的森嚴的牢獄，實際上卻徒有其表，外強中乾。小堡壘才開始投入使用，新的規定和新的法則就張貼到了門上，大批心懷不滿的教眾們紛紛拂袖而去。他們的上司，也就是牧師們，不能像以前一樣動輒以開除教籍、沒收財產、流放、酷刑或處決等嚴令威脅信徒，只好眼巴巴地看著他們離開，看著他們按照自己對神學的理解，在小堡壘外圍用木樁豎起防衛，並宣揚另一套暫時迎合大家的教義。類似的事情周而復始地發生，在大小不一的堡壘間，漸漸劃分出了精神上的「無人區」。求知者可以在那裡隨意閑逛，正直的人可以在那裡放任遐想，不受一切妨害和干擾。

這就是我所說的，新教徒起義為寬容事業所做的巨大貢獻——它重建了人類的尊嚴。

第十三章伊拉斯謨

每本書在撰寫時都會遇上危機，它有時出現在剛開始的50頁，有時則在稿子快完成時才顯現。一本沒有危機的書就像一個沒出過麻疹的孩子，說不定這樣的情況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這本書才剛開始撰寫，危機便來了，畢竟想在1925年寫一本以寬容為主題的著作似乎太荒謬了，想到我迄今為止的嘔心瀝血到最後可能只是枉費心機，真想就這樣將自己這本書連同伯里、萊基、伏爾泰、蒙田和懷特的著作一起，付之一炬。

我會有這樣的想法其實也不難理解。首先，為了完成一個命題，作者往往會心心念念，晝思夜想，時間長了難免會感到枯燥。其次，作者就算再喜歡自己定下的命題，也總是會擔心這類書籍在世人眼裡不知算不算有實用價值，再不然就是擔心自己的說法成了那些蠻橫之人用來為自身惡行辯護的支持。除去上述這種在大多數主題嚴肅的書籍里都會出現的問題外，眼下還有一個無法克服的困難，即書本的「體系」。一本書想要成功寫完，必須要有開頭與結尾。開頭已經有了，但結尾呢？

這就是問題。

我可以列舉出很多駭人聽聞的罪行，它們以公平公正之名行專制蠻橫之事；我也可以描述在那些痛苦的日子裡，專制與蠻橫是如何被視作至高無上的美德，強制人們遵行的；我甚至可以嘲弄和斥責一切偏狹，直至所有讀者都異口同聲地回應：「打倒獨斷專行，還我自由寬容！」然而我並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才能達到我奮力追求的目標。我知道，市場上有許多形形色色的手冊，教導人們各式各樣的事情——從飯後談資到腹語口技，上周我甚至看到一張函授課程的廣告，那上面刊登了超過249個課程，函授學院保證學生只需支付少量學費，便能通過學習得到超群絕倫的知識。但同時我也發現，至今還沒有人願意花40（或40000）個課時講述「如何寬容」。

按理說歷史是解開眾多秘密的鑰匙，但在這種情況下，它卻無法幫我擺脫危急。我們曾看過很多專業的大部頭，有談論奴隸制和自由貿易的，也有講述死刑和哥特式建築發展的。就算缺乏史料支撐，我們至少能研究對自由貿易、奴隸制、死刑和哥特式建築持贊成或反對意見的男男女女的生平。從這些優秀的人的行為習慣、社會關係、飲食偏好和穿衣習性著手，我們就能看到他們對不同命題兩極化的觀點與想法。然而，沒有人會以倡導寬容為職業，大部分嚮往寬容之人的熱情起初都是出於偶然，也就是說，他們所追求的是別的東西，寬容只是追求過程中的副產品。嚮往寬容之人中有政客、作家，也有國王、物理學家和工匠。雖然他們在處理各自行業的事務時，也會抽空為寬容美言幾句，卻從不會真正把為寬容而戰當成畢生的事業。他們對寬容的興趣就跟對象棋或小提琴的一樣。這些來自不同群體的人們沒有從事共同工作的經歷，也就無法發現並形成共鳴——想想也是，斯賓諾莎275和腓特烈一世276，托馬斯·傑斐遜277和蒙田278，怎樣都不可能成為知己。

作家們一直在祈求，希望世界上有那麼一條警句，能放之於四海皆準。但在這個特定的問題上，《聖經》、莎士比亞和以薩克·沃爾頓279，都沒能給我們留下什麼。如果我的記憶沒錯，喬納森·斯威夫特280也許是最接近這個答案的人。他說，宗教信仰只會讓人互相憎恨，無法使人彼此相愛。果然是真知灼見啊！誠如他所說，有些人對宗教有著十分的熱情，對周圍的人卻只有粗暴的憎恨；有些人雖然信仰全無，卻能兼愛天下，無論是野貓、野狗、基督徒還是普通平民。然而，只此一句話並沒有辦法解決我們目前的困境，我必須要得出自己的答案，所以，儘管沒太多把握，我還是想把深思熟慮后認定的真理說出來。

那些為寬容而戰的人，不管有什麼區別，起碼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信仰總是伴隨著懷疑。也就是說，即使他們堅信自己是對的，也不會把自己的懷疑轉化為絕對的信念。在當下這個愛國主義時代，人們總是熱情滿滿地大聲叫嚷著要百分百相信這，百分百相信那，但大自然明明最反感那些標準化的理想。眾所周知，百分百隻靠人類餵養的貓貓狗狗最是無用，若沒有人把它們從雨中抱走，它們就會死掉；人們在很早之前就已經不用純鐵了，取而代之的是混合而成的鋼；沒有一個珠寶商會用純金或純銀製造首飾；要做出高質量的小提琴，要專門選用六、七種木材；要是吃飯時，飯菜只有蘑菇，那我也只能敬謝不敏了。總而言之，越是有用的東西越應該包含不同的成分，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信仰要成為例外。如果我們所「肯定」的基礎里沒有一點「懷疑」因子，那我們所堅信的東西就會像純銀的鐘或銅製的長號一樣，只會發出單調而刺耳的聲音。嚮往寬容的英雄們正是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才顯得與眾不同。他們大多擁有正直的人品、虔誠的信仰和對職責無私奉獻的精神，按理說應該是宗教裁判所眼裡十全十美的完人，或者說至少可以在死後進入聖人的行列。可惜他們得罪了教會，而教會偏偏認定只有自己才有資格給普通百姓加封，於是，英雄們的卓爾不群無法在信仰中得到世人的肯定。

幸好，他們對此也不甚在意。他們跟從前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一樣，明白擺在自己面前的問題太大，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期望能單靠一己之力解決。一方面，他們祈求自己選擇的道路最終能通向安全的目的地；另一方面，他們並不相信只有自己的選擇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其餘皆是誤謬。相反，他們覺得雖然旁門左道容易引人誤入歧途，卻不一定是通往毀滅的罪惡之路。這聽起來與一直宣揚絕對信仰、純潔光明和至高美德的《教義問答手冊》及倫理教材截然相反。在過去幾個世紀里，這些宗教宣傳猶如一道熊熊燃燒的火焰，卻從未給普羅大眾的生活帶來光明與美滿。我並非在鼓吹要發動激烈的變革，只是不妨變通一下，讓嚮往寬容之人能借些許火光審時度勢——若變通失敗，我們還可以歸依傳統；而若變通成功，我們便可以在社會中多加一道宜人的光，讓人間多一點仁慈和剋制，少一點醜惡、貪婪和仇恨。這個做法需要付出的代價很小，收穫卻很大。當然，這只是我的一點建議，現在，我再說說歷史吧。

最後一個羅馬人去世后，世界上最後一個廣泛意義上的公民也隨之消逝了。曾經洋溢在古代世界的人道主義精神及其他先進的精神思想，在歷經風霜后，終於重返大地，使社會再一次有了安全的保障。我們所說的這段時期，正是文藝復興。

那些可怕的小書

國際商業的復甦給西方貧弱之國帶來了新的資本、新的城市和新的階級。他們資助藝術，購買書籍，興建大學。部分支持「人道主義」的人更是大膽地以整個人類作為對象進行研究，他們決意打破舊式經院哲學的狹小局限，並在得知「虔誠基督徒」只一味把對古人智慧和原理感興趣看作邪惡骯髒的求知慾后，毅然與之分道揚鑣。在這部分人里有不少人曾為寬容事業作出巨大的貢獻，本書的後半部將著重講述他們的故事，而首先要提到的，便是伊拉斯謨。

伊拉斯謨為人友善，但他對教會的攻擊卻毫不留情。他參加了當時所有的文字論戰，以最犀利諷刺的文筆讓他的敵人恨得咬牙切齒。他的文章猶如一記強力的遠程炮彈，徑直打到敵人的國土上。這些種類繁多，暗藏殺機的炮彈里裝的不是火藥，而是伊拉斯謨的智慧——乍一眼看似無害，但誰要是敢把它們當成絢麗多彩的煙花拿回家給孩子們玩，那炮彈中蘊含的「毒氣」必定會「污染」孩子們的心靈，甚至使之後整整四個世紀的人們都根深蒂固地信仰伊拉斯謨式的真理。

雖說英雄莫問出處，但此等人物竟出生在北大西洋淤泥沉積的東海岸旁一個索然無味的小鎮上，也著實叫人驚訝。要知道，15世紀時，伊拉斯謨出生的小鎮所在的那片陸地上，只有幾個被海水深鎖的小公國，它們一直處於文明社會的邊緣，離變成獨立富足的國家還有一段很遠的距離。當地人們沒有別的營收，主要的出口產品只有鯡魚，而即使好不容易等來一個客人，也會發現，那不過是一個船隻在附近岸邊觸礁沉沒，走投無路的水手而已。這樣惡劣的成長環境有時反而更能激起小孩子的好奇心，使其比普通人更努力地掙扎求存，最終闖出一片新天地。

鹿特丹

身為私生子，伊拉斯謨註定命途坎坷，畢竟中世紀的人們極度信仰上帝，對這類不應該發生，也不被上帝允許的事情自然比現代人更為計較，也更為反感。不過幸好他們只是反感，還不至於心狠手辣到要處死那個尚未出生的無辜脆弱的小生命。伊拉斯謨順利出生了，但他的父母卻因為無法面對社會的壓力，把他和他哥哥都丟給那一堆不是笨蛋就是流氓的親戚。這些充當監護人的叔伯阿姨們不知道該拿兩個孩子怎麼辦，於是在伊拉斯謨的母親去世后，二話不說就把他們趕出家門。一開始，他們被送到代芬特爾281一所負有盛名的學校，那裡的老師有不少是共同生活兄弟會282的成員。但是，從伊拉斯謨的信箋中我們發現，這兄弟倆當時並沒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弟弟伊拉斯謨很快便被帶到豪達283，歸當地拉丁學校的校長直接監管，而這位校長同時也是兄弟倆那點微薄遺產的三個指定管理人之一。

我在不久前曾參觀過伊拉斯謨就讀的學校，那環境之差讓我不禁同情當時年幼的他。更糟糕的是，那三個指定的遺產管理人很快便揮霍完孩子們僅剩的錢財。他們怕被嚴厲的荷蘭法庭起訴，便以「讓孩子們前途有保障」為借口，匆匆把伊拉斯謨送去修道院修行。

生活的磨礪終於把伊拉斯謨的厄運鍛造成傳奇。在中世紀末期，修道院里大多是目不識丁、滿手老繭的鄉下農民，年輕的伊拉斯謨心思細膩，卻不得不長期與這些人生活在一起。於是，他只好孑然一身，踽踽獨行。幸運的是，施泰恩修道院的規矩並不嚴厲，伊拉斯謨有很多時間可以用來閱讀前任修道院院長收藏的拉丁文手稿。這些拉丁文手稿雖然被遺忘在圖書館的角落，卻以浩瀚的知識極大地影響了伊拉斯謨的人生，並最終使他成為了古典文學行走的百科全書。沿著知識的路標，伊拉斯謨一路前行，憑藉極佳的記憶力，在著作里旁徵博引，讓所有讀過他文字的人都不禁讚歎15世紀「古典智慧」的優美壯麗。

施泰恩修道院

可想而知，這樣的大材怎會一直屈就在修道院里。伊拉斯謨從不輕易被環境左右，即使離開了曾經熟悉的地方，也能用別人看不上的材料創造出自己的天地。當伊拉斯謨得到完全的人身自由后，他不辭勞苦地想找一個地方，專心工作，不受慕名來訪者的干擾。然而這個想法卻不易實現。直至他行將就木，在接近死亡的昏睡中朝拜孩提時代信仰的上帝時，才享受到一會兒「真正的清閑」——對於蘇格拉底、芝諾及他們思想的繼承者來說，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運。

有關伊拉斯謨的生平，相信在很多著作里有過介紹，在這裡，我就不再詳加贅述了。歷史智慧的集結號一旦響起，我們遲早會耳聞伊拉斯謨的大名。

伊拉斯謨曾在巴黎求學，彼時他還只是一個差點在饑寒交迫中死去的窮學生。畢業后，他在劍橋大學教過書，在瑞士的巴塞爾284出過書，甚至嘗試著把啟蒙之光帶入以天主教森嚴正統而著稱的比利時魯汶大學，可惜最終卻無功而返。他曾在倫敦待過很長一段時間，後來又到了義大利，並在當地的都靈大學285獲得了神學博士學位。他熟悉義大利的一切，無論是威尼斯大運河，還是跟荷蘭的西蘭286一樣糟糕的城市倫巴第287。羅馬的天空、公園、街道、圖書館尤其叫他難忘，記憶之深刻，即使是忘川水都無法使之褪色分毫。為了留住伊拉斯謨，威尼斯當局甚至不惜以重金誘之。他本人也屢屢受邀到新辦的大學擔任教授——只要他願意，他想開設什麼課程都可以；就算他不想任教，只要肯偶爾光臨，校方同樣熱烈歡迎。

面對如此誘惑，伊拉斯謨給予冷淡而堅定的回絕。當然，他也不過一介凡夫，比起破敗的房子更喜歡一室舒適和寧靜，比起呆笨無趣的同伴更喜歡睿智機鋒的交談，比起粗茶淡飯更嚮往產自勃艮第288昂貴的葡萄佳釀，但這一切的前提是得忍受別人加諸於自己身上的束縛和依賴。伊拉斯謨崇尚自由，所以他完全不想給自己找個「上司」或「主子」，並任由他攪黃自己對人生的安排。伊拉斯謨給自己的定位只是真理道上的引路人。無論路上出現了什麼東西，他都會馬上以自己的智慧為燈，照亮眼前的迷障，讓周圍的人藉助光線看清事物的本質。在歷史最動蕩的時期，他這樣的做法既不會惹惱狂熱的新教徒，也不會得罪宗教裁判所里的朋友。不過也正是他因為太過左右逢源，總免不了被人詬病。後世對古人為堅持理想而獻身之事總是特別在意，於是，幾乎過去的每一代學者都很想問：「為什麼伊拉斯謨不像路德或其他改革者，為真理挺身而出呢？」

從我的角度看來，答案很簡單：「他為什麼非挺身而出不可呢？」訴諸於武力並非伊拉斯謨的本性，況且他從不自詡為聖人，因此，也不應該由他來教導世人如何迎接新世紀。他認為，世界需要的是改變，而非重建，就像我們會不時重新布置住所，卻不會因此把整個房子拆掉一樣。

若以房子比喻時勢，不難發現，房子的地基確實是要整修了。老化的排水系統，積滿污泥的花園，還有一大堆原主人搬離后遺留的雜物破爛也要逐一清理。如果房東願意履行承諾，花些錢在關鍵之處，房子很快便能煥然一新。這就是伊拉斯謨的目的。儘管他的敵人一直諷刺他的「中庸之道」，但實際上，他的成功不亞於任何一個改革「激進派」，起碼他沒有在已有一個暴君主宰的世界里又創造出另一種獨裁。

與所有的偉人一樣，伊拉斯謨對體系毫無好感。他堅信，改變世界需要每一個個體自身的努力，每個人的一小步能推動世界前進一大步。於是他決定以溫和而高明的方式，呼籲廣大人民正視眼前發生的不義之事。

首先，他寫了很多信，寄給所有想接近他的人，包括國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院長、騎士，甚至是鄉里惡棍。由於那個時代還沒有郵戳，寄信也不需要寫發件人的地址，伊拉斯謨才得以暢所欲言而無須擔心被有心之人找到。也正因如此，他的信一下筆，少說都有洋洋八大頁。其次，他編譯了大量古文，這些古文之前在繕寫時因抄錄者的粗心大意，已變得文不達意。為了更好地完成這項工作，伊拉斯謨不得不先學習已被教廷禁用的希臘語。在15世紀，體面的基督徒是不會想學習希臘語的，就像現代大部分西方人不願學俄語一樣，而這也是為什麼許多虔誠的信徒總會揪著這一點，指責伊拉斯謨對教會表裡不一。稍懂希臘語的人通常很容易陷入思想的困境，因為他會忍不住拿福音書的譯本跟原文作對比，但前者的忠實性和正確性明明已經得到了教會的加持。等到他的希臘語略有長進后，他更會忍不住跑到猶太人的聚集區，想要學習更古老的希伯來語，然後在不知不覺間踏入公開反叛教會權威的圈子，而他手上那些寫滿稀奇古怪、歪歪扭扭文字的書便會成為懷有秘密革命傾向的鐵證。

從前，基督教會的長老們就喜歡對平民的房屋實施突擊檢查，看他們有沒有藏匿違禁品。同時，教會也會把那些為了謀生，私下教授本國語言的拜占庭難民趕出城，使他們失去最後的避難之地。儘管障礙重重，伊拉斯謨還是學會了希臘語，而且在編譯西普里安289、聖若望290和其他教會神父的著作時，偷偷在上面添加了許多針砭時弊的評論——沒辦法，誰讓教會不允許把那些評論單拎出來編撰成冊，付梓成書呢。漸漸地，伊拉斯謨在加註註釋的過程中創造出另一種有趣的文學形式。他把拉丁和希臘的諺語收集起來，讓孩子們從小便學習如何優雅地運用古文。他在這本名為《名言集》的書里寫滿了機智的評論，要是教會的保守派人士看到，肯定會稱之為對教皇的「大不敬」。

在時代精神的引導下，伊拉斯謨完成了生平最得意的著作。一開始，那不過是幾個友人間的玩笑而已，卻不想竟在古典文學史中佔得一席之地，其影響及重要性怕是連作者本人也始料未及。這就是聞名遐邇的《愚人頌》。藉此機會，我們正好可以了解一下這本「大不敬」之書是如何面世的。

1515年，一本小冊子驚動了西方世界。這本書寫得十分巧妙，完全看不出來那是對托缽僧的攻擊還是對修道院的捍衛。書的封面上雖沒有署名，但文學界里的人都知道，作者應該就是那個叫烏爾里希·馮·胡滕291的年輕桂冠詩人。馮·胡滕的書里充滿了簡明易懂卻又蘊含深意的滑稽文字，出版后，就連英國新學的領袖托馬斯·莫爾292也對此書青眼有加，他馬上興高采烈地致信伊拉斯謨。

然而，頭腦和生活一樣條理分明的伊拉斯謨對身為條頓人的馮·胡滕可沒什麼好感。他總覺得條頓人整天邋裡邋遢的，平時不是為啟矇事業做出各種瘋狂之舉，就是溜達到附近的小酒館里肆意豪飲，醉得不知今朝是何昔。但無論如何，馮·胡滕確實是個人才，所以伊拉斯謨也彬彬有禮地回信了。在信中，他提到了倫敦的摯友托馬斯·莫爾，稱讚他不但擁有崇高的個人美德，還擁有一個美滿得足以成為楷模的家庭。同時，他還把話題引到了《愚人頌》的創作靈感上。原來，《愚人頌》最初只是莫爾，這個富有幽默感的才子想出來的一個善意的惡作劇——按他的說法，真正的諾亞方舟上應該有兒子、兒媳、女兒、女婿、寵物、私人動物園、私人劇團及私人業餘樂隊。就是這麼一句話，啟發伊拉斯謨寫下這本一鳴驚人的傳世之作。

《愚人頌》是荷蘭兒童在過去好幾個世紀里唯一的娛樂書籍。這使我不禁聯想到英國木偶劇《潘奇與朱迪》293。《潘奇與朱迪》里充斥著大量粗俗的對話，卻又保持了一份高雅嚴肅的道德基調。嗓音空洞的「死神」是整部劇的主角，其他演員們或自願或強迫，一個接一個地來到這位衣衫襤褸的主角跟前做自我介紹。然後，就到了小觀眾們最喜歡的場景：這些演員們在說完話后，一個挨一個地被人用大木棍敲碎腦袋，然後被丟進假想的垃圾堆里。在《愚人頌》中，愚人如同蒙受感召的驗屍官，代表著普羅大眾的思想和利益，將整個時代的社會面紗仔細揭開。那些活躍在中世紀主要街道上的人物都能在書中找到對應——厚顏無恥的野心家、兜售贖罪券的托缽僧，連同他們假仁假義的遊說、嘩眾取寵的言論，以及一切不被饒恕亦讓人難以釋懷的所作所為，都被寫入書中逐一駁斥。人物列表和故事章節里還出現了加利利地區漁夫和木匠的子孫——包括後來的教皇、樞機主教或教區神父。

伊拉斯謨筆下的愚人比幽默連環畫里的人物具有更堅實的人性。在整本書中，或者說在伊拉斯謨所有的著作中，他從未停止過對「寬容精神」和「寬容哲理」的呼籲。他勸導世人應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應重視教義中蘊含的精神，而非糾結於教義的不同版本；應把宗教視為道德倫理的圭臬，而非將其打造成政府統治的工具。伊拉斯謨的這些想法讓墨守成規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們紛紛痛斥其為「毫無信仰的騙子」和「虔誠教徒的死敵」，並指出他正是借書中人物的插科打諢來達到「污衊基督」的真實意圖。這樣的攻擊，一直到伊拉斯謨去世都沒有平息，卻完全沒有任何成效。在教會對文字及文學世界實行極端控制的時代里，這個長著鷹鉤鼻的小個子順風順水地活到了70歲。他曾公開表示對以身殉道之事毫無興趣，他既不希望以武力表達訴求，也不想成為絞刑架下的英雄風靡一時。他明白，若只因神學上的一點爭端就把整個世界捲入宗教的戰爭中，那人類必將萬劫不復。於是，他決定化身為巨大的海狸，日以繼夜地修築理智和常識的堤壩，即使是螳臂當車，也要試著對抗無知和偏執的海潮。

可惜，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單靠他的呼籲根本不可能抵擋住來自德國和阿爾卑斯山那頭充斥著邪惡和仇恨的洪水。他的努力，連同他的著作，最後只能付諸東流。這些遺作在歷史的浪潮中時隱時現，有不少被衝到了後世的岸邊，被求知慾旺盛的樂觀主義者們撿了起來。他們拜讀了伊拉斯謨的思想，也十分認同他的做法。他們相信，總有一天人類會建起理智的長堤，有效地抵擋住無知洪水的侵襲。

1536年7月，偉大的伊拉斯謨在他的出版商家中與世長辭——這也許是他給世人留下的最後一段幽默故事。

第十四章拉伯雷

正所謂亂世出奇才。在政局動蕩的年代，除了有像伊拉斯謨那樣流芳百世的人物外，還有像拉伯雷294那樣讓人聞之色變的傢伙。有不少國家甚至還通過法律，嚴禁兒童接觸到他寫的邪惡書籍。若想要一讀他的著作，還得仰仗書販子的膽量。不過實際上，這只是官方強加在人們身上的想法而已，說白了就是政府當局控制思想的手段之一。首先，對於20世紀的讀者而言，拉伯雷的書就像《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295和《七角樓》296一樣枯燥無味，幾乎沒有人能讀完冗長不堪的第一章。其次，他文中的用詞並沒有清晰的誘導性。拉伯雷使用的辭彙在當時的確通俗易懂，但到了現代已然過時。為了讓生活在那個與土地田園息息相關的年代里的人能明白自己書中的意圖，拉伯雷也不得不顧此失彼。當然，教會之所以要打擊拉伯雷這位傑出的外科醫生，可不只是針對他書中的用語：雖然那豐富的辭彙確實直率得略帶粗俗，但教會的責難卻是出於更深層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他面對生存壓力卻寧折不彎、百折不撓的那股子精神氣兒。

舊大廈能維持我們的時代

在我的有限的認知里，人類大致可以劃分為兩種：一種樂天知命，一種怨天尤人。前者接受命運的安排，並最大限度地利用命運賜予他們的天賦。後者雖不甘心，卻也不得不聽從命運的指引，只是他們並不想要所謂的天分，那種厭惡就如同一個小孩子，本想要一個小玩具，結果卻得到一個小弟弟。樂天知命派理解並接受了怨天尤人派的價值觀，即使他們在大地播灑悲傷，築起絕望的高牆，樂天知命派也不會刻意阻攔。只是這樣的善意，卻無法贏得怨天尤人派的同等回報——他們總是費盡心機想要拖住樂天知命派前進的步伐。怨天尤人派明知此舉不易，但為了平復心中的妒嫉，他們開始無休止地迫害那些認為世界只屬於生者不屬於死者的樂天知命派。

拉伯雷顯然屬於我說的第一種人。他的思想跟他所醫治的病人一樣，都不嚮往天堂。雖然有點可惜，但世上總不能只有挖墓人，卻完全沒有波洛尼厄斯297似的樂天派啊，否則滿世界都是哈姆雷特，人間還會有一刻安寧么？

拉伯雷的來歷並不神秘，他的朋友和他的敵人都曾撰寫過他的各種事迹，互補著來看的話，倒也可以全面而準確地了解拉伯雷的生平。雖說弗朗索瓦·拉伯雷是緊接著伊拉斯謨的一代，但他在法國希農市出生之時，世界依然被僧人、修女、執事以及無數的托缽僧所把持。15世紀的法國商業發達，分工明細，拉伯雷的父親不知道是藥材商還是酒販子，總之是挺富裕的，衣食無憂之餘，還可以把兒子送到不錯的學校念書。在那裡，年輕的拉伯雷結識了杜·貝萊298家族的後裔。杜·貝萊家族的孩子們跟他們的父親一樣，天賦異稟，能文能武，圓滑世故。說句題外話，「世故」一詞雖然頗有歧義，但在這裡確是溢美之辭。杜·貝萊一家是國王忠誠的左膀右臂，有擔任主教、樞機主教和大使的，也有負責翻譯古文或編輯步兵和炮兵的軍事演習手冊的。在這個頭銜越尊貴，職責越多，享受卻越少的年代，他們一肩扛起了許多公職，並在很多社會服務領域表現卓越。

杜·貝萊家族願意與拉伯雷建立友誼，側面證明了拉伯雷絕非平庸之輩，更不是那種狗仗人勢，只會飲酒作樂的食客。拉伯雷的一生飽經風霜，幾許榮辱浮沉全靠同窗老友的支持與幫忙。每當有牧師因不滿拉伯雷的思想而與之發生爭執時，杜·貝萊家族古堡的大門總會適時地為他打開；每當這位年輕倔強的道德衛士被法國主流勢力打壓時，杜·貝萊家族裡也總會剛好有人奉命出使國外，並急需一個既通醫術，又具備拉丁文造詣的助理。杜·貝萊家族對拉伯雷雪中送炭之事不勝枚舉。不只一次，我們這位博學大家眼看就要慘遭滅頂之災，是杜·貝萊一次又一次運用家族勢力，把他從索邦神學院和加爾文教徒的雷霆之怒中解救出來。本來，加爾文教徒還視拉伯雷為兄弟，不想他竟在大庭廣眾之下，無情地嘲笑加爾文大師的宗教思想，說他的扭曲偏執與從前自己在豐特奈299和邁勒澤300工作時認識的老同事別無二致。

惱羞成怒的加爾文教徒持續不斷地以言論攻擊拉伯雷，這樣的眾口一詞雖然可怕，但一離開瑞士地界，便成了強弩之末，鞭長莫及。相比之下，得罪了索邦神學院所面臨的下場才更叫人心驚。索邦神學院與英國的牛津大學堅決支持正統和舊學，權威一旦受到挑戰，便毫不留情地聯合法蘭西國王以及他手下的酷吏，對挑戰者進行迫害。所以拉伯雷前腳才離開學校，後腳就成了眾矢之的。當然，這不是因為他喜歡酗酒，也不是因為他熱衷於開僧人們的玩笑，而是因為他愛上了希臘文學。他所在修道院的院長一得知傳言，便立刻決定突擊搜查他的房間。在那裡，他們翻出了若干犯禁的書籍，有《荷馬史詩》、《新約》，還有希羅多德301的著作。這一發現可真不得了，若不是朋友們的多方走動遊說，拉伯雷隨時會身首異處。

在教會的發展史中，有一個奇妙的階段。起初，正如我前面所說的，修道院是文明的先行者，修道院中的僧人和修女們為提高教會的利益作出了難以估量的努力。然而，修道院發展過快可能產生的危險已引起了不止一個教皇的警覺——明明大家都想採取措施加以控制，偏偏遲遲未見行動落實。對此，新教徒的想法很簡單，他們認為天主教是一個穩定的組織，在一小撮貴族的掌控下無聲無息，自然而然地運作著。教會的內部從未有過動亂，有別於總是內訌不斷的平民組織。

凡事遠不過真理，但對「遠不過」一詞的理解有異，有時也會形成不一樣的認知。就像對生活在民主世界的人們來說，「絕對真知」才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大謊言。也許很多人覺得，教會組織雖然龐大，但若所有人都只聽從一個人的命令，管理起來還不是易如反掌？但在新教國家長大的人們卻不這樣想，在他們眼裡，教皇所謂「絕對正確」的言論就像美國憲法修正案一樣自相矛盾，層出不窮。

勸誘的全部辦法

不過，在作出可能會動搖教會根基的重大決議前，教會內部都會進行深入研討，正因如此，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最終決議都是正確的，就像我們的憲法修正案一樣，而決議一旦被明確地列入憲法，所有相關的爭執便要到此為止。要是有誰認為只要人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堅守憲法，治理美國應該很容易的話，那他可就大錯特錯了。我們不能因為天主教徒在信仰問題上服從於教皇的絕對權威，便認定他們是一群完全喪失了自己想法的羔羊。假若真是這樣，那拉特蘭和梵蒂岡的人就無需煩心了。只要簡單了解一下過去1500年的歷史，就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馬丁·路德、加爾文和慈運理302在著書立傳時總會嚴厲抨擊教會對罪惡之事聽之任之，可說到底，他們的指責並未能揭示出事情的核心，他們一面把自己標榜得太高，一面又把敵人踩得太低。另外，像教皇阿德里安六世303和克萊門特七世304，其實他們十分清楚教會的流弊，可這種事情說出來只是開始，如何著手根治才是關鍵，而解決問題絕不是指責兩句就能了事的。戲劇里的哈姆雷特就是太單純，幻想靠一個誠實之人無私的努力，在一夜之間糾正帝國幾百年的錯誤統治。

許多聰明的俄國人知道，統治帝國的舊式官僚機構已日漸腐壞，不但沒有活力，甚至還威脅到民族的發展。他們想大刀闊斧地改革，卻失敗了。這是因為他們跟我們當中很多人一樣，怎麼想都不明白，舊社會就算了，為什麼連民主社會都會引起一系列的動亂？明明那是國父們的嚮往和理想啊。如果真是如此，那我們應該怎麼辦才好？話說回來，有關社會制度的問題一旦開始引起公眾的關注，就已然變得異常複雜，甚至到了非變革不能解決的地步。然而，變革會帶來動亂，動亂又容易引向極端，所以，大部分求穩之人只希望能儘可能修復這台老舊的社會機器，並期望能出現奇迹。可惜，以宗教信仰為基礎建立並維持的教會組織及專制蠻橫的社會制度專制蠻橫，堪稱中世紀末最殘酷卻也是最無法動搖的牢籠。

歷史上很多改革都是一人帶動萬人響應的，教會對此防不勝防。他們能做的不過是穩住自己的腳跟，加強內部管理，同時安撫好那些跟他們一樣，對加劇社會矛盾之徒心懷不滿的人。這裡說的「加劇社會矛盾之徒」，其中就包括之前提到的托缽僧。與其他學者一樣，伊拉斯謨也常常受到教皇的保護。即使是面對魯汶大學或道明會的勃然大怒，羅馬教廷也還是會為這些三番四次忤逆教會的學者們挺身而出。同樣，天資聰穎卻桀驁不馴的拉伯雷也經常在上級想懲罰他時得到教宗的支持，而當他的研究接連不斷地受到干擾，甚至影響到他的生活之際，他也能順利地得到離開修道院的准允。

無事一身輕的拉伯雷隨後來到法國的蒙彼利埃305和里昂學醫，並以非凡的能力在短短兩年間成為里昂市立醫院的主任醫師。新的榮譽並不能滿足他求知慾旺盛的靈魂，為了迎接新的挑戰，拉伯雷在閑暇時不但深入學習解剖（這是一門跟希臘文學一樣危險的新學科），還拿定了撰寫書籍的主意。

里昂位於隆河河谷的中心，是純文學愛好者的聖地。它離義大利不遠，只要花上幾天的時間就能輕鬆到達普羅旺斯。昔日吟遊詩人的天堂雖已因宗教裁判所而化為烏有，但古老壯麗的文學傳統卻依然呈現出星火燎原之勢。再者，里昂的印刷業以質量上乘著稱，在里昂的書店裡也能經常看到文學大家的最新力作。

當時有一位頗具名望的印刷商，名叫塞巴斯蒂安·格呂菲烏斯，他想找人幫忙整理他的中世紀文學收藏，於是鬼使神差地想到了拉伯雷這位廣有才名的主任醫師。他們先是合作出版了蓋倫306和希波克拉底307的學術論著，緊接著又出版了幾本小故事書。工作雖然辛苦，但拉伯雷就在這過程中一點一滴地創作出了他的大部頭《巨人傳》308，同時一步一腳印地邁入偉大作家的行列。對知識的渴望不但幫助拉伯雷成為著名的醫師，也使他以偉大的文學家之名流芳百世。當時文學界有個傳統，博學之士所著之書必須使用粗鄙之民無法讀懂的語言，但拉伯雷大膽打破這種奇怪的規定，書中用語均是1532年普羅大眾熟知的平實的法語方言。

也許只有文學系的教授才能說得清，拉伯雷是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創造出他那兩個心愛的主人翁——高康大309和龐大固埃310的。說不定這兩位人物原是異教徒的神明，憑藉種族韌性，熬過1500年來基督教徒的迫害和鄙視，然後在一次狂歡中被拉伯雷發現。

無論如何，拉伯雷通過寫作給人類帶來了無限歡笑，這是任何作家都不曾得到過的高度讚揚。只是，他的書里有的可不僅僅是笑料，還蘊含著極其嚴肅的一面。書中的人物皆是對教會統治者的諷刺寫照，他們的所作所為及他們恐怖的統治手段給16世紀前期的世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拉伯雷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神學家，他很清楚哪些敏感字眼會使自己陷入麻煩。在他的眼裡，一個活躍在監獄外的幽默家勝過鐵窗后一屋子臉色陰沉的改革者，因此他會有意識地避免過分宣揚那些會引起教會反感的觀點。可他的敵人卻明白他的意圖，不想輕易放過他。索邦神學院巨細無遺地斥責了他書中的主張；巴黎國會把他的著作列為禁書，沒收並燒毀了管轄範圍內能找到的所有成品。儘管官方已竭盡全力遏制，連劊子手都被派出去收拾殘餘，可《巨人傳》仍然被廣泛地傳播著，成為最膾炙人口的古典作品之一。在隨後的400年裡，它一直啟發並教誨著那些從充滿幽默和智趣的文字中汲取快樂的人們，同時讓那些只曉得畫地為牢的老學究們寢食難安。

拉伯雷是典型的「一本書作家」，傳世之作只有一本《巨人傳》，最忠誠的好友也只有杜·貝萊一家。拉伯雷為人謹慎，雖然他的作品是靠貴族支持才得以出版，但他本身卻不敢與權貴之人走得太近。他曾冒險到過羅馬，令人意外的是他不但沒有遇到危險，還受到了相當友好的歡迎。1550年，他回到法國，在默東311定居。三年後，與世長辭。

像拉伯雷這樣的人物，想要準確地衡量出他的正麵價值是不可能的。畢竟他是一個人，不是一道電流或一桶汽油。有人說他總是在搞破壞。也許吧。可在那個改革迫在眉睫的年代，人們需要的正是像伊拉斯謨和拉伯雷這樣的領頭人，儘管他們誰都沒有料到，改革所帶來的東西跟舊社會原有的一樣齷齪難看。

不管怎麼說，拉伯雷已完成了自己這一代的應盡之責。未能通過改革改變世界，那是下一代人的過錯。他們明明有能力東山再起，卻平白放過了實現這一願望的機遇，徒嘆奈何。

第十五章新瓶裝舊酒

曾有偉大的現代詩人把世界比喻成一片汪洋，海面上航行著許多船隻。船隻間的碰撞會產生被後世稱為歷史的「美妙音樂」。

我願與海涅312一起看向同一片海洋，但我相信，我們會看到不一樣的風景。這就像小時候，我們喜歡向池塘里扔石子，並醉心於欣賞濺起來的水花和不斷擴大的漣漪。如果手邊剛好有合適的工具，我們還會用貝殼和火柴做出一支「無敵艦隊」，把它放到水面上，然後人為製造出讓它深陷險境的「狂風暴雨」——但千萬要注意，可不能朝水裡扔太重的東西，否則容易波及到在岸邊玩耍的孩子，害他們受驚落水，甚至只能躺在床上養病。

我們長大后，類似的把戲依然隨處可見，但結果往往更為慘烈。起初，整個世界陽光明媚，平靜安寧，池塘的水面上波光粼粼，岸邊的人們無憂無慮。突然，一個無法無天的壞孩子抱著一塊不知道從哪裡找來的大石頭走了過來，在別人有所反應之前，用力地把石頭扔到池塘里。騷動一觸即發。被濺了一身濕的人們中，有些急於尋找並懲罰肇事者；有些想息事寧人，於是在一旁幫襯勸說；有些嫉妒壞孩子奪走了所有人的注意，也紛紛撿起手邊的破爛往池塘里丟。一時間水花四溢，大家被弄得愈發狼狽，而局勢也因失控演變成群毆，最終好幾百萬人被卷了進來，死的死，傷的傷。

環繞世界的大海

亞歷山大就是這樣一個無法無天的壞孩子。特洛伊的海倫也一樣，她手中的石頭則是她那無與倫比的美貌。這樣的人在歷史中比比皆是。從古至今，總有那麼一群無恥之徒，不懷好意地把人們平靜無波的精神世界當成私人遊樂場，極盡興風作浪之能事。無怪乎他們會被頭腦正常之人視為死敵：一想到那由他們造成的近400年來的災難，便恨不能將其挫骨揚灰。

他們是復辟舊世界的頭領。中世紀莊嚴的護城河倒映出社會原有的結構和顏色，那並不是一個完美的社會，但人們喜歡它，正如喜歡自己宅院里的紅牆磚瓦，喜歡與自家小屋遙遙相望的灰色教堂，以及它那高聳入雲的睥睨之姿。然而，旦夕間風雲變色，首先，文藝復興的水花可怕地飛濺而起——這僅僅只是一個開端。可憐的市民們還未完全從驚嚇中緩過神來，呲牙咧嘴的德國僧侶們又蜂擁而至。他們準備了整整一車子的磚頭，正正地扔進教會的大湖中心，那震動之大，至少延續了三個多世紀。

研究這段歷史的歷史家學們常常會犯一個小錯誤——他們總認為動亂的原因是一致的，它有時被稱作文藝復興，有時則被稱作宗教改革。事到如今，我們卻不這樣理解。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是兩個不同的運動，儘管他們宣稱大家都懷抱同一個目的，但由於所採取的手段各異，代表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與推動宗教改革的清教徒之間，經常互懷敵意。人文主義者和清教徒都堅信人應享有最高權利，既可來去自如，按自己喜歡的方式謀生，也可以由著自己的喜惡選擇要不要信教，或者到底要去哪家教堂傾聽佈道。可惜事實並非如此。在中世紀，個人只能淹沒在集體里，人一輩子從生到死都得遵循充斥著精神禮節的古板小冊子行事。而這本小冊子一味教導人們，身體不過是一具臭皮囊，除了用來給靈魂暫寄外毫無價值。長期的洗腦使人們盲目地相信，眼前的世界只是通向未來美好路途上的一個小小的驛站，對它實在不應太過關心，就像計劃去紐約旅行的遊客壓根瞧不上飛機途經的紐西蘭皇后鎮313或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314一樣。

雖然時有困境，但大部分平民都安於現狀，生活也算得上平靜安寧，直到出現了兩個奇怪的「仙女」：一個叫文藝復興，一個叫宗教改革。她們對百姓們說：「覺醒吧，高貴的人們，從今往後你們就自由了！」

百姓們不解：「我們要自由做什麼呢？」

仙女的回答各有深意。

「以自由追求至美。「文藝復興如此說：「以自由重建那真正屬於人類的世界，以自由實現那使詩人、畫家、雕塑家和建築家心醉的理想，以自由把整個宇宙囊括到人類永恆的實驗室中，以自由探索自然界的一切奧秘。」

「以自由探求真理。」宗教改革告誡道：「以自由學習上帝的語言，從而得到靈魂的救贖和對罪孽的寬恕。」

話音剛落，她們便款款離去，留下一臉茫然的民眾——表面上，他們似乎享有了新的自由，但實際上，這比昔日的束縛更令人難受。也不知道是萬幸還是不幸，文藝復興很快便與舊秩序握手言和。菲狄亞斯315和賀拉斯316的後繼者發現，心中是否信仰上帝並不重要，只要表面上服從教會的法規，就能便宜行事。簡而言之，若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們真想畫異教之畫，作異教之曲，不妨以聖母瑪利亞代替赫拉，把施洗者聖約翰當成赫拉克勒斯就可以了。對他們來說，這就像去印度旅行，只要遵守一些無關緊要的法律，便可以獲准進入廟宇，不驚動任何人地自由來去。

然而，在馬丁·路德追隨者的眼裡，所有的細枝末節都至關重要——《申命記》317中一個標點符號的錯誤往往意味著流放，要是誰敢寫歪《啟示錄》里一個字，就會即刻被處以死刑。宗教改革者們以極其嚴肅的態度對待信仰，他們覺得人文主義者的輕易妥協完全是懦夫的表現，於是決定與文藝復興從此分道揚鑣，永不相見。為了獨自對抗整箇舊世界，宗教改革者們以「正義」為武器，誓死捍衛最神聖的教旨。最開始，反叛教會的幾乎全是來自德國的僧侶，他們英勇地作戰，也心甘情願地為之受難。後來，北歐各國改革者之間互相猜忌，幾乎賠上了之前所有的努力。正當此時，一位曠世奇才騰空出世，他取代了路德，把宗教改革引向了最終的勝利。他就是約翰·加爾文。

日內瓦

加爾文曾在伊拉斯謨無聊度日的法國學院里就讀，他腿部受過傷，蓄著黑鬍子。年輕時，他總希望有一天能帶領一支只忠於上帝的軍隊，把世上所有異教徒清理乾淨。俗語說得好，針尖對麥芒，也只有像加爾文這樣堅忍不拔的人，才能對抗羅耀拉318的計劃。

我很慶幸沒有生活在16世紀的日內瓦，但我打心底為16世紀日內瓦的存在深懷感激。若不是當時人們的努力，即使到了20世紀，世界也還是一團糟，像我這樣的人也還是會隨時因為說錯話而鋃鐺入獄。

請允許我為讀者們介紹這場光榮戰役的領頭人，著名的神學家約翰·加爾文。1509年7月10日，加爾文出生於法國北部努瓦永城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里。他的父親是一位低階聖職人員，母親是酒館老闆之女。加爾文在家裡排行第二，有兩個姐妹和四個兄弟。嚴謹的家庭教育使他自少年時便培養出一些鮮明的性格特點，如節儉樸實、條理分明、慷慨大方、雷厲風行。加爾文的父母親原本打算讓他去當教士，於是藉助一些頗有勢力的朋友之手，把他安排在好的教區。加爾文未滿13歲時便已經在城裡的教堂做事，賺得一筆穩定的小薪資。這筆錢被小心地攢存起來，在他長大后，用來供他到巴黎讀書。加爾文自小聰慧，凡是接觸過他的人都不吝稱讚：「果真是後生可畏！」

16世紀法國的教育制度讓像加爾文這樣的孩子有充分的機會發揮自己的天賦。19歲那年，他獲得了佈道的資格，如無意外，他在不久之後就能順理成章地成為教會執事。然而加爾文的家裡人多，負擔重，教會的晉陞又比較緩慢，況且彼時適逢宗教動亂，前途未卜。加爾文有一個叫皮埃爾·奧利維坦（PierreOlivetan）的遠房親戚，剛把《聖經》譯成法語。加爾文在巴黎時，經常和他在一起。也許正應了那句「一山不容二虎」，加爾文和那位親戚因信仰問題，始終不能和平相處，於是加爾文決定前往奧爾良大學319學習法律，並拜在一位資深老律師的門下，開始從事辯護和草擬條文的業務。

加爾文的才華並沒有因為環境的改變而被掩蓋。不到一年的時間，他便從學徒擢升為教師，負責給那些不夠刻苦的學生講解法學概要。掌握了這一切后，他很快便具備了成為正式律師的資格。於是他的父親又有了新的盼求，希望他的兒子有朝一日能與那些著名的律師一較高下，同時也能像他們那樣，單憑几句專業建議便獲得豐厚的收益，甚至能坐上四輪馬車到遙遠的貢比涅320接受國王的召見。

然而，這只是他的一廂情願。加爾文從來志不在法律。略有成就的他只願堅持所愛——他賣掉了法律摘要和法令大全，專心收集神學著作，一絲不苟地繼續那些終使他成為兩千年來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的工作。

在研究加爾文所領導的宗教改革活動時不難發現，那段學習羅馬法律的歲月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思維方式。因為對事物有著非常客觀深刻的了解，他幾乎不會感情用事。他曾寫信給自己的追隨者，信中細緻地描述了他對人類心理準確的觀察與探討。這些信件一直是加爾文宗教徒的心靈支柱，即使他們因追隨加爾文而被天主教會逮捕，被判處火刑，被活活燒死，在絕望的痛苦中，他們始終不改初衷，視他的教誨為圭臬，為他的平安康泰祈禱祝福。其實加爾文並不像他的敵人所說的那樣，是個鐵石心腸之人。只是於他而言，生活不單是生活，更是一種神聖的職責。他對自己抱誠守真，對上帝鞠躬盡瘁。他盡一切努力理清基督教的要義，在理論上奠定了能經受歷史考驗的宗教改革基礎。

教皇庇護四世在得知加爾文的死訊時說：「這個異教徒的力量來源於他對世俗利益的冷漠。」誠如教皇所言，加爾文雖一生窮困，卻對金錢毫不在意，甚至因為自己「生病不能履職」而拒絕了最後一筆薪資。但他的力量並非只來源於此，更重要的是，他一生只堅持一個信念，他所做的事情全都圍繞同一個目的，那就是從《聖經》中尋找上帝的真理。當他經過努力得到一個能經受得起所有反對與質疑的結論之時，他馬上將其確定為生活準則。不管局勢如何變化，加爾文只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他的堅韌不拔使他成為了一個不可阻擋，無法戰勝的改革先驅。

當然，要達到這個程度需要多年的培養與鍛煉。在加爾文改變信仰的頭十年，他不得不煞費苦心地先處理好一個最常見的問題：活下去。

「新學」一開始在巴黎大學獲得了短暫的勝利，學院里一下子多了許多教授犯禁知識的課程：有講希臘語言詞尾變化的，還有講希伯來不規則動詞的。這些課程引起了廣泛的反響，連某些以博學聞名的教區牧師也受到了「新教」教義的毒害。於是，教會不得不採取措施，動手清理那些會「傳播思想病毒」的人。據說，加爾文曾寫過幾篇會引起異議的演講辭，並寄給了當地的教區牧師，結果，他被列入「思想病毒的傳播者」的黑名單，不但住所被搜查，文章被禁，甚至遭到了教會的通緝。聽到風聲的他馬上躲到朋友的家裡。雖然，風波後來不了了之，但到羅馬教會供職已是不可能之事。是時候要選出自己未來要走的路了。

1534年加爾文與舊信仰絕裂，與此同時，在俯瞰法國首都的蒙馬特高地321上，羅耀拉和幾個追隨者莊嚴起誓。他們的誓言後來被採納為耶穌會的法規。

接著他們也都離開了巴黎。

羅耀拉這邊起初一路向東航行，但第一次在聖地作戰時留下的傷痕讓他不禁膽怯，無奈之下，只好原路返回至羅馬。他在羅馬開展的宗教活動使他聲名遠播。加爾文這邊有點不一樣。只要上帝在心中，神的國度便無處不在，並不會受時空限制。懷著這樣的想法，加爾文四處遊歷，並希望能找到一席安寧之地，在有限的時間裡儘可能閱讀、思考以及和平地佈道。在去斯特拉斯堡322的路上，因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323正和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324交戰，加爾文不得不繞道瑞士西部。在日內瓦，他受到了被譽為法國宗教改革的海燕——法惹勒（Farel）的熱烈歡迎。這位從長老會和宗教裁判所牢籠里逃出來的傑出人物像對待摯友一般請加爾文留在日內瓦，並仔細地向他分析宗教改革在瑞士可以造成的影響和完成的功績。加爾文幾經權衡，最後決定留下。

羅耀拉

為了避開戰禍，他們決定把人間天國新錫安建立在阿爾卑斯山腳下。那是一個充滿奇緣的世界。就像哥倫布本想出航尋找印度，結果卻在偶然間發現了美洲新大陸。加爾文本想找尋一隅寧靜，在研究和對教義的思索中度過餘生，結果卻來到瑞士這個不起眼的小國，並以它為中心，把舊天主教的宗教領地發展成龐大的新教徒陣營。

也許有讀者會問，既然觀史能通曉一切，為什麼人們還要閱讀虛構的小說？我不知道加爾文家裡的聖經是否有保存下來，如果存在，我相信《但以理書》325第六章里總會有幾頁磨損得特別厲害。作為法國宗教改革先驅，加爾文一直是一個克己寡慾的人，但他也常常需要從但以理這位堅定不移，信仰上帝的聖人身上獲得勇氣。但以理被譽為最聖潔的人，是「能以公義自救的人之一」，因此即使被投身獅穴，也可以藉由對上帝的忠誠安然無恙。

日內瓦不是巴比倫，而是一個居住著許多體面的裁縫，令人一提起便肅然起敬的小鎮。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十分嚴謹，卻還是比不過加爾文這位像聖彼得一樣孜孜不倦的新宗教領袖。再者，當時凱撒的後裔已經厭倦了與薩伏依326公爵尼布甲尼撒二世無止境的爭吵，他們決定與瑞士及其他地區聯合起來，支持宗教改革運動。只不過，日內瓦與維滕貝格的聯盟猶如一樁政治聯姻，結合的基礎並非互相愛慕，卻只是因為共同利益。

日內瓦改奉新教的消息才傳開，便吸引了超過50個狂熱的傳教士。他們聚集在萊芒湖327畔，幹勁十足地開始宣揚那些正常人聽來荒誕不經的教義。加爾文打心裡憎惡這些自以為是的半吊子傳教士，他也深知這樣的人只會給自己追求的事業帶來危機。無奈傳教士們雖然方向有偏，但對新道路的熱情不減。於是在休息了幾個月後，加爾文即刻著手，把他認為新教徒必須要了解的是非對錯準確而簡練地寫下來。如此一來，以後誰也都不能再以「不知者不罪」為由推託。接著，加爾文與好友法惹勒一起，把日內瓦的市民按十人一組親自檢驗。他們規定只有宣誓效忠新教法規的人，才能享有一切公民權利。之後，他為年輕人編寫了一本巨細無遺的教理答問，並成功地說服了市政議會，把所有不知悔改，依然堅持錯誤舊觀念的人驅逐出境。

在清理了潛在的阻礙后，加爾文開始採取下一步行動。他比照《出埃及記》328和《申命記》里政治經濟學家的條陳，著手建立自己的宗教派別。與許多大改革家相似，加爾文不像現代基督教徒，倒更像昔日的猶太教徒——他嘴上念著上帝耶穌之名，心裡住著的卻是摩西的耶和華。當然，這種現象很常見，尤其是他當時正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耶穌對憎恨和衝突的看法很確定，很分明。在他的眼裡，任何事情都不應該以暴力手段解決。但過去2000年的歷史證明，暴力往往是國家和個人為達目的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因此，戰爭一旦爆發，所有捲入之人都會心照不宣地闔上福音書，然後打著《舊約》中以眼還眼的旗號，放肆地在血泊和死人堆中爭搶廝殺。宗教改革確實是一場很殘酷的戰爭，被牽涉之人無一倖免。而加爾文所建立的教派實際上就是一支軍隊，用以壓制一切個性自由。在大業完成的過程中，自然不可能一帆風順。自1538年起，教派組織里持開明觀點的人越來越多，加爾文不得不暫且離開這座熟悉的城市。1541年，在一片洪亮的鐘聲和傳教士的溢美之辭中，他和追隨者們重回舊地，重新掌控他們坐落在隆河畔的大本營。後來，加爾文成為了日內瓦的無冕之王，並在之後的23年時間裡，重建了只曾在以西結329和以斯拉330年代里出現過的完美的神權政府。

在《牛津簡明英語詞典》中，「紀律」一詞的定義是：「使某人或某物受控制，訓練某人某物服從和執行。」這一定義清晰地詮釋了加爾文理想中整個政治宗教結構的實質。馬丁·路德與大部分德國人一樣，比較多愁善感。在他看來，只有上帝的教導才能把人們引向通往永恆世界的道路。然而這種飄忽不定的東西並不對這位法國改革家加爾文的品味。上帝的教導固然是希望的燈塔，但長路漫漫，更何況路上還有數不清的讓人忘乎所以的蠱惑。所以，加爾文不想走尋常路。他做事持心公正，不拘一格。他不會因私慾落入別人的陷阱，也不會迷醉於世俗的得失。他一心追求救贖，是人們心目中理想的宗教改革英雄。在他的帶領下，教士們每周都會舉行例會，所有名副其實的正人君子都可以在會議間自由地相互批評。就算有人不小心誤入歧途，這樣的氛圍也能很快地讓他重新認清自己的職責。

新的暴政

參加過爬山運動的人都知道，有時候專業的指導員也會是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們太了解潛藏在岩石間或雪地上的危險，為了團隊的安全，他要求團隊里每個成員都要絕對服從，抗命的必將遭到疾言厲色的痛斥。加爾文的教徒也是如此。對那些跌倒了，需要別人攙扶的人，他們義不容辭地伸出援手；但對那些一意孤行，只想離群的人，他們也會理所當然地收回全部好意，把張開的手掌攥成碩大的拳頭，給予對方致命的一擊。當然，這樣的事情在許多其他宗教組織里並不罕見，教會成員也大多喜歡運用這種權力，只是如此行事難免遭到地方政府的非議，畢竟政府最忌諱牧師與行刑官分庭抗禮。加爾文深知此規矩，於是決定在他的管轄範圍內建立一種實際上足以架空法律制度的教會紀律。

在所有奇怪的歷史謬誤中，有一條最讓人吃驚也最廣為流傳。據說，與鄰居條頓人相反，法國人是一個憎恨束縛，嚮往自由的民族。然而事實上，在宗教改革前的數世紀以來，法國一直處於官僚體制的統治中。這種官僚體制極其繁雜，辦事效率也不比戰前的普魯士政府高多少。政府官員上班遲到早退，儀容邋遢，遊手好閒。而面對政府官員們粗魯惡劣的嘴臉，平民百姓竟也不惱，只一味的逆來順受——說實話，這怎麼看都不像是會爆發宗教改革運動的地方。

加爾文是一個典型的法國人，尤其鍾愛中央集權制度，他的某些做法深得拿破崙大帝治國之道的真傳。可加爾文不若拿破崙，他沒多重的私心，也沒有多大的胃口，他不喜歡說玩笑話，性格嚴肅可怕。為了找尋心目中的耶和華，他翻遍了《舊約》，苦心孤詣地把其中的語句按自己的見解重新詮釋，然後把詮釋當成上帝意願的直接體現，要求日內瓦市民無條件服從。一夜之間，隆河水畔這座原本欣欣向榮的城市驟然變成了罪人聚集之地。根據加爾文的建議，日內瓦成立了由6個議員和官員以及12個加爾文宗長老組成的宗教法庭，不分晝夜地密切監視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宗教法庭會傳訊任何被懷疑有「犯禁異教觀點」傾向的人，並要求他們坦白自己的宗教觀點，坦白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以什麼方式接觸到那些宣揚錯誤宗教觀點並使他們誤入歧途的書籍的。若被告有悔改之意，只需要多去幾趟主日學校，旁聽教義佈道便可以獲得赦免，但若被告始終冥頑不靈，就得在24小時內滾出城去，從此不得再踏入日內瓦神權共和國境內一步。

對於普通市民來說，缺乏正統觀點並不是會被宗教法庭揪住不放的唯一罪名。想下午到隔壁村好友家玩一玩保齡球，若被人告發，少不了要挨一頓痛罵。任何玩笑和惡作劇都無異於犯罪，而婚禮上那些捉弄人的小把戲更足以叫人鋃鐺入獄。各種各樣的法律和規章，以及眾多與之呼應的法令、敕令和赦令構築成加爾文理想中新的天國，卻使市民的生活因此變得無比複雜，日內瓦也因此漸漸失去了往日的風華。不準跳舞、不準唱歌、不準玩撲克牌也不準賭博；不許辦生日派對、不許搞市集聚會、不許穿戴絲綢或過於華麗的服飾。人們可以去的地方只有加爾文明確表示過許可的教堂和學校。

禁令也許可以避免人們犯下罪孽，卻無法強迫人們熱愛美德。而正因為知道美德源於內心的感召，加爾文也重視創辦一流的大學及鼓勵一切正面的教學互動。同時，他還舉辦有趣的集體生活，讓市民們既能揮霍掉多餘的精力，又能暫時忘卻被監管和限制所帶來的痛苦。由此可見，加爾文的制度並沒有完全忽視人性，否則它不可能存活下來，甚至在近300年的歷史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當然，這一切還要歸功於一本論述政治思想發展的書。如果問及日內瓦為寬容事業貢獻如何，那根據上述所說，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被譽為「新教的羅馬」的日內瓦在宗教事務的處理上並沒有比天主教的羅馬高明多少。

話說回來，我們不能責怪加爾文要施行這樣嚴厲的管制，畢竟在這個充斥著諸如聖巴托羅繆之夜331慘案和在荷蘭各地燒殺搶奪等野蠻行徑的世界里，勢力較弱的一方若只死守著美德良習，不啻於坐以待斃。可即便如此，加爾文也還是無法就煽動宗教法庭殺害哥路特332和塞爾維特333一事，為自己開脫。

在哥路特一案中，加爾文尚且可以說哥路特隸屬於企圖推翻加爾文教的某政黨，在煽動市民暴動事件中具有重大嫌疑，但塞爾維特根本不可能給日內瓦的社會安全構成任何威脅。按現代護照條例的規則來說，當時的塞爾維特只是一個「過境旅客」，在24小時后就可以離境了，然而他卻誤了船，因此活活丟了性命。

彌貴爾·塞爾維特是一個西班牙人，他的父親是一名頗有名望的公證人。公證在歐洲也算半個法律界的崗位，並非用錢就能打發的橡皮圖章似的閑職。在父親的影響下，塞爾維特也渴望從事法律工作。他被送到法國圖盧茲大學334就讀。在那裡，所有課程都用拉丁語講授，學子們只要掌握基本的拉丁語用詞和語法，就能涉獵廣泛的知識，領略到全世界智慧的精華。這如何不讓塞爾維特欣喜若狂。塞爾維特在大學期間認識了伊拉斯謨的弟子胡安·德·金塔納（JuandeQuintana）。不幸的是，金塔納在不久之後就被查理五世以宗教名義迫害至死。

在中世紀，皇帝的加冕儀式就像現代國際展會一樣，吸引著來自天南地北的人們。1530年，查理五世在義大利接受加冕時，金塔納邀請塞爾維特以他秘書的身份，一起到義大利觀禮，順便增長見聞。這位聰明的西班牙青年跟當時許多人相似，有一顆永遠滿足不了的好奇心。義大利之行后，他花了10年的時間學習各種學科，有醫學、天文學、占星學、希伯來語、希臘語，以及爭議不斷的神學。塞爾維特是一名能力卓越的醫生，在研究神學的過程中，他提出了血液循環的理論。這個理論寫在他抵制上帝三位一體教義的第一本書的第15章。然而，在當時所有拜讀過塞爾維特著作的人中，竟無一人注意到這個劃時代的發現——16世紀神學思想之偏執由此可見一斑。

要是塞爾維特堅持醫學研究該多好啊，那他便可以活到耋耄之年，然後安詳地離開人世。但他身在凡世，便不能免俗，尤其是在與里昂的印刷商搭上線后，他便更熱切地加入到針砭時弊的唇槍舌戰中。

如今，百萬富翁只要願意出資，便能輕易說服校方以某個流行煙草的品牌名稱直接取代原先「三一學院」的名字。同時媒體也會幫腔說：「感謝善長仁翁如此慷慨解囊！」然後引得大眾隨之附和：「哈里路亞！」現代社會的人們已經對這樣的褻瀆之事早已見慣不怪，但在過去，僅僅懷疑是不是有人對三位一體的教義不敬，便足以引起整個社會的恐慌。這也許聽起來有點像天方夜譚，但事實確是如此。要是不能深入理解這種社會現狀，我們就不可能明白當年塞爾維特的質疑為何會在16世紀虔誠基督教徒的心中造成不安。

塞爾維特根本不是激進人士。相反，他是我們現在常會說到的自由學者。他抵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信奉的三位一體思想，強烈而又天真地堅信著自己的理念。他給加爾文去信，提議兩人在日內瓦私下會晤，並深入討論這個問題。殊不知，這封信竟是導致他慘死的主因。事實上，他並沒有收到加爾文的回信，自然也沒有收到來自日內瓦的邀請。而就算加爾文真的邀請了他，他也無法給予肯定的回應，因為里昂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早已風聞塞爾維特的褻瀆行為，在秘密收到一封由日內瓦人送來的信件后（據說這個人是受加爾文指使的），他親自出馬，逮捕了塞爾維特，把他關進了監牢。不久，某些有心之人找到並向宗教裁判所提交了塞爾維特的手稿，更坐實了他的褻瀆之罪。看來，加爾文為了把塞爾維特逼上絕路，不惜充當宗教裁判所的幫手。只是這借刀殺人的計劃並不順利，宗教裁判所的法官玩忽職守，讓塞爾維特覷了個空逃走了。

塞爾維特原本打算直接逃亡到西班牙，但他名聲在外，橫穿法國南部地區實在危險，於是他決定取道日內瓦，然後經米蘭、那不勒斯和地中海回到西班牙。

1553年8月一個星期六的黃昏，塞爾維特抵達日內瓦。按計劃，他本想馬上搭船到湖對岸，可船家說，接近安息日時不能開船，要走也得等到下周一。無奈之下，他只好在日內瓦借宿一晚。第二天主日335，當地人和遊客都必須參加禮拜，否則就是品行不端。塞爾維特也入鄉隨俗去了教堂。結果他被認了出來，遭到逮捕。塞爾維特是西班牙人，並沒有違反日內瓦的法律，可在宗教領域裡，他作為自由學者，竟不敬神明，膽敢發表反對三位一體的異端言論，死不足惜。普通罪犯尚有可被饒恕的餘地，但像他這樣的異教徒，想得到法律的保護根本是痴心妄想。加爾文的宗教法庭不由分說地把塞爾維特鎖進骯髒潮濕的地窖，沒收了他一切錢財及個人物品。兩天後，他被帶上法庭，並被要求就羅列出來的38個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審判持續了兩個月零12天，塞爾維特在法庭上發表的觀點使法官暴跳如雷。他們認定塞爾維特犯了「企圖以異端邪說破壞基督教信仰基礎」罪。一般來說，犯此罪名的外國人會被即刻驅逐出境，但塞爾維特卻是例外。他被判處火刑。與此同時，里昂法庭也重新開庭審理此案。而與加爾文的宗教法庭一樣，里昂的宗教裁判所也判處塞爾維特死刑。他們派執行吏出使日內瓦，要求加爾文交還逃犯，讓他在法國伏法。

里昂法庭的要求被回絕了，加爾文要親眼看著火刑的執行。

走向刑場的路上，一隊牧師代表還緊跟在這位「死不悔改」的異教徒身旁，嘴裡念念有詞，壓根兒沒給塞爾維特的最後一程留點清靜。行刑開始，不焦不燥的火勢使塞爾維特痛苦掙扎了30多分鐘卻依舊得不到最後的解脫，圍觀的群眾看著於心不忍，擅自往行刑的火焰又里添了一捆剛砍下的柴枝，才總算結束了塞爾維特的悲劇。對於偏愛獵奇故事的讀者來說，這一段的確是個不錯的談資，但眼下我們就點到為止吧，畢竟在宗教狂人橫行的年代，死在火刑下的無辜者多一個或少一個又有多大區別呢？

塞爾維特的慘死並沒有被默默帶過，相反，他的遭遇向世人揭示了一個赤裸裸的現實：新教徒不過是偽裝后的天主教徒。雖然他們口口聲聲說人類應擁有「各抒己見的權利」，但在對待與自己意見相左之人時，卻依然殘酷無比，並伺機建立自己的恐怖統治。宗教法庭施加在塞爾維特身上的手段如此狠毒，聽聞之人絕對無法冷淡地聳聳肩膀，一笑而過：「你還能期望什麼呢？」於是，感同身受的我們翻閱了大量與這次審判有關的書面材料，也詳盡地了解了外界對這次判決的看法。閱畢，不禁讓人痛心疾首，掩卷深思。有人說，當時加爾文也稍微動過些惻隱之心，想把火刑改成斬首之刑。塞爾維特很感激他的仁慈，但依然堅持認為自己不過一心探求真理而已，即使意見不一，也絕對有權利公開向加爾文大師請教，因此法庭應該收回判決，讓他自由獲釋。

聞言，加爾文氣急敗壞。他曾經起誓，像塞爾維特這樣的異教徒一旦落入自己手裡，就絕不會給他留一點生機。為了使塞爾維特罪名成立，他甚至願意與死敵羅馬教皇及宗教裁判所合作，以便進一步釘死那個不幸的西班牙人。壓倒塞爾維特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處刑當天早上與加爾文的最後一次會面。那天，加爾文應約來到又黑又髒的牢房，面對已然「一敗塗地」的塞爾維特，他本可以大度些，更人性些，可他沒有。他臉色鐵青地指著這個不到兩小時后就要去見上帝的人，破口大罵：「你該死！你這個冥頑不靈的異教徒，活該被燒死！」

上述一切已是過眼雲煙。

塞爾維特死了，再傳神的塑像，再宏偉的紀念碑都無法讓他重生。

加爾文也死了，再多的指責，再多的咒罵也驚不起他墳前的一點塵埃。

那些曾經為宗教改革狂熱的人們也死了。他們曾小心翼翼地看管著塞爾維特，以防他再次逃跑；他們曾在火刑實施時興奮得渾身顫抖；他們曾目睹了塞爾維特的慘死，然後歡呼起舞：「日內瓦萬歲！大業得成！」

可最終，所有人都死了，甚至被歷史遺忘得一乾二淨。

這樣的悲劇給後世留下了警醒：寬容如同自由，不能乞求別人施捨，只能靠自己爭取。在擁有之後更應時刻保持警惕，以免未來的有識之士又墮入塞爾維特的悲劇。

第十六章再洗禮派

每個時代都有屬於這一時代的魔魘。我們有「赤黨」；父輩們有「共產主義」；祖輩們有賓夕法尼亞州的恐怖組織莫利·馬圭爾幫336；曾祖輩們有雅各賓派337；300年前的祖宗也難逃一劫，他們有再洗禮派338。

1534年，有一位住在德國烏爾姆鎮339，名叫塞巴斯蒂安的制皂工兼禁酒主義者曾出版過一本類似《世界史綱》的世界編年史。塞巴斯蒂安年輕時，與一個信奉再洗禮派家族裡的女兒結成連理，作為一個堅定的自由思想者，雖然他跟妻子及其家人信念不同，但卻因此對再洗禮派教義有了更詳細的理解。在編年史書里他寫道：「……再洗禮教只教授有關博愛、信仰和肉身受難之事，他們認為，身在苦難中也必須保持耐心和謙卑。教派成員真誠互助，樂於分享，彼此以兄弟姐妹相稱。」奇怪的是，再洗禮派教徒們明明都很和善，一百年來卻總像無助的小動物一樣被獵殺，並且在最血腥的世紀里被施予最殘忍的懲罰。

要想明白箇中原因，必須要先看清宗教改革的實質，那就是宗教改革根本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它只是又給世界建起了一座思想牢籠，以聖經福音代替上帝，並試圖用黑袍教士取代白衣牧師，對平民進行精神控制。將近半世紀的奮鬥與犧牲竟只換來這樣貧乏的成果，也難怪普羅大眾會心灰意冷。他們曾夢想過持續千年的社會及宗教安定，最終卻只迎來新一輪的精神迫害和經濟奴役。為了這次冒險，宗教改革者們本已幾經綢繆，不想卻發生了變故，讓他們進退維谷，不得不在縫隙中掙扎求存。他們的人雖然離開了天主教會，心卻無法理所當然地接受新教義。在官方的眼裡，他們都是除之而後快的毒瘤，因此，他們必須千方百計地活下來，並且活著把世界從邪惡控制的愚昧中解放出來，至於用什麼手段，就不必計較了。

脫離了舊群體的宗教改革者們決定建立一個新的組織，選出新的領袖。可頭腦清醒之人又怎麼可能願意帶領這群可憐的瘋子呢？於是，故作深沉的鞋匠和異想天開的產婆們充當了先知的角色，他們大聲祈禱，語無倫次地嘶吼著佈道。聚會用的小房子幾乎要被他們讚美上帝的聲浪衝垮。他們這種擾民行為甚至驚動了村裡的法警。接著，好幾個參加聚會的人被捕入獄，村鎮的議員們也開始著手所謂的「調查」——這些人既不去天主教堂，也不敬新教，那麼他們是什麼人？他們信仰什麼教義？說真的，這些村鎮議員們的處境也委實尷尬，畢竟他們抓回來的人里不乏鹽油不進的硬骨頭，他們對自己所堅持的信仰總是一絲不苟。幸好其中有很多宗教改革者頗懂處世之道，對他們來說，只要能過上舒適體面的生活，讓步或做點妥協也未嘗不可。

只有再洗禮派教徒不願這樣委曲求全。他們討厭半途而廢。既然耶穌說「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給他打」，又說「凡持劍者必死於劍下」，於是，再洗禮派教徒決定服從上帝的命令絕不使用暴力。雖然也有人在他們的耳邊碎碎念，說什麼這場宗教戰爭畢竟不同尋常，況且時移世易，再怎麼反對，戰爭也會順勢而行。不過是偶爾丟出去幾個「炸彈」「魚雷」而已，上帝定不會介意。然而，上帝的苦口婆心不可違逆，再洗禮派教徒拒絕入伍，拒絕扛槍，而每當敵人以「主張和平主義」的罪名逮捕他們時，他們心平氣和地接受命運的安排，一邊忍受苦難，一邊在心裡默誦《馬太福音》第26章第52節340，直至死亡的到來。

再洗禮派教徒

再洗禮派的「古怪」可不只反戰這一點。耶穌說上帝的天國跟凱撒的政權不一樣，彼此不能也不應該混為一談。這話說得很在理，意思表達得也很清晰。於是，虔誠的再洗禮派教徒都拒絕擔任國家公職，只願把別人浪費在政治上的時間用來研究《聖經》。耶穌說不要爭吵，要彼此饒恕。於是再洗禮派教徒即使被迫失去一切財產也不向法庭提出異議。再洗禮派的這些做法，不但使他們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還會引起周圍人的疑心和厭惡。雖然總說要「待人寬，律己嚴」，可一旦涉及宗教問題，人們的眼裡便只有官方教義。

其實，再洗禮派也可以像其他持異見者一樣，跟官方商討出一個折衷的和解方式，那就不再擔心會被朋友出賣，遭鄰居告密了。

16世紀溫和虔誠的再洗禮派身上總是背負著很多奇怪的罪名。例如，他們經常翻閱《聖經》——這當然不是什麼壞事，但前提是研究《聖經》時必須不帶任何偏見，要是有人表現出對《啟示錄》的特別偏愛，事情就會變得複雜而危險。直到15世紀，《聖經》中的這一章節依然因其「不著邊際」而屢遭抵制。但是對於生活在宗教狂熱年代的人來說，被流放至拔摩島341的聖約翰所書寫的語言非常能引起同為弱小者的共鳴，因此十分受歡迎。每當聖約翰大聲疾呼有關現代巴比倫的可怕預言時，所有再洗禮派教徒都會齊聲高唱「阿門」，並祈禱新天國、新大地快快降臨。軟弱的靈魂容易屈服於社會壓力，而對再洗禮派教徒的每一次迫害，幾乎都是由宗教狂熱的暴力爆發引起的。歇斯底里的男人女人們赤身裸體地衝上大街，一邊大喊著世界末日，一邊希望以無謂的犧牲平息上帝的怒氣；莫名其妙的老巫婆突然打斷其他教派正在舉行的神聖儀式，還鬼哭狼嚎地說什麼「惡龍來了」之類的胡言亂語。仔細想想，類似上面所說的事情，其實在現代也時有發生。翻開報紙，我們總會看到這樣的新聞：在俄亥俄州或愛荷華州或佛羅里達州某個偏僻的小村莊里，有女人因為聽到天使在她耳邊「教唆」，於是用切肉刀把丈夫大卸八塊，或是某個人人稱道且頭腦精明的父親，因受到七支號角的感召，動手殺死了他的妻子以及8個小孩。當然，這些都是個案，而且犯罪之人很快便被警方逮捕了，不會給國內其他市民的生活和安全帶來巨大的影響。然而，1534年在德國明斯特342小鎮上發生的事情卻跟這不一樣。按再洗禮派教徒的話說，那一年，新天國在明斯特降臨了。而在那一年間發生的事，讓所有北歐人一提起就不寒而慄。事件的核心得從一個長相帥氣的裁縫說起，他本名約翰·博克森，史書上習慣稱之為「萊頓的約翰」343。顧名思義，博克森出生於荷蘭萊頓市，後來在萊茵河畔度過了他大部分的孩提時期。身為裁縫學徒，他與其他學徒一樣，不得不東奔西跑、走南闖北地學習行業里的經驗和秘訣。博克森從未受過正規教育，他的讀寫能力只夠應付日常最基本的需求。照理說像他這樣一無社會背景，二無豐富學識之人，難免會心生自卑，但他沒有，恃著天生的一副好皮相，他每天嘻嘻哈哈，打扮得像孔雀一樣。離開了英國和德國后，他回到了故鄉，一邊做長袍和禮服的生意，一邊加入由托馬斯·閔採爾344領導的宗教組織，開始了不尋常的生涯。閔採爾雖然只是一個麵包師傅，卻在世界範圍內廣有才名。1521年，他連同再洗禮派另外兩位先知，到維滕貝格向馬丁·路德指出通往救贖的真正道路。他們沒有惡意，卻還是遭到當地新教徒的驅趕，甚至被禁止再次出現在薩克森地區。到1534年為止，再洗禮派已經歷過無數失敗，於是他們決定孤注一擲，把一切身家財產都押在接下來的一次大規模行動上。

德國威斯特伐利亞州345的明斯特會成為再洗禮派最後一搏的試驗點其實也可以想見，因為該城的采邑主教弗蘭茲·馮·瓦爾德克（FranzvonWaldeck）是一個魯莽之人，他長年在女人堆里花天酒地，打16歲起就因為生活墮落和行為不檢讓所有正派人士怒不可遏。當新教在明斯特剛興起時，他沒說什麼，還好心地與新教徒簽訂了和平條約，只是他的欺世盜名已眾所周知，就算握有和平條約，新教徒也沒覺得有安全感，只能繼續惶惶不可終日，並心急火燎地等待下一次選舉的來臨。可就在大家措手不及之際，城市的政權突然落入了再洗禮派教徒的手裡。政變的領導者叫貝恩特（BernardKnipperdollinck），他白天是布商，晚上是先知。

瓦爾德克主教大致把局勢捋了一遍，然後腳底抹油，溜了。接著就輪到「萊頓的約翰」出場了。他作為楊·馬篤斯346（JanMatthysz）的聖徒來到了明斯特。先簡單介紹一下楊·馬篤斯吧，他原是荷蘭哈勒姆鎮（Haarlem）上的麵包師傅，後來創建了一個新的教會組織，並把自己奉為聖人。「萊頓的約翰」從這位聖人嘴裡聽說了明斯特的大業，於是決定前往助上一臂之力，順道幫忙清除原主教遺留在教區內的勢力。再洗禮派為了斬草除根，先是拆毀了新教教堂，封查了用來收留無家可歸之人的修道院，然後又燒掉了除《聖經》以外所有的書籍，更有甚者，把拒絕接受再洗禮儀式的人集中到原采邑主教的領地，以「消滅異教徒」之名，或斬首，或溺斃。

再洗禮派的恐怖統治到這裡才只是剛剛開始而已。在世界其他角落，信仰不同教義的牧師們聽說了明斯特的事後，立刻興緻勃勃地湧向這個新的聖城。他們本以為可以號召吸納一些積極虔誠的正直之士，不想在面對政治和權謀之事時，他們卻像孩童一樣幼稚。在明斯特被佔領的5個月里，再洗禮派幾乎嘗試了一切與社會及精神重建有關的計劃和議程，而每一個初出茅廬的先知都曾在法庭上大放厥詞。其實，像明斯特這種逃犯、瘟疫和飢餓橫行的小城鎮，根本不是一個用來做社會學實驗的好地方。不同宗教派系之間的分歧和鬥爭大大削弱了軍隊的力量。在這個危機關頭，「萊頓的約翰」挺身而出，迎來了他如曇花一現般的榮耀時刻。對於忍受飢餓和飽嘗苦難的人們來說，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好不容易有機會大展拳腳的約翰開始著手在明斯特城建立屬於自己的統治。他照搬在《舊約》里讀到過的舊神權政府形式，把明斯特的市民分成12個猶太部落，然後自封為王。除了髮妻貝恩特先知的女兒，他還迎娶了從前的老師楊·馬篤斯的遺孀，後來又效仿猶大所羅門王，納了兩三房妾侍，從而引出了一幕幕令人作嘔的滑稽鬧劇。約翰整天坐在市集的中央，像坐在大衛王的寶座上，指示周圍的人們，仔細聆聽宮廷牧師宣讀的最新政令。隨著明斯特城境況的日益惡化，這些政令也一天一個樣。走投無路的人們也迫切期待著，改變能真的帶來希望。對此，約翰很樂觀。他完全相信文書條令的無上權威。例如，為了解決食物緊缺的問題，他會請國王批下一道聖旨：把明斯特城的全部財產集中起來，平均分配給富人和貧民；同時把街道變成菜園，讓所有人吃同一鍋飯。

起初，這樣的政令推行得還算順利。可有人告密說，富人還私藏了部分財產，沒有全部交出來。約翰一聽，不高興了。他一邊安撫臣民，一邊又追加了一條法令：誰膽敢不按國王的聖旨行事，馬上就地正法。這可不是一句隨隨便便的恐嚇，畢竟這個裁縫手裡除了有剪子，還有斧頭，他還經常親自執行死刑。漸漸地，人們陷入了各種各樣的宗教狂熱之中。成千上萬的人開始不分晝夜地聚集在市集，焦急地盼望著加百利347吹起的號角。而在這段時期，約翰的統治癒發恐怖和嚴厲，他嗜血成性，甚至殘殺了自己的一名妻子。

也許是應了那句：善惡到頭終有報。當兩個不堪重負的市民在絕望中給羅馬教皇的軍隊打開城門后，「萊頓的約翰」馬上被抓起來，關到鐵籠子里，然後在威斯特伐利亞的各處遊街示眾，最後被折磨致死。

裁縫的鬧劇雖然草草收場，但對其他人來說，接踵而來的後果才更加可怕。約翰一死，教皇的軍隊立即屠殺明斯特城的再洗禮派教徒，就算有僥倖逃過一劫的，也會遭到通緝，一旦被發現，馬上就地處決。每一個傳教士在佈道時，都痛斥再洗禮派為叛徒或暴亂者，譴責他們竟妄圖推翻現有的社會秩序，實在是禽獸不如。

在那樣的情況下，對再洗禮派的圍剿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作為教派，再洗禮派已不復存在，但奇怪的是，他們的思想竟延續了下來——有些被其他教派吸納了，有些融合到不同的宗教和哲學體系里。再洗禮派之名也慢慢變得令人肅然起敬，成為了每個人精神和智慧遺產的一部分。這樣的變化要逐一列出來倒是不難，難的是去解釋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變化。首先，再洗禮派非常節儉，是一群連墨水瓶都認為是無用奢侈品的人。其次，過去撰寫再洗禮派歷史的人總習慣將它形容成一個惡毒的宗教激進派別，可將近一個世紀的研究表明，在把基督教事業發展得更理智和更寬容的過程中，這些平民和藝術家的思想起到了無法取代的重要作用。然而，思想就像雷電，沒有人知道下一個靈光會在哪裡閃現。而當宗教的狂風暴雨在錫耶納348破空而至之時，明斯特的避雷針又能給人們什麼指望呢？

第十七章蘇西尼叔侄

在義大利，宗教改革運動從來沒有成功過，事實上，宗教改革也不可能在義大利取得成功。原因有二：首先，義大利南部的市民並沒有把宗教看作是值得為之奮戰的事；其次，羅馬教廷和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近在咫尺，誰又敢以身試法？當然，偌大的義大利半島上居住著成千上萬個人文主義者，其中不乏特立獨行之人。他們重視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卻不太理會聖若望的佈道；他們喜歡聚在俱樂部或咖啡館，進行休閑而愉快的討論交流，在不得罪官方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和知識。在他們的眼裡，生活就應該是這樣，不管是過去還是未來，都需要調和和退讓——這跟世界末日是否降臨以及何時降臨無關。也正因如此，他們滿心疑竇：為宗教信仰這樣的小事大動肝火，值得嗎？

看了以上的開場白，我想讀者們對接下來出場的兩位主角應該心中有數了，畢竟他們正是那種高調做事，低調做人的傳奇人物。在推翻使世界受難許久的宗教暴政上，這兩位的貢獻遠遠大於那一大群咋咋呼呼的宗教運動改革者。會出現這樣意料之外的結局，我們打心底感到慶幸，但若要細究產生這種結局的原因，還真是無人能說得清。

這兩位默默耕耘的學者便是蘇西尼叔侄。不知是什麼緣故，叔叔李立歐·蘇西尼在拼寫自己的姓氏時，習慣寫成Sozini，只有一個字母Z；而侄子法斯多·蘇西尼則習慣寫成Sozzini，多一個字母Z。不過，相對於他們姓氏的義大利語寫法「索齊尼（Sozzini）」，人們更為熟悉的應該是寫成拉丁語形式的姓氏「蘇西尼（Socinius）」。這一點，我們不妨留給語法學家或詞源學家去研究。

蘇西尼家族

從對後世的影響上說，叔叔的作用遠不及侄子重要，因此我們先談談叔叔李立歐，再仔細分析侄子法斯多。李立歐·蘇西尼是義大利錫耶納市人，出身於銀行和法官世家，如無意外，應該在博洛尼亞大學349畢業后從事法律工作。然而，也許是受到了同時代許多人的影響，李立歐對神學十分感興趣。他不再鑽研法律，反而專註學習希臘文、希伯來文和阿拉伯語。最後，他跟走相同道路的人一樣，成為了一個理智的神秘主義者——時而天真闊達，時而老練圓滑。這聽起來有點奇怪，也有點複雜。可我相信，能明白個中真諦的讀者無需我多費周章也能明白；無法理解的則再多費唇舌也是無益。李立歐的父親不知道出於何種考慮，總覺得自己的兒子很有登頂世界文壇的可能，於是給了他很多的盤纏，讓他去闖蕩世界，增廣見聞。離開錫耶納后，李立歐花了10年的時間，從威尼斯走到日內瓦，從日內瓦走到蘇黎世，從蘇黎世走到維滕貝格，再從維滕貝格邁向更遙遠的倫敦、布拉格、維也納和克拉科夫350。在遊歷的過程中，他不時會在某些城鎮或小村莊里待上一年半載，希望能找到有趣的夥伴並學到有趣的新知識。那個年代的人一提起宗教信仰，也會像現代人談起生意時那樣滔滔不絕。而這，也讓李立歐積累了許多五花八門的奇思妙想。他豎起耳朵到處打聽，很快便熟悉了從地中海到波羅的海所有的「異端邪說」。當他帶著智慧的行囊來到日內瓦時，只收到客氣冷淡的歡迎。加爾文用陰沉的目光疑心重重地打量著這個來自義大利的訪客。誠然，李立歐是當代少見的傑出青年。他出身高貴，不像塞爾維特那樣無依無靠，可他竟然也有認同塞爾維特思想的傾向，這真是令人不安。在加爾文看來，明明三位一體的思想已隨著那個西班牙異教徒的死亡而蓋棺定論，不想事實卻恰恰相反。從馬德里到斯德哥爾摩，塞爾維特的慘劇已經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世界各地的思維嚴謹之人開始站起來反對三位一體理論，並利用古登堡發明的印刷術，四處宣揚自己的觀點。由於遠離日內瓦，反對者們只管實話實說，才不理會言辭是否不敬。

在這之前不久，一本驚世駭俗的小冊子出版了。它收錄了歷代教會神父就宗教迫害及懲治異教徒之事所發表的言論。這本小冊子在某個特殊的人群里大受歡迎，這些人，按加爾文的說法，是「反上帝」的異教徒，但按他們自己的說法，應該更準確地定義為「反加爾文」的先驅。加爾文曾有意與該書的作者面談，但因為作者有先見之明，早隱去了封面處的姓名，以至於加爾文沒有了可以邀請的對象。據說，這本書的作者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351，他曾經是日內瓦一所中學的老師。因為看不慣花樣百出的宗教迫害，他十分推崇蒙田，卻極度憎恨加爾文。當然，這不過道聽途說，沒有人能證實。只是，既有人起頭反對加爾文，其他人就難免會躍躍欲試，甚至緊隨其後，亦步亦趨。因此，加爾文對李立歐敬而遠之，只是不咸不淡地說了句：瑞士巴塞爾的氣候溫和，也許要比潮濕的薩伏依更適合這位來自錫耶納的來客。而當李立歐決定動身去伊拉斯謨追隨者的大本營時，他立刻衷心地祝他一路平安。使加爾文感到慶幸的是，蘇西尼叔侄的事很快引起了宗教裁判所的懷疑。被沒收了全部財產的李立歐·蘇西尼，年僅36歲便因高熱症卒於蘇黎世。他的英年早逝讓日內瓦的教徒們歡騰了好一陣子，但這樣「舒心」的日子轉瞬即逝。李立歐過世后，只留下了一名遺孀、幾箱筆記和一位侄子。這位名為法斯多·蘇西尼的青年不僅繼承了叔叔未完成的手稿，還成為了比李立歐更廣為人知的塞爾維斯追隨者。

關於法斯多的說法有很多，例如：他從小就像李立歐一樣周遊列國；他有一小塊自祖父那裡繼承得來的不動產；為了把全部的時間都用在神學的研究上，他將近50歲才結婚，以及他在里昂做過一段時間的生意。

我不知道法斯多是個怎樣的商人，但他在經營實物商品（而非精神財富）的買賣中深刻認識到，如果對方已搶佔了交易的先機，那麼就算自己喊打喊殺、亂髮脾氣也無濟於事。終其一生，法斯多始終保持著猶如會計師般清醒冷靜的頭腦，而這在宗教圈子裡可謂鳳毛麟角。1563年，法斯多回到義大利。在返程途中他來到日內瓦。在日內瓦逗留期間，他似乎完全沒有去拜訪加爾文的打算，而加爾文，因為老年體弱，也不想再接待任何蘇西尼家族的人。在接下來的10年裡，年輕的法斯多為伊莎貝拉·德·美第奇（Isabellade』Medici）效力。然而就在1576年，這位太太竟在婚禮幾天後就被丈夫保羅·奧爾西尼（PaoloOrsini）殺死了。於是，法斯多遞交了辭呈，離開了義大利，輾轉去到巴塞爾的他決定把《舊約》中的讚美詩翻譯成通俗易懂的義大利語，同時著手撰寫一本關於耶穌的書。

無論對待生活還是對待自己的著作，法斯多都十分小心謹慎——這也許是因為他聽力不好，耳聾的人天性如此。他喜歡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收益卻固定來自阿爾卑斯山那頭的幾片不動產。義大利托斯卡納352當局曾暗示過他，那些疑似「路德學派」的人不管想傳播什麼理論都行，就算會引起宗教裁判所的不滿，只要不過激，萬事都有商量的餘地。於是他在寫作時不停地轉換著筆名，同時在出版前讓朋友們統統過目一遍，以策萬全。因此，他的書全都沒有被列入《禁書目錄》。而那本關於耶穌生平事迹的著作更是一路流傳至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353地區，落入另一個追求思想解放的義大利人手裡。這個義大利人原是米蘭和佛羅倫薩地區一些貴婦人的私人醫生，后與波蘭及錫本布爾根公國的貴族聯姻。當時的錫本布爾根公國對歐洲而言是個人跡罕至的遠東地區，直至12世紀，那裡還是一片被德國人用來安置剩餘人口的荒地。勤勞的撒克遜農民在這片沃土上建立了一個繁榮昌盛、秩序井然的小國家。國家裡有城市，有幾所中小學和大學。雖然這個小國家遠離旅行及通商要道，但有些人恰恰因為某些原因不希望離宗教裁判所的勢力範圍太近——準確來說應該是越遠越好，於是這個小國家便成了這些人心中最理想的棲身之地。

現代人一提起波蘭，可能馬上會聯想到它的「保守」和「沙文主義」。讓人既高興又驚訝的是，遠在16世紀前期，波蘭對於那些在歐洲其他地區飽受宗教迫害的人來說卻是名副其實的避難之地。這種意外情況的出現主要是由波蘭學生引起的。眾所周知，波蘭向來是整個歐洲大陸中政府管理最為拙劣的國家，沒有之一。但由於當時在其他西方各國，主教生活放蕩、牧師酗酒成性之事已見怪不怪，波蘭的上層教士再如何玩忽職守，相比之下也不值一提。在15世紀後半期，德國大學里的波蘭學生人數迅速增多，並引起了維滕貝格和萊比錫政府的關注。當局開始質疑學校，甚至操縱搞垮了長期由波蘭教會管理的克拉科夫學院，以至於越來越多的波蘭學子們為了讀書不得不背井離鄉。後來，德國很多大學都受到了新教義的影響，於是來自華沙、拉多姆354和琴斯托霍瓦355的學子們也紛紛投向新教的懷抱。當他們學成返鄉時，儼然已經是羽翼豐滿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前期，想要撲滅錯誤觀念的傳播對國王、貴族和牧師來說還是很容易的，不過前提是，政府的管理者們必須就此達成共同明確的決定，否則任何政策都無法落實，因為在波蘭這個古老的國度里有一項最神聖的傳統，即一票反對權，也就是說只要有一張反對票，便能推翻一條其他議員都贊成的法律。馬丁·路德這位著名的維滕貝格教授在宣揚新教義的同時，還向人們灌輸一個新的經濟學觀點，即教會的所有財產應該收歸國有。於是從波羅的海到黑海這片肥沃平原上的統治者，包括皮雅斯特王朝356的國王們、瓦迪斯瓦夫一世357及其子嗣，還有其他的公爵、伯爵、子爵、男爵和騎士都紛紛表現出一個明顯的傾向：他們希望通過支持路德的行動，讓自己口袋裡的財帛越多越好。隨著這個想法的深入，政府對修道院土地的明爭暗鬥悄悄展開，而波蘭的新教徒正是利用教會與統治者進行角力無法面面俱到的這段期間，發展壯大起來。不到一年，他們便在全國各地建起了自己的教堂，培植起自己的勢力。然而，由於新教不同派別間不間斷的神學爭吵，一臉茫然的平民們又回到了原教會，波蘭再一次成為天主教會不可攻克的堅實堡壘。到了16世紀後期，西歐各國天主教和新教為了更有效地聯手打擊再洗禮派，波蘭竟破天荒得到了宗教派別和平並存的許可。這廂殘存的再洗禮派教徒還在被一路追殺，不得不向東逃亡，最後決定在波蘭中部的維斯瓦河358畔落腳；那廂醫生喬爾喬·比安德拉塔359早已拜讀完由法斯多·蘇西尼撰寫的關於耶穌生平的書，正心心念念地想著怎樣與作者結識。

喬爾喬·比安德拉塔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義大利人，他畢業於蒙彼利埃大學360，專門研究婦科疾病。他天性桀驁不馴，卻也醫術高明。與同時代很多醫生，如拉伯雷以及塞爾維特一樣，喬爾喬也有雙重身份——既是醫生，又是神學家。他在這兩個角色間穿梭自如，十分懂得如何把這兩個角色的功用發揮得淋漓盡致。例如：他曾以醫生的身份成功地治癒了羅馬神聖皇帝西吉斯蒙德361的妻子，孀居在波蘭的皇后博納·斯福爾扎362。然後又以神學家的身份讓斯福爾扎皇后對「三一學說」的態度從生病前的無條件贊成，轉為病癒后的打心底反對。後來，這位皇后被情人殺死了，她那兩個早已嫁給當地貴族作人婦的女兒便邀請喬爾喬當他們的醫療顧問，讓他有機會在政治領域發揮他的影響力。隨著波蘭國內宗教鬥爭越演越烈，喬爾喬知道，事態再發展下去，內戰一觸即發，在所難免，為了制止這種情況的出現，他計劃先讓對立的宗教派別理清各自的界線。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得找來一個比他更精於錯綜複雜的宗教論戰的人。這時，他靈機一動——撰寫這本耶穌之書的作者，最為合適！於是他馬上給法斯多寫了一封信，請他東行。不幸的是，當法斯多到達錫本布爾根公國時，喬爾喬卻因為自身醜聞，被迫辭職遠走他鄉。法斯多雖然失望，但還是選擇留在了這片遠離家鄉的土地上，娶了一個波蘭姑娘，最後於1604年與世長辭。

法斯多在波蘭度過了他臨終前最有意思的20年。利用這段時間，他具體而清晰地表達了他對寬容的定義與想法，並以此著下《拉寇問答》。這本書反映了所有熱愛世界和平，希望停止宗教紛爭的人的共同心聲。

16世紀後期，有很多關於教理問答、教義告解的書，在德國、瑞士、法國、荷蘭、丹麥等地相繼出版發行。這些隨處可見、質量參差不齊的宣傳小冊子無一例外都在鼓吹一個可怕的理論：有且只有他們書中所記載的才是真正的教義。教會當局的職責便是宣誓效忠於這唯一的真理，並以刀劍、絞架和火刑懲罰那些肆意信奉異教的人。法斯多的《拉寇問答》卻不一樣。它先是開門見山地表明了態度：此書發行的本意絕非挑起口舌之爭，然後再細細講述一個事實：即有不少虔誠的信徒抱怨說，那些由各個教會出版的有關教理問答和教義告解的書，正是眼下新教徒之間產生分歧的根源。而這樣的指責不無道理，因為這些書以及其作者們都試圖把某些原則強加在人們的良知上，然後把持不同意見者視為異端。在這個前提下，法斯多以最正式的文字宣布，蘇西尼派絕不主張排斥或壓制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並且就人道主義精神一事，作出了如下呼籲。

他說：「讓每個人都擁有宗教及信仰的自由吧，因為那是《新約》中的規定，且遠在教會成立初期便立有先例。若人們已得感召，我們一介凡夫又有什麼資格熄滅上帝為人類點起的神聖火苗？我們誰敢說自己獨得《聖經》的奧義？在基督跟前，既然都是手足兄弟，誰又有權力逼迫其他人聽從命令？畢竟，就算兄弟中有得天獨厚的，在基督眼裡，我們都同享一樣的平等和自由。」

法斯多說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在情在理，只是這話說太早了，足足早了300年。在那段動蕩的歲月里，蘇西尼派和其他新教教派都無法長久地堅持自己的立場。反對宗教改革的風雲已起，大批耶穌會會士趁著新教徒內訌，在被新教徒佔領的土地上大肆活動，很快，歐洲東部的城市又重新收歸天主教的管控。如今，在波蘭這片遠離歐洲文明之地旅遊的人們可能很難想象，曾幾何時，這裡竟曾是世界上宗教思想最先進、最自由的地方；而在立陶宛境內那一片綿延的山脈中，竟還有一座小村落——從那兒，世界上的人們第一次看到了實現寬容思想的明確途徑。

出於些許好奇，我抽了一上午的時間來到圖書館，翻閱了一下我國學生在學習歷史時最常用的幾本教科書，卻發現幾乎所有教科書都從社會民主黨直接跳到漢諾威王朝選帝侯夫人蘇菲亞363，然後從波蘭揚·索別斯基364跳到阿拉伯的薩拉森人365，竟隻字不提蘇西尼派以及蘇西尼叔侄。其實，在這段被跳過的歷史中，偉大的宗教革命領袖比比皆是，除了蘇西尼叔侄，起碼還有厄科蘭帕迪烏斯366。在我翻閱的教科書中，只有一本提到了這兩位來自錫耶納的人文主義者，只不過他們的名字只出現在附錄中，用來佐證路德或加爾文說過的話而已。

我不是一個喜歡隨便下結論的人，但我相信再過300年，這一切會有所改變——蘇西尼叔侄的事迹也許會被詳盡地翻查、記錄下來，流傳後世；而那些曾經倍受矚目的宗教改革家們則失去了昔日的光芒，他們的名字也會漸漸被人遺忘，連放在腳註里做註釋都嫌礙事。

第十八章蒙田

有人說中世紀城市的風氣有助於自由的發展，也許吧——畢竟躲在各自院落的高牆中，誰都可以對貴族或教士嗤之以鼻。而隨著歐洲大陸的局勢漸趨穩定，跨國經商再次成為了可能，於是，又產生了另一種歷史解讀：商貿促進寬容。這個觀點可以從我們每天的生活，尤其是周日的活動中可以得到證實。以美國為例，俄亥俄州的政府可以出面支持三K黨，紐約可不行。紐約人們如果要掀起一場運動，把所有猶太人、天主教徒或外籍人士驅逐出境，華爾街就會亂成一團，同時工人運動一觸即發，整個城市會在轉眼間陷入癱瘓。

在中世紀末期，情況也是一樣。當時的莫斯科只是一個公爵的領地，當然可以毫不在乎地輕視新教徒；但對於當時的國際商貿中心諾夫哥羅德367來說，卻不能這樣做。若不能小心處理與各個教派人士的關係，來自瑞典、挪威、德國和比利時的生意人就會轉而光顧瑞典的維斯比368。同樣，一個純農業國家的政府想動用火刑燒死幾個農民也許不算什麼，但要是誰想在威尼斯、熱那亞369或布魯日370屠殺異教徒的話，城裡那些外國公司的人便會聞風撤離，同時抽回所有投資資金，搞垮當地的經濟。中世紀，有些國家不懂得從根本上汲取教訓，如西班牙以及一些教宗的領地，他們自以為是地堅守著「對信仰的忠誠」，粗魯地把自己與持異見者對立起來。到頭來，這些國家不是被吞併了，便是降格成一介末流小鎮。相反，在那些商貿發達的國家和城市裡，統治者通常十分尊重既定事實，他們清楚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宗教問題上嚴守中立。無論是天主教徒、新教徒、猶太人還是中國人，都能在這裡自由經商，同時繼續忠於各自的宗教信仰。

孤樓里的主

為了維持表面上對天主教會的順從，威尼斯曾通過一項反對加爾文宗的法案，但制定法案的十人委員會371卻在私下囑咐憲兵們千萬別把這條法令當一回事兒——只要不過分，那些教徒想幹嘛就幹嘛吧，除非他們喪心病狂地想把威尼斯的護城神聖馬可372搬到自己的聚集地上。會這樣「陽奉陰違」的還有阿姆斯特丹，每逢主日，新教牧師們在這頭嚴肅地佈道，叱責女性的不貞，天主教徒便在其對面街區一座不顯眼的小房子里默默地做彌撒。小房子外面還有新教警長幫忙站崗，以防加爾文教的狂熱信徒闖入了天主教徒的集會，嚇跑了這些來自法國和義大利的投資人。當然，上述情況並非用以指責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人們對信仰的不虔誠。總的來說，他們始終都是忠於自己的所屬教會的。只是對城市而言，一個來自漢堡或呂貝克373或里斯本的異教商人可比一堆來自日內瓦或羅馬的窮酸教士強多了，所以統治者們才會如此便宜行事。

有人說，蒙田的父輩一直經營海產生意，而他的母親又是個西班牙人和猶太人的後裔，這使得蒙田對啟蒙與自由另有一番特別的見解。在我看來，這有點牽強附會了。不過，長輩們在波尓多374港口附近做生意的經驗對蒙田的世界觀形成確實有很大影響。蒙田自小就對盲信和偏執深惡痛絕，這樣的性格特點在他成為著名的思想家后，也沒有絲毫改變。

這些話，如果當著蒙田的面說，他肯定會覺得我是在故意賣乖弄俏，畢竟在他出生時，那些家族經商的「不光彩」歷史，已被盡數抹去。蒙田的父親在獲得了一座位於波爾多附近的蒙田府邸后，便想花大錢把兒子培養成紳士。蒙田剛學會走路，父親便請來家庭教師，教蒙田學拉丁文和希臘語；蒙田才剛滿6歲，便馬上被送去貴族學校念書；不到20歲，他便已是波爾多市政議會的常客。接著，他入伍了一段時間，又在法院工作了一段時間。在蒙田38歲那年，他的父親去世了。那之後，蒙田謝絕了所有外界活動，除了有幾次不情願地被牽扯進政治風波裡外，他餘下的21年人生幾乎都用來研究馬匹、狗和書籍了。

蒙田府邸

可以說蒙田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但他身上還是有些明顯帶有時代烙印的情感怪癖，並認為這才是真正紳士的表現。例如，他至死都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個作家，只說由於冬日漫漫，身為鄉紳的自己閑來無事，所以才會草草寫下些略有點哲學內容的隨思。誰信哪？要說誰能像他一樣，把整副心思、整個靈魂、一切善惡都獻給書籍，恐怕也只有那位忠心不朽的火槍手達達尼昂375了。

蒙田慷慨大方，教養良好，把整副心思、整個靈魂、一切善惡都反映在自己的隨筆中，而他的隨筆也同樣以其嶄新的生活哲學，以及其體面而實用的生活規範超越了同時代的其他文學作品。

蒙田由始至終都是一名天主教徒，他年輕時甚至還加入過法國天主教貴族聯盟（LeagueofCatholicNoblemen），致力於把加爾文宗教徒逐出法國。但在1572年8月的一天，當他聽到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376不但下令殺害三萬名法國新教徒，而且還為之大肆慶祝時，蒙田的心便與天主教會越走越遠了。雖然他未曾轉投別教的懷抱，為免旁人閑話，也總是參加天主教的禮拜彌撒，然而自聖巴托羅繆之夜后，他的作品就開始帶有與馬可·奧勒留、愛比克泰德及其他希臘或羅馬哲學家們一樣的痕迹。其中有一篇名叫《論信仰自由》（OntheFreedomofConscience）的文章尤其值得回味。他字裡行間的用詞，他的思想與觀點，根本不像是凱瑟琳·德·美第奇377王后的臣僕，反而更像是與伯里克利同時代的鴻儒。文中，他以「叛教者尤利安」為例，闡述了一位真正寬容的統治者應該作出的貢獻。讀者若有興趣，可以打開《蒙田隨筆》378第二冊第十九章看看。文章篇幅不長，只有短短5頁。

蒙田看夠了天主教徒的冥頑不化和新教徒的不可救藥，雖然他們都在鼓吹絕對的自由，但依當時的情形，這一切只會導致新一輪內戰的爆發。若有一天，情勢緩和下來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不再劍拔弩張，枕戈待旦，聰明的統治者就應該避免干涉人民的信仰，並允許他們以最能使自己心靈獲得幸福的方式侍奉上帝。當然，這些想法並非蒙田特有，他也不是第一個敢把這些想法公諸於世的法國人。早在1560年，凱瑟琳·德·美第奇王后的前大臣米歇爾·德·洛皮塔爾379和幾個義大利大學生就曾提出「對異見者只宜用文字論戰」的觀點，並被認為是受了再洗禮派的毒害。在他們看來，信仰自有本相，並不會受外界影響，因此米歇爾用了兩年的時間促成《寬容法令》（EdictofToleration）的制定，使由加爾文追隨者組織起來的胡格諾派有權召開集會，舉行宗教會議討論教內事務，成功地擺脫了從前寄人籬下的困境，漸漸成為一個自主獨立的教派。

巴黎律師讓·布丹380是一個備受景仰的公民，他曾主張保護私人財產，反對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里宣揚的共產傾向。他對信仰自由的想法跟米歇爾相似，也不認為國王有權力用武力強迫人民支持或反對某個宗教。也許，前大臣的演講和政治哲學家們的拉丁語論文不受民眾待見，但蒙田的書卻在有識之士間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他們以智慧之名聚集起來，一起閱讀、翻譯、研討，並把蒙田的思想不間斷地往後傳承了300多年。

蒙田的隨性，和單純只為樂趣而寫作的堅持，使他本人及其作品深得普通民眾之心。否則，通常情況下，一般百姓是絕不會購買或借閱任何一本被官方列為「哲學」的書籍的。

第十九章阿民念

通常，「有組織的社會」會把集體的長治久安放在所有考量的最前面，而具有天賦智慧或非凡精力的英雄則堅信，世界進步不能指望社會變革，只能依靠個人的力量，因此，他們認為個人權力比集體權力更重要。為寬容而戰正是這兩者之間由來已久的衝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樣的前提，那麼一個國家寬容的程度便與它大部分居民可享受的個人自由成直接的正比關係。過去，偶爾會出現一兩個非常開明的統治者，他們對臣民們說：「我堅信待人寬，律己嚴的原則。我希望所有人都有一顆善待他人的寬容之心，否則，就會自食其果。」於是，某些急性子的人趕緊弄出一堆官方徽章，上面刻著幾個字：寬容第一。然而，這種突然的改變只是出於對嚴刑厲法的畏懼，並不能長久。統治者只有在施壓的同時，通過逐步教育，建立起一套日常行而有效的理智體系，才能取得成果。

16世紀後期，這種完美的結合在遙遠的荷蘭共和國出現了。荷蘭原是由數千個能基本自給自足的鄉鎮組成。鄉鎮里的居民大多是漁夫、水手和商人。這三類人在各自領域中習慣獨立行動，而他們的職業也迫使他們必須具備迅速決斷的能力，以及能隨時根據所處環境，分析工作利弊的能力。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們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聰明，心胸更開闊，但他們的勤勞和不屈不撓的幹勁確實使他們成功包攬了幾乎整個北歐和西歐的糧食及海產買辦。在荷蘭人眼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是客人，而對做生意的人來說，習慣付現金的伊斯蘭教徒可比那些喜歡裝模作樣，賒賬六個月的長老會成員要討喜得多。就這樣，荷蘭借著天時地利人和，成為了嘗試建設寬容國度的理想場所。

古語有云：要治世，先涉世。被後人稱為「沉默者威廉」的荷蘭國王威廉一世381則是這句古語最忠實的踐行者。威廉·奧蘭治年輕時不但衣著入流，家財萬貫，而且還是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機要秘書，享有令人羨慕的社會地位。以往，他為辦一場晚宴或舞會不惜一擲千金，他先後迎娶了幾房妻子，個個都是當時頗為聞名的女性名流。他生活隨性，大有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的架勢。對他而言，宗教佈道算什麼？還不如一張用來競馬的賽程圖有趣。所以，起初他總以為，宗教改革運動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會暴亂不過是僱主與勞工之間的又一次矛盾激化，只要稍用些手段，再讓幾個五大三粗的警察出來站站崗，嚇嚇人，就能平息。但當他了解到引起國王和臣民之間爭端的事情的本質后，這位和事佬般的富貴閑人瞬間變成一個能力卓絕的領導，竭力為一項在當時看來已絕無希望的事業挽回頹勢。很快，他的宮殿、良駒、財寶、地產或被變賣，或遭沒收。雖然拼到最後，他幾乎分文不剩，但這個來自布魯塞爾的花花公子卻成為了哈布斯堡王朝382最頑強的敵手。財富的多寡並沒有改變威廉的心智天性：他在腰纏萬貫時是個哲學家，在窮困潦倒不知該如何度日時，也還是個哲學家。就像他從前不允許天主教教皇對新教徒肆意屠殺，現在，他也不會眼睜睜地看著加爾文宗的教徒把黑手伸向天主教。

只是，他的努力幾乎是白費心機，因為當時已有兩萬到兩萬五千人慘遭殺害，宗教裁判所的監獄里也關滿了新的待宰的囚徒。一支軍隊在遙遠的西班牙迅速集結起來，準備在叛亂還沒有傳播到歐洲其他地區前將其粉碎。

你不可能跟那些殊死作戰的人說，要去愛你的敵人——哪怕他剛剛把你全家都殺了。這樣的話，任誰都說不出口。但威廉以自己為榜樣，用面對敵人時平和的態度向追隨者們表明，智者應該超然物外，不必睚眥必報。威廉在推廣公共道德運動的過程中，曾得到一個傑出人物的支持，這位傑出的人物就是迪爾克·庫恩赫特。若讀者有機會去一趟豪達教堂，便會看到一段十分精鍊的碑文。石碑就立在迪爾克·庫恩赫特的埋骨之處，上面列舉了他的若干美德。說起庫恩赫特的生平，還挺有意思的。他出身富裕，年輕時長年在外遊歷，專門收集德國、西班牙和法國國內的第一手消息。當旅程結束回國后，庫恩赫特與一個身無分文的姑娘相愛了。他的父親本著荷蘭人的精明，反對這段婚姻，可兒子不聽，於是他的父親便做了一般長輩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做出的決定——以兒子不孝為名，剝奪了他繼承家產的權利。心高氣傲的庫恩赫特因此不得不努力賺錢謀生。一開始確實有些困難，但他畢竟年輕，且多才多藝，很快便找到了竅門，成為了一名專業的銅版畫家。

不管白天的工作如何繁忙，庫恩赫特始終堅持荷蘭人一日三省的習慣，一到晚上就急忙扔下刻刀，拿起鵝毛筆，記下一天內所發生的事。他的文筆也許沒有現代人所喜歡的「引人入勝」，所探討的內容也不若伊拉斯謨的高深，但他在字裡行間卻闡述了很多平易近人的常規與道理，恍如一股渾然天成的清流，吸引了無數知音，也吸引了我們上面提到的威廉·奧蘭治。威廉對庫恩赫特的能力寄予厚望，禮聘他為機要顧問之一。

沒多久，威廉就被捲入了一場奇怪的紛爭之中。當時，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383夥同羅馬教皇，一邊計劃著剷除「人類之死敵384」的行動，一邊雇凶謀殺自己的政治對手，也就是威廉。腓力二世以25000個金幣、貴族頭銜和免罪令作為懸賞，讓人去荷蘭殺死這個頭號異端分子。而威廉，雖已五次差點喪命，卻在庫恩赫特的幫助下，始終堅持「對付敵人只宜論戰」的原則。

威廉的論戰直指哈布斯堡王朝。當然，對那些「統治者在輿論壓力下可能會變得寬容」的指望原就是痴心妄想。只是在那段時間，整個世界都在關注威廉與腓力二世的角力，他們的辯論也迅速地被翻譯成不同國家的語言，廣為流傳。其中有不少話題，從前人們都只敢低聲說兩句，現在卻可以大大方方地熱議了起來。

不幸的是，爭論很快結束了。1584年7月9日，一個法國天主教徒因成功刺殺威廉拿到了25000個金幣。六年後，庫恩赫特還沒來得及把伊拉斯謨的作品翻譯成荷蘭語，也跟著與世長辭。

接下來的20年，世界烽煙四起。震耳欲聾的炮聲湮沒了觀點不同的神學家之間的嬉笑怒罵。天主教的敵人最終被逐出國境，但國內卻不再有像威廉一樣能把國內事務管理得井井有條的領導。那些為利而來的教派，眼下是暫時和解了，但轉個身，又開始策劃剷除對手的陰謀詭計。

想發動戰爭，當然要師出有名。於是，那些神學家們的抱怨便成了最好的借口。

在萊頓大學，有兩位教授意見對立——這樣的事情本不新鮮也不罕見，只是他們的分歧點事關人類意志自由的問題，這就不得了了，興緻勃勃的人們立刻加入到討論中。不到兩個月，整個國家便因此分成了兩個敵對的陣營：一邊是阿民念385的朋友；一邊是霍馬勒斯386的信眾。

爭吵的教授們

請允許我先介紹一下後者吧。霍馬勒斯雖然出生在荷蘭家庭，卻在德國度過了一生。他是條頓教育體系下傑出的學者，一方面學問廣博，另一方面卻缺乏起碼的常識。他的大腦精通希伯來韻律學的奧秘，心臟卻隨著阿拉米語387的語法規則跳動。

他的對手阿民念卻迥然不同。他出生在一個叫奧德瓦特388的荷蘭小鎮上，那兒離斯泰因（Steyn）修道院不遠，伊拉斯謨正是在那兒度過了他不甚愉快的年幼時期。阿民念自小聰明伶俐，少年時更是與鄰居——當時馬爾堡大學389著名的數學及天文學教授交好。這位教授名叫魯道夫·斯奈留斯（RudolfSnellius），他把阿民念帶到德國，讓他接受更良好的教育。不幸的是，當第一個學期結束，阿民念放假回家時卻發現，家鄉早已被西班牙人洗劫一空，親戚們也相繼遇難了。在這個可憐的孤兒眼看就只能輟學之際，一些好心的有錢人聽說了他的遭遇，紛紛慷慨解囊，把他送到萊頓大學學習神學。阿民念刻苦努力，只用了六年的時間便完成了所有的課程，然後便動身尋找新的智慧源泉。在那個年代，總會有人願意出錢贊助那些出類拔萃的學生。阿民念拿著阿姆斯特丹幾個公會為他開具的推薦信，興沖沖地朝南出發，渴望尋找更多的學習機會。

作為一個未來的神學界大家，阿民念首先來到了日內瓦。彼時加爾文已過世，迎接他的是完美繼承了加爾文的學說的忠實信徒，博學之士泰奧多爾·貝扎390。他與自己的導師一樣，對異端分子極度敏感。在第一次見面時，他便從阿民念的言談間嗅出了濃重的拉梅主義味道，於是找了個由頭，匆匆地打發他離開。看到「拉梅主義」一詞，現代讀者們可能一頭霧水。但對於十分熟悉彌爾頓文集的人而言，那可是300年前最危險宗教新說。拉梅主義由一個名叫皮埃爾·德·拉·拉梅的法國人提出。這個法國人在學生時期對老師過時的教學方法十分反感，於是故意給自己的博士論文選了一個叫人目瞪口呆的論題——《亞里士多德的一切教誨都是錯誤的》。不用說，這個論題肯定把老師氣得夠嗆。幾年後，他又把自己的想法付梓成書，到處宣揚。保守的教會組織怎能容得下他？他的死在這一刻便已成定局，於是，他自然而然地成為了聖巴托羅繆之夜的第一批受害者。

讓教會意料不到的是，拉梅的著作非但沒有隨著作者之死而消失，反而以其驚人的邏輯體系在西歐和北歐大受歡迎。不過，也有很多虔誠的教徒認為拉梅主義實際上是魔鬼的誘餌，為的是引誘人類墮入地獄。於是也有人說著風涼話，建議阿民念去巴塞爾——那個因為中了伊拉斯謨的魔咒，會把對崇尚探索精神的自由學者奉為先進的榜樣的城市。

不久，被事先警告過的阿民念決定啟程北行。這期間，他做了一個頗為反常的決定：首先，他大膽走入敵人的境內，並在信奉傳統天主教的帕多瓦大學391學習了幾個星期；隨後，他又去了一趟羅馬。當他在1587年返回故土時，不知怎麼竟成為了國人心中的危險分子。幸好他行為端正，言談間不卑不亢，進退得宜，因此很快又重新贏得了大家的好感，甚至被推舉為阿姆斯特丹新教的牧師。

在家鄉瘟疫爆發之時，阿民念憑藉其智慧成功拯救了百姓，博得了英雄的美名。百姓們真心擁戴他，委託他重建阿姆斯特丹的公共教育體系。1603年，他接受萊頓大學的邀請去擔任神學教授一職。離開時，首都所有的居民都不禁離情依依。

若阿民念能預先得知萊頓城裡的局勢，也許就不會想去了。他到達之際，墮落後預定論與墮落前預定論392兩派的戰爭正發展到最白熱化的階段。其實，不管從家庭出身還是所受的教育來說，阿民念都必屬墮落後預定論者無疑，但他依然希望能不帶偏見地與同事——墮落前預定論支持者霍馬勒斯平心靜氣地討論交流。無奈兩派之間的差異不容調和，逼得阿民念最後只能公開宣布自己是墮落後預定派者。

阿民念

說到這裡，可能有讀者要問了：這墮落後預定派和墮落前預定派到底是什麼？其實啊，我也不知道，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是聽說這兩派的鬥爭由來已久，以阿民念為首的墮落後預定派認為，人類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能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以索福克勒斯393、加爾文及霍馬勒斯為代表的墮落前預定派則堅信，人類的一生早在出生前就已註定，所謂的命運完全取決於上帝在造物時的一個轉念。截至1600年，北歐大部分人都是墮落前預定論者。他們喜歡聽傳教士說除了自己之外的大部分人，都註定要墮入地獄。就算牧師想宣講仁慈博愛的福音，人們也只會懷疑他的居心叵測，認為他就像那些不負責任的醫生，不敢予人苦口良藥，卻因為心慈手軟害死了自己的病人。

萊頓城的長舌婦人一發現阿民念是墮落後預定論者后，馬上把他變成了眾矢之的。阿民念被從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大肆辱罵，折磨至死。到了17世紀，墮落後預定論與墮落前預定論兩派的紛爭不可避免地捲入了政治旋渦中。隨著墮落前預定論者的勝利，墮落後預定論者瞬間淪為公共秩序的違反者、國家的叛徒。從這裡開始，這場荒謬的爭戰非但沒有結束，還出現了愈演愈烈之勢。約翰·范·奧爾登巴內費爾特394是繼沉默的威廉之後的第二個荷蘭獨立之父，卻因宗教問題遭政敵逮捕，最後梟首示眾；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法體系偉大的倡導者格勞秀斯395因為宗教衝突被監禁，雖然後來成功逃脫到瑞典，得到瑞典女王的賞識，卻還是只能仰人鼻息，勉強度日。沉默的威廉為之奮鬥半生的事業，眼看就要半途而廢了，不過，加爾文宗教徒也沒有因此得償所願。

後來，情勢又出現了變化。荷蘭名義上是共和國，實際上卻是商人和銀行家的俱樂部。國內主要事務由幾個有財有勢的家族控制，他們對平等友愛沒興趣，只相信法律與秩序。他們承認並支持已有的教會，每逢主日也會去從前的天主教大教堂，如今的新教佈道廳做禮拜。若牧師想趁著工作日，就某人的宗教信仰面見市長大人或議員並說長道短之時，官員們總是很不巧地「在開會」，無法接見這些虔誠的教徒們。而若這些虔誠的教徒依然堅持不懈，甚至召集好幾千名教徒在鎮公所前示威的話，官員們當然會出面，鄭重其事地接過教徒們抄寫整齊的請願書，只是當最後一個請願人士離開后，那些費盡心血寫成的文稿就會變成官員們手上點煙的工具。商人和銀行家已受夠了墮落前預定論者的偏執，也深深恐懼於內戰時期艱苦的日子，於是，他們本著「一次足矣，下不為例」的決心，堅定地壓抑宗教狂熱發展的態勢。

後世之人對這些貴族的行事褒貶不一。貶的是他們把國家視為私有財產，不能做到完全的公私分明；而且，他們在管理國家時缺乏宏觀概念，以至於常常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但他們確實為世界立了一個值得所有人真心讚頌的先例，即把國家打造成一個國際交流中心：所有人，不管信仰為何，都能在這裡隨心所欲地發言、思考、寫作、出版，不受任何拘束與限制。當然，凡事都有不盡如人意之時，例如，若受到來自新教牧師的壓力，市政官員偶爾也會打壓一下天主教的秘密集會，或沒收某些言論過激的異教宣傳單子。但總體來說，只要人們不站在市集中央，高聲詆毀宿命論的宗旨，不把天主教的玫瑰經396帶到公共餐廳，不在哈勒姆397南部衛理公會教堂上否認上帝的存在，便可以確保一定程度上的相安無事。在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其他人還在世界其他地方因宗教信仰受迫害，持不同意見者卻在荷蘭找到了他們的人間天堂。

這樣的消息一出，荷蘭境內又湧現了無數印刷廠，咖啡室里又擠滿了形形色色的狂熱之士。他們是接下來兩百年間的奇特新軍，為精神解放事業身先士卒，一往無前。

第二十章喬爾丹諾·布魯諾

據知情人士透露，第一次世界大戰其實是軍士間的戰爭。那些將軍、上校、戰術家們都躲在荒廢的別墅里，圍坐在外表光鮮的大廳中央，盯著好幾米長的地圖沉思，然後自以為是地使上一些新奇戰術，以前線三千多戰士的生命為代價，奪回一星半點的領地。與此同時，下級的軍官、軍士和下士卻在百姓的幫助和鼓動下，出生入死，擊潰了德國的防線。

為精神解放而發動的偉大征戰卻與之不同——沒有投入幾十萬兵力的正面交鋒，也沒有會讓士兵淪為敵方炮兵活靶子的、孤注一擲的衝鋒。我敢斷言，在那種情況下，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在打仗，只是偶爾有人受好奇心的驅使詢問一下早晨燒死了誰，或明天下午又有誰將會被絞死。就算人們發現還有一小撮亡命之徒，冒著天主教和新教的反對，不屈不撓地為某種程度上的自由原則抗爭，也不過惋惜幾句而已，除非這些人里還有自己家的親戚，才會為他們所遭遇的不公感到痛不欲生。

對於殉道者而言，事實是殘酷的。他們為爭取自由意志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而這樣的功績，既無法粗魯地簡化成數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馬力等量化概念來表示。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若想以「喬爾丹諾·布魯諾398（1549年—1600年）和他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則」為題，寫一篇能被人接受的論文，不妨先仔細閱讀他的文集，並從中吸收那些飽含哲理的句子，如：「國家無權要求人民應該信仰什麼」或「社會不應該以暴力懲罰那些反對公認教理的人」等。但若我們的側重點不在於這些會引起激憤的字眼，那麼看問題的角度就要變一變了。

我之前說過，有那麼一小撮人，他們深深地震驚於當時人們對宗教的狂熱，以及當時人們身上所背負的生活枷鎖，於是他們奮起反抗，就算只剩兩袖清風，甚至找不到一個固定的棲身之所，他們還是堅持懷抱著心中神聖的火焰，四處遊歷、宣講、寫作、佈道。他們偶爾把高等學院里的資深教授拉進學術的辯論中，偶爾流連在鄉間的小酒館，謙遜地與普通百姓進行交流。這些人一如既往地傳播著福音，希望能讓所有人心懷善意，互相理解，博愛仁慈。衣衫襤褸的傳道人提著經書和小冊子四處奔走，有些因為肺炎悲慘地死在波美拉尼亞的窮鄉僻壤，有些被粗鄙的蘇格蘭村民以私刑處死，有些則在法國的城鎮里慘遭五馬分屍。

喬爾丹諾·布魯諾並不是上述那群人中的唯一，但他的生活、他的思想和他對自己堅持的渴望所懷抱的那種永不息止的熱情，使他成為了精神解放先驅中的典型例子。布魯諾的父母都很窮，他們的兒子也只是一個普通的義大利男孩，沒有太遠大的前程，所以只能按一般慣例來到修道院，當一名道明會的僧侶。不過，道明會的僧侶都狂熱地支持所有的宗教迫害，布魯諾實在不願與他們同流合污。道明會被當時的百姓稱為「教會的忠犬」，異端者幾乎不用做任何事，寫任何東西，只需一個眼神、一個手勢或一個聳肩的動作便足以讓宗教裁判所起疑。

我不知道布魯諾是如何擺脫唯命是從的成長環境，放棄《聖經》轉而捧起芝諾和阿那克薩戈拉的著作的，但這個奇怪的神學界新手還沒有完成規定的課程，就被趕出道明會，成為大地上的流浪者。他首先翻過阿爾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勇敢的年輕人冒險穿過這個古老的山口，希望在隆河與阿爾沃河399的交界處找到由新信仰築起的自由堡壘；又有多少人因為發現教義的革新不代表心靈想法的改變，然後便心灰意冷地離開了。布魯諾在日內瓦住了不到三個月，那時，日內瓦城裡擠滿了義大利的難民。他們給這位同鄉一套新衣服，還給他找了一份校對員的工作。布魯諾白天工作，到了晚上，就開始讀書寫作。在偶然的機會下，他看到了德·拉·拉梅的書，立馬驚為天人，將其視為志同道合的朋友。與此同時，拉梅也堅信，要是不能推翻中世紀過時的教育方法，世界就不可能進步。布魯諾雖然也有同感，卻沒有他的導師想得那麼遠，也不認為希臘人的教導都是錯的。只是他也不明白，為什麼16世紀的人還會被寫於耶穌出生前4個世紀的字句所束縛。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正統信仰的支持者可能會這樣回答他：「因為這是祖宗留下來的規定。」而年輕的傳統觀念反對者則會這樣回答他：「其實祖先如何行事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就讓過世的人與他們的觀念一起入土為安吧。」

布魯諾去日內瓦

在布魯諾想明白之前，日內瓦當局便已經找到他，希望他能慎重考慮一下「出國探索」的計劃。從此，為了尋找一個適合居住和工作，既自由又安全的地方，布魯諾的生活變成了一段無休止的旅途。離開了日內瓦后，他首先去了里昂，之後又去了圖盧茲。從那時起，他開始專心研究天文學，並成為哥白尼的熱情支持者。這著棋最是兇險，畢竟同時代所有人都在質疑：「什麼！說地球不過是繞著太陽瞎轉的普通行星？這又是誰家的胡言亂語？！」

布魯諾去威尼斯

對於布魯諾來說，法國的圖盧茲並不能讓他感到稱心，於是他橫越法國，徒步到巴黎。然後又作為法國大使的私人秘書，去到英國。沒想到，等待他的是另一個失望的結局。其實，英國的神學家與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神學家相比，並沒有強多少，唯一可說的也許是他們更為實際。譬如在牛津大學，如果有學生做出有違亞里士多德教誨之事，學校並不會懲罰學生，而是會對老師處以十先令的罰款。為此，布魯諾變得憤世嫉俗。他開始寫些言辭危險的散文，以及以宗教、哲學和政治為題的對話集，並在著作中對整個現存的秩序做了一次細緻無遺的批判。除此之外，他還在學校教授他最喜歡的科目——天文學。通常，校方對受學生愛戴的老師都沒什麼好感，於是布魯諾只好又一次被迫離開。他先是回到法國，然後抵達馬爾堡400。不久前，路德和慈運理才就變體論401的本質在馬爾堡的聖伊麗莎白教堂（ElisabethofHungary）進行了辯論。

布魯諾「自由派學者」之名早已廣為人知，漸漸地，他連授課的資格都被剝奪了。原本，他還期望維滕貝格能更好客些，可這座路德信仰的堡壘自從被加爾文家教徒控制后，便再也容不下像布魯諾這樣的人了。無奈之下，他只好向南行，到約翰·胡司的地盤碰碰運氣。然而失望再次降臨。布拉格被納入了哈布斯堡皇室的版圖，新的統治者剛到，他便與自由一同自後門離開，一路潛逃至遙遠的蘇黎世。在那裡，布魯諾收到了一封由義大利青年喬瓦尼·莫塞尼戈寄來的信，邀請他去威尼斯。我不知道布魯諾出於什麼考量接受了邀請，也許是因為出身貧寒讓他很容易被貴族光鮮的名字所迷惑，大感受寵若驚。可嘆的是，就算莫塞尼戈的前輩們敢蔑視教宗與皇權，他自己卻沒那種本事。莫塞尼戈弱不禁風，膽小如鼠，當宗教裁判所的人找上門要把他親自邀請來的客人布魯諾帶回羅馬時，他連手指頭都沒敢動一下。其實，威尼斯政府對手上的權力一向非常重視，如果布魯諾是一個德國商人或一個荷蘭船長，那麼威尼斯當局便很可能會對外國軍隊擅自在他們轄區抓人一事大發雷霆，甚至不惜訴諸武力。然而，布魯諾既不是商人，也不是船長。他只是一介學者，是一個除了思想學說外，無法給城市帶來任何好處的流浪漢。為了他得罪教皇？太不值得了。而且，要說到學者，威尼斯城內比比皆是，又何需擔心少這一個呢？

布魯諾自威尼斯離開后，便是永別——願聖馬可護佑他的靈魂。他被囚禁在宗教裁判所的監獄里長達六年之久。1600年2月17日，他被綁在火刑柱上活活燒死，他的骨灰隨風而去。他行刑的地點是羅馬鮮花廣場402，精通義大利語的人，也許能從中看到這世界上最深刻的諷刺。

第二十一章斯賓諾莎

歷史有些事情我無論如何都沒能弄明白，其中之一就是過去那些藝術家和文學家的工作量。如今寫作行業里有很多現代化的幫手，例如打字機、錄音筆、書記官，最不濟還有好寫好用的鋼筆，所以我怎麼都想不明白，莎士比亞明明有那麼多會分散他注意力的工作，又有一個愛嘮叨的妻子，連鵝毛筆都不好使，他是怎樣寫出37部之多的作品的呢？另外，像西班牙無敵艦隊的老兵洛佩·德·維加403，他明明一生忙忙碌碌，卻還是能找到那麼多墨水和紙張寫下1800篇喜劇和500篇散文。最誇張的就是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404，帶著20個吵吵鬧鬧的孩子的他竟然有時間譜下5首清唱劇，190首教堂合唱曲，3首婚禮合唱曲，十幾首聖贊曲，6首莊嚴彌撒曲，3首小提琴協奏曲（僅1首雙小提琴協奏曲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7首鋼琴管弦樂協奏曲，3首雙鋼琴協奏曲，2首三架鋼琴協奏曲，30首管弦樂曲，以及足夠讓普通學生練上一輩子的長笛、豎琴、風琴、提琴及法國號練習曲，實在是不可思議。還有倫勃朗和魯本斯405，他們在30年間幾乎每個月都要創作出4個新的作品；而安東尼奧·斯特拉迪瓦里406身為一個不起眼的的平民，竟能在短短一生中製造出540把小提琴，50把大提琴和12把中提琴。

我並不懷疑他們的頭腦能構思出奇妙的情節，聽到美妙的音樂，看到微妙的顏色與線條，選到絕妙的木材，我只是好奇他們怎麼能有這麼好的體力？他們都不玩遊戲放鬆嗎？他們都不睡覺嗎？他們是真的不知疲倦，還是沒有叫「疲倦」的這條神經？生活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藝術家與文學家大多都是這樣的人。他們完全不管健康與否，隨心所欲地吃喝玩樂，根本沒有意識到身為人類一員所應肩負的崇高使命。不過他們很會利用時間，並且充分發揮自己的藝術天賦與才智。

藝術和科學上的突飛猛進同樣出現在其他繁雜的學科上，例如神學。若有機會參觀任何一個200年前的圖書館，你便能在地窖和閣樓里發現無數八開、十二開和十八開的宗教小冊子、佈道書、論集、駁論、文摘和評論。這些文字或寫在皮革上，或寫在羊皮紙上，或寫在普通紙張上。這些著作早已被人忘卻，上面積滿了灰塵，內里蘊含廣博卻無用的學識。這些書中所談論的話題，所使用的字句，在現代人看來都失去了意義。這些過時的詞語雖然看著一無所長，但至少潔凈了世界的空氣。它們有些解答了大家熱議的問題，有些則使讀者們相信，世上總有些問題不能只靠邏輯或爭辯解決，與其針鋒相對，還不如置之不理。

這聽起來像是諷刺，不過我倒希望將來30世紀的批評家在審視我們留下的文學和科學成就時也能這樣仁慈。

這一章的主角名叫巴魯赫·德·斯賓諾莎407，他並沒有像當時大多數人一樣留下大量作品，他的文集也不過是三四卷書和幾捆信札。但若想要正確地用數學方法解決倫理和哲學等抽象問題，必須進行大量學習，而這會使普通的正常人無所適從。斯賓諾莎正是因為試圖通過九九乘法口訣來理解上帝，才會勞累至肺結核去世。

斯賓諾莎是一個猶太人，那時的猶太人還沒有受過猶太隔離區的侮辱，他們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島定居時，那裡還是摩爾人聚居的一個省。可當一條名為「西班牙的領土歸西班牙人所有」的政策頒布以後，斯賓諾莎一家便不得不離開故鄉，走水路來到荷蘭。到達阿姆斯特丹后，他們買了一幢房子，辛勤工作，積攢財富，很快便成為了「葡萄牙移民」中最受尊敬的家族之一。

若說斯賓諾莎之所以會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猶太血統，除了兒時小夥伴們無心的嘲弄外，更要歸結於他在培養拉比的宗教學校里所受到的教育，因為當時的荷蘭等級制度極其森嚴，單純的種族偏見反而變成了小菜一碟。沿著荷蘭北海及須德海408海岸，各個族群都能在各自的避難所里相安無事地生活在一起。有容乃大是荷蘭眾多特點之一，而這個特點也在現代遊客的旅行日誌中被屢屢提起。

在歐洲其他地方，就算是到了中世紀晚期，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依然風波不斷，劍拔弩張。實際上，他們雙方皆有對錯，彼此的身份也總是在專制的施害者與受害者之間徘徊。另外，就像我在本書中不斷說到的，暴徒以不寬容為手段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因此，一旦基督徒和猶太人只願意忠於各自的宗教，就會認定對方是自己的死敵。具體的緣由和表現大致有二：首先，基督徒和猶太人都堅信自己信仰的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其他人所供奉的都是虛偽的神明；其次，基督徒和猶太人在商業上是最旗鼓相當的對手。

斯賓諾莎

像最初去巴勒斯坦尋找新家園那樣，猶太人成群地移民到西歐。那時，因為工會無法保障所有人的就業，大部分猶太人只能做些當鋪和放貸的小生意勉強維生。在中世紀的人們看來，這兩種職業的本質是一樣的，正派人士完全不屑於去做。同時，直至加爾文時代，大部分教會對稅務之外的金錢收益都十分深惡痛絕，更是把收受利益視為罪孽。當然，沒有一個政府會容忍高利貸。早在4000多年前，巴比倫政府就通過了一項嚴厲的法令，嚴禁任何金融交易者利用其他人的錢財謀利。而在2000年前寫下的《舊約》中，摩西也曾嚴厲禁止追隨者放高利貸——借方是外國人時除外。隨後，偉大的希臘哲學家，包括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也表示十分反對利滾利、錢生錢這樣的生意模式。教會神父們對此態度也很明確——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放貸者是最讓人瞧不起的，但丁在他的地獄里甚至給那些放貸者準備了一個專門收監的地方。

從理論上說，開當鋪的和做放貸的都是些不受歡迎的人，這些人要是能從世界上消失就好了。不過，世界一旦跳出單純的農業發展，就不可能不依靠信用貸款，否則，連最簡單最普通的生意都做不下去。於是，放貸者因此成了大家離不開的魔鬼。按基督徒的說法，那是最適合註定會下地獄的猶太人所從事的不體面的行當。

當這些不幸的流浪者被迫從事這種不光彩的工作后，他們自然而然地便成了富人與貧民的對頭。一旦他們通過努力工作發了點小財，對方立馬翻臉無情，或詆毀謾罵，或將他們驅趕至城市底層最髒亂之地，或一時衝動把他們當成異教徒或基督叛徒私刑處死。多麼愚蠢又無知啊！無休止的攻擊和迫害並沒能使猶太人喜歡上基督徒，反而使成千上萬原本有機會在商業、科學或藝術界一展所長的聰明人把所有才智和精力都浪費在古書上。他們窩在臭氣熏天的屋子裡，殫精竭慮地研究書中深奧的難題以及吹毛求疵的詭辯，一邊聽著老一輩人說自己族人是上帝的選民，註定要繼承世上所有的財富和土地，一邊又惶惶不可終日地承受著周圍人的謾罵，說他們是豬玀，只配在絞刑架或斷頭台上不光彩地死去。要讓這種在逆境中生活的人用正常人的眼光看待周遭發生的一切是不太可能的。面對基督徒的壓迫，被逼到死角的猶太人只好一次一次地奮起反抗，甚至採取瘋狂的報復行動，這使基督教徒們更加認定猶太人就是「叛徒」和「恩將仇報的惡棍」，就算在他們身上施加更嚴重的欺侮與限制也不過分。而這樣的心態與做法又惡性循環地使更多猶太人對基督教懷恨在心，對世界心灰意冷。漸漸地，在猶太人聚集區里，仇恨與不甘開始蔓延滋生。

斯賓諾莎因為出身在阿姆斯特丹，並沒有遭遇到其他族人生來就必須面對的苦難。首先，他被送到猶太教會堂開辦的學校接受教育，在習得希伯來文後，又跟隨范·登·恩德博士攻讀拉丁語與科學。范·登·恩德博士出身於天主教家庭，有傳聞說他是魯汶大學的畢業生，而按阿姆斯特丹教區執事的說法，這位范·登·恩德博士實際上是一個危險的耶穌會會士。當然，這不過是以訛傳訛。范·登·恩德年輕時確實在天主教學校呆過幾年，但當時的他對學業心不在焉，離開家鄉安特衛普409后，他來到了阿姆斯特丹，並在這裡開辦了屬於自己的學院。他會使用獨特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們對古典文學充滿好奇。由於他教出來的學生在韻律學和詞語變格上掌握得特別好，阿姆斯特丹城裡信奉加爾文教的父母都直接無視他過去與天主教的淵源，十分樂意把孩子託付給他，並引以為豪。

范·登·恩德是斯賓諾莎年幼時的拉丁語老師，同時也是科學領域最新發現的狂熱追隨者，對喬爾丹諾·布魯諾崇拜得五體投地，於是，在教學過程中，他不可避免地教給了這孩子一些正統猶太家庭一般不會提及的事情。與當時大部分人不一樣，斯賓諾莎求學時並沒有在學校寄宿，而是住在了家裡。他淵博的學識使家人頗為驚訝，親戚們也都自豪地稱他一聲「小博士」，毫不吝嗇地給他零用錢作為獎勵。斯賓諾莎也十分爭氣，沒有大手大腳地把錢花在其他地方，而是買來了大量哲學書籍。他對其中一個作者最感興趣，那便是笛卡爾410。

勒內·笛卡爾是一位在圖爾市與普瓦捷411交界處城鎮出生的法國貴族。一千年前，查理曼大帝在那裡阻斷了伊斯蘭教企圖征服歐洲的步伐，笛卡爾不到10歲就被送到耶穌會接受教育。俗話說，食物沒進過嘴巴就不知酸甜。耶穌會裡的會士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知道如何在不挫傷孩子們銳氣的前提下，把小孩調教得十分乖巧的人。經過10年的學習，笛卡爾變得十分喜歡思考，不會輕易相信沒有經過證明的事情。若我們的現代教育學家也能掌握耶穌會的教育方法，說不定我們國家就能誕生出幾個笛卡爾了。

笛卡爾在20歲那年應徵入伍，隨軍來到荷蘭。在那裡，拿騷的莫里斯412已徹底完善了他的軍事體系，使他的軍隊成為了野心勃勃且志在將軍之位的年輕人進修的學校。笛卡爾作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怎麼可能效忠一位新教的領導，這與叛變何異？於是，他經常刻意迴避，不去拿騷親王的司令部報道。而當荷蘭與西班牙宣布休戰後，他更是馬上辭職，奔向慕尼黑，轉投至巴伐利亞天主教公爵的麾下。笛卡爾參加戰爭的時間並不長，唯一一場至關重要的戰役在拉羅謝爾413附近進行。胡格諾派的教徒正是在那裡抵禦樞機主教黎塞留414軍隊的攻擊的。後來，為了學習高級的攻堅戰術，笛卡爾又回到了法國。只是軍營生活實在枯燥，沒過多久他便決定告別戎馬生涯，專心研究哲學與科學。

笛卡爾生平沒什麼物慾，也不想結婚，憑藉著一筆小小的固定收入，他如願以償地過上平靜快樂的生活。

我不知道笛卡爾為什麼會選擇荷蘭作為他的棲身之地，不過這個國家確實有很多出版商、印刷廠和書店，而且只要出版物中沒有刻意攻擊政府和宗教的內容，所謂的出版審查也只是形同虛設。再者，笛卡爾完全不懂荷蘭語（雖然對於真正的法國人來說，要學起來一點都不難），自然就避開了很多不必要的社交活動，把全部時間（每天將近20個小時）都用在自己的工作上。對於當過兵的人來說，這樣的生活未免太沉悶，但笛卡爾自有追求，且十分滿足於這種在外人看來是自我折磨式的放逐生活。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愈發相信，世人仍然被困在深不見底的「無知地獄」里，那些被稱為「科學」的東西實際上沒有半分「真理」的影子。若社會還想取得一些簡單的進步，首先要做的必定是根除陳舊的荒謬和錯誤。這樣的挑戰可不小，幸好，笛卡爾極富耐心。自他30歲那年起，笛卡爾開始慢慢地向世人展現一套全新的哲學體系，並在原計劃基礎上，加入了對幾何、天文和物理問題的詳細闡述。他在工作上的公正客觀引得天主教指責他為加爾文派，而加爾文派又詆毀他為無神論者。

這些紛擾世事雖然傳到他的耳里，卻絲毫左右不了他的心。他安靜地在斯德哥爾摩繼續自己的探索，然後在前往與瑞典女王談論哲學的路上，安詳地死去。

17世紀，以笛卡爾之名命名的哲學主義——笛卡爾主義就如同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達爾文主義，在當時的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生活在1680年的笛卡爾主義者是普通百姓眼中的危險分子、齷齪小人、現存社會制度的死敵、蘇西尼派的信眾，以及不配與正派人士同行的下等刁民。但就算如此，還是有大量學者如饑似渴地探討笛卡爾主義，那感覺，就像是我們的祖輩們面對達爾文主義時那種興奮之情。不過，在遠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統猶太人圈子裡，類似的課題無人問津，笛卡爾主義也沒有出現在猶太人的法典里，這一切理應不為人知。要是有誰發現斯賓諾莎竟知曉此事，再向猶太教會堂的權威人士告密，不需要等他們出面調查或採取官方行動，斯賓諾莎也許就命喪黃泉了。

彼時，阿姆斯特丹的猶太教會堂剛經歷了一次嚴重的危機。在斯賓諾莎15歲那年，一位名叫烏利艾爾·達科斯塔的猶太人從葡萄牙流亡至此。他之前屈從了死亡的威脅，被迫成為天主教徒，如今又回歸了祖輩歷來的信仰。話說回來，這個達科斯塔可不是等閑之輩，他是一個喜歡在帽子上別羽毛，在腰間挎劍的猶太紳士。那些在德國及波蘭神學院里接受教育的荷蘭籍猶太拉比們所表現出來的無知自大使他大為震驚，進而憤怒不已。驕傲的他甚至不屑於掩飾自己的觀點及對他們的鄙視。

在那種小圈子裡，公然藐視權威的後果不容忽視。於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開始了，一邊是半貴族半先知的清高夢想家，另一邊則是鐵面無情的律法衛士——結局註定是悲劇。首先有人到當地警察局告密，說達科斯塔寫了幾本褻瀆神明的小冊子，並否認靈魂不朽的教義。這激起了加爾文教士對他的不滿，雖然事實很快便得到澄清，對達科斯塔的控告也撤消了，但猶太教會堂還是抓著這個小辮子將他逐出教會，甚至還斷了他的生計。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這個可憐的人只好在阿姆斯特丹街頭流浪，貧困與孤獨使他不得不向猶太教會堂低頭。他們說他並非不能回歸教會，但前提是他要當眾認罪，還要承受所有族人的拳打腳踢，惡言詈辭。一向自傲的他最終沒挺過去，最後選擇吞槍自盡。

達科斯塔的死成了阿姆斯特丹市民關注的話題，猶太教會堂心驚於這樣的結果，認為短時間內不應再引起類似的醜聞。因此，當發現拉比學堂里最有前途的學生斯賓諾莎儼然已被笛卡爾的異端思想所污染時，他們果斷採取行動試圖加以掩飾，甚至以金錢利誘，要求斯賓諾莎好好表現，繼續去猶太教堂，且不能再發表或散發任何反教義的言論。

可惜斯賓諾莎生平最討厭妥協，幾乎想都不想，他便草草回絕了此事。結果，根據教義中自耶利哥城415時代一字不改流傳至今的天罰準則（FormulaofDamnation），他被逐出了教會。作為整個事件的無辜受害者，斯賓諾莎還是像平日那樣，工作之餘，看看報紙，了解時事。就算某個狂熱的猶太教徒發誓要取他性命，他也沒想過離開這座住習慣了的城市。

這對猶太教徒而言，無疑又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們明明日夜乞求約書亞416和以利沙417的庇佑，卻沒想到達科斯塔去世后僅短短几年內，便又有人公然向他們發起挑戰。勞身焦思的他們越想越不甘心，便去到鎮公所，想約見市長，當面告訴他斯賓諾莎是一個信仰不可知論且不敬上帝的危險分子，因此他沒有權利繼續留在阿姆斯特丹，而可敬的基督教團隊也沒必要容忍這樣的人。幸好當時荷蘭的達官貴人們都有一個習慣，那就是從不插手宗教事務，而是把它轉交給牧師委員會處理。牧師委員會在調查后發現，斯賓諾莎並沒有做出任何違反城鎮法律的行為，於是如實稟告了市政府，同時為免其他猶太教眾不滿，還加上一條建議：不妨請這位看起來相當獨立的年輕人離開阿姆斯特丹幾個月，等風波平息后再回來。自那之後，斯賓諾莎的生活又恢復了平靜，一如他從卧室窗口外看到的四季嬗變。離開了阿姆斯特丹的他在萊頓城附近的萊茵斯堡租了一間小房子，白天打磨光學鏡片，晚上一邊抽煙斗，一邊隨心所欲地讀書寫作。他終生未婚，雖然有謠傳說他和前拉丁語老師範·登·恩德的女兒有些曖昧，但斯賓諾莎離開阿姆斯特丹時不過10歲，想來這是子虛烏有之事。

斯賓諾莎有幾位摯友，他們每年至少會來探望他兩次，每次來探望他時，都會提議說想給他一些經濟上的支持，讓他可以專心研究科學。斯賓諾莎很感謝他們的好意，但他更喜歡獨立，況且他已經接受了一位年輕富有的笛卡爾主義者每年80美元的接濟，實在不應再生貪心。他只想像一個真正的哲學家那樣，安貧樂道。他本有機會去德國當教授，卻禮貌地回絕了。有名的普魯士國王曾給他寫信，表示願意給予他贊助和保護，但他還是笑著搖搖頭，安分地繼續他平靜而恬適的放逐生活。在萊茵斯堡住了幾年後，他搬去了荷蘭的海牙。因為長年磨鏡，半成品鏡片上的玻璃硒塵損害了他的健康。1677年，孑然一身的斯賓諾莎溘然而逝。

讓當地教士們極度不滿的是，竟有六輛以上載著宮廷及豪門成員的四輪馬車，來為這樣一個「無神論者」送葬。而200年後，當斯賓諾莎的雕像落成之時，警察們甚至要全員出動，竭力保護參加這個隆重揭幕式的人，以免狂熱的加爾文教徒盛怒之下橫加衝撞。

這就是斯賓諾莎。也許有人會問，他到底為世界帶來了什麼影響？難道他僅僅是一個勤奮的哲學家？他是會沒完沒了地把似是而非的理論塞進書山文海中，還是會以語言為武器，把莪默·伽亞謨418氣得跳腳？

答案是否定的。

斯賓諾莎的成就並非單靠他傑出的才智或巧言善辯，他之所以偉大，主要是因為他有勇氣。他深知，從昔日早已被忘卻的黑暗年代開始，人類社會裡便存在這樣一套法律，它一成不變，並為那些自以為能上知天意的教士們創立出具有同樣本質的精神專制體系。可想而知，在斯賓諾莎生活的世界里，思想自由的觀點跟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幾乎是同義詞。因此，他所提出的邏輯體系不但會得罪猶太人，也會惹惱非猶太人。只是，斯賓諾莎從來沒有動搖過。他在做研究時，會有意識地歸納出問題的聯繫性與普遍性，並無一例外地將其視為無所不在且絕對客觀的意志的表現。這樣的邏輯無論是在審判日，還是在創世紀都同樣適用。懷抱著這樣的想法，斯賓諾莎為人類的寬容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他與前輩笛卡爾一樣，擯棄了過去宗教埋下的偏執，以百萬星辰為基石，建立起自己嶄新的思想體系，並成功恢復了在希臘和羅馬時代后就被歪曲的，人類作為世界真正一員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