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王元化文稿 上/文學卷》(12)

第十二章《王元化文稿 上/文學卷》(12)

清園書屋筆札

《清園書屋筆札》[130]

(十題)

一、中國的脊樑

中國本來就有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傳統。每逢危難關頭,總會有人挺身而出,甘冒不韙,迎著壓力和打擊,去伸張正義,去為真理而呼喊。這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肯降志辱身的人,堪稱中國的脊樑。

一九九二年撰記孫冶方零四年初秋

圖為《清園書屋筆札》「中國的脊樑」篇

二、光與鹽

記得小時一位學聖品人的長輩對我說:《聖經》上說的你要做世上的鹽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為光還留下了行跡,而鹽卻將自己消融到人們的幸福中去了。作為中國的一個學人,我佩服那些爭作中國建設之光的人,但我更願意去讚美那些甘為中國文化建設之鹽的人。無私奉獻的精神總是值得尊敬的。

一九九五年撰近思雜記第九篇甲申處暑后七日

三、無神論者的彌撒

不要對那些因改革屢遭失敗和社會過於黑暗而成為激進主義的革命者加以嘲諷,他們往往是高尚的。他們為此付出犧牲也往往能夠啟迪後人。我尊敬他們,願意像巴爾扎克在他的小說《一個無神論者的彌撒》中所寫的主人公德斯普藍醫生一樣,為那個和自己信仰相反的亡靈去祈禱、去祝福,但我不會因此改變我對激進主義的看法和態度。

一九九九年撰對「五四」的再認識答問零四年九月初

四、不作妄語,舌不焦爛

一位哲人曾經說,理論的生命在於勇敢和真誠。我距此雖然還有較大的差距,在荊棘叢生的理論道路上一再蹉跌,但我沒有放棄自己的嚮往和努力。一千多年前,鳩摩羅什作為一個異邦人來到中土,他以宗教的虔誠傳譯梵典,自稱未作妄語,死後舌不焦爛。我覺得這種對待自己事業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效法。

一九八九年撰思辨短簡後記甲申處暑后

五、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不能轉化為生產力,更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但一個社會如果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育的責任倫理、公民意識、職業道德、敬業精神,形成精神世界的偏枯,使人的素質越來越低下,那麼這個社(會)縱使消費發達,物品豐茂,也不能算是文明社會,而且最終必將衰敗下去。

二○○三年為中國人文教育高層論壇題詞甲申初秋

六、珍珠港紀念館

我們在海灣中航行了十來分鐘,到達了目的地。紀念館像一艘卸了武裝的戰艦,我依靠船邊的欄杆上,透過清澈的淡藍海水,俯視下面一條條當年被炮火擊沉的船隻,沉船鐵板上斑斑銹跡清楚可見。這些沉船躺在這裡已經有半個世紀了,它們好像在無聲地訴說人世的滄桑和自己的悲慘經歷。我默默面對這些歷史見證的龐然巨物,心中不禁升起一種宛如憑弔古戰場的蒼茫之感。當我從悵惘中醒來,走回到甲板上,發現那裡卻是輕鬆愉快的,四周不斷傳來遊客的歡聲笑語。他們到這裡來是為了散心,活潑的美國人不喜歡沉重。紀念館的後面,相當於後艙部位,豎立著陣亡將士紀念碑。潔白的大理石牆面上,密密麻麻鐫刻著陣亡將士的姓名。我請一位帶著妻子女兒來參觀的美國人給我拍照留念,他答應將來將照片寄給我。可是回國后,我一直沒有收到這張照片。

二○○○年撰一九九一年回憶錄零四年立秋後三日

圖為《清園書屋筆札》「珍珠港紀念館」篇

七、清華南院

清華園大門外有一條河,上面架著一座石橋,對面就是通向南院的道路。南院還是老樣子,只是那條小河的河床更向下深陷了。二十年代清華國學院的三位導師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都在南院住過,可是現在清華人已經沒人知道這件事了。南院呈方形,北面東面是西式房屋,南面西面是中式房屋,中間有一廣場,小時我們就在這片場地上玩耍。那是多麼無憂無慮的快樂日子啊。原來覺得十分寬闊的天地,現在變得狹小了,上面蔓草叢生,令人感到一片荒涼。昔日一同嬉戲的友伴大多已失去消息,不知他們是否還在人間。如果他們還在,祝福他們,願他們幸福;而對於那些已故的亡靈,我也默默祈求,願他們在地母的懷抱里安息。

一九九七年撰重返清華園二○○四年白露

圖為《清園書屋筆札》「清華南院」篇

八、藝術的區別在哪裡

藝術應是多樣化的,我認為從希臘、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的偉大作品並不過時,我一直喜愛它們。藝術不能在古與今、中與外、新與舊之間作出高下之分,而只有崇高與渺小、優美與卑陋、雋永與平庸的區別。

錄自一九九五年撰寫的京劇與文化傳統叢談二○○四年七月

九、功夫深處卻平夷

契訶夫似乎並沒有花費多少心思用在情節的構思上。當時我正沉迷於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所顯示的那種質樸無華的沉鬱世界。我不喜歡文學上的誇張、做作、矯飾和炫耀,陸遊詩中說的「工夫深處卻平夷」,正是我那時所追尋的境界。我認為質樸深沉比雕琢賣弄需要有更多的藝術才華。

錄自一九九七年撰讀莎劇時期的回顧○四年初秋

十、創作自由

龔自珍曾經說:庖丁之解牛,羿之射箭,僚之弄丸,伯牙之操琴,古之神技也。如果你對庖丁說,不許多割一刀,也不許少割一刀;對伯牙說,只許志於高山,不許志於流水;對羿和僚說,只許東顧,不許西逐,否則我就要鞭打你;那麼這樣一來四子的神技也就沒有了。這是前人對創作自由的有力說明。

錄自一九八○年撰向自由王國飛躍二○○四年十月

附:

《清園書屋筆札》序

中華書法,源遠流長,宏博精深,以形、意、境疊次如人心。「形」者,字形與點畫,書體與使轉的規則,還包括書法的風規與器識。「義」者,字義與文意,書寫的內容與內涵。「境」者,以「縱橫有象」來表達書體的意態、書者的氣度與風神,而臻人心的佳境。王元化先生是我們尊敬的一位著名學者,他以一種溫厚的筆法,書錄他的著作語要,書寫敬正風雅的文人氣息,文質而彬彬,可謂形美、義真,而入自在與感心之境。這種重書寫內涵、重書之風神的學者書藝,正應為今日學界所推崇。當此《清園書屋筆札展》開幕之際,我院集輯出版《清園書屋筆札》,表示對他的崇敬之意,並以語要裨益學人,墨藝蘊育來者。

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

(《清園書屋筆札》,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11月)

江陵圖譜序[131]

清園王元化撰並書

江陵右乘巴蜀之勢,左啟吳會之衍,控江漢,攝雲夢,北綰中州,南搤(扼)百越,江山形勝,天與名都。神禹導川,始奠荊州;帝舜南巡,厥土宜經。古史雖存涯略,然其跡況殊欠分明。西周昭王南征,舟人使之沒於漢水,事見《史記正義》所引《帝王世紀》之文,語固不詳,亦可概見荊楚之士時已卓爾崛起,為王威之所不可侮。

今文獻之可徵者,春秋楚文王熊貲始都於此,號曰郢城。成王熊惲繼位,建別宮於郢都之南,以渚宮稱,其時已虎視中原,與齊桓晉文相抗衡,循至睥睨列國,問鼎宗周。戰國中,其既有庄王焉,五霸之雄也。或啟疆於篳路,或辟國以兵車,江黃夔鄧,六蓼群舒,奉我冠帶,隸我版圖,實倉廩,治武庫,國勢之盛,康阜隨之。屈子《哀郢》所謂州土平樂,江介遺風是也。

三楚文物湊集斯邦,近年地下發掘所得,其營建規制之恢閎,錦繡織物之工麗,鐘鼎彝器之典雅,兵刃器用之精利,誇矜天下;與夫郢爰簡策之屬,具見其制度與食貨之周備,令人懸度昔日之盛況。晚周之世,宇內名都堪與匹敵者,殆不足屈指也。

漢末中土雲擾,京洛俊傑之士,避地南遷,以荊襄為樂土,一時人文之盛,為習鑿齒輩所艷稱。然以地居衝要,樞紐四方;復秉前代餘烈,秦漢咸為重鎮,漢末群雄馳逐,荊州為兵家必爭。魏吳蜀鼎立之勢,實繫於荊州之得失。關羽十年坐鎮於茲,勛名遠播,城垣肇基,實奠斯時。其間爭戰遺址,亦以荊州為多。

東晉南渡,荊州仍為雄藩,屏障建業,控制上游。擁旌揮麈之士,紛集於此,歷宋齊而益著。侯景之亂,元帝蕭繹猶賴荊州而復延梁祚。嗣後蕭譽據以為都,建後梁稱帝凡三世。四百年後,高季興父子兄弟又割據逞雄,抗衡汴洛,以荊南為國,歷經五主,達五十七年。蓋荊州自姬周至趙宋,為帝王都者凡四度。其間風雲變幻,泥爪豁沒,召館之興廢,人物之聚散,即史乘所載,亦難畢述。縱經歲月兵燹之磨洗,今猶能依稀辨識周漢晉唐之舊跡,感盛業於既往,圖奮起於來茲,顧不偉焉!

楚人剛毅沉雄,俊拔英特。托枝於華夏,獨茂於禹域。非特三戶亡秦,民氣可式;抑且文採風流,輝熠今古。粵自先秦,楚文化既與《風》《雅》競秀。漢興以還,幾於籠罩宇內,蔚為宗主。荊州為楚文化薈萃控縱之地,作育屈宋,胎息辭賦,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中華文化,悉在陶冶之中。

歷代人才鼎盛,英才輩出,於政事、學術、藝文,咸多建樹,著籍於斯土者如岑文本之奕世顯赫,冠冕初唐;張居正之一代風雲,鼎鼐中明;智者大師撰天台經義,為象教巨擘;岑嘉州詠邊塞以抒壯懷,稱騷壇絕唱。至於遊宦流寓之士,尤更僕難數。其流風餘韻,足以增重斯邦者,比比皆是。撫古覽勝,尋繹賞嘆之餘,儻或能求思之深乎。

余雖隸籍荊州,然自父輩即流寓他鄉,向慕桑梓之情,無時或已,惟鄉邦文物,實未曾識而熟諳。發皇潛德,力所不及,爰綴數語,以申遊子拳拳懷土之忱。

庚辰年大暑后五日

(《清園存稿》,華寶齋書社2000年12月)

《胡鐵生書法集》序

鐵生先生自幼酷愛篆刻書畫,其書法以習顏真卿畫贊碑入手,復臨秦漢六朝古碑,博採眾長,自辟蹊徑,真積力久,粲然發為藝苑奇葩。嘗謂:「學一家書不過為人做奴婢。」故矢志於融通之道,不拘前人繩墨。觀其法書篆書,則冶天發神讖碑筆法與琅琊台刻石造型於一體,結構謹嚴,風格遒勁。魏書則器宇開闊,元氣淋漓,非一石一碑所能限。人稱先生書法似千軍萬馬嚴陣以待,又如豪傑搏戰氣貫長虹,令人奮發,令人向上。

先生畫,法青藤雪箇,力主畫有字意,以潑墨筆法寫花鳥魚蟲,清新脫灑,舒捲自如,頗足以顯其胸中丘壑。

先生於篆刻藝術,創三結合之論,即:篆隸結合,繁簡結合,通用字與專用字結合。風格不拘於一體,造型不限於一碑,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卓然自成一家,使傳統篆刻藝術為建設四化服務。

先生作品屢在國內外展覽,報刊多有披載,今逢其八旬大壽,書店特彙編此集,囑余贅數言,謹以為賀。

一九九○年初夏

(《集外舊文鈔》,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132]

《舒同書法集》書後

《舒同書法集》即將問世,雲飛同志囑我寫幾句話。我對書法素未鑽研,本來沒有置喙的餘地,只能談談自己的粗淺看法。解放初期我曾在華東局宣傳部工作,是舒同同志的老部下。對於那一段在他領導下的難忘歲月,我覺得也應該說一說自己的感懷。

舒同同志的書法,我是喜歡的。他的字像他的人一樣,雍容大度而又質樸無華。不帶任何炫人眼目的做作之習,而自有一種精神內斂氣度厚重的自然風韻。初看並不怎樣吸引人,多看細看,則不由得會流連把玩,使人產生一種親切感。這和時下流行的所謂龍飛鳳舞的筆墨是大相徑庭的。現也有人效法舒體,據說有的拍賣會還出現了偽托舒同親筆的贗鼎之作。這些模仿品縱使在形似上可以亂真,但畢竟不能得其神髓。這正印證了前人所說的風格是人格的顯現這句話。

舒同同志一直保持著平易近人的作風,總是那樣心平氣和,從容不迫。他說話的聲音很細,鎮定、平穩,有些沙啞,沒有光芒四射的談鋒,沒有滔滔的雄辯,也沒有抑揚頓挫的鏗鏘語調和大起大落的感情波瀾。做報告時也像平時談話一樣,仍保持著這種本色,以致有些新調到部里來的青年,常說舒主任不會演講。他們以為作報告的要訣就在於能言善辯,具有語驚四座的煽動力。那時我也常聽他作報告,他的報告確實是平實的,不過道理說得明白,分寸掌握得準確。這也是一種風格。我甚至以為這種風格無形中影響了當時部里的工作作風。記得我調去不久,就發現部里安置了一位具有文字修養的老幹部,擔任一項特殊任務,專門審讀各處室的對外發文(不是審查內容,而是斟酌遣詞用語是否適當和有無語法錯誤等等)。大家開玩笑,把他叫做「挑錯專家」。宣傳部設立這樣一個職務,不但前所未聞,以後也再沒有聽說過。今天回想起來,這一舉措對於工作大有裨益,而我個人也由此受到了文字上的鍛煉。懂得行文需掌握分寸,力求準確。還有一件事也是令我難忘的,這也是舒同同志的樸實作風在部里的反映。我不大了解後來他在山東主持省委工作的情況,但在華東局宣傳部確實是這樣的。那時在部務會議範圍內傳閱中央和地方文件,不是各自分頭去看,而是每周集中一次,由機要秘書誦讀。讀畢還抽出時間,大家再簡單地議一議。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讀完各地向華東局發來的請示或彙報電文後,大家最關心的總是電文中所述情況是否有虛報或不實之處。這種務實精神至少可以使浮誇風受到遏制,成為不合法的東西。可惜後來特別是「大躍進」時期,這一好傳統很少見到了。

在華東局宣傳部工作時期,我也有不適應的時候(我一直在上海從事文化工作,沒有整風審乾的經驗。第一次碰到三反五反運動,平時隨便說說笑笑的同志,突然全都繃緊了臉。開會時空氣頓然緊張起來,我感到很不習慣。一次會上大家說完,輪到我去批評那位我並不認為有問題的懷疑對象,我實在說不出,但又不能不說,而要說又不知說什麼,既緊張又惶恐,憋了半天,哇一聲哭了出來。一位同情我的同志批評我受到十九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文學影響太深,划不清人道主義思想界限,總算結束了這種窘困局面。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後來恐怕就不可能這樣輕鬆過關了)。舒同同志領導下的華東局宣傳部是頗有人情味的。當上面提到的那個同志被隔離審查時,我還奉命去看望他,給他帶去一部翻譯作品供他閱讀。這在後來的運動中簡直是不能想象的。尤其使我難忘的是舒同同志本人在民主生活會上的檢討。這絕不是走過場,搞形式主義,而是一板一眼認認真真進行的。大小會開了多少次,連駕駛員、警衛員、保姆都來參加了。意見提得毫無保留,他都靜靜地傾聽,沒有任何不豫之色。一位年輕的圖書室管理員提出說,舒主任借去一套《魯迅全集》快半年了,至今未還,是否要據為己有?話說得很尖銳,他仍靜靜地聽著。過幾天他就把《魯迅全集》還了。當時黨內這種民主空氣,很使人嚮往。

舒同同志並不是一個軟綿綿的人。據說他在黨內曾有一個毛驢子作風的綽號。他的生平行事也足以說明這一點。我聽人說,一九四七年,他在新四軍任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時,曾深入虎穴,與敵軍軍長談判,促成了這支裝備精良的軍隊起義,從而對扭轉敵強我弱的山東戰局起了一定的影響。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革」中,已身陷囹圄,但不畏強暴,於一九七一年除夕,撰寫「賀詞」,犯顏直斥專案組,顯示了凜然不屈的氣節。這篇值得保留下來的文獻,不久前由《文匯讀書周報》(第五一零號)披載了。我讀後多少有些驚訝,難道這種像烈火般灼人的激憤文字,竟出自被人認為一向溫文和平的舒同同志筆下么?我幾乎不敢相信。但這確是他寫的。作為一個革命者,他具有一種寧折不撓的剛毅,儘管平時含而不露,但畢竟是他性格中的一個方面。

我認識舒同同志較晚,但我在調到華東局宣傳部之前,有一件事使他注意到我。那時上海剛解放,我被姜椿芳同志找去編《時代》雜誌。但我的組織關係被一位曾領導我多年的老同志扣住不轉過來。後來姚溱同志告訴我,舒同同志由於看到了我在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問及我的情況而表示關心,才由上海市委組織部出面解決了我的組織關係問題。他當時很忙,這件事他本可不管,但他還是關心到我這個和他素不相識的普通黨員。這是使我頗為感動的。

今年是舒同同志八十晉九的華誕。為了慶賀他的書法集出版,也為了向他祝壽,謹以上面這些絮語作為獻禮。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

(《集外舊文鈔》,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133]

《起潛先生書法選集》序

起潛先生以其近日法書展出作品若干幀,裒為一冊,遠道見示。金聲玉振,大雅之作矣!先生乃吾國當代圖書事業之開山人物,早年於艱厄苦困之際,與張菊生、葉揆初先生創辦合眾圖書館,集涓涓之水滴,匯為百川之美富,視今日滬上之圖書館,以一千萬冊之縹緗縑素,躋身為世界一流名館,先生願力之大、功業之巨,世人皆為之仰止。又吾國藏書事業家,實有一優良之傳統,即於庋藏圖籍之際,又校勘鈔寫、刻印刊布、編訂目錄,有功於竹簡韋編、牙籤錦軸,如盧文、鮑廷博、黃丕烈諸人是也。觀先生所整理編定刊布之古籍,諸如《四當齋書目》《海鹽張氏涉園》《番禺葉氏遐庵》,以及《合眾圖書館叢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讀史方輿紀要》等,無量之珍本秘籍,為千萬化身,先生之有功於古籍,奄有前人之長而更博,然先生更於貫穿六籍百氏、區別品類、甲乙部居之際,又染翰臨池,手鈔縑易,數十年冥心窮討法書之道。然則先生書藝之美,更非盧、鮑、黃諸家之所能侔矣。吾於先生法書之學,特以「雅量」一語品題之。《世說·雅量》篇云: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諸名士泛海戲。風起浪涌,諸人失色,便唱使還。太傅神懷方王,吟嘯不言。風轉急浪猛,太傅更貌閑意悅。於是審其雅量可以鎮定天下。雅量之美,淳厚渾穆,神明內斂,氣靜機圓;書林中之諸葛孔明、謝太傅是也。雅量之美,談何容易!融厚植之學養、博洽之聞見、清澄之心地、沉著之幹才於一爐,全幅人格之呈現,即《禮記》所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起潛先生將刊其書法集,屬弁其端,因略說先生之人品與書道之關係,以見先生之成就,蓋於文字之外有大者存焉,豈唯區區之私見云爾。

一九九六年冬

(《集外舊文鈔》,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134]

《劉旦宅書畫集》序

陸機《文賦》有「離方遁圓」一語,意思說在藝術表現中,須離方去說方,遁圓去說圓。《文心雕龍》稱:「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意謂有一種幽微奧秘難以言傳的意蘊,不要在藝術的表現中使之成為定勢,而應當為想象留出迴旋餘地。此即畫論所謂意到筆不到之旨。中國藝術重空白,空白不是無,而是在作品中,故意留出一些地方,不著筆墨,以求其盡得風流之妙。這種空白藝術在以自然模仿為本的西方寫實畫中是罕見的。劉勰《物色》篇有兩句話,最能勾勒出中國傳統藝術的基本特點:「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二語互文足義。這是指在創造過程中,作為審美主體的心既要隨物以宛轉,而作為審美客體的物也要與心而徘徊。心物交融,和諧默契,所謂「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情往似贈,興來如答」,才是氣韻生動的最高境界。

一九九六年夏

(《集外舊文鈔》,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135]

[1]參見陸曉光主編:《清園先生王元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頁。

[1](原注)本文系摘錄。

[2]全文見《抗戰文藝論集》,洛蝕文編,(上海)文緣出版社1939年。該書影印本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叢書》之一,由上海書店1986年出版。「洛蝕文」為王元化當時筆名。

[3]該序文作者「岳昭」為戴平萬筆名。戴平萬當時為王元化所屬中共上海地下黨文委的文學組組長。——編者

[4]該論集所收文章篇目及作者為:

第一輯關於抗戰文藝:我們需要展開一個抗戰文藝運動(周行)、新的現實與文學上的新的任務(周揚)、抗戰以來文藝的展望(郭沫若等)、論持久戰中的文化運動(以群)、論抗戰文藝的新啟蒙意義(洛蝕文)、擔負起我們的開拓者任務來(穆木天)、抗戰後的中國文藝運動及其現狀(歐陽凡海)、抗戰時期的文學(周揚)、現實主義的抗戰文藝論(祝秀俠)、再廣現實主義(李南桌)、抗戰文學的創作方法(林淡秋)、抗戰文藝的戰略(天佐)、關於抗戰文藝(林琪)。

第二輯關於藝術大眾化:關於「藝術大眾化」(馮雪峰)、文藝大眾化問題(茅盾)、抗戰文學與大眾化問題(林淡秋)、關於文學大眾化問題(洛蝕文)、關於通俗文藝(穆木天)、怎樣使文藝大眾化(戴何勿)、談通俗文藝(老舍)、大眾化與利用舊形式(茅盾)、舊形式運用問題(杜埃)、唱本與地方文學的革新(周文)。

第三輯報告文學及其他:報告文學者的任務(周鋼鳴)、抗戰文學與報告文學(戴平萬)、談詩歌大眾化(石榆、孫望)、建立抗戰漫畫的理論(胡考)、關於抗戰演劇(舒非)、劇院建設的諸問題(錢堃)、略談改良評劇(丁玲)、改良文明戲的集體意見(鷹隼等)、談抗戰歌曲(豐子愷)、推進歌詠的通俗化運動(朱絳)、繪畫·音樂·戲劇(常任俠)。

附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趣旨(發起人)、抓住戰鬥的中國民族這個嶄新的形象(馮乃超)、關於「藝術和宣傳」的問題(鹿地亘)。

[5]《腳蹤》為《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之一本。該叢書編輯委員會由巴金、樓適夷、林淡秋、柯靈等。(見該書中《〈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編輯緣起》)

該文亦見《集外舊文鈔》,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

[6]亦見《集外舊文鈔》,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

[7]該文亦見《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原文附記):本文中××符號是在當時環境下必須避諱的字眼,如:日寇、漢奸、汪逆、抗日……這些名詞那時是不容在報刊上出現的。現仍其舊,不加改動,以保留當時的時代背景。

[9]該文「是組織上責成我寫的一篇遵命文學」。(王元化《向著真實》後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

[10]亦見《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1]《文藝漫談》,上海通惠印書館1947年版,是王元化第一本論文集。抗戰勝利后,於1947年6月出版。收入論文九篇,自1939年至1945年止。書名《文藝漫談》及作者署名何典均系書店編者所擬。上海書店1985年影印刊行。(參見韋泱《漫談王元化的〈文藝漫談〉》,《中華讀書報》2008年9月17日)。

[12]備參:《王元化集》卷一《〈寫給吳步鼎的七封信〉小引》(2004)並兩個附文:「蔡達君寫給吳步鼎的信」(1945)與「吳步鼐寫給王元化先生的信」(2004)。

[13]亦見《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4](原文附註)我與滿濤在抗戰勝利后,通過姜椿芳關係在上海《時代日報》創辦了一個周刊,取名《熱風》。這篇獻詞是我為這個周刊所寫的發刊詞。這個周刊辦了幾期即因當時一位領導的不滿而停刊了。

[15]亦見《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6]亦見《向著真實》,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2月、《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7]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8]該題《集外舊文鈔》選有38篇,《王元化集》卷一選有104篇。這裡從中選錄10篇。——編者

[19]亦見《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20]該題《集外舊文鈔》與《王元化集》卷一選有12篇,這裡從中選錄4篇。——編者

[21]亦見《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22](原文「補記」)本文發表后,報館轉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王春瑜先生給我的來信。信中說:「……我藏有阿英先生在鹽城抗日根據地編的《新時期》兩本,其中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一冊上,載有阿英親自寫的書汛,現將此頁複印寄上。由此可知辛勞還有《柵欄草》,也可斷定他被韓德勤抓去,也並非是抗戰之後。……」這封信可糾正辛勞於抗戰後被抓去遇害這一說法之誤,信中附來複印剪報,題名《華中根據地出版書錄》,署名「英」。這篇簡訊共三則,最後一則標題為《柵欄草》,其文如下:「辛勞著。詩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刊。收詩四篇:『在月夜』『五月十四日』『小夜曲』及『插秧女』。皆作者在韓德勤省府獄中作。油印本。」(同年九月二十日)

[23]亦見《人物小記》,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24]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25]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26][26](原注)本文是我在賀綠汀哀思會上的發言記錄。

[27](原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28]亦見《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29](原注)見《約翰·克利斯朵夫》。

[30](原注)《貝多芬傳》。

[31]亦見《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32](原文附註)本文原來的標題是《世界觀·傾向性·人格力量》。現在發表的是原文摘要,筆者只作了刪除,未作增補

[33]亦見《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34](原注)伏契克,捷克斯洛伐克黨員作家,二次大戰在德國法西斯佔領下的捷克從事地下活動,為敵人逮捕下獄,被判死刑。臨刑前,他在獄中極其艱苦困難的條件下,寫了一部報告文學作品《絞刑架下的報告》。

[35]亦見《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36]亦見《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37](原注)《論俄國中篇小說與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說》,用滿濤的譯文。

[38](原注)《關於普希金的幾句話》。

[39]亦見《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40]亦見《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41]亦載《王元化文學評論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該篇題作「歷史會為它們作證」。

[42]節錄自《對文學與真實的思考》(第一部分),亦見《文學沉思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5月及《清園論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現標題據《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3]節錄自《對文學與真實的思考》(第三部分),亦見《文學沉思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5月及《清園論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現標題據《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44]節錄自《對文學與真實的思考》(第四部分),亦見《文學沉思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5月及《清園論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現標題據《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45]原註:「本文系作者在上海市理論工作座談會的一次文藝理論專題座談會上的發言紀要。」(《王元化文學評論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6頁)

[46]本文節錄自《關於文藝理論的若干問題》一文,標題為該文中原有。亦見《文學沉思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5月。收入《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時標題改作「向自由王國飛躍」,文字亦有刪訂。

[47](原注)本篇是筆者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在《文匯讀書周報》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本文據該報的記錄整理而成。

[48]亦見《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49]該文原為《關於文藝理論的若干問題》(第四部分),原註:「本文系作者在上海市1982年五月五日舉行的一次文藝理論專題座談會上的發言紀要。」

[50]亦見《文學沉思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5月,現標題據《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51](原注)《文藝報》於一九八○年末《天雲山傳奇》拍攝完成放映前,請影協上海分會主持召開座談會。本文系作者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紀要。

[52](原注)本文是根據上海廣播電台記者朱慰慈一九八八年三月中旬對作者的採訪記錄改寫成的。收入本集時經過壓縮。

[53]該文原為訪談錄形式,題作《論樣板戲及其他》,見《傳統與反傳統》,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4月。又《清園談戲錄》,上海書店2007年1月所錄《談樣板戲及其他》一文,增加了1990年後討論京劇文化的內容等,後者參閱本書「清園談戲錄」輯。

[54]亦見《傳統與反傳統》,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4月與《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55]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56]亦見《清園論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

[57]亦見《王元化文學評論選》《清園論學集》《王元化集》卷二。

[58]該文為《關於魯迅研究的若干設想》之一節。

[59]亦見《王元化文學評論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清園論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60]該文為《關於文藝理論的若干問題》之節錄,原文系作者在上海市理論工作座談會的一次文藝理論專題座談會上的發言紀要。

[61]亦見《王元化文學評論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清園論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62](原注)本文原是答《社會科學報》記者問。

[63]亦見《傳統與反傳統》,標題為「新思潮與新成果」,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4月、《王元化集》卷六,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64]原文為1986年4月在《文心雕龍》學會第二屆年會上的講話,即《關於目前文學研究中的兩個問題》。這裡節錄的是其中第一部分。——編者

[65]《王元化集》卷二「關於採用政治概念問題」為該文節錄。

[66]指《關於目前文學研究中的兩個問題》文,該文原為1986年4月在《文心雕龍》學會第二屆年會上講話。——編者

[67]亦見《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68]該文原為1986年4月在《文心雕龍》學會第二屆年會上講話(《關於目前文學研究中的兩個問題》)之部分。

[69]亦見《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0]亦見《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1]「作者補錄」見《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2](原注)「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國際研討會於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復旦大學舉行。此文系據我在大會所致開幕詞略加整理而成。

[73]亦見《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4]亦見《文心雕龍創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文心雕龍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5]亦見《王元化集》卷六,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6]亦見《文心雕龍創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文心雕龍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7]原為《文心雕龍創作論》的「釋《物色篇》心物交融說——關於創作活動中的主客關係」篇的附釋之三。該文在1992年修訂版的《文心雕龍講疏》中刪除,在2007年版的《讀文心雕龍》與《王元化集》卷四所錄《文心雕龍講疏》中再度修訂恢復。——編者

[78]亦見《文心雕龍創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讀黑格爾》,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

[79]亦見《文心雕龍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讀文心雕龍》,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0]亦見《文心雕龍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讀文心雕龍》,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1]亦見《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2]《文心雕龍講疏》日文本為日本漢學家岡村繁教授主編的《王元化著作集》三卷之第一卷,日本汲古書院2005年4月。另兩卷為《思辨隨筆》,汲古書院2008年3月、《九十年代反思錄》,汲古書院2010年3月。

[83]亦見《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4]亦見《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5]《文心雕龍學綜覽》,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封面題籤張光年,主編楊明照,副主編林其錟(執行)、蕭華榮。編委會編委:王元化、王運熙、牟世金、林其錟、俞子林、徐中玉、張少康、楊明照、詹鍈、蕭華榮。特約編委:(日本)岡村繁、興膳宏、安東諒、笠征;(瑞典)羅多弼、夏谷;(前蘇聯)李謝維奇、戈雷金娜;(義大利)珊德拉;(香港)黃維梁、陳耀南。

[86]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7]亦見《莎劇解讀》,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王元化集》卷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8](原注)胡適對莎士比亞的責備,使人想到莎劇最早評論者德萊登承襲英國復辟時期的議論:「他時常是單調的、乏味的。他的喜劇的智慧陷入了生硬,他的豪言壯語陷入了誇大。」而胡適斥責《奧瑟羅》的話,更接近十七世紀評論家湯姆士·雷默爾的論調。雷默爾是這樣譴責《奧瑟羅》的:「這齣戲里有著一些噱頭,一些詼諧與亂糟糟的喜劇才智,一些炫誇,和一些迎合觀眾的模仿。可是它的悲劇部分只是一種流血的鬧劇,並且是淡而無味的。」筆者未能查考,不知胡適是否曾受到這類評論的影響。

[89](原注)最近我找到我所引用的這段話的原文:「傾向自身應當不僅存在於作家的頭腦中,主要地在他的心中,在他的血中;最要緊的是,它應當是一種感覺,一種本能,只有那樣,它才是一個自覺的觀念;傾向非要像藝術本身那樣生髮出來不可。一種從書中取出來的或從別人聽來的觀念,即使照應有的樣子受到理解,但是並未被你徹底同化,並未受你自己的人格印證,不僅對詩的活動,就是對所有文學活動,都是一種不生產的本錢。」

[90]亦見《莎劇解讀》,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王元化集》卷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讀莎士比亞》,上海書店2008年1月。

[91]亦見《莎劇解讀》,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王元化集》卷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讀莎士比亞》,上海書店2008年1月。

[92]該文為張可去世后王元化寫的送別文。原文附有訃告如下:

王元化先生的夫人、原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張可八月六日上午九點二十五分病逝於上海瑞金醫院,享年八十七歲。八月九日上午九點將在龍華殯儀館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八月十二日上午十點將在徐家匯衡山路國際禮拜堂舉行張可追思儀式。

[93](原注)尤金·奧尼爾(EugeneO』Neill)是美國最著名的戲劇家,名優JamesO』Neill的兒子,生於一八八八年。他到七歲為止,一直跟著他父母在各處遊歷。此後進了學校,最後一年是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完的。後來過著多年的漂泊和冒險的生涯,有探金者、戲子、水手和售貨員各種不同的生活經驗。他的足跡踏遍北美、南美、英國、南非洲各處。他關於海上生活和水手經歷的豐富知識顯露在他早年的幾個劇本里。

經歷了海上生活之後,他又隨他父親出去賣藝,並且自己也做過戲子。後來他在新英報館找得一個新聞記者的職位。在哈佛大學讀了一年書,他決然投身戲劇運動。他的處女作發表在TheSmartSet雜誌上。那時候該雜誌的編者是L.孟肯,他賞識了O』Neill的天才,鼓勵他從事寫作。

[94]亦見《王元化集》卷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95](原注)本文曾以《模仿·作風·風格》為題發表在《上海文學》1982年2月號上。

[96]亦見《清園論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97]該文為《思辨發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92年,序文的節錄。

[98]《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該文標題為「老年愛」。

[99]《人物小記》,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該文標題為「談約翰·克利斯朵夫」。

[100]亦見《清園論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

[101]原文有十二節,篇幅近兩萬五千字,這裡節錄的是前三節。——編者

[102]亦見《清園近思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月、《清園談戲錄》該文題為「京劇與傳統文化叢談」,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1月、《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03]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04]亦見《清園談戲錄》,上海書店2007年1月。

[105](原注)王元化先生很欣賞楊寶森。一九五二年,他在華東局文藝處工作時,正好趕上楊寶森在百樂門演出全部《伍子胥》,他特地包了兩排座位,讓大家去看了。那個時候,楊的戲上座不好,他是誠心去捧場的。

[106](原注)早年,程長庚、汪桂芬常將這幾折戲串聯演出,名《鼎盛春秋》。楊寶森則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其組班寶華社時如是首演。

[107](原注)王先生這裡記憶有誤,快原板前,即唱「心中有事難合眼」一段時,伍子胥便已經換「黲三」了,此段唱罷,再換「白三」。

[108](原注)此文曾以《清園談話錄·十》標題刊於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民晚報》。

[109](原注)此文曾以《清園談話錄·十一》標題刊於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民晚報》。

[110]《京劇〈伍子胥〉》亦見《王元化集》卷七,《由伍子胥所想到的》另見《王元化集》卷六。

[111](原注)本人口述李舒筆錄。此文曾以《也為折子戲呼籲》為題,先後刊於二○○五年四月十四日《新民晚報》及第四卷《藝壇》。

[112]《王元化集》卷七該文題為「也為折子戲呼籲」。

[113](原注)此文原以《清園談話錄·二》標題刊於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新民晚報》。

[114]《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該文題為「談戲曲流派」。

[115](原注)此文原以《清園談話錄·六》標題刊於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民晚報》。

[116]《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該文題為「談丑戲」。

[117]《余叔岩研究》,翁思再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118]趙萊靜、楊鄉編:《楊村彬藝術世界》,上海文藝出版1995年版。

[119]該文見《清園談戲錄》一書扉頁,為作者書法手跡圖片。亦見《吳石堅戲曲論文集》,作家出版社2001年、《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20]《思辨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該文題為「清華老校歌」。

[121]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22]《怎樣欣賞中國詩詞》的英文題為HowtoAppreciateChinesePoetry,作者王芳荃(1880—1975,字維周)為王元化父親。成稿於1974年,作者時年94歲,故該書稿封面署名「九四老人」。王芳荃先生早年曾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是清華大學最早一批教師之一。本文所據為華東師範大學王元化研究中心所藏該手稿的照相電子版,原文為繁體字。

[123]亦見《清園論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人物小記》,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題作「記王瑤」。

[124]原文初刊時有副標題「紀念郭紹虞先生百年冥誕」。——編者

[125]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人物小記》,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

[126]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

[127]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28]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29]亦見《王元化集》卷六,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30]王元化著:《清園書屋筆札》,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11月。

[131]參見陳禮榮《王元化的鄉情——關於〈王元化集〉一篇佚文的往事述略》,載《博覽群書》2008年第10期。

[132]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33]《王元化集》卷七「記解放前的一段經歷」一文為本篇之摘錄。

[134]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35]亦見《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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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王元化文稿 上/文學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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