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弗蘭克·威廉·陶西格

（1859—1940）

一、早年（1859—1880）

無論我們認為血統和教養，或者更恰當地說，遺傳和環境在傑出人物的形成方面的相對重要性如何，對於陶西格來說，無疑這兩者最美妙地結合在一起了。因此我們在描述集這個人、這位公民、這位學者、這位教師和這位人民的公僕等多種頭銜於一身的人物時，必須從多方面進行。相比其他人而言，我們更有必要採取傳記者的方法，首先從描述他的雙親的家庭和創造這一家庭的兩位傑出的人開始。

弗蘭克·威廉·陶西格的父親——威廉·陶西格——1826年生於布拉格。他聰明、能幹、有教養。那時，捷克和德國的上空因兩國的衝突籠罩著層層陰雲，而且越來越濃厚。他厭惡自己所處的這個環境，於是在1846年決定移居到美國去。到了美國之後，他首先去了紐約，然後來到聖·路易斯，並且在藥品批發行找到了工作。雖然這是一份簡單而且地位較低的工作，但這是當時美國人都喜歡的職業，而且是他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幾年之後，他放棄了藥材批發商的工作，進入聖·路易斯醫科學校學習藥物學，在那裡，他學到了更多的醫學知識，並取得了學位。之後，他在卡隆迪萊特——現在的南聖·路易斯——開辦了一家診所。那時，他常常騎在馬背上，帶著手槍和藥品去看望病人。他的社會地位穩步地上升，曾經擔任市長、郡法院的法官，最後擔任了郡法院的首席法官。他的診所的生意相當興隆，但南北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戰火燃燒到他所在的這個州。作為一個堅定的分裂主義和奴隸制度的反對者，1865年，威廉接受了聯邦政府稅務官的職位。按照1862年和1864年的收益法，稅務官為聯邦政府所管轄的地區徵稅，稅務官的收入以其所征的稅金為基礎，按一定比例提成。因此，只要稅務官有耐心，不怕辛苦，就可以從聯邦政府那裡獲得較高的收入。威廉確實做得很好，他的財富日益增加，憑著這份津貼，他開始了他的第四項職業，那就是銀行業。

威廉在聖路易斯國有商人銀行任副總經理，但他在銀行的業績平平。然而，在銀行的客戶中，有一家橋樑公司，該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建造一座橫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橋。威廉參與了這項風險工程，繼而成為該公司的財務主管和總經理，從而開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五項職業，一項給他帶來榮譽和聲望的職業。

這一企業從一開始就很成功，最終發展為聖·路易斯鐵路終點協會。該協會為所有經過聖·路易斯的鐵路建造了聯合車站，並用其自有的機車承擔起從聖路易斯東部往西直至終點站的全部運輸業務。威廉憑藉自己的能力和機智戰勝了工商巨頭和城市鐵路委員會在計劃執行過程中所埋設的一切障礙。當一切的事情都經歷了，一切的戰鬥都過去了之後，他順理成章地當選為董事長，這是一個清閑而高貴的職位，他一直擔任到1896年，在70歲時退休。退休之後，他仍忙於各種社會活動，受到群眾的普遍歡迎、推崇和尊重。他一直活到了1918年。

弗蘭克·威廉·陶西格的母親——阿蒂麗·沃帕爾——是萊茵河上一個小村莊里一位信仰新教的教師之女。這位教師在1848年的革命中被解職了，因此他的全家移居到美國。威廉·陶西格和這位教師的女兒在1887年結婚。他們的婚姻是極其美滿的。阿蒂麗是一位嬌媚的女子，能幹又大方，有風韻又性情溫柔，風趣又富有感情。她在逆境中給人以安慰，也是威廉·陶西格成功道路上令人愉快的伴侶。她具有極優美的女中音，與她的丈夫共同愛好音樂。她的慈愛像溫暖的港灣，在她長期無微不至的關懷下，家庭中從未產生過任何矛盾。人們很容易想象出這個家的樣子，無論是在經濟緊張還是後來寬裕的境況中，她都為丈夫和孩子創造了有序而又寬鬆的環境。三個孩子——弗蘭克·威廉·陶西格，在他之前去世的一個弟弟和當他逝世時還活著的一個妹妹——都衷心地愛戴她。這是一個自足的家庭，維持著一個很懂得合作共存的家族。從這一家庭里衍生出來濃厚的家庭觀念，對弗蘭克·威廉·陶西格來說，在事物的性質上，家庭生活和家庭責任是最基本的東西。

正如我們可以預想得到的，他享受了愉快的童年。他的妹妹這樣描述他：

「毫無疑問，他在學習上名列前茅，而且他很早就展現出良好的身體素質。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個大男孩，手中總是拿一本書，或是為了學習，或是為了消遣。他讀書時全神貫注，什麼也不能使他分心，除非那本書根本吸引不了他。他習慣於在全家的起居室里工作和學習。……至於學校，我可以肯定地說，大約在11歲以前，他上的是公立學校。隨後他在斯密斯書院學習。……在我們的家庭里，經常演奏音樂，我們能夠與魯賓斯坦和溫尼奧斯基等藝術家見面。西奧多爾·托馬斯每次來聖·路易斯都會住在我們家。弗蘭克很早就開始學習小提琴了，當時聖·路易斯一流的小提琴家是我們家的親密朋友，也是他的老師。當弗蘭克升入大學時，他已經是一位極有造詣的小提琴家。在大學里，他經常在弦樂的四重奏里演奏，他還是彼爾瑞樂隊的成員之一。音樂是他生平的娛樂和消遣之一……除了在夏季進行短期的遠足外，平時他很少外出旅遊。」

陶西格與查理士·C.伯林格姆先生之間的終生友誼始於1871年，當他們在斯密斯書院同班學習時。他們一塊兒進入華盛頓大學，1876年又一塊兒轉學到哈佛。系主任查理士·F.登巴爾的直覺是對的，因為他允許這兩位學生免試而直接升入二年級，儘管按規定他們必須參加新生入學考試。陶西格租住在牛津大街一座在伯林格姆看來是富麗堂皇的房子里，在那裡他表現出一位傑出學者的風範。他學習了經濟學——那時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切課程和許多歷史課程，並於1879年畢業時以歷史學的「最高榮譽」獲得者身份參加了畢業典禮。他的畢業論文的題目是《德國的新帝國》，他曾在畢業時宣讀。他還被選入「聯誼會」，這是美國全國性的優秀大學生的榮譽組織。有些記錄表明在1875年到1879年間，他從圖書館借出了大量的書籍，主要是歷史和哲學方面的，但他絕不是一位默默無聞的書獃子。他參加了班上的棒球隊，參加了划船比賽，參加了6個學生俱樂部和團體。他興趣廣泛，結交了很多朋友，當然這其中肯定少不了他的至愛——小提琴。

在取得學士學位之後，他於1879年8月在他的另一位終生摯友E.C.費爾頓先生的陪同下到歐洲去旅行。陶西格在不久以後寫道：「在倫敦共同渡過幾個星期之後，我們就分別了。我來到德國，在那兒待了一個冬天，從這年的10月到次年的3月，我在柏林大學研究羅馬法及政治經濟學。3月，我離開德國，在義大利又和費爾頓會合。我們在義大利共同渡過了兩個月，然後經由日內瓦前往巴黎。5月，在巴黎，我們又一次分別了，費爾頓在回國途中又到英國去，我就到歐洲各個地方去旅行，主要是奧地利和瑞士。」在歐洲旅行期間，他在紐約《民族》雜誌上發表了幾篇文章，這些文章充分反映了這位年輕人嚴謹的治學態度。

為了能進入法學院學習，1880年9月，陶西格回到了哈佛。當時他沒有確定把經濟學作為自己的專業，他覺得法律同樣重要或更重要一些。後來，他接受了學校艾略特校長的校長秘書一職。雖然工作很繁重，而且不是專職工作，但他被引入了大學行政管理和大學政治這個神秘的領域。於是，他開始擔任這項服務工作，並且在以後的60年生活中，一直以此為中心。

二、事業上升期（1881—1900）

陶西格決心學習法律，這一決定使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耽擱他的秘書工作，從而有更多的精力去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他選擇的特定題目是美國關稅立法史，這一選擇表明在他的思想中歷史成分所佔的重要性。當時像陶西格這樣對科學具有強烈興趣的人都認為，經濟政策等重大問題屬於歷史學的研究範疇，歷史學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至關重要。我們在這裡需要——以後也將需要——特彆強調兩點：毫無疑問，陶西格不僅是一位卓越的理論家，而且也是一位很偉大的理論知識的傳授者。後來出現的那些崇尚制度學派的學者，同時也是他的理論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制度問題是陶西格研究的重要部分。他們不僅尊重他在這方面的貢獻，而且認為與其說陶西格是一個對手，不如說他是這方面的先驅。對他來說，經濟學永遠是政治經濟學。他所接受的早期教育和他所使用的一半研究工具既是歷史的又是理論的，而且它們主要是歷史的。簡言之，他的研究興趣十分廣泛，歷史、法律、政治等方面無所不包。凡是熟悉他的人，沒有一個不讚揚他根據社會學背景和歷史背景來觀察問題的這種能力。

他選擇的國際貿易課題，也說明了他徹底的歷史主義精神。他於1882年得獎的那篇文章《美國實施的對新興工業的保護》成為他的博士論文，並於1883年刊印成書——這是一部很成功的書，第二年就需要再版。這本書包括的理論很少，但運用了他擅長的以事實為基礎分析問題的方法。附帶的，這一著作還有極其典型的、我們不能忽視的另一方面，這一方面預示了陶西格日後在關稅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他傑出成就的重要方面。這就是構成他作為偉大的經濟學家的極其重要的因素的那種均衡和成熟的判斷力，這在他只有23歲時所寫的這本書里就表現得十分驚人了。由於美國的政治背景和經濟措施，陶西格對美國的關稅立法持懷疑的態度。誠然，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但他也不是一位自由貿易論者。他坦率地接受在他看來是站得住腳的保護主義論證中的所有理論——特別是保護幼稚工業的理論——從來沒有試圖駁倒它。他也不會像擁護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所習慣做的那樣。那不是他的方式。他以實際而又公正的精神研究這一問題，就像他研究任何其他問題一樣。

在以後十多年中，他的創造性工作借著這個幸運的開始一直順利地進行著。在《對新興工業的保護》之後，他又出版了《現行關稅史（1860—1883年）》（1886年）。這兩部書發展為《美國關稅史》（1888年，以後陸續刊行了許多版，直至1931年的第8版）。這部理論著作使他一舉成名，並且成為美國在該領域中的第一位學術權威。事實上，作為一位政治的和經濟的分析家，在任何領域中都難以找到像他這麼傑出的人。他在那個時候所寫的大多數文章也都是圍繞關稅問題進行討論的，但那個年代中大家關注的其他問題也同樣吸引著他，並且他對其中兩個問題做出了重大貢獻。白銀問題的政治和經濟方面似乎深刻地打動了他。由於他對政治、經濟知識全面、徹底的掌握，所以他從1890年開始就這一問題發表了許多文章。1891年，他出版了《美國的白銀情況》，這本書成為反白銀學派的標準著作，並在整個文明世界里產生了極其強烈的影響。1891年，他還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對於鐵路運費理論的貢獻》。與他在1893年前發表的所有文章不同的是，該文採用了純理論的論證方法，但即便如此，這篇文章也是和「實用」問題有關的。的確，他的作品表現出他充分地掌握了當時經濟學方面所有的分析工具。但是他雖然毫不猶豫地使用了這些工具，但是直到30歲之後，他才對這些工具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884年，他為愛密爾·德·拉維萊德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一書的譯本撰寫了序言，從而也表明了他對傳記的相當大的興趣。該序言可能是當時的陶西格方法論觀點的唯一反映，也從其他渠道增加了我們對陶西格在經濟政策方面的主要觀點的認識。作為偉人，陶西格具有鮮明的個性，這在這篇序言里也有所體現。大多數人在這類的序言里會只寫一些奉承和讚揚的文字，或者根本不去寫它，但陶西格不是這樣的。他除了用簡潔、樸實的文字表示讚美外，還用極其禮貌的措辭表示了他的批評和異議，並且指出了他認為錯誤的地方。他真誠地指出，拉維萊德的一些觀點「缺乏可信度」。他之所以推薦拉維萊德，是因為後者不像別人那樣完全「脫離了所謂古典體系」。陶西格有保留地同意該書作者對放任主義的批評和對政府干預的擁護。雖然陶西格認為拉維萊德的人道主義色彩過濃，但讚揚他「以事實為依據」的做法，並支持概述總的內容是正確的，但有一章缺乏「深刻的論證」。

從陶西格自己所發表的作品來看，第一次表現出一個理論家對理論的興趣的跡象，是他在1898年發表的作品。他在這一年的《美國經濟學會叢刊》上發表的兩篇論文——《關於李嘉圖的解釋》和《馬歇爾教授的價值論和分配論》——非常肯定地確立了他理論的導向。第一篇論文凝練地告訴我們，在陶西格看來，李嘉圖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我們從這個傑出的理論家所寫的文章中可以推斷出，在陶西格生活的年代，為什麼李嘉圖的唯一競爭對手是龐巴維克。陶西格欣賞並吸收了這兩位偉人的觀點，因此，在理論風格上，這三位偉人的思維方式存在基本的相似之處。第二篇論文同樣清楚地表明了他在當時和以後與馬歇爾的理論結成聯盟，並把馬歇爾的理論作為自己課堂講義的主要原因。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說到。

目前，我們將只討論1894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顯示出陶西格的創作在理論方面占統治地位的另外兩篇文章，即《利息和利潤的關係》和《德國經濟學家手中的工資基金》。這兩篇文章是當時他正在撰寫的《工資和資本》一書的兩部分，它們也為這本在1896年出版的書的整個理論體系奠定了基礎。1897年，他的《貨幣數量理論》一文由美國經濟協會發表，這為日後「陶西格理論」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現在讓我們再回頭談一談陶西格在大學里的事業。很明顯，1881年到1896年對陶西格來說是艱苦奮鬥的年月，因為他給自己增加了更為嚴格的專業活動。在這段時期，他是《公共服務檔案》編委會的成員，他在《波士頓先驅》《廣告人》《民族》等雜誌發表文章，還參加科布頓俱樂部和馬薩諸塞改良俱樂部等社團的一系列活動。毫無疑問，這一切對一個強壯有力的人來說都已經超出了體力所能承受的範圍，但他卻不知疲倦地工作著。他沒有多少消遣和休息的機會，雖然他似乎能夠找到時間來維持他在音樂方面的興趣。

在同一時期——或者具體地說，在1882年3月——他被委派為1882—1883年的政治經濟學講師；由於這一學年裡唯一的政治經濟學正教授查理士·F.登巴爾不在，所以這一委派的重要意義大大提高。這尤其意味著概論課程（現在的經濟學課程A）委託給這位青年了。

現在我們已經第二次遇到這位傑出的人的名字了，任何陶西格的傳記都不能不提到他。登巴爾不僅是第一位介紹陶西格進入這一學科領域——日後陶西格成為這一領域的學科領導人——的卓越導師，如果我們拿他的一些論文與陶西格早期的作品相比，不難發現，無論是在格調、文風，還是寫作方法上，兩者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是登巴爾教授預見了陶西格的未來並選擇了他。登巴爾曾經是《波士頓每日廣告報》的主編，當校長艾略特說服他擔任政治經濟學教授時，他已經隱居田園。那時的政治經濟學已經被弗朗西斯·鮑恩教授作為道德哲學課的一個部分來講解。由於陶西格在登巴爾講授的一門課程中擔任助手，所以我們很可以認為陶西格之所以取得講師職位是和後者的推薦大有關係的。

在登巴爾返校之後，由於論資排輩的原因，陶西格的前景明顯變得黯淡了。那時候處在哈佛階梯最低層的任何真正能幹並且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似乎都面對著——就像現在一樣——一種困難的抉擇問題：是把無限多的時間花費在一個不太滿意的職位上，還是去從事更具吸引力的其他職業？陶西格暫時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在1883年6月獲得了博士學位之後，他一方面在同年8月接受了兼職講師職位，講授關於關稅立法的部分課程；另一方面打算花3年的時間進入哈佛學院學習法律，然後再去實習。這種安排一直繼續到1886年6月他獲得了法學學士學位，此前（幾個月之前），他拒絕了哈佛大學任命他為專職講師的邀請，而接受了為期5年的政治經濟學助理教授的工作。

因此，從純粹的名利觀點來看，改行到司法界是一個損失——因為它本是未雨綢繆的手段，而最終證明這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們有責任強調指出在陶西格的思想裝備方面法律鍛煉所做出的貢獻。首先，法律鍛煉對陶西格的思維方式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對於現代經濟學家來說，必須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才能在其研究的領域內有所建樹，目前尚無定論，但培養各方面的能力卻是一個可能實現的目標和合理的理想。其次，法律鍛煉在那時也許是提高經濟學家邏輯思維能力的最好的可以利用的方法。最後，有一個事實不可否認：法學所講授的內容，肯定與經濟學的內容有一定的聯繫，特別是，如果把羅馬法包括在學習的範圍之內，那麼在研究制度方面所取得的好處必然是不可估量的。陶西格正是這樣的人，他能夠充分運用這些好處。法律的烙印實際上既存在於他的教學工作中，也存在於他的研究工作中，任何善於觀察的人都能夠看到這種關係。

他在1886年秋天就擔任助理教授了——實際上承擔的是正教授的責任。關於關稅立法的半年課程照舊進行，那些一般的基礎性課程也都由他講授。而他的著名的以後被稱為「經濟學II」的課程也開始了它的光輝發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他課程也不時加入他的授課內容中。

在適當的時機，他被升為正教授（1892年），1901年，新成立的亨利·李教授職位機構也授予他教授的職位。當時他寫道：「我希望能夠住在劍橋並為哈佛工作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刻。」但是實際上1886年的委派對他的一生起著決定性作用，陶西格自己也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從此以後，他安定下來了。在1890年的課堂報告里，他以堅定的口吻說，從1886年以來，他就過著「大學教師的一成不變的平靜生活」。這反映出他對當時的生活比較滿意。有一次，他在學校的校慶會上這樣說：「我非常幸運地被及時選定參加本校建設250周年的慶祝會。作為全校最年輕的高級教師，看來我比其他人更有機會參加學校300周年的慶典。」這些話，反映了他對哈佛懷有深厚的感情。

1888年6月29日，陶西格在紐黑文的埃克塞特和來自波士頓的伊迪絲·托馬斯·吉爾德小姐結婚了。他們的兒子威廉·吉爾德·陶西格生於1889年。那年夏天，他在當時大家叫作諾頓住宅區的地方修建了住宅（斯考特街二號），希望「在這裡長期過著和平而寧靜的生活」。其長女瑪麗·吉爾德（以後和傑拉爾德·C.漢德森結婚）生於1892年，次女凱瑟林·克勞（現在是萊德弗·奧比博士的夫人）生於1898年，三女兒海倫·布魯克斯（若干年以前就是醫學博士了，是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兒科專家）生於1898年。

除了教學和搞科研之外，他還不停地參加各種活動。他經常寫一些文章反對白銀的自由兌換。1893—1894年，他成為劍橋學派委員會的成員、馬薩諸塞州政府稅收法令委員會的委員、波士頓商會印第安納波利斯貨幣公約組織的代表等，他還參加了在大學里不感興趣的行政工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1888年，他被選為美國藝術和科學協會的會員；1895年，他被選為英國經濟協會（皇家經濟學會）的美國通訊員。這些事情在一個平凡人的生活中可能是重要的，但在這裡敘述它們只是為了讓為數眾多的對陶西格感興趣的朋友和學生能了解他的完整經歷。為了他們，我們還要補充一點：1894—1895年的休假時間，他是在國外度過的，其間有兩個月在卡普里，另外兩個月在羅馬，在這一期間他通過大量閱讀義大利的有關書籍，進一步強化了專業知識。

當他回來時，許多工作在等著他。他所在的經濟系迅速地成長著，上基礎課的學生已經超過500人了。他覺得給這500名學生上課是一個很重的負擔，但是他也從中獲得了很大的滿足，因為這給了他一個「接觸大量的大學本科生的令人振奮的機會」。但事實證明，更大的滿足來源和更大的令人鼓舞的服務機會，是他被任命為《經濟學季刊》的總編輯。1889—1890年，當登巴爾不在時，他曾經臨時擔任這一職位；從1896年起到1935年為止他一直擔任這一職位。最後，我們藉助於從他1895年的課堂報告中摘錄的一段話，給他這個階段的工作做一個恰當的總結：

在大學政策方面，我堅決主張把大學縮短為三年制，並稍微修改入學條件的規定，對於希臘文不再給予任何特別的重視。……在政治上我是令人頭疼的中立者（無黨派人士），我期待出現一個新的政黨，並希望這個政黨將公正地主張合理的關稅、健全的貨幣，尤其重要的是改革行政制度和建立忠實的政府。

三、中年（1901—1919）

儘管已經42歲了，但陶西格並沒有感到自己有衰老的跡象。在他的生活中，也從來沒有出現過急躁或狂熱的情緒。他依然享有極高的聲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他的志向。但即使這樣，雖然他在體力上完全應付自如，可是他忽然發現自己不能像以前那樣工作了。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精神衰弱。這種疾病在教授或以學術研究為職業的人群當中發生的概率較高。為了完全放鬆自己，他請假到國外休養兩年，他先在奧國的阿爾卑斯山的梅蘭度過了一個冬天，然後又在義大利的里維埃拉度過了另一個冬天，其間的那個夏天（1909年）是在瑞士度過的。這樣，他恢復了體力，避免了一場災難。從1903年秋天起，他重新回到哈佛開始了自己的教學工作，並同時繼續從事《經濟學季刊》的編輯工作。此後，他被選為美國經濟協會的會長，在1904年到1905年他都擔任這一職位。但也僅此而已：1901年到1905年在他的學術成就史中是一段空白時期。

1905年年底，他又恢復了從前的狀態，重新成為一名教師兼學者。這一期間，他充分地發展了他的教學方法，他高超的教學技巧也使他在世界範圍內享譽盛名。在科研方面，他在最初選定的國際貿易領域中繼續進行鑽研，這些年中他所寫的大多數論文都屬於這一領域。他的努力並不是徒勞的，並且收穫頗豐，這表現在他那本於1915年首次出版的《關稅問題面面觀》一書中。這本書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傑作，運用了大量產業界的事實進行分析。

也是在1915年，陶西格到布朗大學教學，並以「發明家和會賺錢的人」為題把講稿發表出來了。此書是他對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的研究成果的匯總，而且他也是最有資格寫此書的人。這個一般的研究領域可以稱為經濟學的社會學或經濟行為的社會學。制度的研究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是建築於制度背景上的對個人或集團行為的研究。在這一廣闊領域裡，關於企業家類型和行為的現實分析，是陶西格研究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陶西格在這類問題上傾注了越來越多的心血。

但是從1905年到1911年，他的主要精力都用於寫作《經濟學原理》——這是「許多年教學和深思熟慮的結果」。這部作品分為兩卷，於1911年問世。它一經出版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並且正如它所應得的，它成為最廣泛使用的經濟學教科書之一。它是傑出的教授法的成就，表現出一位卓越的教師的業績及智慧，無論用什麼言辭都不足以形容它的成功。而且陶西格不僅承擔了講授事實和方法的責任，還教授了態度和精神。他承認經濟學家的權力和職責是判斷公共政策、引導公眾輿論、確定合理的經濟目標。有關這個問題，雖然有人持懷疑態度，但他始終抱著堅定的信念，並且以他生來固有的強烈責任感來履行這一職責。和馬歇爾一樣，他宣講的是那個時代的真理，並且要揭示它們之間的關係。他按照教學的最高標準來教授，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像亞當·斯密一樣，他堅信傳授經濟學就是傳授人類的美德。為此，他進入了那個偉大經濟學家的長長的行列中。

但這不是他的全部成就。無論對與不對，一般人都認為教科書是傳播已有的研究成果。當然，關於整個領域的有系統的研究，這類成果是必不可缺的。但陶西格的論著，卻在極大的程度上，包括他自己挖掘出來的資料，並且主要是系統地敘述他自己思維的結果。這一點在他寫的第4本關於國際貿易的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它是關於國際貿易的最好的論著之一。在較小的程度上，在第3卷的許多個別論點上（貨幣與銀行），在第6卷（勞動），在第7卷（經濟組織問題，如鐵路、產業組合、公共所有權和統制，以及社會主義），以及在第8卷（賦稅）里，都反映了他很多個人的見解。

他的第一本書《生產組織：財富與勞動、勞動分工、大規模生產等》除了用傳統的方式全面介紹經濟學學科外，還在「資本」這一章里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觀點。這些意見以後在他的第2本書《價值和交換》和第5本書《分配》中占統治地位。在這些書里，陶西格提出了他個人關於我們現在所謂古典體系的意見。這一體系也標誌著經濟學的教學從老的古典著作（斯密—李嘉圖—穆勒）向現代理論著作研究的過渡。他把他的理論體系建築在《工資和資本》一書中已經奠立的基礎之上。在其間準備的年月里，他穩步地發展了這一基礎——主要是通過他的《資本、利息和收益遞減》（《經濟學季刊》，1908年）和《工資理論概要》（《美國經濟協會會議錄》，1910年）等文章。這些文章中的許多觀點甚至可以說是現代思想家都無法接受的。但這些成果真正有意義的地方在於，他在馬歇爾和維克塞爾等一流的著名經濟學家中爭得了一席之地。

他的偉大著作《經濟學原理》一書的最終定稿工作是在一片憂傷的氣氛中完成的。陶西格夫人的健康曾一度令人擔憂。1909—1910年，陶西格休假一年。這一年他們是在紐約州的薩拉納克渡過的。1910年4月15日，他的夫人在那裡與世長辭了。

但是他仍然一心一意地繼續進行研究和教學工作。他常引用的一段話，也是他在1914年學位授予典禮上所做的報告中的一段名言，可以準確地勾勒出他在1917年以前工作與生活的畫面：

「過去的七年間我的生活是安靜的，夏天到我們在科都伊特的別墅去避暑，冬天留在劍橋工作。我則繼續講授幾乎和前些年相同的課程，我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傾注於經濟學這個科目的第一門課程，即『經濟學I』，現在它成為大學課程中最大的選修課。我們系的政策，當然也是大學的一般政策，是不將學生眾多的普通課程交到青年講師的手裡，而把它們交到年歲較大、經驗較多的教師手中。」

1912年春天，他曾到歐洲進行短期旅行，並作為波士頓商會的代表出席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國際商會大會。同年9月，他以計劃委員會代表大會主席的身份出席了在波士頓舉行的國際商會代表大會。

1917年年初，他短暫而出色地擔任了一個新的職務：關稅委員會主席。這個職務他一共擔任了兩年半。他的天性決定了他樂於為社會服務，而且他一生都是一個優秀的公僕。

領導一個新的公共機關、制定它的精神和它的日常工作制度，並創設一套新的慣例，乃是在公共行政學中所能遇到的最困難的工作之一。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如此，但在美國表現得尤其突出，因為任何新設的機構都難以排除頑固的官僚主義工作作風。在美國的行政條件下成功地完成這樣一項工作，無疑證明了陶西格不同尋常、強有力的個人魅力，而且考慮到這一機構的半科學半司法的職能，陶西格是最恰當的人，並且他從各方面來看都是絕對成功的。關於這一委員會的正當職能，他認為委員會必須以調查研究為基礎，然後再採取謹慎的步驟由研究推進到提出建議。同時，他還認為，對一些不法事件，必須採取法律手段，而不是僅僅以片面的報告來敷衍。這樣，關稅委員會在他的領導之下，對《關稅法案》所列的一切重要商品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以便在有修改的機會時能夠向國會提供可靠的資料。

他的另一個計劃是修改《海關行政法規》，這些法規是從1799年驛站馬車時代遺留下來的，已經不適用於當時的現實狀況。委員會的建議後來被採用了，實際上是全部被採用了。

此外，他還提出了設立自由港、自由區的報告及國與國之間提供互惠條件、簽訂貿易協定的報告。這兩個報告不僅是優秀的著作，它們對國家政策的形成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些報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個人的工作，代表著他個人的意見。由於他思維開闊，廣泛吸收各種合理的意見，所以他並不是靠其行政上的職務成為傑出的權威人士，成為他所研究的領域的領導人的。對此，在他辭職后不久，關稅委員會在其制定的《第三個年度報告》中這樣說：

「陶西格博士在1919年8月1日辭去他的職務，這使委員會遭到了不可彌補的損失。多年來他對於美國關稅歷史和關稅政策的了解已經超過了任何一個當代美國人。他關於這些問題的幾部書和大量論文對廣大學生和立法者起著長期的指導作用。同時，他在其他領域的造詣、對商務的了解及與商界人士的廣泛接觸，使他的著作和論點克服了專家們通常犯的知識面狹窄的毛病，使他能夠正確預見關稅政策及其實施細則的意義。它既有學者和理論家的眼光，又有實際工作的知識及判斷力。他把理論與實際高度地結合在一起，再加上他強有力的個性和充沛的精力，使他被總統任命為關稅委員會的主席，這得到了人們普遍的認可，對委員會正確、公平和有效地開展工作也起著積極的作用。在以後兩年多的時間裡，他憑藉自己的智慧不遺餘力地貢獻自己的力量，對委員會的組織、工作計劃與實施、調查研究、收集意見和提供指導等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幫助。」

隨著美國的參戰，陶西格的責任迅速地擴展到關稅委員會職責範圍之外。他成為戰時工業局定價委員會的委員，曾有一個時期他任職於糧食管理局的穀物部及其下屬的一個肉類包裝工業委員會。他很快就感到負擔過大，必須減輕負擔。但是由於威爾遜總統的請求，所以他保留了他的定價委員會委員的職位和自己的委員會主席的職位。

威爾遜總統充分地認識到與這樣一位能幹的、熱心公益和無私的顧問合作的價值。他們建立了親密的關係。早在1918年1月，陶西格就一些超出自己職責範圍的問題向總統提出了建議，特別是關於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目的問題。這樣，他被聘請參加和約顧問委員會就幾乎是理所應當的事了。同樣極其自然地，他參加了這一委員會所屬的關稅和商約委員會，他還作為發起人，出席了經濟條款一般委員會的會議。總之，他在國內或國外事務的很多方面都提供了幫助和建議。

他曾懷著一種不怕任何報復和困擾的心情，堅定地代表正義和公平的一方，遠赴巴黎，參加巴黎和會。毫無疑問，他的許多個人觀點來自於他的官方經歷，他真正做到了堅決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並且巧妙地避開了許多不合理的要求。但他的工作產生的影響究竟有多深遠，我們將永遠無法知曉。同時，除了他在題為「巴黎和會經歷記」的講演中對波士頓一些神論協會所發表的一些看法以外，我們也永遠無法確切知道他對和約的一些不合理的條約究竟有什麼想法或感覺。他在這些月份中所寫的愉快而近乎閑聊的家信里，只說到一些他的每日工作和觀察。也許他所做的與所想的部分來源於他平時的閑談，但他從不談及自己所擔憂的工作。針對別人對他的批評，他總是保持沉默。我們當中有些人可能對此感到遺憾，但這正是他的高尚之處。他的言行都是受深刻的責任感所推動的，從不會使他的合作者失望。

在1919年6月回國之前，他就把脫離關稅委員會的辭職書交上去了，實際上該辭職書是在8月生效的。但是從1919年到1920年，他還在總統的工業協會工作，並在食糖平衡局工作到1926年。

四、元老（1920—1940）

60歲時，陶西格回到了哈佛，繼續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他的聲望和威信日益提高。他懷著年輕人般的熱情，繼續完成他早年「在劍橋生活，為哈佛工作一生」的誓言。

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每天愉快地工作，有時進行輕鬆的、短時間的散步，到了夏天他還會去科都伊特進行長時間的游泳，曬日光浴，晚上偶爾也會欣賞一場音樂會。而更多的時間，他是和朋友們在一起的，其中大多數是男性，並且主要是從事科研工作的那些人。他的強烈的個性使他成為聚會的中心，以致這些聚會常常帶有某種他的課堂的風味。他的愉快而豁達的性格通過莊嚴而含蓄的外表表現出來，從而使他成為受人敬愛的領袖。他那閃光的美德、活潑的風格和他本人有點守舊的作風，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1918年，他和勞拉·費希爾小姐結婚了，她的和藹可親在以後的十多年當中使得他的家庭十分安樂祥和，而且使那些對這位偉大的學者充滿了敬佩之情的年輕人感到無比歡欣。

在他的整個職業活動里，《經濟學季刊》的編輯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佔據著更重要的地位。該刊物已經成為他生命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他也成為《經濟學季刊》的頂樑柱。《經濟學季刊》的編輯工作，給了他一個向世人展現他的工作與成就的機會。從1896年到1938年，在這40多年的時間裡，除了他精神衰退那兩年和幾次短期的中斷外，為了《經濟學季刊》的發展，他懷著極大的熱情投身於閱讀和批改手稿、約稿，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見等事務中。而且，在1929年A.E.門羅教授參加這一工作以前，除了秘書的協助以外，他幾乎在沒有任何幫助的情況下工作。他的成就是驚人的，而這無疑歸功於他為保證《經濟學季刊》稿件的高質量所做的努力。可以說，《經濟學季刊》為全世界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樣的成就是罕見的。實際上在我們的領域中，能夠達到陶西格水準的編輯，幾乎很難找到第二個。要尋找他在這方面取得成功的秘訣，首先要了解他的性格。在他的性格中，能力和寬厚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他很有把握地領導《經濟學季刊》，而拒絕讓各個委員會來妨礙他的工作。雖然他偶爾也徵求意見，但他能獨立於這些意見而自己做出決定。在一般情況下，採取這種做法並堅決主張自己意見的人，易於失之偏狹和變得獨斷，但陶西格是一個例外。他往往一眼就能看透來稿質量的高低，根據稿件的質量決定是否採用，至於作者論述的方式或結論是否符合他的口味，對他來說無關緊要。這方面突出的例證是他對有關數學的稿件的處理。他自己對數理經濟理論，即使不討厭，也採取了懷疑的態度，可是他仍然歡迎這方面的高質量的稿件，尤其是亨利·T·穆爾的投稿，並且在他擔任編輯的最後一年，他愉快地接受了這方面前所未有的技術性最強的作品。還不止於此。由於精選作品的苛刻習慣，他發現自己面臨一個所有科學期刊的編輯共同的問題，即如何縮小刊選作品與大眾口味的差距？一方面，他希望《經濟學季刊》的討論內容符合當時的經濟形勢；另一方面，他更樂於致力於討論按照一般原則來處理與解決的問題，他試圖尋找——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找到了——人們會永遠感興趣的話題。關於時事評論問題，他特別喜歡經過仔細選擇的書籍的評論文章，從而避免了一個編者所面臨的困難。

就是這樣一位富有創新精神的編輯，後來成了一名職業教師。但是當我們回顧那些年月時，所想到的是作為哈佛學生的教師的他。我們自始至終都在強調，他的思想和精神的大部分都集中在他堪稱無與倫比的工作中。他在該領域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而且他關於經濟問題的總體看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他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自己的匹敵者，甚至是比他更優秀的人。但是作為教學藝術的大師，在這一領域中，本國或任何其他國家都無人可以與之匹敵。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教學方法。

我們已經知道，他那激動人心的講演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當過導師，他是一位鼓舞人的講課者。但他之所以成為世界知名的教師，是和他的教學理念相聯繫的。從1928年起他專門教授理論知識，特別是他心愛的（研究生的）課程「經濟學II」。這是一門介紹美國學者的經濟思想的課程，後來在美國的很多大學和學院中廣泛地被採用。他的成功還在於他採用了課堂討論的教學方法，即先根據當時的經濟形勢科學地提出討論題目，然後再決定討論方式。

他是最早認識到以下事實的人當中的一位：經濟理論像任何其他學科的理論部分一樣，不僅僅是方法論或哲學的寶庫，而且是用以分析現實生活中經濟模型的一種工具，因此，老師應該向學生傳授的是對待事物的方法、思考問題的習慣和針對事實發現問題的藝術。但僅僅懂得這種工具是不夠的，學生必須學會如何運用它。陶西格自己喜歡把他完成這一目的的方法叫作蘇格拉底的方法。在每一次班級討論會上，他總是針對某一特定問題要求學生展開討論。令人佩服的是，他總是知道如何使討論變得生動有趣，讓他的學生們爭辯個明白。在陶西格的指導下，每次討論都獲得了圓滿成功。有一次，他從他的課堂討論會回來時告訴一位朋友說：「我對我今天的做法感到不滿，我自己說得太多了。」

在選擇授課內容方面，陶西格總是選擇介於過去和未來學說之間的中間課程。在他那個時代，往常所說的「古典經濟學」（在1776年和1848年之間卓越的英國經濟學家的理論和方法）正在逐漸地退出歷史舞台。但是當他教授以馬歇爾主義為主的現代理論時，總是不忘考慮古典經濟學的背景。而且在那個時代，各種經濟學說層出不窮，他密切注視這些理論的發展動向，只要該理論的基礎是經過他的研究後站得住腳的，就介紹給學生。這一方針和他作為一個教師的巨大成就很有關係。他避免只會使少數人產生興趣的過度的精密，同時堅決摒棄肯定正在成為過時的東西。

學生們深深地愛戴他，他講的課具有很高的智慧和豐富的經驗，然而這還不是全部，遠遠不足以說明他在教學方面的成就。除此以外，他還成功地把他的寬大精神和他的高度公共責任感，傳播給每一個接近他的人。

像從前一樣，他的最後幾十年的研究成果也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從他於1920—1934年發表的近60篇科研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關於國際貿易的。當然，其中也有他在關稅委員會工作和對戰時與戰後問題方面研究的成果——這些經驗不僅提供了進行有意義的實踐和驗證他的觀點的機會（順便說一句，這些觀點比反對「古典」學說的觀點要有意義得多），而且也引出了新的發展。他的一本名為《自由貿易、關稅和互惠》的論文集於1920年問世。1927年，他發表了著名的《國際貿易》，他從此不再教授這門課程，但他仍然對它有興趣。

這部論著包括了一些新的東西，我們在這裡暫不介紹。但總的來說，這部著作反映了陶西格無與倫比的清晰思路，包含了他在這一領域所做的大量工作和教學的成果，這部結構嚴謹的著作的真正價值在於創立了國際貿易的理論體系，從而為以後的理論學家排除了許多障礙。就其內容來說，它掃除了現代理論家面臨的障礙。他採用多種方法，提出條件假設，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國際貿易中的一些基本問題。如果脫離大量的附加假設條件，該書中的論點將難以站穩腳跟。他的這種分析方法，使得許多人認為陶西格是古典學派的代表之一。但他對這類分析方法從未產生很大的興趣。他使用手頭上所發現的任何工具來補充他的理論，哪怕這種工具是李嘉圖的，它的使用者在一些方面也遠在他的時代之前（參閱他關於原料國際分配的遠大計劃）。他在他真正感興趣的實際問題方面的成功是令人感到驚訝的。名家們不願捨棄過時的方法往往不足為奇，但過時的工具在這位大師手中居然能夠起到這樣大的作用卻不能不使人嘆服。

但是這一理論並非陶西格的全部成就。它甚至不構成其成就的主要部分。撇開他的廣闊的視界、淵博的智慧和他對政治關係的敏銳分析不談，而只考慮他的成就的純粹科學方面，我們也不得不欣賞他的工作方法和以計量經濟學的精神領導他的許多學生去工作的方法：「理論」要有「事實」的證明，或者用他所選擇的表達方式來說，理論要用實際事例來驗證。在這裡，還要指出他運用了當時流行的時間序列分析的方法，雖然只是簡單的應用，但這也超過了一般計量經濟學家的水平。另外，他用經濟史作為工具來分析問題的方法也產生了深遠的意義，從而使經濟史學家更懂得經濟理論，使理論家更了解歷史。

第二，1932年他與C.S.喬斯林博士合作完成的著作《美國商業巨頭的興起》，樹立了他工作史上的又一塊里程碑。我們已經看到，陶西格對我們叫作經濟的社會學的興趣逐漸增長。個人的行為和動機首先吸引著他，此後他研究的方向有所轉變。少數經濟學家認為，應由社會選擇其領袖，他是其中之一。這些領袖的組織及其活動對社會起著重要作用，如封建社會的武士對社會的發展與命運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為了更好地研究這一問題，他做了大膽而富有篡改造型的嘗試。他還通過調查問卷，廣泛搜集關於白手起家者或他們的後代在美國工業中的作用如何這一問題的材料。不管我們認為陶西格根據這樣搜集到的資料做出結論時所使用的方法是好是壞，我們都不能否認的是：通過從各個方面觀察問題，還事物以本來面目，這種研究本身就是一種天才的創舉。

第三，在他出版發行的理論文章中，我們還必須提及他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的兩篇論文。第一篇是《對於成本曲線的研究》（《經濟學季刊，1923年》），這篇文章值得一提是因為近年來這一課題越來越顯示出其重要性。這篇文章是他在關稅委員會工作的結果。他在文章中提出了總成本曲線理論。的確，這一特殊理論並未被證明是成功的，但它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第二篇文章《市場價格是確定的嗎？》（《經濟學季刊》，1921年）是對科學思想的又一促進。據我所知，陶西格是第一個面對以下事實的人，即如果在經濟學中運用定量分析，那麼經濟學理論遲早將由靜學向動學發展，由研究一般均衡向縱深發展。由於技術方面的原因，這一倡導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為人們所接受，但是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但當「不可避免的結局」——他這樣叫它——開始投出它的影像時，陰暗的日子就逐漸向他逼近。從1932年開始，陶西格就沒有什麼大成就了。在課堂上他的工作仍然是傑出的，但慢慢地他感覺到力不從心了，對於他這樣性格的人——認為生命就是工作這樣——來說這一定是非常嚴重的痛苦。但他沒有躊躇。1935年，他辭去教授職位，並於1936年辭去他的編輯職位。後來他關於自己的退休這樣寫道：「對於我的辭職，我的同事和朋友說他們感到遺憾，他們的善言使我希望我已經成功地實現了我的夙願——當人們還能夠比較坦率地說『可惜』的時候退休，而不是等到他們可以完全坦率地說『是時候了』的時候才退休。」

令人欣慰的是，當他辭去雜誌社的工作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了另一項工作。他的《經濟學原理》長期以來就是他極為關心的問題。由於第3版的修訂（1921年）是突擊進行的，對此，他從來沒有感到過滿意。加上1914年以來的巨大的經濟和社會的變化，幾乎任何題目的論述都不同往日了。因此，後來他把他剩餘的精力致力於對這本書的第4次修訂，這一工作無疑是艱難的，他對其中的部分內容進行了完全的重新編寫。另外，他還徹底修改了第3卷《貨幣銀行學》和第5卷《分配》。他得到了一些能幹的合作者的幫助，成功地完成了這一最後的修訂。1939年8月，他完成了該書的序言，從而結束了該書的修訂工作。新修訂的著作的一般結構、觀點和研究方法都沒有改變，理論結構的基礎也沒有改變。

他這樣做是明智的。作為一位經濟學家，陶西格的工作具有它的歷史地位，而且這一地位是永遠不可能消逝的。想用毫無特徵的折中主義來抹去它的鮮明的特徵是不可能的。結合美國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從他的作品中，我們更能深刻地認識美國經濟發展的特徵。首先是漢密爾頓及其他像他那樣充滿著智慧、具有實踐知識的專家，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不僅僅對經濟學進行哲學的討論，還對其他有關的問題進行研究。但這在美國僅僅是開始，還未形成氣候。接著出現了丹尼爾·雷蒙德類型的擁護貿易保護主義的斯密派，以後又有像亨利·凱里這樣有創造性但缺乏鍛煉的思想家。在南北戰爭及戰後，經濟學開始向好的方面發展了，首先是緩慢的發展，但後來就發展得很快了。陶西格的名字，與任何其他人的名字相比較，對促進這一發展起了更多的作用。但在他成長的年代里，像其他習慣於進行認真思考的人一樣，他按照穆勒的方法學習英國的著作，並學會了一些基本理論，這一點與馬歇爾相似。但是任何思想敏銳的人在閱讀穆勒的著作時，都不會看不到李嘉圖的更偉大的形象在上面俯視著。在李嘉圖那裡有著一種陶西格認為能夠接受的指導精神，但他不是以模仿的精神而是以一種創造性的精神來接受它的。在從李嘉圖的工具出發的其他人——其中包括馬克思——面前出現的同樣困難，也一定會出現在他的面前。當他努力研究李嘉圖名著的第1章的第4部分時，他接觸到了龐巴維克的理論，這對他詳細地闡述資本額與工資理論提供了很大幫助。像馬歇爾一樣（馬歇爾的道路是不同的，但基本原理是相通的），他也不喜歡效用分析——只是在程度上較小而已。陶西格認為，用「邊際勞動生產率遞減」這個概念就能毫無困難地描述他的工資理論，他達到了這個目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和馬歇爾都採用了適用於19世紀90年代理論體系的古典學派分析法，即儘管有一些技術上的限制，他們仍採用簡單的曲線來分析問題，都採用推理法來研究歷史問題，而且強烈希望解決當時的熱點經濟問題。正如他們所做的，他們彼此互相尊重，但在涉及理論問題方面時絕不委屈就全。

《經濟學原理》新版完成以後，給陶西格的生活留下來很大一段空閑時間，他不斷努力想要把它充實起來，可是沒有辦到。但他並不虛度光陰，他永遠覺得還有需要他做的工作。但由於健康原因，他很快就不能堅持工作了，唯一能做的就是開始描述他父親的一生。儘管這對他來說很費力，但他一直努力著，他是一個一直工作到最後時刻的人。事實上，很少有人的遺作像他留下的那樣值得保存。

但是雖然到了最後的日子，他的身體並沒有因此而產生老年人常有的不便。他仍保持著良好的狀態，耳聰目明，還有充沛的精力去散步和游泳。他沒有任何思想包袱，與往常一樣，在科都伊特的家中度過暑假，新學期開始再回到劍橋。1940年夏天，他在劍橋患病，昏迷一個多星期，從此再也沒有醒過來。1940年11月11日，陶西格平靜、安詳地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