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敵意的增長

第一節資本主義的社會氣氛

經過前面兩章的討論，就會容易理解資本主義過程怎麼產生對它自己的社會秩序那種近乎普遍的敵意，這點我在本篇開端時已經提到。這種現象如此驚人，而馬克思主義者和通俗作家對它的解釋又這樣少，所以稍稍把這個現象的原因說得詳細一點是很有必要的。

（1）就像我們已經知道的，資本主義過程最後降低了資產階級賴以生存的職能的重要性。我們也知道，它傾向於銷蝕它的保護層、毀掉它自己的防禦工事，以及驅散它堡壘的保衛部隊。另外我們還知道，資本主義創造了一種批判的心理結構，這個結構在把非常多的其他制度的道德權威毀壞之後，最後掉轉過來反對它自己；資產階級人士驚奇地發現，理性主義態度在得到國王和教皇信任狀后沒有停步，而是對私有財產和資產階級價值的整個體制繼續進行攻擊。

於是資產階級堡壘在政治上變得沒有防禦能力。沒有防禦能力的堡壘招來侵略，特別是倘若其中有大量財物可以獲得就更是如此。侵略者用一貫的做法，逐漸設法讓敵意成為合理化狀態。暫時用收買辦法緩解侵略肯定是可能的。不過一旦侵略者發現他們能把這一切佔有時，最後的手段也就失敗了。這樣說部分地解釋了我們想要解釋的東西。只要這個解釋管用（當然它不會永遠管用），我們理論中的這個要素就能夠從資產階級的沒有防禦能力與對資本主義制度敵視之間歷史上存在的密切相互關係得到證實：第一，儘管當時產生敵意的理由很多，但只要資產階級的地位穩固，原則上不會有多大敵意；第二，敵意的傳播與防護圍牆的倒塌是同步進行的。

（2）不過，有人或許要問，實際上，真實地感到他和社會所有階級一起盡他的責任的很多工業家正以天真的迷惑心理提出疑問，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要用非資本主義力量或超理性的忠誠的保護？難道它高舉自己的旗幟不能通過這場考驗？我們自己先前的論點不能完全表明它有大量的功利證書可以提出嗎？難道不能為它提出充足完美的理由嗎？那些工業家一定會指出，一個通情達理的工人在衡量他與（比如說）一家大鋼鐵公司或大汽車公司簽訂的合同的好處和缺陷時，或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考慮到各方面，他幹得很不錯，他與公司這筆交易的優勢不是全在一方。這當然不錯，是對的，不過所有的這些都是不相干的。

因為首先，相信政治性攻擊主要是由於不滿產生的，而提出正當理由能夠避開攻擊是錯誤的。政治性批評不容易用合理的論證給予有效的滿足。不要由於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評是從批判的心理態度出發的，也就是從一種不是對超理性價值忠誠的態度出發的，就能斷定理性的反駁會被接受。這類反駁或許會撕掉攻擊的理性外衣，不過肯定達不到一直在外衣後面潛伏的超理性的驅動力量。資本主義的理性消除不了次理性或超理性的衝動。它只是能除去神聖或半神聖傳統的約束讓它們不受支配。它們將在缺乏訓練和指導它們的手段甚至意志的文化里造反。不過即使它們一旦起來造反，也無關緊要，因為它們在理性主義文化中的表現多少有點理性化。就像人們從不帶著能夠接到滿意答覆的公正心態向國王、大公和教皇要求功利證書一樣，資本主義站在口袋裡裝著死刑判決書的法官面前受審。無論法官會聽到什麼樣的辯護詞，他們只打算傳達這個判決，被告要想獲取勝利的唯一辦法是改變起訴書。功利主義的理由作為集團行動的主要原動力不管怎樣都是無力的。它肯定不是超理性行為決定因素的對手。

其次，只要我們懂得接受支持資本主義的案件意味著什麼，這場訴訟的勝利就變得非常容易理解。這個案件的理由即使比它實際強有力許多，也從來沒有人能把它簡潔明白地說清楚。一般人要理解它，一定要掌握他們根本不可能掌握的洞察力與分析能力。原先有關資本主義說過的胡言亂語都得到某個專業經濟學家的支持。就算不談這一點，理性地認識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就和認識資本主義為未來提供的希望，就要求窮人具有近乎不可能具有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我們只有用長期觀點看問題，資本主義的成就顯而易見。所有擁護資本主義的論點必定以長期考察為依據。用短期觀點來看，能在畫面上看到的主要是利潤和低效率。昔日的平均派或憲章派人為了甘心於他的命運，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曾孫身上來自我安慰。為了和資本主義制度認同，現在的失業者必須全部忘掉他個人的厄運，現在的政治家必須忘掉他個人的野心。社會的長期利益跟資產階級社會的上層完全混合在一起，人們只把它看作那個階級的利益是非常自然的。對於群眾來說，短期觀點是值得考慮的。跟路易十五一樣，他們也覺得無論死後洪水滔天，群眾按照個人主義的功利主義觀點看問題，具有像這樣的感覺當然是非常合理的。

另外，在所有的社會制度里，每個人都有一定要與之鬥爭的日常困難和可能出現的困難，譬如那些損害人、麻煩人、折磨人的摩擦與失望，以及或大或小讓人鬱悶的事情。我想，我們每個人都多多少少有把困難全部歸因於與他完全無關的那部分現實的習慣。為了克服我們因環境引起的敵意衝動，對社會制度的感情上的依戀是必需的，而這正是資本主義在制度上不能產生的東西。假如沒有感情上的依戀，那麼敵意衝動就會一意孤行，成長為我們心態中永久的一部分。

還有，就是永遠上升的生活標準，尤其是現代資本主義為完全就業工人提供的閑暇……好了，這句話我不必說完，也不用詳盡闡述那個在全部論點中最平凡、最古老、最老生常談的論點，不幸的是這個論點太真實了。被看作理所當然的長期改善，配上受深度怨恨的個人無保障，顯然是哺育社會騷動的最佳食物。

第二節知識分子的社會學

但是，無論是攻擊的機會，還是真實或虛幻的敵對情緒，不管其本身多麼強烈，都不足以引起反對社會制度的緊急敵對狀態。因為要造成那樣的一種氣氛，一定要有一些集團，它們的利益在於煽動和組織仇恨，哺育它、宣揚它和領導它。正如我們會在第四篇中所談到的，人民群眾從不提出他們自己首創的明確的意見。他們更不能把他們的主張清楚有力地說出來，更別說把意見變成一貫的行動了。他們只能追隨或不同意追隨這些集團提供的領導。在我們把有資格充當那個角色的社會集團發現之前，我們有關敵視資本主義氣氛的理論是不完整的。

簡單地說，有利於形成普遍敵視一個社會制度或形成明確地對這個制度的攻擊條件，在所有情況下都會招來利用這個條件的集團。不過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況下，還有一個事實值得注意：跟其他類型的社會不一樣，資本主義無可避免和因為它文明的邏輯會造就、教育和資助一個在社會騷動中有利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前面我們的論點有對於這個既奇怪又重要現象的解釋，不過瀏覽閱讀一下知識分子的社會學，讀者或許能得到更生動的印象。

（1）對知識分子這個類型下定義是很難的。實際上，困難在於表明物種的屬性。知識分子不像農民或工業勞動者那樣是一個社會階級，他們來自社會的所有角落，他們的大多數活動在於彼此打鬥，在於組成不是為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的先鋒。不過他們漸漸形成集體態度和集體利益，其堅強程度完全能讓大部分成員的行為方式讓人聯想起社會階級這個概念。他們也不能簡單地定義為全部具有較高教育程度的人們的總和，這樣的定義會模糊這個類型的最重要的特色。不過除了特殊例外，所有有過較高教育的人都是潛在的知識分子，還有他們的相同內心思想的事實，便利於他們之間的理解，並形成一種結合力。把知識分子這個概念與自由職業成員看作同一意義，對我們下定義的目的並沒有幫助，比如，醫生或律師並不是貼切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除非他們談論或撰寫不屬於他們專業擅長的題材，他們肯定經常這麼做，特別是律師。不過在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之間存在密切關係。由於某些專業尤其是假如我們把新聞記者也包括在內，事實上幾乎整個屬於知識分子類型的範圍；所有專業工作者都有機會成為知識分子；許多知識分子為生活承擔某一專門職業。最後，如果採用與體力勞動相對就是知識分子這個定義，又感覺過於廣泛。而威靈頓公爵所說的「一批搖筆桿的人」，範圍好像過於狹隘。「文士」（Hommesdelettres）的含義也太窄了。

不過我們或許做得比跟著鐵公爵走還要壞。實際上知識分子是一群揮舞說話和寫作力量的人，他們跟其他做同樣事情者的不同特色之一是他們對實際事務不負直接責任。這個特色一般又是另一種特色的原因，因為他們沒有實際事務的第一手知識，而這種知識只有在實際工作中才能獲得。另外，從作為旁觀者知識分子地位出發的（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局外人），同時也是從他表現自己的主要機會在於事實上或潛在的損害他人的價值出發的批評態度，應該當作第三個特色。是非專業人員的專業還是專業人員的淺薄涉獵？或者是由於什麼都不懂才天南地北地高談闊論的人還是蕭伯納筆下《醫生的兩難處境》中的新聞記者？不，不，我沒有這樣說，這也不是我的意思。這類事情會得罪人，也是不真實的。讓我們不再試圖用語言下定義，而改用「實物」進行解釋：在希臘博物館里，我們可以看到貼著美麗標籤的人物。這些公元前5世紀和4世紀時的詭辯家、哲學家、修辭學家，無論他們怎樣反對被扯到一起，他們都屬於同一類，這理想地說明了我的意思。他們事實上都是教師，不過不會破壞這個說明的價值。

（2）在前文分析資本主義文明的理性主義性質時，我指出理性思想的產生當然要比資本主義制度早數千年之久，資本主義所做的是給這個過程以新的推動和特定的轉折。不提希臘羅馬世界，我們同樣地在（例如）法蘭克王國和由法蘭克王國瓦解后成立的一些國家中看到完全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知識分子。不過他們人數不多，他們是教士，多數是修道士，只有特別少的一部分的人才能看到他們的寫作。無疑，有力量的個人偶爾可以形成非正統的觀點，甚至把這種觀點傳達給平民聽眾。不過一般來說，這種情形是對一個組織得非常嚴格環境的對抗，而且要脫離這個環境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要冒被視為異端的危險。就算這樣，沒有某個大領主或大首領的支持，這樣做也是不可能的，就如教士們採取的策略充分表明的那樣。所以從整體上說，知識分子受人嚴格掌控，不服駕馭會有嚴重後果，甚至像在黑死病時期（1348年及以後許多年），這種特別混亂和放縱的時期也是這樣。

但是，假如說修道院產生了中世紀社會的知識分子，那麼資本主義讓他們自由自在，給予他們印刷機。世俗知識分子的遲緩發展僅只是這個過程的一個方面，人道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同一個時候出現是非常驚人的。人道主義者最早是語言學家，不過正如上文所說的，他們很快擴展到禮儀、政治、宗教和哲學領域。這不僅僅因為他們連同文法一起翻譯的古典著作的內容，從批評經文到批評社會，這個過程的時間比外表看來較短。儘管這樣，典型的知識分子並不欣賞依然等待著異端分子的火刑架的觀念。一般來說，他們更中意的是榮譽和舒適。但是這些最終只有從現世的或宗教的王公貴族處才能得到，儘管人道主義者是擁有現代意義上的民眾的第一批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態度一天比一天強烈。不過對社會的批判與對天主教會特別是它的首領的某種攻擊不同，在這樣的環境里並不盛行。

可是榮譽和報酬的來源不只一端。阿諛和奉承所得的酬勞經常不如相反態度得到的多。這個訣竅不是阿雷蒂諾發現的，但在利用這個訣竅上沒有人能勝過他。查理五世是一個忠實的丈夫，不過在每一次要讓他離開家很多個月的戰役中，他過著他那個時代他那個階級的紳士生活。不錯，如果在那種正確的論點上對這位偉大的政治與道德批評家認輸，公眾（有關他和他的皇后的事情）必定絕對不知道。查理為這付出代價。不過問題在於，這不是那種通常僅是單方受益並給對方沒有補償損失的簡單訛詐。查理知道他付出代價的原因，儘管必定有可能用較低的代價不過更加激烈的辦法保證緘默。對此他沒有表示憤恨，卻一反常態地獎賞此人。很明顯，他需要比緘默更有價值的東西，實際上，他賞賜物品的全部價值他都得到了。

（3）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阿雷蒂諾的筆的確比劍更強。不過或許出於無知，我不知道在以後的150年裡是否有過類似那種類型的事例，在這個時期里，知識分子在既有的以法律和教會為主的職業之外，好像沒有扮演過偉大的角色。現在看來，這種挫折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挫折發生在大致相當的時間裡，在歐洲大陸大部分國家中，這種情形發生在那個困難時期。後來資本主義企業的復甦，知識分子也一樣分享。更便宜的書籍、低廉的報紙和小冊子，加上擴大範圍的公眾，公眾的增加一部分是因為書報價格低廉的結果，一部分則是因為工業資產階級獲得財富和社會地位及隨後產生的無名公眾輿論的政治重要性增加所產生的獨立現象。這些所有的有利條件和越來越多地除去束縛增加自由是資本主義機器的副產品。

個人庇護人在18世紀的前75年中逐漸失去他在知識分子事業開始時所具有的至高重要性。不過至少在這個事業成功的頂峰中，我們清晰地分辨得出集體庇護人（資產階級公眾）的支持這個新的因素。在這點上和在所有別的方面一樣，伏爾泰提供了最有價值的例證。就是他的膚淺讓他能夠接觸從宗教到牛頓光學的所有東西，加上他不屈不撓的活力和永不滿足的好奇心，對任何事物都全不禁忌，他對他那個時代的幽默感有著正確的直覺並悉數接受，所有這一切讓這位批評不當的批評家和平庸的詩人兼歷史學家能夠讓人著迷，兜售他的一套東西。他還投機、欺騙、接受禮物和職位，並且總保持著建立在他與公眾良好關係鞏固基礎上的獨立性。雖然盧梭的情況和類型根本不同，不過討論他這個例子會有更大的啟發意義。

在18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裡，有一段讓人吃驚的插曲給大家展示一個自由作家知識分子力量的性質，他除了研究被稱為公眾輿論的社會心理機制外，其他什麼也不做。這是發生在英國的事情，當時這個國家在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走得最快。約翰·威爾克斯對英國政治制度的攻擊確實是在最有利的條件下發動的；不能說他真的推翻了比特伯爵的政府，這個政府必定任何出路都沒有，因為有非常多的原因讓它必定倒台；但是威爾克斯的《北不列顛人》是把比特伯爵政治脊樑壓斷的最後一根稻草。《北不列顛人》第45期在保證取消一般搜查令和向出版與選舉自由邁出一大步的戰役中打響了第一槍。這不等於創造歷史或為社會制度改革創造條件，不過它的確起了好比接生婆助手的作用。威爾克斯的敵人沒辦法阻撓他的行動，是所有經過中最有意義的事實。顯然他們具有組織由他們控制的政府的任何力量，可是某種原因把他們擋了回去。

在法國，大革命前幾年和革命年代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像《馬拉》《德穆蘭》等這樣的許多小報。這些小報並不像我們的小報那樣把風格和文法完全拋棄了（這點我們必須急忙趕上去）。恐怖時期或更系統地說在第一帝國時期結束了這一現象。然後跟著的一個時期（中間插入「資產階級國王」的統治），實行或多或少的堅決鎮壓，直到19世紀60年代中期的第二帝國才被迫放鬆嚴厲控制。在歐洲中南部，這個時期持續大致相同的時間，在英國，從美國獨立戰爭開始到坎寧執政，也出現類似的情況。

（4）實際上，在這個時期中全體歐洲政府有過幾次長時間態度非常堅決的要知識分子就範的企圖都失敗了，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內要擋住這個潮流是不可能的。它們的歷史不過是很多威爾克斯功績的翻版罷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或者在含有決定重要性資本主義要素的社會裡，對知識分子的所有打擊必定會撞上資產階級企業的私人堡壘，這些堡壘或其中的一些堡壘將對這些被打擊的對象進行庇護。另外，這樣的打擊一定要依據資產階級立法和行政實踐的原則進行，而這個原則肯定具有伸縮性，不過嚴禁迫害超過某個界限。在資產階級被激怒或受威嚇時，它或許會同意甚至歡迎非法的暴力，不過也僅僅是暫時的。像在路易·菲利普統治下的這樣純粹的資產階級政權下，軍隊或許會向罷工者開槍，不過警察不會圍捕知識分子，或者逮捕后必定立即釋放；否則資產階級階層無論多麼強烈地不滿他們的一些做法，仍會支持他們，因為要砸碎它不贊成的自由，就要同時砸碎它贊成的自由。

請注意我並非是以非現實主義的慷慨大度或理想主義來相信資產階級。對人們所想、所感覺和所需要的東西我也是適當地強調，因為對其重要性我也基本同意馬克思的看法。在對作為集體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單個的每一個個人保護時，也保護了資產階級自身及它的生活方式。依照這點能夠推斷，資本主義制度既不願意又不能夠對知識分子階層進行有效的控制。所謂不願意是不願一貫地使用與資本主義過程形成的精神狀態不一致的方法；所謂不能夠是指在資本主義過程形成的制度結構內，只有屈服於非資產階級統治才能做到這一點。所以一方面，公開討論的自由包含對資本主義社會基礎吹毛求疵的自由從長期看來是無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因為知識分子集團以批評為生，它的整個地位依賴螫人的批評才獲得了其整個地位，所以它只能吹毛求疵；對人的批評和對當前事務的批評，在沒有哪一種東西是神聖的形勢中，註定必成為對階級和制度的批評。

（5）這幅現代的圖畫再有幾筆就會完成了。隨著生產手段的不斷增加，也增加了群眾的生活標準和閑暇，這就改變了並仍在改變集體庇護人的構成狀況，因為庇護人的愛好是知識分子一定要提供的。書籍、報紙越來越便宜了，又出現了大規模的報業公司。現在又有了無線電廣播。以前和當前都存在徹底消除限制的趨勢，逐漸破除那些短期性的抵抗企圖，在這麼做的時候，資產階級社會證明自己是這樣無能和偶爾有嚴重孩子氣的實施紀律者。

不過還有另一種因素。教育機構尤其是高等教育機構的急劇擴展是資本主義文明後期的最重要特色之一。這種發展和大規模工業單位的發展過去和現在一樣是無可避免的，不過與後者不同，它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受到公眾輿論和政府當局的鼓勵，所以它的進步要比聽任它自己的能量能做的要快得多。無論我們用其他立場來考慮這件事，無論它的切實的成因是什麼，有幾個結果跟知識分子集團的規模和態度有關。

第一，因為高等教育增加對專業、半專業勞務的供給，最後增加整個「白領」職業勞務的供給，超過從成本-收益考慮決定的界線，高等教育發展或許是造成局部失業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跟這種失業同時存在，或取代這種失業，它造成就業於低標準的工作，或就業於低於收入較高的體力勞動者工資水平的職業這樣不能讓人滿意的就業狀況。

第三，高等教育迅速發展會產生非常讓人沮喪類型的無力就業狀況。受過大學或專門學校教育的人，不一定具有（比如說）專業工作的雇傭價值，卻容易形成不願接受體力勞動工作的心理。他之所以這樣，可能因為他缺乏天然的才能（這跟他通過學業考試一點兒也不矛盾），或者因為不適當的教育。這兩種情況無論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都將越來越多，因為進入高等教育的人一直增加，需要的教育力量相應增加，而教師和學者的人數卻不能隨著增加。忽視這一點，根據只要有錢就能多辦學校、學院和大學的理論，其結果非常明顯，不說也可以明白。全都有正式資格的十幾個人申請一項工作，卻沒有一個人能讓人滿意地勝任這項工作，這種事例凡與招收人員多少搭邊的人都知道，每一個有判斷能力的人都知道。

全部那些失業的、對職業不滿的和無力就業的人都流入標準最不明確、不同等級的才能和學識均能包羅兼蓄的行業中。從而擴大了嚴格意義上知識分子的隊伍，他們的人數所以不相稱地增加。他們帶著非常不滿意的心情進入這個隊伍。不滿產生憤恨。他們經常通過批評社會讓自己變得合理，就像我們所已經知道的，他們的批評，尤其在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文明中，不管怎樣是知識分子對人、對階級、對制度的旁觀者態度。哎，現在我們有了很多人，有了一個有著無產階級色彩的含義明確的集團地位，集團利益形成集團態度，這種態度比那個理論更實際地說出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仇視的原因，那個理論本身是心理學意義上的理性化，依據那個理論，知識分子對於資本主義錯誤行為的正當憤怒全部代表從殘暴事實推理出來的邏輯結論，那個結論不比情人們認為他們的感情全部代表他們深愛之人的美德這種邏輯結論高明多少。另外，我們的理論還說明，隨著資本主義進步的每一個成就，這種敵意不會減少而只會增加。

當然，等同於對資本主義制度道德上的非難的知識分子集團的敵意是一回事，環繞在資本主義機器周圍的總的敵視氣氛是另一回事。後者是具有真正重要意義的現象，它不是簡單的前者的產物，而是部分地來自獨立的來源，其中有一些已在上文提到。就其作用來說，它是知識分子集團工作的原料。這兩者之間有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要說明這種關係要用許多篇幅，這是我做不到的。不管怎樣，這樣的一次分析描繪，總的輪廓已經完全顯現，同時在我看來把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即他們是刺激、加強、誇張地描述和組織這種原料，給它添加些什麼只是次要的事情再說一遍是必要的。一些特殊表徵會證明這個原則。

（6）資本主義發展產生勞工運動，它顯然不是知識分子集團製造的。不過這樣一個機會和知識分子造物主兩者會相互尋找，這點讓人不會奇怪。勞工從不祈求知識分子領導，不過知識分子闖入勞工政治。知識分子有重要貢獻要做：他們竭盡全力地宣揚這個運動，就像在階級鬥爭中一樣為它提供理論和口號讓它意識到自己，並在這樣做的時候改變運動的意義。用他們自己的觀點解決這個任務時，他們自然地讓它變得激進，最終把革命的傾向輸入大部分資產階級工會工作，這種傾向是大部分非知識分子工會領袖最初深惡痛絕的。不過知識分子這麼做還有另外一個理由。聽到知識分子的宣傳，工人們差不多都一致感到假如不是特別不信任就是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為了掌握工人與非知識分子工會領袖的競爭，知識分子被迫採取經受得起別人不滿的非知識分子領導人根本不需要的路線。沒有真正的威信，並感覺到一直有被人粗暴地告誡不要他多管別人事情的那種危險，讓他一定要奉承、允諾和煽動，扶植左翼和沉著臉的少數派，發起可疑的或不靠譜的辯論，呼籲幾乎沒有希望的目的，聲稱自己準備服從。總之，他對群眾的行為就如同他祖輩最早對教會修道院長，後來對王公和其他庇護人，再後來對資產階級集體主人的行為一樣。因此，儘管知識分子沒有製造勞工運動，不過他們的工作讓勞工運動成為本質上不同於假如原來沒有他們會成為的樣子。

關於這個社會氣氛形成的原因，我們已談論了很多，這種氣氛說明之所以政府政策對資本家利益越來越敵視的原因，最後敵視到在原則上不再考慮資本主義機器的需求，並成為資本主義機器運轉的重大障礙。不過知識分子集團的活動與反資本主義政策有一種關係，它比他們參與宣傳這種政策所暗示的關係更為直接。進入職業政治的知識分子很少，取得負責的職位更是不多。不過他們在政治機關里供職，撰寫政黨的小冊子與演講稿，起了秘書和顧問的作用，造成少數政治家所辦報紙的信譽，這種信譽儘管不是非常重要的資本，但幾乎所有人都不敢忽視它。知識分子在做所有的這一些事情時，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把他們自己的思想幾乎壓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

真正所發揮的影響要看政治狀況怎樣而有巨大的不同，有的僅只是在紙上泛泛而談，有的成為政治上可能或不可能的標準。不過它總有特別大的活動空間。在我們說個別政治家和政黨是階級利益的代表時，充其量我們也只是強調了一半真理。同樣重要的（假如不是更重要的）另一半，只有在我們考慮到政治是職業，它要形成自己的利益，而這種利益或許只有在與一個人或一個政黨「代表」的集團的利益相衝突或相一致時，才能看得出來。個人和政黨的意見在直接影響個人或政黨前途或地位的政治形勢中對那些因素比所有別的東西更加敏感，一些因素受知識分子集團的控制，情況與—個時期的道德準則非常酷似，它把一些利益集團的事業抬得非常高，卻冷漠地把另一些利益集團的事業放在一邊，不屑一顧。

最後，社會氣氛或價值準則不僅影響政策、立法的精神，並且還對行政措施有影響。不過在知識分子集團和官僚之間還有更加直接的關係。歐洲官僚有著前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的血統。隨著幾個世紀的逝去，無論官僚人員的組成有了怎樣大的改變，他們從來沒有把他們自己、他們的利益或他們的價值標準跟資產階級完全等同，他們僅僅是把資產階級看作為了君主利益或國家利益而管理的一宗資產而已。因此除了因為專業訓練和專業經驗的阻礙外，他們不難接受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化，他們與現代知識分子通過一樣的教育，有了很多共同之處，同時，從前在很多情況下讓人不容易接近的紳士風度，在過去幾十年中已從現代公僕身上消失了。另外，在政府行政機構快速擴大的時候，所需要的增補人員一定要從知識分子集團中吸收，這種情況在美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