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1883—1946）
一
在他的論偉大的維萊斯流派的那篇才華橫溢的論文里，凱恩斯表現出了對遺傳能力的重視。這似乎不完全符合許多人設想的關於他的智慧境界的情況。關於他的社會學的明顯推斷，被下面這一事實進一步證實了：在他的傳記文章里，他往往非常小心地強調祖先的背景。因此，他一定能理解到我由於沒有時間不能調查凱恩斯親屬的過去而感到的遺憾。我希望其他人會去做這些。讓我們用敬佩的眼光去了解一下他的父母來聊以自慰吧！他生於1883年6月5日，是神學博士約翰·布朗牧師的女兒弗羅倫斯·亞達·凱恩斯和劍橋大學註冊主任約翰·內維爾·凱恩斯的長子——母親異常能幹，曾任劍橋市長，父親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一位卓越的邏輯學家和著者，他曾寫過被認為是最好的經濟學方法論的論著。
讓我們注意這篇紀念文章的主人翁的出身於書香門第又有神職色彩的背景。當我們加上伊頓學院和劍橋大學皇家學院這兩個名字時，這一背景的含義——它的卓越的英國品格和高貴成分——就會更清楚了。在我們當中，大部分人是教師，而教師是慣於誇大教育的塑造影響的，沒有人會把它貶得一錢不值。而且沒有任何跡象可以表明，約翰·梅納德對這兩個地方的反應不是正面的。他似乎享有一個完全成功的學者的生活。1905年，他當選為劍橋大學同學會會長，並成為第12個數學學位考試的一等及格者。
理論家會注意到，凱恩斯日後的盛名如果沒有一定的教學才能再加上辛勤的工作——通過勤奮工作，使遵守這個信條的人易於去獲得他想掌握的更為先進的技藝——是不可能獲得的。他們將認識到：數學的思維能力隱藏在凱恩斯著作中的純科學部分里，或許還隱藏在幾乎被人遺忘的培養這種能力的軌跡之中。有些理論家可能懷疑：當他最初進入這一領域時，數理經濟學正在聚集力量，那麼是什麼原因使他要超然於這一潮流之外呢？這還不是一切。儘管他從來不明確地敵視數理經濟學——他甚至接受計量經濟學會的會長職位——但他從來不以他的權威公然支持它。從他那兒得到的暗示幾乎全都是否定的。有時他的談話中會流露出類似於厭惡的情緒。
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必追溯到很遠的地方。更高層次的數理經濟學具有所有領域中所稱的「純科學」的性質——無論如何，現在還沒有。凱恩斯的卓越才能完全用在了政策問題上。他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並且充滿智慧，因此他絕不會忽視任何邏輯上的細節。在某種程度上說，他喜歡這些細節；在更大的程度上說，他是在容忍它們；但在他很容易達到自己設定的限度之外，他對它們就失去耐性了。為藝術而藝術，不屬於他的科學信仰的任何部分。在任何領域，他都能循序漸進，而在分析方法上他卻不是這樣做的。我們將看到，在不需要運用高等數學知識的其他領域，凱恩斯也具有這樣的特點。他甚至不反對使用托馬斯·芒爵士的那些粗疏的論證，如果目的證明這種使用是正當的話。
二
作為一個從伊頓公學和劍橋大學畢業、步入成年生活的英國人，凱恩斯對本國的政策有著強烈的興趣。他被選為劍橋大學學生會主席是在具有象徵意義的1905年，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時代的來臨。為什麼這樣一個英國人沒有從政呢？為什麼他最終選擇去了印度事務辦公室？他的許多支持者和反對者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金錢是次要原因，而有一點是非常關鍵的，即任何一個能夠和凱恩斯談上一個鐘頭的人，都會發現他是最不適合搞政治的人。政治作為一個遊戲來說，並不比賽跑——或者就這一問題來說，並不比純粹理論本身——更能引起他的興趣。他具有非凡的辯論才能，並且對策略價值具有銳利的眼光，可是他似乎感受不到政治機關的魔力圈的誘惑——這種誘惑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英國那麼強烈。黨派對他來說毫無意義。他隨時準備與任何支持他的觀點的人合作，並忘掉任何過去的爭論。但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準備與其他類型的人合作，更不用說接受任何人的領導了。他效忠於措施，而不效忠於個人或黨派。並且他對不同的信念、思想、旗幟一視同仁，正如他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一樣。
那麼，難道他不能勝任一個理想的公務員職位，成為一位對當今英國歷史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的名垂青史的大臣嗎？他能但他卻偏偏沒有這麼做。他對政治沒有興趣，對需要耐心的日常工作更無興趣，也絕對無意將自己訓練成一個像難以駕馭的野獸一樣的政客。這兩種消極傾向——對政治舞台的嫌惡和對文牘的反感——促使他去扮演真正由天性賦予他的角色，這角色使他能很快勝任並達到完美的境界。這是一個使他奮鬥終生並且從未放棄的角色。不管我們如何猜測他將要形成的心理規律，我們都能感覺到：從早年起他就完全理解了自己。實際上這是他取得成功的秘訣的主要鑰匙之一，也是他取得幸福的秘訣的金鑰匙之一——要是我沒記錯的話，他的生活自始至終都是非常幸福的。
這樣，在印度事務辦公室待了兩年以後，凱恩斯回到了劍橋大學，在國王學院獲得了一個研究員的職位（1909年），並很快在劍橋經濟學家圈內外樹立了威望。他以《經濟學原理》第五卷為中心講授純粹的馬歇爾學說。可以說，極少有人像他那樣精通這一學說。在以後的二十年裡，他仍然擁護這一學說。在我的記憶中，那時的他在偶然來到劍橋的人看來是一個年輕教師的形象：體格瘦小、面帶苦行僧式的凝重、眼睛炯炯有神、專心致志、異常嚴肅，讓人看來似乎有些由於勉強忍耐而焦躁不安，還有那沒有人能夠忽視、每個人都尊重而一些人很喜歡的雄辯者的風度。從他早在1911年就被委派為《經濟學雜誌》的編輯來接替埃奇沃思這一事實就能夠證實他越來越高的聲譽。直至1946年的春天，他一直非常熱情地擔任這一經濟學界的重要職位。考慮到他擔任這一職位的時間之長，以及在他任職期間所投入的興趣和工作，他的編輯成就的確是驚人的，而且事實上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制訂了《經濟學雜誌》和由他擔任秘書的皇家經濟協會的方針，他所做的遠不止這些。許多論文均出自他的建議，從文章的觀點到陳述的事實，直到最不容易招致批評的標點符號。我們都知道這種結果，並且我們每個人——毫無疑問——關於它們都有自己的意見。但是當我說這句話時，我可以充滿信心地告訴大家，總的來說，凱恩斯作為一位編輯，是杜邦·德·奈穆爾主編《公民評論》以來無人能與之相媲美的，我確信這會受到所有人的贊同。
凱恩斯在印度事務辦公室的工作不過是學徒而已，它對於一個思想比較貧乏的人來說幾乎不會留下什麼痕迹。而凱恩斯不僅充分顯示出了他的充沛活力，還展示了其自身的才能。正因如此，他才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的第一本書——初次成功——是《印度通貨與財政》。這本書於1913年出版，這時他也被委派為關於印度財政和通貨的皇家委員會的委員（1913—1914年）。我認為理應把這本書稱為關於金本位制的最好的英文著作。然而我們的興趣更多地集中在另外一個問題上，這個問題與概述本身所取得的成就聯繫不大：我們能從中發現與《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相近的觀點嗎？從序言到結尾，凱恩斯只是宣稱，他的1936年的學說在他看來似乎是「他已經遵循了許多年的思想路線的自然發展」。關於這一點我將在以後提出一些說明。現在，我更願意大膽地說，雖然1913年的這本書沒有包括被認為是極其「革命的」1936年的那本書的任何典型的主張，但1913年的凱恩斯對於貨幣現象和貨幣政策所採取的一般態度，清楚地暗示了1930年出版的《貨幣論》的觀點。
顯然，在那時，貨幣管理並不是什麼新玩意——這恰好是此書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沒被當作新生事物的原因——而凱恩斯在印度問題上的偏見導致人們認識到了該書的特殊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凱恩斯不僅明顯地估計到了它對物價、出口和進口的影響，而且也清楚地估計到了它對生產和就業的影響——這是非常新鮮的東西，雖然不能單獨決定，但卻能制約他自己的前進路線。而且我們必須記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凱恩斯的理論發展是和當時的特定環境密切相關的。期間，他提出了實用的建議，這在1913年不管是他自己還是別人看來都是始料未及的。把20世紀20年代英國經驗的理論含義加到《印度通貨和財政》的理論中去，人們就會看到1930年的凱恩斯觀念的基本內容。可以說，我的這一說法是保守的。我本可以更深入一些——如果不是為了避免出現對傳記作家來說幾乎是家常便飯的錯誤的話。
三
1915年，這位穿著學術服裝的潛在公務員變成了一位名副其實的公務員：他進入財政部工作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財政以「穩健」著稱，並且將道德上的成就作為首要的議程。可能這位才華橫溢的青年官員就是在那時產生了後來變得十分明顯的對財政部思想和觀點的不滿意。但是他的工作是受到重視的，因為他被選為參加巴黎和會的財政部的首席代表——如果這發生在勞埃德·喬治時代的政治圈內，這可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職位——並在最高經濟委員會擔任財政部長的代表。比這更重要的——從傳記者的觀點來說——是他在1919年6月的突然辭職，這可以表明他這個人和他作為公務員的突出的個性。其他對於凡爾賽和約有同樣顧慮的人絕不會大膽地說出來，凱恩斯卻與眾不同，他辭職了，並告訴全世界辭職的原因，從而他就一躍成為國際知名的人物。
《和約的經濟後果》（1919年）所取得的成就使成功這個詞變得令人覺得平凡而乏味。那些不理解幸運和功績是怎樣交織在一起的人，毫無疑問會說凱恩斯只是道出了每個明智的人想說的心裡話，他恰到好處地使他的抗議在全世界產生了共鳴，僅僅是因為他的抗議而不是他的特殊論點使他贏得了成千上萬的人的尊敬。以上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當然，凱爾斯遇到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但是如果憑藉這一點我們就否認這一功績的偉大性，那麼我們最好把這一用語從歷史上完全刪去。因為沒有任何一項豐功偉績不是事先存在偉大的機遇的。
總的來說，他的主要功績在於某種道德上的勇氣。但這本書是一部傑作——充滿了實踐的智慧但絕不膚淺，具有嚴格的邏輯性但不冷酷；有著純正的人道精神但沒有意氣用事，面對所有的事實，沒有徒勞的遺憾也沒有絕望：它是建築在全面分析之上的強有力的建議。同時，這本書也是藝術的傑作，其形式和內容達到了完美的結合。每件事物都恰到好處，在它裡邊沒有任何事物不是恰到好處的。沒有任何無用的修飾來破壞它的嚴謹的結構，同時，優美的表達方法——他一直沒有再寫得比這更好——使它非常簡潔。凱恩斯以劇中人的身份努力去解釋導致凡爾賽和約悲劇性破產的原因，他的文章所達到的高度常人難以企及。
這本書的經濟學意義，正如《凡爾賽和約的修訂本》（1922年）所補充的那樣——在某些方面補充了它的觀點——是最簡單的，不需要任何高深的技巧。雖然如此，其中仍然有一些值得我們注意的東西。在凱恩斯進行他的偉大說服活動之前，他對他所要考察的政治事件的社會和經濟背景做了一個概括。這篇文章可以用樸素的語言概括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這一「非凡的插曲」，在1914年8月就走到了盡頭。技術改進及一系列的新食物與原料來源的獲得所不斷創造出來的豐富的投資機會，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長所造成的企業領導能夠取得一個接著一個成功的這種條件，已經迅速地成為歷史。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毫不費力地吸收資產階級的儲蓄——這種儲蓄就好像不停地「為了不吃蛋糕而烹制蛋糕」，並沒有什麼困難。但現在（1820年），這些刺激快要沒有了，私人的企業精神正在衰退著，投資機會正消逝著，而資產階級的儲蓄習慣也因此而喪失了其社會功能，他們這種因循守舊的做法使境況變得比原來更糟。
這樣，我們在這裡看見了現代停滯論的起源——這有別於李嘉圖的滯脹。我們也在這裡看見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雛形。社會經濟實體的每個綜合性「理論」都包括兩個補充性的完全不同的組成部分。第一個是理論家關於這一社會情況的基本特徵的觀點，即在給定的時間內，為理解社會生活，哪些事物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讓我們把這稱為理論家的看法。第二個是這位理論家的技巧，即通過一種工具去概括他的視野，然後把後者變為具體的主張或「理論」。在《和約的經濟後果》的這些章節里，我們找不到《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理論工具的任何跡象。但我們看到了關於社會和經濟事物的整個看法，對它來說，這種工具是技術的補充。《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是長期奮鬥的結果，它使得我們這個時代的整個經濟更易於分析。
四
對於「科學型」的經濟學家們來說，凱恩斯當然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所展現的凱恩斯。為了對由《和約的經濟後果》引向《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直線發展，以及由《貨幣管理短論》和《貨幣論》所標誌的它的主要階段過程做出一個公正的評價，我不得不大刀闊斧地刪去許多應當記載下來的東西。但是《和約的經濟後果》的三個立足點在下面的註解中提到了，另外，必須提及他在1921年發表的《概率論》。我認為概率原理對凱恩斯的作用不會是很突出的問題，儘管他對它有濃厚的興趣，並且他的碩士論文就是關於這個主題的。我們感興趣的是：概率理論對於凱恩斯的意義是什麼。主觀地說，這似乎是他的思維能量的發泄口。因為他不可能對他投入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的公務和興趣愛好感到百分之百的滿意。他對於經濟學的純粹知識的可能性並不抱有很大希望。每當他學習高深的概率理論時，他不會求助於純粹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說，他是哲學家或認知論者。他對於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很有興趣。凱恩斯是這個卓越的思想家的摯友，但維特根斯坦英年早逝——弗蘭克·拉姆齊為了紀念他，立了一座富有魅力的紀念碑。但是僅僅接受維特根斯坦的觀點不會使凱恩斯滿足。他必須有一套自己的觀點。他的思想構架深刻地揭示了他選擇概率論的目的——概率論包含邏輯上的細節，但並不缺乏獨到的內涵。他那堅忍不拔的意志毫無疑問將會創造出——正如我極力要去弄明白的——輝煌的成就。不管專家，特別是非劍橋的專家可能說些什麼，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會創造出毫無疑問可以稱為卓越的成就。
讓我們將目光從著作移向本人，利用這個機會更仔細地觀察他。他回到皇家學院后，恢復了他戰前的生活方式。但此時他的生活方式有了改進和擴展。他繼續做一名活躍的教師和研究員，繼續主編《經濟學雜誌》，繼續使自己成為公眾關注的對象。然而，儘管他通過接受學院財務主管這個重要且費力的職位，與國王學院加強了聯繫，位於高登廣場46號的倫敦住所不久還是成了他的第二個總部。他對《國家》周刊產生了興趣，並成為它的主席——這一雜誌在1921年接替了《發言人》，吞併了《科學》雜誌，並於1931年與《新政治家》合併（更名為《新政治家與民族》）——他給它帶來了源源不斷的稿件，這對別人來說需要投入全部時間來工作。並且他成為全國互助人壽保險協會的主席，其間他花費大量的時間建立了一個投資公司，並從這種商業活動中獲取了可觀的收益。沒人對他評頭品足，特別是對他的商業活動和獲利行為。他坦誠地讚美一所漂亮住宅的舒適，並常常同樣坦誠地說（在20世紀10年代），他絕不會接受任何教授的任命，因為這樣他無法維持生活。除了這一切之外，他積極地服務於經濟顧問委員會和財政與工業委員會（麥克米倫委員會）。1925年，他和一位傑出的藝術家莉迪亞·羅波科娃結婚，她終生是他情意相投的伴侶和忠實的配偶——「無論是在生病中還是在健康的時候」。
集所有社會活動於一身也是司空見慣的事。但真正不尋常的、值得注意的一個奇迹是：他對於其中每個活動所投入的精力之多，就好像那個活動是他唯一的一個活動一樣。他高效工作的慾望和能力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他專心致志於手頭工作的能力是非常驚人的。無論他做什麼，都能全神貫注，置其他一切於九霄雲外。他明白這樣做十分累人，但他似乎無法接受沒有快樂的時光和搖擺不定的目標。
對於企圖鞠躬盡瘁的那些人，上蒼常常施以兩種不同的懲罰。凱恩斯無疑受到了其中一種懲罰。他的文章的質量隨著數量的增加而下降，而且不僅是在形式上：他的許多二流作品表現出來倉促的跡象，他的一些最主要的作品也表現出不少不連貫的中斷。沒有認識這一點的人，即沒有認識到他們所看見的作品還沒有來得及成熟，還沒有最終完成，對於凱恩斯的能力將永遠不能做出公正判斷。但另一種懲罰凱恩斯被赦免了。
通常來說，殫精竭慮的工作狂會有點不近人情。這種人幾乎都待人冷漠、心事重重、難以共事。對他們來說，他們的工作就是他們全部的生活，他們並沒有其他興趣，或者只有一些不甚重要的興趣。但凱恩斯正好和這一切相反——他總是那樣快樂、友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與沒有任何志向、以將自己所追求的目標付諸行動為一貫原則的那類人一樣。他感情很豐富。他慷慨大方，而且不僅僅是在金錢方面。他善於社交，喜歡交談，並且在這方面很出色。與廣泛流傳的意見相反，他很有禮貌，甚至追求那種古老的拘泥於形式和細節的禮貌。例如，他的客人因英吉利海峽的大霧而遲到，儘管已在電報和電話中做了解釋，但凱恩斯在下午四時他的朋友到來之前，仍不肯坐下吃午飯。
他的業餘興趣很多，對於其中的每一項他總是欣然投入。但這不是一切。那些也專註於自己的愛好，但只是消極被動地享受娛樂活動的人也是常有的。凱恩斯的特點是，他的娛樂方式具有創造性。例如，他喜愛古書，喜歡文獻中論戰部分的細微之處，醉心於有關前人的性格、生活和思想的各種細節。許多人也有這種嗜好，這可能是他們的教育中的古典因素對於他們培育的結果。但每當他沉醉於這種愛好時，他總是拿它當作工作而毫不放鬆。有關文獻史的幾項極其重要的分類，還得歸功於他的愛好。他也是一位繪畫的愛好者；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他是一位很好的鑒定家；保守地說，他還是一位收藏家。他鐘愛優秀的戲劇，建立並慷慨地資助了劍橋藝術劇院，所有去過那兒的人都不會忘記它。曾經有一次，他的一位熟人收到他的便條，上面的語句幽默並且可以看出是匆忙間寫的：「親愛的……如果你想知道此刻什麼事情完全佔據了我的時間的話，看一看信封里所裝的東西。」信中附件是「卡瑪科芭蕾舞」的節目單或程序表。
五
我該言歸正傳了。如前文所述，我們把《貨幣改革論》（1923年）作為了解該理論的第一站。因為就凱恩斯來說，實際建議是分析的目標和燈塔，我將讓讀者首先來了解他所倡導的東西。這對其他經濟學家來說，可能被視為一種冒犯行為。《貨幣改革論》實際上告訴我們，穩定國內物價水平的目的是穩定國內的商業形勢，要注意調節外匯的短期波動的各種手段。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建議把由於戰爭需要而創造出來的貨幣制度運用於和平時期。這是當時所提供的各種建議中最大膽的一個——凱恩斯表現了很不像他所應當有的明顯的動搖——那就是把鈔票發行與他願意保持並迫不及待地強調其重要性的黃金相分離。
在這一提議中，有兩件事情值得仔細留意：第一，它具有明顯的英國特徵；第二，考慮到英國的短期利率和這位提議者是怎樣的一種英國人，這一提議表現出清醒的智慧和保守主義。必須強調指出，凱恩斯的建議最先總是離不開英國問題，即使他向其他國家提出的建議也和英國問題有關係。除了他的某些藝術愛好外，他驚人地自我封閉，甚至在哲學上也是如此，但沒有比在經濟學上更封閉的了。而且他是狂熱的愛國主義者——他的愛國主義並不俗鄙，而且完全來自潛意識的愛國熱情，並因此更加強烈地加深了他思想上的偏見，即他不能充分理解外國（包括美國在內）的觀點、情況、利益，尤其是信條。如同老的自由貿易主義者一樣，他總是把在某些時候對英國來說是真理和明智的東西提升為對一切時間和地點都適用的真理與智慧。但我們不能停留在這一點上。為了找出他據以提出建議的立場，還需要進一步記起他是英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不屬於任何階級或政黨，是一個典型的戰前知識分子。他正當地宣稱，無論是好是壞，他在思想上將永遠屬於「洛克-穆勒家族」。
那麼，這一愛國的英國知識分子注意到的到底是什麼呢？他注意的是整體。這一點我們在《和約的經濟後果》里已經察覺到了。但英國的情況比文中提到的情況更特殊。
英國沒有再像拿破崙時代那樣從戰爭中崛起，而是陷入了貧困。那時英國失去了許多機會，其中有些是永遠地失去了。不僅如此，它的社會結構也被削弱，成為僵化的了；它的稅率和不斷增長的工資水平是極不相容的。然而對於這些境況，英國卻無力改變。凱恩斯沒有陷於悲觀失望。他並不習慣為那些無法改革的東西而悲傷。他也不是那種把全部精力傾注於個別問題上的人，如煤炭、紡織、鋼鐵、造船等問題（儘管在最近的文章中，他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些看法）。他尤其不是宣傳革新的遵循教條的人。他是英國式的知識分子，有點背井離鄉，而且他注意到了最不理想的形式。他沒有兒女，他的人生哲學基本上是短期哲學。因此，他堅決地轉向似乎留給他自身的唯一的「活動空間」——貨幣管理。也許他認為它可以恢復經濟，但他確信問題能夠得到緩解，因為恢復到戰前平價的金本位制是他的英國所不能承受的。
如果人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那他們也就能認識到強調實際的凱恩斯主義是一顆不能被移植到國外土壤中的種子，在國外它會夭折，並且臨死前還會變成有毒的東西產生不好的影響。但此外他們還會理解到，這根幼苗留在英國的土壤里是好東西，將來能夠結果和提供蔭涼。有一點我可以永遠給予肯定：所有這些都運用了凱恩斯所提出的每一點建議。就其他方面來說，《貨幣改革論》中的貨幣管理主張沒有任何革命性的東西。但是其中對於貨幣管理有了新的強調，把它看成一種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治療手段。並且他在序言的一開頭和整個第一章都提到了儲蓄—投資機制。因此，儘管作者面臨的直接任務阻礙了他對這些事情的更深入的研究，但此書顯然向《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邁出了一大步。
在分析上，凱恩斯接受了貨幣數量論，認為它是「基礎性的，它與實際的聯繫並不是針對具體問題的」（第51頁）。對我們尤其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一建築在數量理論和交易方程式之間極其普通的混亂之上的接受，所表示的意義比它似乎表現的意義少得多，正如凱恩斯後來承認貨幣數量論比其表面上的意義要小得多一樣。他打算接受的東西是交易方程式——以它的劍橋形式——不管它被界定為恆等式還是均衡的條件，都不意味著在嚴格意義上的數量理論的任何特有的主張。因此，他認為可以自由地使流通速度或劍橋方程式中對應的「k」——成為貨幣問題的變數，並把「研究這一問題的傳統方法的發展」恰當地歸功於馬歇爾（第86頁）。這就是流動性偏好的雛形。凱恩斯忽略了這一理論至少可以溯源於坎提農，而且忽視了它是由凱默勒發展而來的（雖然是概略地），凱默勒說「大量貨幣繼續被窖藏起來」並且「窖藏起來的流通手段的比例……不是不變的」。我們不能研究《貨幣改革論》中許多精彩的東西，如關於期貨交易市場那傑出的一節（第3章第4節）和關於英國的那一節（第5章第1節），這兩部分真是堪稱經典。我們必須趕赴通向《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道路上的「第二站」——《貨幣論》（1930年）。
除了《概率論》這一例外，凱恩斯再也沒有寫過一本比《貨幣論》的勸說意味更顯著的書。雖然如此，就是在這部書里，而且不限於最末一卷（第7卷），我們能夠看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所有本質的東西——這是多麼非凡的成就！但是毫無疑問，這兩部書毫無疑問是凱恩斯耗費心血最多的研究成果，該研究如此傑出而嚴密，在完全成熟前就過早地「採摘」無疑是千古遺憾！若是他能夠從馬歇爾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完美」中學到一點東西，而不是在這一點上倒轉過來給馬歇爾上課就好了！（《傳記論文集》，第211~212頁）。而且麥德教授對於那種「盎格魯—撒克遜的不必需的創造性」的友善的嗤笑，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雖然如此，這部書在當時和在它的領域裡是突出的成就。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去收集指向《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最重要的路標。
第一，正如經濟過程理論一樣，貨幣理論的概念作為整體已經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完全形成了。第二，這一概念被嵌進關於當時的經濟過程情況的看法或判斷之中，從《和約的經濟後果》起，它從來沒有變更過。第三，儲蓄和投資決定像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里所說的那樣，已經完全分離，私人節約已經確立了它反面角色的任務。表彰「J.A.霍布森和其他人」的作品（第1卷，第179頁）在這方面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我們還可以看出節儉運動不是使利息率降低的方法（第2卷，第207頁）。概括的差異——有時僅僅是在術語上的不同——會使文章支離破碎，但這並不會掩蓋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的本質。第四，大部分理解是圍繞維克塞爾的「自然」利率和「貨幣」利率之間的脫離來表達的。必須明確，後者不是指利率，同時前者或利潤也還沒有轉變為「資本的邊際效率」。但這一理論清楚地提示了這兩個步驟。第五，對於預期的看重，對「熊市」的並非由投機動機引起的流動性偏好的強調，以及那種認為在蕭條時期，如果通過減少產業循環資金的需求量來作用於利率（銀行利率），貨幣工資水平的回落會重新確立平衡的理論——所有這些及許多其他東西（如香蕉、寡婦的罈子、達那厄德罐子）讀起來並不完美，也使第一次陳述《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便感到左右為難。
六
《貨幣論》的失敗，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失敗，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成功。每個人都看到了它的論點，並且不管有什麼樣的保留條件，都對於凱恩斯的巨大努力肅然起敬。即使詆毀性的批評，就像漢森對於基本方程式的批評，或者哈耶克教授對於凱恩斯的基本理論結構的批評，都照例摻雜著應有的頌揚。但在凱恩斯自己看來，它是個失敗，而且這不僅僅是因為它沒有達到他心裡成功的標準。由於某種原因，它不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它實際上沒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此種原因是不難找到的：他沒能表達出他自己的理論的基本內容，使得文章為大量的材料所累，這些材料包括物價指數、銀行利息率的運用方式、存款創造、黃金等，這一切，不論它們有什麼優點，是和現行的理論一脈相承的，因此對於他的目的來說是不具有特色的。他已使自己陷入分析工具的密網之中，每次當他試圖把自己的思想像機器一樣製造出來時，這些工具就會出現問題。企圖在具體方面改進這一作品是沒有意義的。企圖和批評做論戰也是沒有意義的，他必須承認許多批評是公正的。除了破釜沉舟，放棄對原理論的忠誠，割斷和它的聯繫，並重新開始之外，他別無其他辦法。他很快了解到這一點。
凱恩斯果斷割捨了與已被棄置的理論的關係，勇敢地從事另一努力——他生平最偉大的努力。他憑自己的聰明才智抓住了他的理論的主要點，並把他的思想儘可能地用於創造能夠表達這些要點而非其他任何東西的概念工具這一任務上。他很滿足於他的成就。當他於1935年12月剛剛完成這一目標后，就又披掛上陣，拔出利劍，重新進入戰場，宣稱他將領導經濟學家們擺脫持續了150年的錯誤思想，進入真理的殿堂。
他周圍的人都被他的理論迷住了。當凱恩斯修改他的作品時，在他的講課中、談話中、在皇家學院他的房間里經常聚會的「凱恩斯俱樂部」中，他常常提到自己的著作，當然，其中不乏一些振奮人心的活躍的商談。他說：「我得助於R.F康思先生經常的建議和建設性的批評，如果沒有他的建議，這本書的很大一部分不會呈現出它現有的形式。」（《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序言，第8頁）考慮到康恩早在1931年6月發表在《經濟學雜誌》的《國內投資對失業的關係》這篇論文的所有暗示，我們肯定不會懷疑這兩句話言過其實。在同一地方，他也提到羅賓遜夫人、霍特里先生和哈羅德先生。還有其他的人——一些最有希望的年青劍橋人也在其中。他們都發表過自己的意見。所有的人都在談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新曙光引起了英國和美國的廣泛關注。廣大學生為之激動，一股盼望已久的熱情浪潮席捲了整個經濟學界。當《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最終問世時，哈佛的學生已經迫不及待地等待著新書的上架：他們為加快進程，安排了第一批圖書的直運。
七
社會分析首次出現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中，而有關投資機會減少和儲蓄習慣仍然維持的經濟過程分析，理論上貫穿於《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始終，並通過三個概念：消費函數、資本效率函數和流動性偏好函數，在理論上加以補充。這些概念和假定的工資單位及同樣假定的貨幣數量一起「決定」收入，並實際上決定就業（如果後者是由前者所單獨決定的話），即需要「解釋」的重要的因變數。這無異於用貧乏的材料做出絕好的調味品，應該取得優異獎。讓我們看看他是怎樣做的。
（1）使模型簡單化的第一個條件，當然是使它所要完成的分析簡單化。對於分析方法的簡單化，部分靠創造，部分則是願意為各種不得不從陳述中省略掉的因素付出代價。但如果我們把自己放在凱恩斯的正統的立場上去，並願意接受他對於當代經濟過程的見解，作為能通過混亂的表層現象看到下面存在的簡單要素的天才稟賦，則對於產生他的結構的他的總量分析，就不會引起什麼反對的意見了。
因為所選用的變數集合，除了就業而外，都是貨幣數量或貨幣表現，所以我們也可以說該分析是貨幣分析；而且因為國民收入是主要變數，所以又可以說該分析是收入分析。我認為，理查德·坎提農是第一個針對綜合分析、貨幣分析和收入分析提出成熟的設計的人。這一分析也就是魁奈在他的《經濟表》中所苦心完成的那個圖式。這樣，魁奈是凱恩斯的真正先行者；並且有趣的是，他關於儲蓄的意見和凱恩斯的意見完全是一致的。關於這一點，讀者看一看《箴言集》就能夠很容易地弄清楚了。但是我們還應當補充說明的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的總量分析在現代文獻中並不是獨立的，它是一個迅速成長的家族中的一個成員。
（2）凱恩斯進一步簡化了他的理論結構，儘可能避免了分析過程中產生的各種複雜情況。如果使用雷格納·弗里希創造出來的名詞的話，凱恩斯體系的確切結構屬於宏觀靜態學，而不屬於宏觀動態學。這一局限性部分應歸因於那些講授他的教義的人，而非他的教義本身，因為它包括了幾個動態部分，尤其是在預測方面。但他討厭「時期」一詞，把注意力集中到對靜態均衡的考慮上卻是事實。這排除去一個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礙——到現在為止一直像美杜莎的臉一樣影響著經濟學家的差分方程。
（3）此外，凱恩斯把他的模型——雖然不總是他的論證——局限於短期現象的範圍之內。在人們共同強調第（1）點和第（2）點的同時，似乎沒有充分認識到他的模型在短期上的要求是多麼嚴格，以及這一事實對於《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整體結構和所有結論是如何的重要。關鍵性的限制條件是，不僅生產函數與生產方法，而且廠房與設備的數量與質量，都不允許變化。關於這一限制，凱恩斯在他的論證的關鍵點總是不厭其煩地向讀者說明（參閱《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第114頁和第295頁）。
模型中也允許了一些在其他情況下不被採納的簡化，例如，它允許把就業看成大致和收入（產量）成比例，這樣後者一旦決定了，前者也就被決定了。但它把這一分析的應用限制在充其量只有幾年的範圍之內——也就是「40個月的循環」的期間——並且，就現象來說，限制在如果工業機器維持不變的話，能夠決定其利用率高低的那些因素上。這樣，在這些設備上，所有現象都在意料之中發生和變化。那就是說，支配資本主義過程的一切現象，就不在考慮範圍之內了。
作為一個現實的寫照，在蕭條時期這一模型最接近於正確，那時的流動性偏好在它的許可權範圍之內也最接近於一個有效力的因素。因此，希克斯教授把凱恩斯的經濟學叫作蕭條的經濟學也不無道理。但凱恩斯自己認為，他的模型得益於現實中的蕭條。儘管它存在用短期模型去分析本質上屬於長期現象的問題，但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由於（幾乎）完全論證一個靜態的過程，或者無論如何也是論證一個停止在（或波動於）靜態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它的最高限度的那種水平的過程，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有權利這樣做。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是崩潰。在穆勒看來，資本主義將發展到一種沒有障礙的靜止狀態。在凱恩斯看來，它發展的結果是經常有著崩潰的危險的一種動態情況。雖然凱恩斯的「崩潰說」和馬克思的很不相同，但它與後者有一個重要的共同特點：兩種理論中，衰退都是由與經濟運行有關的原因引起的，而不是外部力量的影響。這一特點很自然地使凱恩斯的理論取得了違反資本家意志的「辯護者」的角色。
（4）凱恩斯非常注意不超出直接決定收入（和就業）的因素的範圍。他自己很坦率地承認，這些「有時」可以看作「最後的自變數」的直接決定因素，「但還可以對它們做進一步的分析，它們不是我們的最後的獨立要素」（第247頁）。這段話看上去僅僅是建議經濟變數從組成部分的「原子」中獲得各自的含義，但實際上不止如此。當然，我們能夠大大簡化我們的現實世界，並得到極其簡單的主張，如果我們滿足於下面這種形式的論證的話：「假定了Ａ、Ｂ、Ｃ……那麼D將決定於E。如果Ａ、Ｂ、Ｃ是我們研究領域以外的東西，那就沒有更多可說的了。但是如果它們是要解釋的現象的一部分，那麼由此而來的關於什麼決定什麼的命題，可以很容易地成為無可否認的，並取得新奇的效果，可是沒有很多的意義。」這就是列昂惕夫教授稱為含蓄的理論化的論述。但對於凱恩斯，正像對李嘉圖一樣，這一類型的論證只不過是用來強調的手段：它們被挑選出來強調一種特殊關係。李嘉圖並沒有說「在如我所理解的現在英國條件之下，考慮到各種因素，食物和原料方面的自由交易將有助於提高利潤率」，而是說「利潤率決定於小麥的價格」。
（5）對於為數不多的在凱恩斯看來既重要又不足以作為《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主旨的觀點，我們會發現，除了剛剛提到的方法之外，還有其他的強調方式。其中兩個已經提到過。另外一種是批評家常常叫作言過其實——而且這種言過其實不能成為可做辯護的東西，因為結論完全建立於這種誇張的說法之上。但人們不僅必須記住，從凱恩斯的立場來看，這些言過其實只不過是從非主要之點進行抽象的手段，而且還必須記住，它們的部分瑕疵責任在於我們，因為除非有來自一方的力量使我們對觀點進行推敲，否則我們不會輕易聽取忠告。為了便於討論，假定問題中的觀點實際上都很重要並值得推敲，並且記住誇大其詞的話不會出現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本身，而出現在凱恩斯的一些追隨者的作品中，我將讚譽我描述為調味品的這種調味方法。
三個例子足以說明問題。第一，每位經濟學家都知道——如果他不知道，他也可以從與商人的交談中了解到這一點——貨幣工資率的任何充分的一般變動會在同一方向影響物價。然而，在工資理論中談論這一點不是經濟學家們的事。第二，每位經濟學家應當知道，杜格—斯密—J.S.穆勒的關於儲蓄和投資機構的理論是不恰當的，特別是儲蓄和投資的決定過於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可是，如果凱恩斯對於它們的真正關係提出了一個恰如其分的描述，他就會向我們做出回答，而不是對結果含糊其詞：「的確……是這樣……在特定的循環狀態下很重要……究竟什麼重要呢？」第三，任何一位讀者查閱《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第165頁和第166頁，即關於《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第13章的前兩頁，會發現什麼呢？讀者會發現，利息率使投資對於儲蓄的需求和由時間偏好（我把它叫作消費傾向）與所支配的儲蓄的供給均等這一理論「崩潰」了，因為「只是知道這兩個因素還不可能推論出利息率」。為什麼不可能呢？因為儲蓄的決策並不一定意味著投資的決策。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後者不隨前者或不迅速隨前者的變化而變化的可能性。我會考慮到下一種可能性，即如果凱恩斯讓分析脫離以上的任何一點，那麼對於現行教義要旨的極其合理的發展是不會深深打動我們的。為了打動我們，放在顯著地位的必須是流動性偏好——和僅僅是作為與貨幣脫離的報酬的利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不可能如此表述）——等，以眾所周知的順序排列出來。我們為了某一目的而警覺起來。因為與35年以前相比，現在我們當中會有更多的人相信利息是一個純粹貨幣現象這種主張。
但在這本書里有一個詞不能根據這些說法而予以辯護——就是「一般」這個詞。這些強調的方法——即使在其他方面十分不例外——除了能說明幾個特殊事例之外，再無用武之地。凱恩斯學派的人們可能認為這些特殊情況是當代的實際情況，可是除此之外，他們也別無建樹。
正如無視從不完全競爭中獲得的幫助一樣，凱恩斯希望不藉助於剛性成分就能得出結論，這似乎是很明顯的。然而，對某些觀點的論述，他不能夠那樣做，特別是在下降的方向中利息率必須成為固定的這一點上，因為在這一點上流動性偏好對貨幣的需求的彈性是無限大的。在其他點上，當正在使用的方法不能令人信服時，他也隨時準備藉助於剛性分析。當然，人們總是能夠表明，如果經濟制度的足夠數量的適應性機構癱瘓了，它就會停止運行。與其他理論家一樣，凱恩斯主義者也希望這種情況不會發生。雖然如此，它不是沒有重要性的。典型的例子是均衡下的就業不足。
（6）最後，還必須談到凱恩斯在創造自己的分析工具方面的傑出成就。例如，看看他如何巧妙地運用康恩的乘數，或者看看他如何巧妙地創造使用者成本概念，這一概念在定義他的收入概念方面幫助極大，可以算是具有一定重要意義的新的創造。在諸如此類的及其他方面的概念性安排中，我最佩服的是它們的度：它們就像做得很好的上衣正適合顧客的身材那樣適合他的目的。當然，正因為這一點，若不考慮凱恩斯的特定目的，則這些概念只發揮了有限的用途。用水果刀削梨皮是最好的選擇，而用水果刀切牛肉的人，對於由此而產生的不滿意結果只能責備他自己。
八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成功是頃刻間的事，而且正如我們所知，這一成功是持久的。不利的評論當然很多，但它們也只是從另一個方面推動了它的成功。一個凱恩斯學派自發形成了，而且不是像一些經濟史學家所謂的法國學派、德國學派或義大利學派那樣一個廣義的學派，而是一個真正的屬於社會實體的學派，即一個聲稱忠實於「一個主子、一個教義」，有著自己的內部圈子，擁有自己的宣傳人員和口號，擁有自己的秘密的、公開的交易的社會團體。這還不是全部。在正統的凱恩斯主義的範圍之外，還有廣闊的外圍的支持者，在支持者之外，又有一批以各種方式自願地或勉強地吸收凱恩斯分析的一些精神或一些個別論點的追隨者。在整個經濟學史上只有兩個類似的情況——重農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
贏得來自朋友和敵人的積極的認可，尤其是從每位自己在課上聆聽並接受其生動影響的教師那兒得到認可，對《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本身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成就。不幸的是，除非冷冰冰的分析從分析家真實或假定的政治暗示那裡取得了本來不屬於它的溫度，否則在經濟學界，如此的狂熱和隨之而來的強烈反對絕不會暴發。因此，讓我們來領略一下這本書的思想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講，大多數正統的凱恩斯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說都是「激進論者」。但不管怎麼說，凱恩斯本人並非如此。那麼在他的書里有哪些東西激勵了他的追隨者，使他們變得激進呢？萊特教授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一篇傑出論文中甚至清楚地說：「一個保守黨候選人只要大量引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言論，也能引起一場政治運動。」確實如此，但只有當這一候選人知道如何使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插入語和限制條件時，才會如此。毫無疑問，凱恩斯是一位能幹的倡導者，他從來不否認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雖然可能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凱恩斯的成功正是基於下面的事實：即使在他大膽地向前衝鋒中，他也從來不讓他的側翼有隙可乘——他的政策或他的理論的輕率的批評者往往在吃了虧以後才發現這一點。凱恩斯主義者不去看保留條件，他們只考慮一件事情——對於私人節約的譴責及這一譴責在管理經濟和收入不平等方面所具有的含義。
為了了解這意味著什麼，有必要回顧一下這樣的事實：作為長期理論發展的結果，儲蓄已經逐漸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理論的最後支柱。實際上，亞當·斯密除這一點而外已經把其他方面論述得差不多了。如果我們仔細地分析他的理論——當然，我只是說他的體系的觀念形態方面——它基本上是在劈頭蓋臉地斥責「懶惰的」地主和貪婪的商人或「僱主」，再加上對於極度吝嗇的頌揚。而這在凱恩斯以前始終是大多數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觀念形態的主旨。馬歇爾和庇古都在這個範圍內。他們（特別是後者）認為不平等，或現有程度的不平等理所當然是「令人討厭的」。但他們沒有研究這「支柱」就停滯不前了。
許多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涉足於教學或研究領域的人，已經放棄了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忠誠。其中許多人嗤笑利潤動機和資本主義過程中的個人成就因素。但只要他們沒有全部接受純粹的社會主義，他們就必須重視儲蓄——在他們看來，這是在遭受失去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並且與凱恩斯所謂的經濟學家的「下流社會」為伍的懲罰。但凱恩斯打碎了他們的枷鎖，進而最後出現了理論的學說，這個學說不僅消滅了個人因素，不僅是可以機械化的（如果它本身不是機械化的話），而且將最終支柱分析打得粉碎；這個學說可能實際上沒有被精確地指明，但可以用它解釋下列兩句話：「打算儲蓄的人會毀損實際資本」，而且通過儲蓄，「收入的不平等分配是失業的最後原因」。這一點就是凱恩斯主義革命的實質。這裡明確一下，可以看出這一說法不是不適當的。這一點，而且只是這一點，解釋了並在某種程度上辯護了凱恩斯對於馬歇爾態度的改變。這一改變不是從任何科學根據上可以理解而且無可非議的。
但是雖然吸引人的包裝使凱恩斯對科學經濟學所做的獻禮對許多人來說是更可以接受的，可是它不能把注意力從禮物本身引開。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問世之前，經濟學發展變得日益複雜，越來越不能對簡單的問題給予簡單的回答。而《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似乎又把問題簡單化了，使得經濟學家又能提供每個人都能理解的簡單建議。但如同李嘉圖的經濟學一樣，它具有足以吸引甚至鼓舞飽經世故者的內容。事實證明，與幼稚的思想觀念聯繫很緊的同樣的體系，能令正在崛起的一代經濟學家的智囊團滿意。他們有些人曾經認為——也許現在仍然認為——「理論」方面的一切其他作品都應當報廢。他們尊崇的人是提供給他們定義明確的模型去處理、去批判、去改進的人——是那些儘管其著作不能具體化，但至少應以他們所希望見到的形式表達出來的人。
甚至那些在以前就確定了自己的方向，並且在他們成長年代里沒有受到《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衝擊的人，也感覺到一種像微風那樣有益健康的影響。一位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在給我的一封信里寫道：「它（《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補充我們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的一些東西。它不會使我們成為凱恩斯主義者，只會使我們成為更好的經濟學家。」無論我們同意與否，這句話相當準確地概括了凱恩斯成就的實質。特別是，它說明了為什麼敵意的批評，儘管在攻擊個別假定和命題時是成功的，可是仍然絲毫不能給予整個結構以致命的打擊。儘管人們可以認為他對社會的看法是錯誤的，他的每一個主張都是使人誤解的，但仍然可以推崇凱恩斯，就像對待馬克思那樣。
我不想把《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當作學生的試捲來給它評定等級。而且我不認為可以給經濟學家評定等級——那些人們能拿他們的名字來比較的、與眾不同的、無與倫比的人，是太不相同以至於不能相互比較了。不管學說的命運如何，人們對他們的記憶是永存的，會比凱恩斯主義及人們對它的褒貶更「長壽」。
到這裡就要結束了。每個人都知道這位英勇戰士為他的最後一部巨著所進行的偉大的抗爭。眾所周知，凱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一次進入財政部（1940年），在那裡，他的影響隨著丘吉爾的影響而增加，直到無人能與之匹敵。每個人都知道他曾經給予上議院的榮譽。當然也知道凱恩斯計劃、布萊頓森林體系和英國貸款。但諸如此類事情將要由掌握一切資料的有學識的傳記家來闡述了。
附錄A
喬治·弗雷德里克·克納普
（1842—1926）
1926年2月20日，德國第三政治經濟學時代的傑出人物之一克納普教授永遠地離開了德國科學界——第一時代是「理財學」時代，它的最出名的人物是賽肯道夫和朱斯提；第二時代和英國的古典時期相同，登峰造極於屠能和赫爾曼的那些作品，他們是「社會政治學」和「歷史方法」的優秀代表人物。喬治·弗雷德里克·克納普在許多方面和施穆勒、瓦格納、布赫、布倫坦諾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相同，但他和他們一起將永遠與第三時代的一切優點和一些缺點聯繫在一起。
對於他的平淡無奇的一生，不需要長篇累牘的描述。1842年3月7日，他出生於吉森，其父親是一位教授、一本極其成功的工藝學教科書的著者。他在慕尼黑、柏林和阿廷根學習，努力鍛煉成為一位統計家。在他那個時代，他在數學方面的造詣是非常出眾的。1867年，他當上了萊比錫市政府統計局局長。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由於他有效地管理了這一機關，所以他得到了應有的讚譽，同時，在他領導下的統計局刊物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也證明他當之無愧。1869年，他當上了萊比錫大學的「特殊」教授——一個與「副教授」不完全相等的名稱。1874年，他從那裡被調到斯特拉斯堡並晉陞為正教授。他在那裡一直工作到退休——實際上還長些，一直到1919年當他必須離開這個已經淪陷為其他國家的城市時候。
無論做什麼事情，他總是全神貫注、不屈不撓、堅定不移。因此，追溯他生平工作的概況，比在通常情況下對於具有像他一樣豐富思想力的人進行這一工作時要容易得多。一直到1874年，他只是一位統計家，如果我們暫且忽略他的兩篇不那麼重要的論文，即他關於屠能的博士論文和關於賦稅問題的論文。除了在這個領域的實踐之外，他還寫了很多關於這個課題的理論文章，即便現在也值得仔細研究。只是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使得我們無法想到他的顯耀的地位——如果不是一流的話，起碼也接近於一流。
但作為一位研究經濟生活的歷史學家，同時作為一位「制度」情況的經濟學家，他的確是偉大的。他在1887年關於普魯士舊版圖下的農民解放和農村勞動者起源所發表的兩卷書，是他的傑作，也是關於這一問題的標準作品。這些書有助於塑造許多追隨者的思想，近乎創立了科學領域中一個特殊的分支，其理由並不在於其運用了任何新的歷史方法，也不在於它們掌握了解決特殊問題的材料。在這些方面，克納普比不上邁岑或漢森這樣一些人。但他擁有更高尚、更罕見的品質，這又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擬的。他有清晰的（我更願意說是熱情的）卓見，能穿過表層直達事物的核心；他認識到歷史的過程和問題，他對於它們的掌握比大多數人對於其周圍事物的掌握更為牢固。他把他的歷史分析建築在對於當代事實全面了解的基礎之上。像他在1891年發表的《農奴制下與自由制下的土地勞動者》和《土地所有權和騎士采邑》這樣一些短論的來源，只有一部分是歷史的，另一部分則源於對德國地主及佃農的研究，他們的思想、生活方式至今仍適用。我所努力說明的這種才能和他成為歷史學家大有關係；但對於不追尋浪漫和傳奇，而只探索歷史問題的他，這就是一切。
像農民通過倒茬來保持土地的肥力一樣，克納普在1896年左右擱置了這一工作，又開始研究另一類完全不同的問題。在某些方面，那時他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皇家經濟學會贊助之下，最近譯成英譯本的他的《國家貨幣理論》，第一次發表於1895年。毫無疑問，這本書把他提高到享有國際聲譽的地位。許多門人聚集在它的周圍，推崇者和反對者對於這一顯著的成功做出了同等的貢獻——後者通過憤怒的抨擊所做出的貢獻不亞於前者的褒獎。而且，與這本書有值得推崇之處——偉大的概念、獨立的手法、鮮明的風格——一樣，人們不可能否認它在處理經濟理論的根本問題方面陷於錯誤的觀點，它對於德國貨幣科學的負面影響也是不能忽視的。但是它同時告訴人們：無論他的經濟學理論有什麼缺點，都不能被無端地嘲諷。因此，這樣看來，這本書再次顯示了這位偉人的力量：他確信有許多東西難以證實，卻常常被這些無法證實所深深吸引。
附錄B
弗雷德里克·方·維塞爾
（1851—1926）
奧地利學派的三位奠基人中的最後一位——維塞爾剛剛過完75歲的生日沒幾天，便於1926年7月23日去世了。去世前，他的頭腦和身體依舊充滿活力。
弗雷德里克·方·維塞爾男爵生於1851年7月10日，是樞密顧問利歐波爾得·方·維塞爾男爵的兒子。維塞爾在維也納求學，1872年在那裡獲得了學位。一直到那時，他喜歡學習的是歷史方面的東西，但是在1872年他無意中發現了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通過對它的鑽研，轉而對經濟學理論產生了興趣。隨後，他在海德爾堡、耶拿和萊比錫等大學學習，在1883年成為維也納大學的「不領薪俸的教師」之前，他曾在行政部門短暫工作過。1884年，維塞爾被召到布拉格大學任職，1903年又返回維也納接替卡爾·門格爾，最終進入了經濟學的廣闊領域，成績卓著。撇去他事業當中細小的事情不提，這裡提他在1917年以終身議員的資格進入了上議院，並在同年作為商業部長加入了內閣。辭職后，維塞爾重返原職，繼續從事科研工作。
要給那些不了解他的人留下恰如其分的印象是不容易的，因為他的魅力折服了他到過的任何地方。儒雅的外表，非同尋常的魅力，威嚴、一絲不苟的處世風格，以及藝術家的風範和淵博的知識，所有的這些特質使他在廣闊的天地里一言一行都揮灑自如、遊刃有餘，給他的文筆增色不少——然而即使這樣還不足以形容他。也許我唯一能做的便是進行如下的描述：當我們慶祝他的七十誕辰時，包括我在內的三個祝詞人，不約而同地把他和歌德相比。他總是活躍的，但總是很沉著；他對每件事情都有興趣——例如，他是一位傑出的美術鑒賞家，同時也是一位勤勉不輟的藝術贊助商——但不為任何事情所擾亂。在他的內心深處具有某種魔力，任何公共的或私人的不幸似乎都無法打動它。每個榮耀與成功自然而然地來到他面前，一一降臨在他身上，這似乎是與生俱來的，無須費力，然而，這一切對他來說都是過眼雲煙。他從來不為什麼而戰，也不向任何人宣戰——但在他面前，似乎每一個困難都自動為他讓開道路了。衰老對別人而言是摧毀者，但對他來說就好像只是創作油畫時的最後幾筆：力求盡善盡美，使之總能給人以美的享受。
在有限的篇幅內給他的科研工作的特徵下一個定義依然很困難，特別是對英文讀者來說。因為他完全不是按英語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的。恐怕就是善於筆譯和口譯的斯馬特教授對他的部分作品所做的著名翻譯和解釋，也沒能給英美公眾對他的真正重要觀點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技術是不完善的，他是思想清楚但寫作並不簡明的少數人物之一。到現在為止，所發表的紀念他的最好的書評，是哈耶克在1926年的《國民經濟和統計年鑒》上所發表的那篇附錄，它包括他的全部作品的清單，總共62種。我們應該努力用簡明的語言來說明他的思想的總體方向。
他首先是一位理論家。門格爾對他所起到的作用，與其說給予他一個觀念，不如說是推動他發展自己的觀念。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對價值理論的基本問題進行如此深刻的思考，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對經濟學的基礎具有這樣清晰的卓見。在他的精力處於鼎盛狀態的時期里，他致力於創立自己的觀點和方法，這些觀點和方法收錄在他的《自然價值論》（1889年）里。他在1884年發表的《經濟價值的起源和基本法則》是《自然價值論》的前身。在《自然價值論》中，他第一次闡述了自己的「邊際效用」理論、用「間接效用」解釋的生產成本理論（這一理論曾被潘塔里昂尼稱作維塞爾法則）和他的「轉嫁理論」。這一切東西都是眾所周知的。但我在這裡所要強調的，不是他的任何一個工具或理論的重要意義，而是他從整體來構想生活的豐富成果和偉大之處，這些成績的產生得益於對共產主義社會經濟的分析。從那時起，他在價格均衡理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近年來突然出現的問題迫使我們去重溫他的那些基本思想，雖然在許多人看來，它們已經過時了。
他在發表《自然價值論》之後，將這一思想線索擱置了約20年。但在1909年，他再一次回到這個問題上來，並於1914年在《社會經濟基礎》這部百科全書里發表了他的《社會經濟學理論》。這是他關於純粹理論最後的和最成熟的證明。由於戰爭的緣故，我們直到現在才感受到它深刻的影響力。
與瓦爾拉和其他人相類似，他同時轉向貨幣理論，慢慢地並從自己的角度建立起永遠會與這一領域中當代最傑出的成就並列的理論，而且沒有參考其他人的成果。他關於這一問題的第一次發言，是1903年在被選擇接替門格爾的教授席位之後所做的就職演說。他的最後一篇文章，即《政治學辭典》中關於貨幣的那篇論文，是在他逝世前不久完成的。他用研究貨幣購買力的歷史變化的方法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並企圖像他的價值理論為成本法則打基礎那樣，為數量理論建立同樣的基礎。真正理解貨幣理論的人是不太多的。但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在很多方面都愉快地達成共識，其不同點與審美標準和技巧方面的不同點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因此，維塞爾的研究道路的很大一部分必然與其他人的道路並非交叉，而是平行的。但在一些論點上——後來被魏斯和米塞斯等人發展完善——照我看來，維塞爾似乎比任何其他人鑽研得更為深入。
他在晚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社會學研究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學可以被定義為歷史的分析，或者像他自己以他所具有的創造特別辭彙的能力所定義的「沒有名字的歷史」。歷史的社會學，或社會學的歷史，是他最初的興趣所在，也是他生命中最後的興趣所在。在把若干年的青年精力用於鑽研它之後，他在74歲時發表了題為《論權力法則》的偉大社會學著作——這樣一來，他就完成了當他還在學生時代就立下的宏圖大志，並收穫了他在這一領域中的思想成果。
因此，他的一生可謂誠實正直、品行端正、沒有污點，沒有什麼歪曲的或迷失方向的東西。他的生命中的每一因素都構成一個和諧整體的一部分，它慢慢地開展，有機地成長，達到了一個驚人的高度和廣度。
附錄C
拉地斯勞斯·方·鮑爾特凱維茲
（1868—1931）
拉地斯勞斯·方·鮑爾特凱維茲是德國的一位優秀統計學家。鮑爾特凱維茲不是德國人的後裔。他是與波蘭的俄國統治者交好的波蘭家族之一的子孫。他出生於聖彼得堡，在那兒長大，並且曾在那裡上了大學，後來有一個時期還在那裡教書。由於他長期在德國居住並在當地建立了關係網，1895年他成為斯特拉堡大學不領薪俸的教師，從而使他有機會在1901年被委派為柏林大學的「特殊」（助理）教授。不同尋常的一點是，這位卓有成就的人從來沒有被考慮為任何一個大教授席位的候選人，不管是柏林大學還是其他大學。一直到了1920年，根據一項促使全體教師「大眾化」的措施，所有編外教授都成為正教授時，他才取得這一席位，但他仍然是完全孤立的。
關於這一點有幾個理由可以佐證。他是一個外國人。雖然他不是一個拙笨的演說家和作者，但他也不是一位善於講課的教師。據說，他授課時，沒有多少學生去聽，因為他把自己的東西巨細無遺地加進了授課中去。他的近乎苛刻的敏銳使人敬畏，這也使人很難喜歡上他。有責任向教育部推薦他的那些同事，都不能理解他的貢獻。但他似乎並不在意，而是淡泊自安，享受著每個人給予他的尊重和安寧的科研生活。但這種生活在出人意料的死亡來臨時戛然而止，縮短了他的科學生命，當時，他本該處於精力充沛、體力旺盛的時期。關於他的所有出版物的書目（就目前我所能看到的而言）由奧斯卡·安德森教授完成總結並出版，請讀者參閱它。
他是一位天生的評論家，雖然幸運女神並不經常垂青於他。即使是他的創造性著作也採取批評的形式，而且批評已成為他的生命。這一批評的能力，或者應當說批評的熱情，在作為經濟學家的他的作品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其中他對於許多例證上的微小的細節也不放過。在經濟學方面，他不是一位創造者。我認為，如果他不是拒絕全方位地運用數學工具，他的成就會比現在更偉大；並且在他的鼎盛時期，他所掌握的數學工具也本來是可以使他與埃奇沃思或巴羅內等人齊名的。但是他在一個幾乎沒有人肯聽人講經濟理論的國家和時代里，高舉了經濟理論這面大旗，他信仰並教授馬歇爾的信條，利用自己手中的利器，解決了許多有爭議的問題。他的最重要的成就是他對馬克思體系理論結構的分析（《社會科學文庫》，第28卷和第29卷，以及《康拉德年鑒》，1907年），可以說，這是關於這一問題及附帶的關於它的其他批評者的最好的作品。另外一篇可以與之媲美的傑作是他關於洛貝爾圖斯和馬克思的地租理論的論文（《社會主義歷史文庫》，第7卷）。在瓦爾拉·帕累托和龐巴維克的一些作品中，很多地方都存在一些細小的可以忽略的疏漏，而且絲毫不影響其基本觀點的準確性，然而，即使這樣，這位嚴厲的批評家也不輕易放棄這些疏漏。作為一位貨幣理論和政策的著者，他的地位在當時與他同行的其他人當中是很高的。他對金本位制、銀行信用和流通速度等問題所做出的貢獻難以估量。然而，他在這一領域中最好的作品是他關於指數的著作（《挪威統計雜誌》，1924年），即一篇關於歐文·費雪著作傑出的解釋，在論證問題上它是一種創造性貢獻。
在統計方法領域裡，他在當時取得「最勇敢者的獎賞」的殊榮是當之無愧的。作為「小數法則」的發現者（1898年）和累克西斯學派的領袖，他獲得了足以使他流芳百世的世界性榮譽。他的唯一的「書」是關於概率的，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工作——甚至當我們不帶有對隱含於其中的概率的基本概念的任何偏好去讀這本書時。出版這本書時，他心存很大的障礙，唯恐這本書的創造性達不到他預期的高標準。在一本經濟雜誌里，要列出鮑爾特凱維茲關於統計理論著作的長長的清單，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適的。列舉幾個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作品就足以反映這位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歷史地位了。在尋求解決不平等收入的測量方法這一重要問題上，沒有人比他做的工作更多了（國際統計局第十九次大會）。而他的努力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以致我們現在大多數人閱讀以下著作時都感到大受教誨並且會感到心情愉悅：關於經驗曲線求積分的論文（《斯堪的那維亞保險統計師雜誌》，1926年）；關於統計的共同性和穩定性的論文（同前刊物，1918年）；關於根據戈森定律所設定變數的論文（《挪威統計雜誌》，1922年）；關於一切誤差法則的共性的論文（《柏林數學會會議記錄》，1923年），或關於偶然事件的時序的論文（《國際統計局公報》，1911年）——更無須提及關於死亡率或保險的任何一篇論文，其中有的篇章堪稱這一領域的經典。
但是為了對他的思想領域的範圍有所了解，必須指出的是，他在其他方面的豐富才能遠遠超出了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才能，那就是《作為概率理論研究對象的放射性光線》，於1913年在柏林出版。在翻閱這本小冊子時，我們似乎看出寫作它的那位經濟學家的思想的輪廓，並且我們會開始懷疑：我們是否可以僅僅根據他所發表的東西就來衡量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