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資本主義的解體

（1）企業家和資本家及在事實上接受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整個階層面對周圍日益加劇的敵意和因為這種敵意而產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最終會停止發揮作用。他們的目標正急速變得無法實現，他們的努力正變得毫無作用。建立工業王朝的這個最有魅力的資產階級目標，在大多數國家已成了鏡中花、水中月，甚至就是比較小的目標，也非常難以達到，從而讓人們越來越理解這些狀況的永久性質，認為不再值得為它們進行奮鬥。

思考一下在解釋近兩三個世紀經濟史中資產階級推動力的作用，它受社會不利反應窒息欲絕，或者它遭到廢棄不用而被削弱，顯然構成可以完全解釋資本主義過程失敗（假如我們把它看作永久現象）的一個因素，並且是比投資機會消失論所描述的那些因素中的無論哪一個都重要得多的因素。因而看到那個推動力不但受到資產階級思想以外各種力量的威脅，並且傾向於被內部各種原因所消滅是讓人感興趣的。這兩者之間當然存在緊密的互相依賴關係。不過，只有我們理清它們的關係，否則我們是很難做出正確診斷的。

我們已經碰到過那些「內部原因」之一。我把它稱為財產實體的蒸發。我們知道，現代工商業者無論是企業家或者只是經營管理人員，尋常總是善於實幹類型的人。從他的地位推斷，他有著在官僚機構工作領薪金僱員的心理狀態。無論是不是股東，他戰鬥和堅持的意志，既不是也不可能是懂得真正意義所有權和所有權責任的人的意志。他的價值體系和他的責任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單單是持股人肯定不再算得上數——這與一個控制和收稅的國家削減他們的股份根本無關。這樣，儘管是資本主義過程產物的現代公司，卻讓資產階級的思想社會化了，它把資本主義推動力的範圍無情地縮小了，不僅這樣，最終它還將毀壞資本主義的根基。

（2）不過，另一個「內部原因」即資產階級家族的瓦解是更重要的。我正在提到的事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事實，不用再加敘述。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看來，家庭生活和雙親觀念的意義不像過去那麼重要了，因此，作為行為規範的力量跟從前相比大大減小了，公然蔑視「維多利亞」準則的叛逆兒女，無論他們怎樣不對，都表達了一種不能否認的事實。這些事實的分量不會由於我們不能用統計數字錶明而有所減輕。結婚率不能證明什麼，因為婚姻這個詞所包含的社會學意義和財產這個詞一樣多，過去一直以結婚契約形成的那種結合或許會全部消滅，同時契約的法律結構和契約的頻率一點也不改變。離婚率也不比結婚率更加重要。有多少對婚姻通過法律離異這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多少對婚姻缺少了舊模式極為重要的內容。假如在我們這個統計年代，讀者執意要統計數字，那麼不生孩子或只生一個孩子的婚姻的比例儘管還不能夠完全確定我所說現象的數量，不過已跟我們希望的那樣非常接近，表明它數字上的重要性。如今這個現象已多多少少地擴大到任何階級。但是這個現象首先出現在資產（和知識分子）階層，它對我們論述的目的所具有的象徵價值和原因價值也全部在那個階層。它能夠全部歸結於生活中每一種事物的合理化。我們所看到的這種合理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後果。實際上它僅僅是合理化擴展到私人生活領域的結果之一。在說明中常常援引的其他所有因素都不難歸結為那個因素。男人和女人一旦學會功利主義這一課，拒絕把社會環境為他們造成的傳統安排看作理所當然，一旦他們養成為所有未來行動衡量對個人有利和不利的習慣，即一旦他們在他們的私人生活中引入一種不能說出來的成本計算體系，他們就必定知道在現代條件下由家庭紐帶特別是取得父母身份給他們帶來的沉重的個人犧牲，而且知道，除去農場主和農民外，孩子不再是經濟上的資產。這些犧牲不但包括能夠用金錢衡量的項目，並且還包括生活舒適的無限喪失，無憂無慮生活自由的無限喪失，以及享受越來越有吸引力和各種各樣可供選擇的生活樂趣機會的無限喪失。這些生活樂趣和正在經受嚴厲的挑剔性分析的做父母的樂趣相比，這種想法或許因為這份平衡表不完善甚至基本錯誤不但沒削弱反而加強了。因為最重要的資產，即被我們特別是婦女稱為「正常狀態」的做父母的對身體和精神健康的貢獻，幾乎無不逃脫現代個人的理性目光的探索，這些人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下生活里都傾向於把注意力集中於能夠探明的有直接功利關係的細節，輕視人性自然或社會機體看不到的必要性的觀念。我認為我想說的要點不進一步論述也是清楚的。它可以歸總為很多未來父母心裡非常清楚的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應該抑制我們的抱負和貧乏我們的生活，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老年時被人侮辱受人輕視？」

當資本主義過程因為它所創造的精神狀態漸漸讓家庭生活價值失去光輝，並拆除舊道德傳統在趨向不同生活方式的道路上設置的良心障礙時，它同時補充了新的愛好與興趣。對於不要孩子，資本主義的創造力生產了越來越高效率的避孕方法，它克服了人類最強烈衝動原本會做出的抵抗。至於生活方式，資本主義的發展減少了資產階級家庭的稱心如意，為資產階級家庭提供能夠選擇的替代物。我在前面已經談了工業財產的蒸發，我現在談一談消費財產的蒸發。

直至19世紀最後幾十年，到處的城市住宅和鄉村住所不僅是較高收入水平私人生活快樂與便利的窩巢，而且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不僅規模不同、格式迥異的待客款式，就連家庭的舒適、莊嚴、安靜和精緻都取決於擁有屬於自己的並完全配備了服務人員的住宅。家這個名詞所包含的各種安排被具有資產階級地位的普通男女作為順理成章的事接受下來，就如他們把婚姻和子女建立家庭當作必然之事一樣。

如今，一方面，資產階級家庭的舒適比起它的負擔來已不怎麼明顯了。用挑剔時代的挑剔目光來看，家庭好像主要是煩惱和昂貴費用的根源，經常被看作得不償失的事情。就算不談現代的稅收和工資，不談現代家庭服務人員的態度，情況依然這樣。全部的這一切是資本主義過程的典型後果，肯定會大大加強家庭在最近將來會被全都認為是過時的和不經濟的生活方式的理由。在這方面也跟在其他方面一樣，我們正處於過渡階段。一般資產階級家庭傾向於減輕管理大住宅和大鄉村別墅的困難，取代它的是小巧的和機械化的設施，加上最好的外來服務項目與家外生活，於是招待客人越來越多地轉到飯店或俱樂部舉行。

另一方面，傳統的家不再是資產階級舒適而雅緻生活必需的條件。公寓房子和公寓旅館是一種合理化類型的住宅和與先前不同的生活方式，當這種住宅全面發展時，顯然能滿足新形勢下的要求和提供真正的舒適與雅緻。當然，這種生活方式及其窩巢還沒有全面發展，只要我們想到管理一處現代大住宅帶來的困難和煩擾，它們提供的成本優勢就顯現出來。不過它們已經提出一些其他的優勢，例如，使用五花八門的現代享受設備的便利，享受旅遊和搬遷的便利，以及把現有家務小事的負擔丟給非常專業化的強大組織的便利。

很容易看出這種變化反過來對資本主義上層社會的孩子問題有什麼樣的影響。這裡也有相互作用：巨大寬敞的住宅過時了，雖然只有在這種住宅里，成員眾多家庭的豐富生活才能得以展開，不過大住宅在起作用的同時帶來逐漸增多的摩擦，這提供了避免作為父母煩惱的另一個動機，不過對子女之愛的減少，反過來又降低寬敞住宅的價值。

我前面說過，資產階級生活的新方式任何決定性的成本優勢還沒有提供。不過這點僅指服務於私生活需要的經常或主要成本來說。對於間接成本，甚至純金錢利益則已非常明顯。家庭生活中最耐久項目的開支，特別像房屋、圖畫、傢具等過去一直主要用先前的收入支付，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個轉變過程讓積累「消費資本」的需要大大減小。這點當然並不是說明「消費資本」的需求現在（甚至相對地）要比過去小；中小收入者對耐久消費品不斷增長的需求大大超過這個影響造成的縮小。不過這的確表明，就獲得動機模式中的享樂主義成分來說，減小了超過某一水平的收入願望。為了在這個問題上滿足自己，讀者只要設想一個有著徹底務實精神者的情況：成功的男人或夫妻或者「社交界」的男人或夫妻，他有能力支付最好的旅館、輪船和火車艙位的費用，有能力支付最好質量個人消費和使用的物品的費用（這種高質量物品越來越多地由大規模生產的傳送機生產出來）。他們在所有情況不變的條件下，一般能讓他們自己得到他們所有程度需要的一切。不難看出，按照那種生活方式編製的預算要比「封建領主」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支出低得多。

（3）為了把所有這些對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的效率起何種作用有個清楚的了解，我們只要回想一下，家庭和住宅過去始終是典型資產階級利潤動機的主要原因就可以了。經濟學家一直沒有對這個事實給予相當的重視。在我們比較仔細地觀察他們對企業家和資本家自私利益的看法時，我們必定會發現，從這個看法產生的結果完全不是人們希望單身的個人或沒有子女的夫婦合理的自私利益會產生的行為，這些個人或夫妻如今不再通過他們家庭住宅的窗口來看世界。那些經濟學家對那種人的行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分析，認為他的觀念和動機由這樣的家庭住宅形成，他主要是為了妻子和孩子才工作和儲蓄的。這些觀念一旦從企業家的精神視界中消失，我們面前就會出現一種不同的經濟人，他關心不同的事物，並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對他來說，從他個人主義的功利主義觀點來看，那種老式的行為實際上根本不合理。他失去剩留在非浪漫主義和非英雄主義的資本主義文明中的唯一的一種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navigatenecesseest，viverenonnecesseest的英雄主義。他失去了為將來工作，不問你自己能否收穫這種資本主義倫理觀。

或許最後一點更加有力。我們已經在上一章中談到，資本主義制度把社會的長期利益託付給資產階級上層。事實上，長期利益是託付給在那個階層里起作用的家庭動機。資產階級工作主要為了投資，資產階級之所以為之鬥爭並試圖抗拒持短期觀點政府，其目的並不全在於提高消費標準，更多的還在於提高積累標準。隨著由家庭動機提供的推動力的減弱，企業家的時間視界（time—horizon）縮小了，大體上相當於他的估計壽命。現在就算他知道沒必要害怕結果也只會增加他的稅單，他跟以往相比可能不大願意去實行賺錢、儲蓄、投資的職能。他漸漸形成反儲蓄心態，並越來越願意接受作為短期哲學標誌的反儲蓄理論。

不過他接受的還僅僅是反儲蓄理論。他對所服務的公司採取不一樣的態度，加上對私生活採取不同的方式，他常常養成對資本主義事物秩序的價值和標準持不一樣的觀點。或許畫面上最讓人吃驚的特色是，資產階級除了教育它自己的敵人，還允許敵人反過來教育它自身。它採取當前激進主義的口號，好像非常願意經受改信仇視它自己存在的信條的過程。它猶豫地、勉強地承認這個信條的部分含義。當然最令人特別不容易解釋的事實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正在急速失去對它自己信條的信念。我們一旦了解，產生資產階級信條的社會條件正在成為過去，這一點又變得能夠被完全理解的了。

在面對直接攻擊時，特殊的資本家利益集團和整個資產階級所表現的非常具有特色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他們議論紛紛，自己提出抗議或者僱人為他們做這些事情，他們對每一個妥協的機會都不放過，他們永遠打算讓步，他們從不在他們自己理想和利益的旗幟下進行戰鬥——在美國，對於幾十年來強加的非常沉重的財政負擔或與有效企業管理沒法相容的勞工立法，任何地方沒有真正抗拒。這時，讀者已經必定知道，我對大企業或一般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絕對沒有高估。另外，我打算為他們的怯懦留出巨大餘地。不過，防護的手段還不是一點兒沒有，歷史上有很多少數人成功的事例，這些人對他們的事業有信心，手持槍支傲然而立。我們看到的這種馴服態度的唯一解釋是，資產階級制度在資產階級本身看來再也沒有任何意義，這個階級對其盛衰不再真正關心，它只是什麼都說，卻什麼都不幹。

這樣，以減少企業家和資本家職能重要性、打破保護層和保護制度、造成敵視氣氛來對資產階級地位破壞的同一個經濟過程，也從內部瓦解資本主義的原動力。再也沒有別的事實能這樣清晰地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不僅建築在非資本主義材料造成的支柱上，並且它的精力來自非資本主義的行為模式，與此同時它必定要破壞這些材料和模式。

我們又發現了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有一種固有的、自我毀滅的趨勢，這個趨勢在它的較早階段可能非常明顯地表現為阻滯進步的趨勢形式這個過去以不同立場和（我想）不充分理由常常發現過的東西。

我不想多次地重複指出，客觀和主觀的經濟和非經濟因素如何以讓人吃驚的一致性互相支援來達到那個結果。我也不想堅持說明應當已非常明白並在以下幾章中將變得更為明白的道理，那就是，那些因素不但是毀滅資本主義文明的原因，而且是社會主義文明出現的原因。那些因素都指向那個方向。資本主義過程不只是把它自己的制度結構毀滅了，它還為另一個制度結構創造條件。毀滅畢竟不是正確適當的詞。或許我該說是轉變。這個過程的結果不是簡單的空白，能夠用碰巧出現的無論什麼東西去補充；事物與人用這樣的方式進行轉變：它們對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變得越來越適合。隨著資本主義結構的木栓去掉一個，也消除了一個社會主義計劃的不可能性。馬克思在這兩方面的看法是對的。我們也可以同意他的意見，即能夠把在我們眼前進行的特殊社會轉變與經濟過程連在一起，認定後者是前者的主要推動力。我們的分析（如果正確）所否定的東西無論它在社會主義信條中發揮著多麼重要的作用，畢竟是次要的東西。歸根到底，說資本主義衰敗是因為它的成功或者說是因為它的失敗，這兩句話之間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有特別大的不同。

但是對作為本篇標題的那個問題的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更多。鑒於本書隨後要討論的問題，讀者一定要記住下面的三點。

第一，到現在為止，對於將來可能出現的社會主義的性質，我們還一無所知。第二，對於能夠期望社會主義來到的確切道路，我們一樣毫無所知，只知道肯定有特別多的可能性，從逐步的官僚主義化到最別緻的革命。嚴格地說，甚至我們都不知道社會主義能否真的來到。再說一遍：覺察到一種趨勢和想象這個趨勢的目標是一件事，預言這個目標的確會來到和因此造成的事態可以切實可行（更不要說會永久延續下去）是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第三，儘管我們試圖描繪的這個趨勢的各種不同成分到處辨認得到，不過沒有一個地方完全顯露。在不同國家，事務發展的進度也不一樣，不過沒有一個國家的發展進度能夠完全允許我們有把握地說，它們到底將要發展到什麼程度，或者允許我們斷言，它們的「潛在趨勢」已變得非常強烈，從而不會遭到比暫時挫折更為嚴重的麻煩。工業一體化還遠遠沒有完成。實際和潛在的競爭在哪一種經濟形勢中都還是重要因素。企業仍然非常活躍，資產階級集團的領導仍然是經濟過程的主要推動者。中產階級仍是一股政治力量。資產階級標準和資產階級推動力儘管正遭到日益劇增的損害，依舊有生命力。控制成批股權的家庭所有權這些種種傳統的存在，依然讓很多企業董事們有著和舊時業主兼經理一樣的行為。資產階級的家庭還沒有死亡，實際上它特別執著地抓住生命，從而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敢用稅收以外的辦法去觸動它。按照當前實踐的立場和為了短期預測的目的（在這些事情上，一個世紀屬於「短期」），這些所有表面現象或許比在深層下起緩慢作用的朝向另一個文明的趨勢更加重要。

第二篇

社會主義能行嗎？

社會主義政權感到最最困難的問題無疑是怎樣合理使用資產階級人才，而斷定這個問題能夠成功地解決必須有一定的樂觀主義精神。不過，這主要並非因為問題內在的困難，困難在於社會主義者一定要承認問題的重要性和用適當的心理狀態去面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