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王元化文稿 上/文學卷》（4）
從《熱風》到《地下文萃》
《熱風》獻詞
抗戰勝利了，然而上海的文壇仍舊是寂寞的。我們想在寒冷的氣候中說幾句話，所以把這小小的周刊叫做「熱風」。
上海曾經有人很討厭彎彎曲曲的文章，主張有話就直截了當地說出來。這原是很爽快的辦法。不過，直截了當，也要看什麼人，說什麼話，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福氣的。闊人養的花木，就很難明白壓在石下的小草為什麼要彎彎曲曲地生長。魏晉時代，阮籍的文章是隱晦的，甚至劉宋時期的顏延之已經說不大能懂了。但是阮籍本人卻是個慷慨以任氣的人物。他有許多話，在當時不能說，只好彎彎曲曲地寫出來，其實他的真意又何嘗願意如此。和他同時代的幫閑之流所寫的文章就明暢得多了。倘使他們偶爾也有一兩篇彎彎曲曲的文章出現，那也是有另外的原因：或故意作態以自藏嘴臉，或過於低能文章寫不通，而並不是由於受到什麼壓制的緣故。
三四年來，我們蟄居孤島，經歷了世界的大變化，目睹文壇上的浮沉。一些趁風駛舵之徒忽而抗戰，忽而大東亞，現在大概又該有什麼新的花樣了。可悲的是，到今天，我們仍舊只能把這些彎彎曲曲的話獻給讀者，也許有人會嫌它冷，但我們卻要用魯迅二十多年前的說法，反稱之曰：「熱風」。[14]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
(《集外舊文鈔》，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15]
關於阿Q
魯迅的作品，流傳得最廣的是《阿Q正傳》，最被誤解的也是《阿Q正傳》。《阿Q正傳》發表后不久，各方面的批評接踵而來，毀譽互見，可是捐棄偏見，細心體會原作精神的，似乎並不多。約在二十年前，《阿Q正傳》翻成俄文本，魯迅在「序」里有這樣一段話：
我的小說出版之後，首先收到的是ー個青年批評家的譴責；後來，也有以為是病的，也有以為滑稽的，也有以為諷刺的；或者還以為冷嘲，至於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裡真藏著可怕的冰塊。
現在批評家對於《阿Q正傳》，雖然毀罵的已經漸漸減少，讚揚的已經漸漸增加，可是誤解的情形仍舊和二十年前相仿。最大的誤解，就是對阿Q這個人物的看法。
《阿Q正傳》里曾經描寫未庄的人們對阿Q的態度，這就是：只要他幫忙，只拿他玩笑，從來沒有留心阿Q的「行狀」。許多批評家之於阿Q和未庄人之於阿Q又有什麼兩樣？魯迅對阿Q的態度是不同的，他憎惡未庄人對阿Q的態度，憎惡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魯迅寫出了阿Q的愚昧、麻木、懦怯，使我們最初覺得可笑，可是漸漸地我們又不得不為這渺小的靈魂感到悲哀。阿Q忌諱別人說他頭上的癩瘡疤，譏笑城裡人管長凳子叫條凳，捉虱子比他看不起的王胡捉得少就扭住辮子打起架來……你讀到這裡，到底要嘲笑他的滑稽，還是為這樣一個愚昧無知的小人物感到痛苦？他一會兒莫名其妙地跪在吳媽腳前求愛，一會兒從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底下狼狽地逃出來，一會兒擺出流氓的架子在小尼姑臉上捏一把，一會兒又被趙太爺、錢太爺、地保一流土豪劣紳敲打斥罵……你讀到這裡，到底是憎惡他侮辱別人損害別人，還是憐憫他被人侮辱被人損害？尤其是末尾，你看到他異想天開地革起命來，又糊裡糊塗地送掉性命，當他麻木地被綁在到刑場去的大車上，你聽到跟隨囚車的人叢里，發出豺狼嗥叫一般喝彩的時候，你對這樣一個獸性的冷酷的苦悶的人間怎樣想？
普希金說，讀了果戈理的小說，開頭喚起的是笑，接著而來的卻是眼淚。讀完了《阿Q正傳》，難道我們沒有同樣的感覺么？
難道《阿Q正傳》不是同樣一種含淚微笑的作品么？諷刺小說家，往往被目為毫無感情的冷嘲熱諷，似乎他們的心裡都藏著可怕的冰塊。實際上，他們都是認真的，有愛心的。沒有同情的不是諷刺，只是滑稽，即使作者收斂了嬉皮笑臉，也不過流入幽默的一途。
對阿Q這個小人物，拎著他的黃辮子，叫人看他的可笑的面貌，大笑一場容易呢，還是對他伸出同情的手，研究造成他缺點的原因，把他也當做一個人看待而加以憐憫容易呢？這是每個讀這篇小說的人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阿Q正傳》改編成的劇本有兩個，我在四五年前曾經看到過兩次演出。看了之後，只留下這麼一個模模糊糊的印象：覺得戲里的阿Q和原作的阿Q距離很遠，像一幅走了樣的漫畫。據我揣測，阿Q應該有忠厚老實的相貌，戲里卻變成了一臉的呆傻和油滑。每一幕結尾，台上在場的人一齊指著阿Q說：「你真是個阿Q！」最後審判的悲劇，由於十二個光頭審判官的出現，也變成了滑稽的鬧劇，和原作精神相差之遠，無異南轅北轍。到底是為了考慮觀眾只能接受嘻嘻哈哈的庸俗的滑稽，不能接受嚴肅的諷刺，才不惜故意把《阿Q正傳》漫畫化了呢，還是編者、導演、演員對阿Q都有些誤解呢？我不知道。我只是為阿Q覺得冤枉，為阿Q的原著者感到悲哀。
劉彥和的《文心雕龍》里有一篇《辨騷》，講到許多屈原模仿者的眼光狹窄，用了幾句極深刻極沉痛的話說：
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魯迅在《墳》里曾引這四句，加以引申說：屈原的模仿者「皆著意外形，不涉內質，孤偉自死，社會依然，四語之中，函深哀焉」。不料對於魯迅自己，也令人發出了同樣的感慨。——尤其是看到別人對於《阿Q正傳》任意塗改、歪曲、誤解的時候。
一九四五年十月
(《文藝漫談》，上海書店1985年影印本)[16]
從《展望》到《地下文萃》
上海雁盪路復興公園大門對面，坐落在南昌路路北，有一幢灰色樓房，解放前它原是中華職教社。當時《展望》周刊的辦公室就設在這幢大樓第二層的一間大房間內，從一九四八年初秋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展望》被國民黨反動派查封，我曾經在這裡工作了半年多。
三十多年前，那是一個嚴峻的時代。大局正在動蕩，人們忍受著生活的煎熬和政治的壓迫，令人窒息的緊張氣氛籠罩著上海。每逢我到這座大樓去的時候，需要高度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因為敵人知道《展望》社就設在這裡。我得時刻警惕著，提防特務盯梢。同時也多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不知道敵人什麼時候會採取突然襲擊，對《展望》下毒手。我必須隨時做好準備。那時一切進步報刊幾乎都停了，《展望》是由上海地下黨所掌握的唯一刊物。它奇迹般地得以支撐下來，主要是由於任之(黃炎培)先生的社會地位和聲望。這刊物是他主辦的，敵人不得不存有顧忌，自然這是有限度的。隨著局勢轉緊，情況就會發生驟變。
那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下旬，有一天，唐守愚代表上級黨通知我：黃炎培要求黨派個人去負責編輯《展望》，組織上決定派我擔任這項工作。由於考慮到今後我的工作環境，組織決定和我單線聯繫。我受命到《展望》去工作前，這刊物已出到第三卷。這是一個時事述評的綜合性刊物，十六開本，用六號字排，每期約四萬字。內容設有固定的專欄、專論、通訊報道等。
上海初秋的天氣還十分暖和。我走上中華職教社的二樓，第一次見到了黃炎培。那時他已六十開外，短短身材，穿了一套中山裝，身體健壯，精神矍鑠。當時我對他用了王清園這個化名。他就直截了當地問我：「王先生，你能不能把你的真姓名和地址告訴我？」事前老唐認為我可以告訴他，以便在危急時可得到他的通知。我如實說了，但請他保密，同時也請求他在《展望》有危險時立即通知我。當談到編務時，他提出要我負責，並提出把每期刊頭下的短論交我來寫。我說還是請他本人撰寫。短論實際上是代表《展望》立場和態度的社論性文章，過去是他以「同父」的筆名寫的，和他關係密切的楊衛玉，也以「瑗」的筆名寫過幾篇(直到《展望》被查封前一期，由於他已不來社，我才以「萬殊」筆名寫了最後一篇短論)。經商議，我答應由我來寫《周末專欄》。這一專欄在我以前是由楊衛玉寫的，更早是由李政文、宦鄉等寫的。專欄一開始就用的是仲亨的筆名，撰稿者雖然換了好幾個，但仲亨筆名一直沿用下來。我從第三卷第三期起在這一專欄由第一篇《飛虎將軍張開了虎口》(評陳納德聲言將率其飛虎隊空軍「參加中國之剿共戰爭」)，至被查封前一期《孫內閣垮了台》，共寫了五十篇。關於黃炎培要我對編務負責問題，我提出由我把每期編好的稿子仍請他審閱簽字發排。他同意了。這也是事前我和老唐談過，按他的意見執行的。
談好編輯工作后，黃炎培介紹我和楊衛玉先生見面。楊衛玉身材高大，也很健壯，年紀也有六十以上了。那時這二老全天到《展望》上班，幾乎無一日缺勤。《展望》的經理部門由尚丁負責。由於各有分工，那時我和尚丁接觸很少。實際上，那時《展望》的編輯只有兩個人，一是我，另一是黃炎培派給我的助手李國全。小李是抗戰勝利後由黃炎培帶到上海的，當時只有十九歲。他身體矮小，似乎尚未發育成熟，有一雙機警的大眼睛，能幹，老練，超出了他的年齡。小李大概有些猜測到我的來歷。他把一切危險工作承攬下來，主動向我提出由他到容易引起敵人注意的信箱去取稿件和來信，跑印刷廠送稿發排，並由他一人校對全部校樣。他並不是黨員，由於他的智慧和環境的熏陶，他學會了一些地下工作的方法。那時印刷廠是最引敵人注意的地方，為此他和排字工人交上朋友。這些工人知道《展望》是個進步刊物，他們和他商量好對付敵特警憲的辦法，一旦敵人來搜查，就讓他裝作學徒，大家來掩護他。他在編務方面分擔了大量的繁雜事務，做了許多原本應該屬於我分內的工作。例如編排划樣就是由他承擔的。此外，和投稿人通信聯繫，審讀所有來稿選出可用的交我決定取捨，為不願留下通訊處的作者保存稿酬(這樣的作者很多，需要把他們的稿酬存入銀行，以待將來解放后發送)，直到收集資料、剪貼報紙等等都由他一人包下來。這使我從繁雜事務中擺脫出來，可以騰出時間去做我要做的工作。因此，我每周只要兩個半天到《展望》去處理編務，包括我寫的《周末專欄》都是利用這兩個半天在編輯室內草就的。
《展望》的特點首在「一周展望專欄」，每期四篇，按期由固定撰稿人撰寫。「一周政治展望」是陳虞孫以張紹賢筆名寫的。「一周戰局展望」是姚溱以波光筆名寫的。經濟方面和國際方面分別由欽本立(筆名柏蒼)和石嘯沖(筆名丁蕾)執筆。前兩位作者是上海地下黨負有一定責任的同志，可以直接傳達黨的聲音，從而成為《展望》的重點文章。在我接任《展望》編務后不久，姚溱被敵人逮捕了。當時唐守愚匆忙來找我通知此事，決定「一周戰局展望」不能停，仍要用波光筆名繼續發表，盡量保持姚文的原有風格筆調，以免敵人察覺，否則對姚和刊物都不利。這項任務由老唐本人來擔當。所以當我去編《展望》時，「一周戰局展望」除頭一兩篇，都是老唐寫的。
《展望》另一類文章是時事述評的專論，撰稿人並不固定，作者多是民主人士或進步教授。在我任編務時期，漆琪生、孟憲章、王鐵崖、周谷城、費孝通、施復亮、孫起孟、蔡尚思、陳仁炳、陳新桂、梁純夫等都寫過專論。此外，各地的通訊報道也是構成《展望》的一種特色，在不同地區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全國的形勢，頗為讀者所關心。這方面撰稿人有知名的作者，如宦鄉即以焦尾琴筆名寄來一些北平通訊。也有原不相識的作者的投稿，如譚波莉報道南京情況的《都門側寫》。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這是張粱木、苟履之、唐寶璋三位同志合作以化名所寫的文章。那時他們在南京，報道了不少有關南京政權頗為機密的內幕消息，自然用的是曲筆。另外，發表在刊末或不引人注意地位的信箱，專門披載讀者投書。這個信箱也值得提上一筆，其中提出的問題往往發人深思。
《展望》是敵人統治下黨直接掌握的公開刊物。當時敵人利用龐大的宣傳機器，一方面造謠中傷，另一方面又進行新聞封鎖。《展望》就用這一小小陣地面對敵人，作著孤軍奮戰的搏鬥。敵人日暮途窮，政權搖搖欲墜，國民黨負責宣傳工作的頭頭潘公展，散布了大量謠言，諸如共產共妻、消滅商人、格殺被俘蔣軍人員和虐待蔣政府公務員之類。這種蠱惑人心的宣傳不一而足，在群眾之間製造了相當的混亂。對此《展望》盡量發表了一些反映解放區和黨的政策的真相的文章。《展望》是不能直接宣傳黨的政策和刊登新華社電訊的，必須適應環境，遵守白區工作合法鬥爭方法。因此，不得不採取迂迴曲折的辦法，利用英美等外國電訊和報章，甚至國民黨的電訊報章透露出來的一點朦朧消息，以及它們之間互相矛盾的報道，借用當時說法，就是從夾縫中做文章，把真相告訴讀者。記得當時最吸引我們注意的，是關於一些被解放軍遣返回籍的被俘蔣軍或由新解放區出境的商人和小公務員的談話報道，其中自然有記者捏造的誣衊不實之詞，但也有一些稍經沙汰就可看出真相的報道。這是可以用來擊破敵人造謠中傷的最好鐵證，它們最有說服力。張紹賢、波光和一些通訊報道的作者，都善於抓住這類資料，寫出揭穿敵人謊言的文章。經驗告訴我們，無論什麼時候，人民總是希望知道真相。真話和假話是區分一個政權的進步與反動、堅強與虛弱、興旺與腐朽的分界線。至今我仍堅信這一真理。
這裡還需要說明《展望》的另一性質，就是它發表的文章在觀點上並不是清一色的。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一九四九年初，戰火日漸逼近國民黨京畿，國民黨在宣傳上發起了一場和平攻勢。這一手起了一定的混淆視聽作用，甚至連一些擁護共產黨的進步人士也難免被其所惑。為此，《展望》在第三卷第三期上發表了同父的短論《一點原則》，同期還發表了「一周政治展望」專欄文章《南京的「和平」》。這兩篇文章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前者對國民黨帶有某些幻想，把和談比作做買賣，告誡國民黨放棄獨裁，接受民主，把「窄窄地開了一條縫」的和平之門敞開來。後者卻針對當時蔣介石發表的文告，揭穿蔣政權保持法統、保持軍隊作為先決條件的假談真打的和平陰謀，暴露了蔣介石在文告中所謂「今日時局為和為戰，人民為禍為福，其關鍵不在政府」這種假借和平把內戰責任嫁禍共產黨的居心。這期《展望》出刊后，編輯部收到許多讀者來信，對同父的短論提出質詢和異議。我把這些信拿給黃炎培看，他一一細讀。我向他提出，在下一期「信箱」中，要選刊幾封來信，他同意了(後來就以諸家名義發表了《是真的「和平」嗎？》幾篇來稿)。他能夠這樣做是不容易的。
我在《展望》工作期間，和黃炎培是融洽的。他和我的妻子張可的伯祖張一麐是知交，又是親戚。但是我始終未向他談及此事(解放后我因疏懶一直未再與他見面和通信)。但他當時對我這樣一個青年是信任的。他經常告訴我一些重要消息。張治中在去北平和談前來上海找過他。他把談話內容和他的個人分析詳細地告訴了我。我對他的工作認真和生活樸素是佩服的。在寒冬臘月，他總是穿一身中山裝，我自己穿著厚大衣。他凍僵了，就從寫字檯邊座位上站起身，在室內走幾步，搓搓手，活動一下，就又坐下去繼續辦公。但我們之間也發生過一次爭執。我到《展望》不久，敵人要查封這個刊物的消息時時傳來，風聲鶴唳，傳說紛紛。大約在我到《展望》一個多月後的一天，我挾著一包稿件走上那幢灰色大樓的辦公室，發現偌大的一間房子突然變得空蕩蕩。小李形色緊張地跑到我面前說，外邊風聲很緊，黃任老他們都避開了，要我趕快出去。這次查封《展望》的傳聞並未變成事實，不久黃炎培和其他的人又回到《展望》來辦公。我去上班，就按照組織指示，向他提出召開編輯會議，並在會上提出他不事先通知我的質詢。他說：「你是主編。」意思我應承擔一切責任。這使我有些意外，立即反駁他說：「我一來就和任之先生商定，我負責編務。任老你應在政治方面負全責。你知道這方面我無能為力，你是完全有辦法去應付的。怎麼事到臨頭又變卦了？」他聽了不再做聲了。組織上還要我就薪金問題(一月只有數美元不足十日之糧)提出意見。由於是關係我個人的事，就沒有向他提出了。這是我和他之間唯一一次的不愉快。
上海局勢日漸惡化，敵人的鎮壓越來越瘋狂。紅色的捕人汽車——「飛行堡壘」——尖鳴著在街上飛馳，到處捉人。我接到組織上的指示，除非敵人查封，《展望》絕不自動停刊，要堅持到底。我把這一指示作為個人意見向黃炎培提出，他同意了。由於環境險惡，我不再到《展望》去上班，只和小李每周在事先約定的不同地點見面，把我寫的和組織上交我發表的稿子交給他。這樣一直堅持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三卷十八期出版為止。那時黃炎培和《展望》大部分人員也早已不去社辦公，只留下沈鶴如等少數幾個人。據說後來由三名國民黨憲兵來社查封，由於沒有發現搜覓的對象，所以沒有捕人。
《展望》被查封不久，我已記不得確實日期，大約在三月底或四月初光景，組織上通知我，要我負責編輯《地下文萃》。這時上海局勢急驟惡化，黨的活動不得不更加隱蔽。但是上海市民都清楚，解放的日子不遠了。上海地下黨為了迎接上海解放，正在緊張地工作著，由文委領導的《地下文萃》也是其中之一。在那個時候，大概這是上海唯一的進步刊物。這刊物和《展望》不同，是由黨直接領導並正面發表黨的主張，帶有一種黨刊的性質。它不像公開發行的《展望》，而是一個秘密的地下刊物。
這個刊物取名《地下文萃》有一段因緣。抗戰勝利后，黨辦了一個時事述評的綜合性刊物《文萃》。當時這刊物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很大影響，聲譽卓著。一九四七年《文萃》遭到敵人破壞，捕去三名編輯，全遭殺害。這三名編輯是駱何民、陳子濤、吳承德三烈士。據說《文萃》遭到破壞的原因，是敵人首先偵破《文萃》的印刷廠。當時印刷廠的鉛字並不是排印一次之後就重新澆鑄的，鉛字用久了就會留下磨損的痕迹。因此，從排印出來的字體上的筆畫粗細及其特徵，經過專門訓練的特務，就可以辨認出這刊物是哪家印刷廠承印的。敵特就是用這種方法偵破了印《文萃》的印刷廠，然後派特務去印刷廠盯梢，最後破獲了《文萃》的編輯部。當時我並未調到與《文萃》有關的部門工作。
組織上指派我去編《地下文萃》的時候，吸取了《文萃》被敵人破獲的教訓，作了周密的部署。首先採取的措施是，嚴格切斷編輯、印刷、發行這幾個環節之間的橫的聯繫。在編輯方面，我不和另外參加編輯工作的馮賓符，王楚良等碰頭，只由沈明釗和我單線聯繫。我按期和老沈碰一次頭，兩人見面也僅僅是他把別人寫好的稿子交給我，我把自己寫的稿子和他交來的稿子編好再交給他，由他轉交給負責印刷的同志而已。當時組織上和我說過，鑒於過去《文萃》被破獲的經驗教訓，組織上安排了四家與黨有關係的印刷廠，輪番承印，每家印刷廠承印一期，印完四期后，再在四家印刷廠任擇一家，交叉進行。當時已經估計到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因此採取了這個辦法。這實是萬全之策，敵人再難以從刊物追索到印刷廠再追索到編輯部了。自然，敵人從每一期出版的刊物都有可能追索到承印這一期的印刷廠，但由於每家印刷廠只承印一期，縱使這家印刷廠遭到敵人破壞，並不影響下一期刊物的出版，更由於嚴格遵守切斷橫的聯繫原則，就絕不會由這家印刷廠的被破壞而株連到其他方面。
當時組織上下了最大的決心，也作了最壞的準備。估計到《地下文萃》的編輯、印刷、發行，每個環節都可能遇到危險，因此作了周密的計劃，以盡量縮小犧牲的代價，而絕不使敵人把從事《地下文萃》工作的同志一網打盡。後來事實證明，當時的籌劃部署，使《地下文萃》的同志躲過了敵人的殘酷鎮壓，把實力全部保存下來。
《地下文萃》的編輯、印刷、發行中的每個環節，遇到危險的可能性都很大。那時每天晚上很早就實行宵禁，敵人強令居民出錢在弄堂口裝上鐵柵門；特務警憲各處巡邏，路上行人時刻都會被抄身；家裡也會被撞入搜查。這一切都給從事《地下文萃》工作的同志帶來極大困難。不過，相對地說，編輯工作的危險性小一些，而發行工作的危險性最大。當時上海街頭有許多報攤，除了零售報刊，有的還兼售書籍。這些報攤中有地下黨組織，《地下文萃》就是交由報攤黨組織負責銷售。這是個秘密刊物，不能公開陳列，只能暗中賣給讀者。做這項工作的同志可以說是站在第一線，處於和敵人短兵相接的地位，隨時都可能被敵人察覺。至於印刷廠，危險性也不小，情況前面已說過了。編輯工作可能遇到的危險，主要在兩方面，一是敵人突然來家搜查，發現文稿；另一是在交接稿件時被特務發現。我和老沈都是約定在外面的公共場所如公園、電影院門口等處交接稿件的。為了預防發生頭一種危險，我採取的辦法是收到了老沈交我的稿件，儘快在當天編好，並自己寫出需要寫的文章，於次日到約定地點交給老沈轉到印刷廠發排。為了趕時間，要在一天內完成我的全部工作，有時趕寫文章，要工作到深夜，有幾次一直到東方破曉。因此每逢發稿，我往往是徹夜不眠的。這雖然辛苦，但安全係數較大。所以我的編輯工作從未超出一天之內的時限。在交給老沈的時候，我把全部稿件封入一隻信封內，外面寫上收信人姓名地址(自然是假的)，再貼上郵票，以便一旦在路上發現抄身或封鎖檢查行人的時候，就投入附近街邊的郵筒內；假使來不及投入郵筒，敵人搜到信件，也可以使我有倖免的機會，總比懷著一卷稿子好得多。至於我和老沈約定碰頭地址的事，也煞費斟酌，地方太僻靜，容易引起注意；人多雜亂的熱鬧場所固然比較理想，但往往又是敵特巡邏、企圖獵取捕獲對象的所在。因為敵人也逐漸摸出規律，知道地下黨往往利用這類地方碰頭，接關係。我和老沈商定結果，還是決定利用第二類地方交接稿件。有一次，我們約定在西藏路大上海電影院門口碰頭。當天交接稿件的任務順利完成了，可是後來受到了組織上的嚴厲批評。因為在我們交接稿件的頭一天，敵人恰恰在這家影院門口捕去了兩個人。我們那次沒有遭到意外真是萬幸。
我記得我一共編了三期《地下文萃》。編完第三期，組織上就通知停刊了。那時解放大軍已經渡江，上海解放指日可待，暴風雨前的陰霾即將過去，上海就要展現晴朗的天空了。
關於這個刊物的內容，由於手邊沒有資料，加以年代較久，記憶模糊，連印象也談不出什麼了。甚至我再也追憶不起自己在這刊物上用過什麼筆名，寫過什麼文章。那時用的筆名都是臨時隨意取的，事後也就置之腦後。至於別人的文章，有哪些人寫過，寫什麼，在當時是不能問的，所以我就更不清楚了。說起來，這刊物雖由我編輯，但直到今天我還未見過它是什麼樣子。解放后，我曾經想找來保存一份，曾多方尋覓，但由於當時大家很忙，無暇為此多花時間。今年，我原不相識的鐘德秋來我們單位工作，一次偶然和他談起，才知道他曾經擔任過《地下文萃》的出版印刷工作。那時我們彼此竟全不知情。當時我只知道《地下文萃》是以叢刊形式出版，名字叫《偉大的交響曲》，共出版過兩期。記得我編了三期，大概由於當時出版條件困難，合併作兩期出版了罷？老鍾和我談了他搞《地下文萃》出版印刷工作的種種經歷，有些事情是很值得記述下來的。他還拿來一份當時和他一起搞這方面工作的同志所寫的材料。老鍾又告訴我，他始終珍藏著以《偉大的交響曲》叢刊題名出版的《地下文萃》兩期，直到十年浩劫的焚書禍行中才被抄去，再也無法追回了。這不能不說是件憾事！【補記：事隔多年後見到儲大宏，他向我談起那時他也做《地下文萃》的發行工作，他所保存的一本始終未散失，八十年代中期已交給上海黨史徵集辦了。】
上海一解放，我去報到，見到原地下黨文委書記陳虞孫，他要我籌備《文萃》復刊工作，並在當時軍管會登了記，登記號碼是第一號。後來由於上海文化工作重新部署，改變了復刊《文萃》的原定計劃，《文萃》也就沒有再出版。
一九八一年
(《集外舊文鈔》，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17]
1946年《聯合晚報·夕拾》每日短評文選[18]
小引
《夕拾》是《聯合晚報》的副刊。一九四六年三月，我被聘去當這個副刊的主編。這是我第一次到報館當編輯，經過一段時期去適應這份工作后，我每天在副刊上寫一篇短文，作為一個專欄，內容無外乎談文化、談社會、談時世，其特點則是必須通俗，談的問題也不可太專門，太嚴肅。這些短評都是我每天去報館編報，坐在一間所有編輯部人員擠在一起聲音嘈雜的大統艙中，匆匆忙忙急就而成的。寫好就拿去發排，看了清樣就上架印刷，傍晚出報。到了這年十月中，因為我寫的一篇《談丑》短評被法院通譯官許少勇控告，不得不停筆。前後半年多，共發表兩百篇左右。我原以為這些短評現實性強，都有針對性，如今時過境遷，已無再印的必要了。但錢鋼去圖書館查閱舊報，認為倘從中選出社會評論，留下那個時代的鴻爪與風貌，未始不可供讀者一讀。我覺得他的話也對，隨他一起去圖書館查閱舊報，再親自篩選一遍，選出以下近四十篇。由於這些文字都寫於一九四六年，所以文末只寫月份和日期，不再寫年份了。
作者
抗議
前日本報發表一篇「一個翻譯官」的來函，裡面講到美軍在中國農田蓋廁所，竟將農田中「三分之一畝」的熟麥割去。事後田主婉請翻譯官向該美軍負責長官「大江口軍火轉運站小主管梅中校」說情，請求賠償損失。該梅中校不僅不自認理屈，反而口出不遜：「你們中國人就是愛錢！以為我們美國人錢多，就可以隨便地來勒索嗎？」翻譯官將農夫勸走後，該梅中校尚刺刺不休，板起臉說：「你們中國軍隊可以隨便佔用民房，難道我們美軍不可以嗎？」
這真是無理至極！試問這是哪一國的土地？同時我們要更進一步地問：中國人民茹辛含苦抗戰了八年為的什麼？難道不正是由於日寇蹂躪我國土，欺凌我同胞嗎？
勝利以後，我是參加歡迎盟軍隊伍中的一個。那時日寇初降，大局未定，上海仍在敵人魔手的統治下，但是看到最初在街頭出現的幾個盟軍，每個市民不再顧到危險，歡欣鼓舞之情溢於言表，有的揚手高呼，有的獻花行禮。我親眼看見有一鄉下老翁甚至感激而淚下，民心愛戴之真摯，想亦不過如此！但事隔不久，吉普闖禍，美軍打人，購物賴錢，種種不法行為，接踵而起，層出不窮，雖然大多市民對之早生厭心，但我尚以為這是小疵，為各國軍隊所難免，還可以原諒。不料讀「一個翻譯官」的來函后，使任何一個愛戴盟軍的人再也無法為之曲辯，以洗刷其罪惡了！強佔民田的行為小兵自然不敢，分明出自負責官長的意思。且該梅中校者，既身為「中校」，又負一方之責，官階不小，竟對中國人抱如此錯誤之觀念！倘美軍最高首長對此種行為，不加懲辦，以收中國人之民心，那麼我們敢斷言：美軍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將一落千丈!
六月十八日
「和平與民主」
廿二日文匯報，發表了一篇之江大學教授對時局的感言，其中有一位外國人Mr.Price的話，很值玩味。(這位Mr.Price不知是否即為少年村主辦人美國牧師畢范宇先生？)他的話只有寥寥兩句：
為了民主必需要和平，
為了和平必需要民主。
這兩句話，語簡意長，可以說是對症下藥的一劑良藥。和平與民主之不可分，已成鐵一般的真理，外國人都明若指掌，為什麼許多中國人還執迷不悟？昨天歡送蕢延芳等代表赴京請願的五萬餘人大遊行，高呼反對內戰的口號，形成了空前的壯舉，人民已經說話了！八日美國的《紐約時報》有一篇社評，也對中國政局大聲呼籲：「聽從人民意見，和平解決問題！」
畢范宇先生的話很對，贊成民主的人一定擁護和平，而促成和平實現一定要先從實施民主政治入手。反過來說，再打內戰，無論他怎樣苦口婆心，義形於色，事實上，仍舊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結果變成了和平的劊子手，民主的罪人，終於要被人民所唾棄！
六月二十四日
兩個文奸被捕
最近接連有兩個文化漢奸被捕了。一個是沈嗣良，另一個是楊光政。勝利以後，沈、楊二逆，不但不銷聲匿跡，自行檢點，反而悠然自得，大有「你奈我何」的神氣。據說和平消息最初傳至上海時，沈逆尚不信以為真，竟勾結敵偽，將開慶祝會的聖約翰大學學生捕去數名，喪心病狂，一至於此，真正令人髮指。
最妙者是這兩個漢奸，全有一套「有奶便是娘」的哲學。沈逆過去是洋人最忠順的奴才(昨日新聞報社評臚列其媚洋的醜態甚詳，茲不贅)，太平洋戰事爆發后，沈逆搖身一變，而為「反英美協會」的委員：甘作無恥的傀儡。楊逆更是等而下之，開頭大唱其「抗建文學」的高調，誣衊暴露黑暗的作品為破壞抗戰，義正詞嚴，儼然以愛國分子自居。不想日軍一進入租界，他的尾巴也隨著露出來了，滿口什麼「大東亞」之類地狂吠著，比任何一條狗全叫得響。
嗚呼！時光無情，才有多久？幫閑的嘴臉已經完全露在我們的眼前了。至於以前被他們所陷害，所誣衊的人，至今不是依然故我，仍舊屹立不動么？含血噴人，別人豈能為之所污？自己又豈能藉此洗刷乾淨？
六月二十九日
寫在專刊之前
紀念七七的徵文，自開始到現在，收到的已不下數十篇之多。可見大家對於這劃時代的一頁光榮歷史，至今仍抱著無限的懷念。展讀來稿，每見熱烈之情，躍現紙上，令人悲喜交集，感奮萬端。
來稿中以雜感為最多，作者有店員、公務員、學生、工人、藝人、軍人、僕役、舞女等，每個角落裡都發出了聲音。但限於篇幅，又因所發揮的意見大致相同，為了避免重複，這許多真摯的文章，只得割愛了，特向投稿諸君致深深的歉意！綜合這些雜感的內容，不外是呼籲國共雙方快快停戰！
回憶九年前的今天，中國面臨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可是沒有一個人怕戰爭，相反，多少人在鼓舞，多少人在歡騰，多少人在慶祝。光明燦爛的前途就在中國的門口招手。今年的七七是抗戰勝利后的首次紀念，按理說，應該盛況空前，大大地熱鬧一番。但是每個人的心頭全壓上了一塊鉛，被內戰的陰影籠罩著。撫今思昔，真是使人有說不出的滋味！
中國的人民大眾並不懼怕戰爭，只要這戰爭是正義的，赴湯蹈火、犧牲性命都在所不顧！九年前的七七就是一個鐵證。然而站在今天一觸即發的內戰前面，人民只有恐懼、反感和厭惡！這是我讀了徵文之後的一個結論。
七月七日
閑話石獅子
紀念「七七」，有些人不禁想起了盧溝橋上的石獅子。
有位記者說：「石獅子的眼淚，一直到去年才幹。」
但是另外有人說：「如果今年再去看看，石獅子必然又有了新的淚痕。」
另外一位先生說得更妙：「國事這樣糟，我想連盧溝橋的石獅子，也要搖頭。」
始終屹立於盧溝橋頭的石獅子，經歷了一代一代的興衰，身受了淪陷的凌辱，眼巴巴盼到勝利的到來。正慶幸重見天日，不料內戰又起，烽火重燃，此情此景，能不令人心酸？所謂頑石點頭，連鐵石心腸的石獅子也要流淚搖頭起來了。
《紅樓夢》中寧國府門口也有一對看門的石獅子。有一天，焦大因感慨於賈府的子孫不良，竟破口大罵道：「這家裡只有這對石獅子是乾淨的！」
盧溝橋上的石獅子，現在流淚搖頭還是好的。倘我們這些黃帝的子孫再不爭氣，兄弟閱牆，自己打自己，那麼說不定到了明年的七七，橋上的石獅子也要罵一句：「只有我是乾淨的！」豈不羞煞人也?
七月八日
聞一多被刺
繼李公朴被刺后，聯大教授聞一多又被刺了。噩耗傳來，令人悲憤無極！
昆明接連發生了這兩件大血案，時間相隔不過幾天，遇害者又都是人所共知的學者。尤其是聞一多教授，誰都知道他在戰前只是一位恬淡的詩人，留著長發，穿著油膩的長袍，鑽在古書堆中做著研究工作。抗戰後，他不甘再沉默了，目睹眼前的大難，有感於衷，遂挺身而出說幾句憤激的話。這樣一個人為什麼就偏偏遭受暴徒的嫉恨，以至下此毒手？
此次聞一多教授被刺，連他的公子也受了傷，腿部折斷，至今躺在醫院裡。較之暗殺李公朴的手段，更加毒辣，更加卑鄙！在堂堂的昆明市，一而再地演出了這種暴行，且有變本加厲之勢，不知暴徒眼中尚有國法否？把警政機關又看做了什麼？
七月十八日
原告成被告
遠東國際法庭審判日戰犯土肥原、松井，由我國國防部次長秦德純氏出庭作證。被告辯護人紛紛提出反問，真是問得厲害。
土肥原辯護人問：「日軍演習系根據義和團事件議定書之權利，不唯日本，各國均有此權，此事知之乎？」
松井辯護人問：「華北要人如閣下者(指秦)，料不致反對孫文先生之大亞細亞主義？中國青年抗日思想行動，其原因是否由九一八事變前即行排日教育？」
美籍辯護人窩倫問：「駐在中國之外國軍隊，除戰爭狀態外，得不通知中國機關演習射擊。證人承認該部分否？日軍之演習既未違反國際法，證人何以謂違反國際法？」
這一連串唇槍舌劍的反問，使得秦次長只有自認：「所謂違反國際法或有錯誤。」
其實問題很簡單，倘使遠東國際法庭，承認滿清以來中國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那麼審問日戰犯也是多餘的。因為日軍侵略中國都可以從不平等條約中找到借口，自七七事變開始的中國抗戰，也可能變成不合法的了。這樣問下去，結果是原告反而成了被告！
七月二十六日
臧大咬子死得冤枉
臧大咬子被美軍打死之後毫無下文，這兩天報上才透出一點消息。據說此案已成三不管之勢。所謂「三不管」者，即：美軍不理，政府不管，法院不問也。
這年頭，無緣無故死於內戰者，成千累萬，美軍打死一個黃包車夫，不過是其中一個小小的插曲，本來無所謂冤枉不冤枉的。
為什麼我還要替臧大咬子呼冤呢？就因為據說「美軍之駐華系出於我國之請求，遠非不平等條約時代，外軍非法駐華可得同日而語」云云。
不平等條約時代，外國人打死了中國人，有「領事裁判權」作護身，自然是有冤無處可訴。現在「遠非不平等條約時代」，美軍駐華也並非「非法」的了。殺人者死。至少也應該開庭審問兇手，以重法紀。可是萬沒有料到：在此「平等條約時代」仍舊和「不平等條約時代」一樣，可以「同日而語」，美軍打死人仍舊白白打死人！青天大老爺呀！你說臧大咬子死得冤不冤？
九月三十日
速懲臧案兇手
臧案發生后，輿論界一致呼籲，要求嚴懲兇手。可是到現在仍無下文。地院表示無權審理，而美軍總部也未發表任何消息。看樣子，恐怕要按照中國的慣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了了之。
但是中國的人民大眾正在注視這件案子。政府當局是否能夠保障人民大眾的生命財產，臧案就是一個試金石。如果此案有頭無尾，不了了之，那麼在此時此地的中國，做一個中國人，就是一樁極其危險的事！
前日晚十一時，筆者行經靜安寺路成都路口時，又目睹了一幕美軍行兇的醜劇。路人被傷者甚多，美軍打完人之後揚長而去，警察在旁只有觀望而已。
中國是最講法紀的國家，照此情形，試問法紀安在？中國是警員最多的國家，照此情形，試問警員的任務安在？別的也不必多說，倘使當局不嚴促美軍總部速懲臧案的兇手，那麼不僅臧大家屬不平，全中國的人民也將不平！不僅人力車夫三輪車夫擔心自己的生命沒有保障，全中國的人民也將要人人自危了！
十月七日
丑
九日法院偵查臧大咬子案，證人陳學東講至半途，通譯官許少勇用恫嚇的態度對陳學東說：「你當心點，說錯了要吃官司的！」
倘使要在這句話底下批一按語，那麼我只有模仿金聖嘆的辦法，大書一「丑」字。
說其丑者，有三個理由：忘掉自己的身份，丑之一也；以奴隸總管自居，丑之二也；含血噴人，丑之三也。
通譯官不過是溝通雙方言語隔閡的舌人，本沒有插嘴置喙的餘地，但是這位許少勇，一旦到了中國的法庭，自以為站在美國人的屁股後面，就可以肆無忌憚，胡作非為，恫嚇起自己的同胞來。臧案發生的經過，陳學東是在旁的目睹證人，至於這位許少勇卻明明不在場，他根據了什麼理由指別人說錯了話？縱使證人說錯，也只有法官才可以出面阻止。許少勇不但越俎代庖，反而威脅證人要吃官司。拿了主子的一點錢就下作至此，真可以說是無恥之尤了！
將來如果有人要編「丑學大觀」，我提議把許少勇這句話，列為其中的頭一條！
十月十三日[19]
(《集外舊文鈔》，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
1948年末至1949年初《周末專欄》文選[20]
小引
《展望》(原為《國訊》)周刊於抗戰勝利后自川遷滬出版，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我參加《展望》工作的經過，請參閱《從(展望)到(地下文萃)》一文。這裡選出我所撰寫的《周末專欄》，僅為一小部分。這類文章屬於時事評論，政治性強，和《夕拾》的通俗化文字不同。其中可供今天讀者參閱的已經為數不多。所以這裡僅選出十二篇，作為當時生活的一點痕迹而已。
作者
勿為牛後
舉世矚目的「東京裁判」，現已告一段落了。恭讀了遠東法庭所公布的長達一千八百頁的「判定書」，實在使人啼笑皆非！戰犯的侵華暴行竟被剔除了。南京的殺人比賽也不當做一回事了。最可笑的是替罪魁裕仁洗刷得一乾二淨，只有被告之一木戶部分提到他與裕仁有密切的關係，但也僅僅到此為止。從這幕「東京裁判」的活劇，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是以這種寬大政策，作為增進美日國交的一種工具，原不足奇怪的。
據傳南韓的報紙紛紛對此表示不滿，一致認為度刑失之過寬，「對法庭的公平性表示懷疑了」(合眾漢城十四日電)。此外其他各國政府方面，凡不贊成美國對日本寬大政策的，也都表示了態度。希望這一次我國當局「勿為牛後」，不要再等閑視之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豪門先天下憂
最近豪門紛紛逃難，頗引起很多人的不滿。首先是受到了輿論的指摘，據說北方報紙，甚至以「別矣豪門」為題，小小諷刺了一筆，算是出了一口怨氣。不久之前，上海市參議會的參議員甚至也動了公憤，有的主張要他們捐款，有的主張限制他們出國，有的要求當局開除他們的國籍，反映了一般人對豪門的態度。
最妙的是一位先生套了一句古話來形容豪門，說他們是「先天下之樂而樂，後天下之憂而憂」！
其實豪門的逃難，也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只要看看實際的例子就可以明白！老百姓並沒有逃，北京的教授學生並沒有逃，大多數人都沒有逃，而逃者唯獨豪門，何以故？豈不正是「先天下之憂而憂」么？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
平津「拆屋」
據最近報載，北平的古迹文物已遭到空前的大劫難：「開闢天壇機場，砍去古樹已達四百餘株」(《大公報》)，「清華園內落彈九枚」(《大公報》)，「靠城牆外的建築物已被毀壞，築成斜坡」(《大美晚報》)。諸如此類的消息不斷傳來。這不但使得國人為之惴惴不安，就連外國人主辦的《大美晚報》也發出「請傅將軍三思」的呼籲，認為「即使不從人道主義的觀點出發，北平也是全世界的寶藏，不應該就那麼胡亂地把它毀掉的」(十二月十八日《大美晚報》)。
較之文物古迹更值得注意的是，平津兩地的居民有著更悲慘的命運。據不完全的報道，華北剿總為了修築工事，在北平城關，「共拆房六千三百五十一間」(《大公報》)，津郊一帶也拆了民房不少，「三萬八千鄉民從此饑寒交迫」(路透社)。除此以外，當局還準備徵用民工修築工事。
華北剿總這一連串的措施，倘一一付諸實現，那麼我們真要為平津兩城的居民捏一把汗。記得抗戰時期，敵人也採用過焚屋拆房的手段。但那是日寇入侵，自然沒有話講。現在作戰的雙方既然都是中國人，就應顧念一下人民的生命財產。
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
「黽勉從公」與「枵腹從公」
自從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發生競兌黃金，擠死七人的慘劇后，到目前為止，兌金問題不知出了多少新聞。舉其犖犖大者，最近就有首都各機關員工代表，包括總統府、各院部會、各軍警憲機關、學校等七十一個單位，於七日上午十時齊集行政院請願，要求按上海公教人員存兌黃金辦法，照舊有價格每兩千元，每人存兌一兩。接著政院決議上海集體兌金應即廢止，又頒布了「所有公務員應一體黽勉從公，不得聚眾請願」法令。
記得不久之前，上海公教人員集體兌金的辦法公布了之後，不知羨煞多少人。有人還勸慰不能拿到黃金的市民說：「看和尚吃饅頭，也要想到和尚燙香洞。」意思是叫大家想到公教人員平日的清苦生活。孰料兌金的辦法一再修正，結果公教人員除了少數外，仍舊是一場空喜歡。饅頭沒有吃著，香洞反而多燙了幾隻。據首都各機關員工代表向端木秘書表示：「自政府存兌金銀消息傳出后，彼等均將私蓄盡行變賣，以期存兌，不料政府存兌金銀辦法歷次更改，由無限制而改至五兩，由五兩而改到一兩，價格由兩千元而改到六千五百元，且不辦理集體存兌。彼等因公務纏身，自不能效黃牛黨竟日排隊，且存兌價格之提高，政府已使彼等陷於傾家蕩產之境」云云(一月八日《大公報》)。
首都如此，上海公教人員更加過之，因為他們已經得到集體兌金的保證，都紛紛變賣私蓄，或向親友告貸，以為一兩黃金可以篤定到手，誰料遭到這一記悶棍。自然兌到的也有人在，可是沒有兌到的更多。筆者遇到幾位當公務員的朋友，真是到了「傾家蕩產」的地步了，這幾天哭喪著臉訴苦說：「為了兌金，我還背著一屁股的債呢!」「黽勉從公」是可以的，「枵腹從公」如何辦得到？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
(《集外舊文鈔》，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21]
記辛勞
我認識辛勞是在抗戰初，那時我剛剛從北平流亡到上海，還是一個讀高中的十七歲的青年。我在上海參加了平津流亡同學會，做一些聯繫文藝界的工作。一九三八年的一個春天，我帶著一封介紹信，到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家難民收容所去見辛勞，準備請他到平津流亡同學會去談談文學創作問題。他在那裡負責難民的文教工作。馬斯南路是法租界一條幽靜的馬路，平時車輛不多，在並不寬敞的柏油路邊，栽著兩排望不見盡頭的梧桐，樹上布滿綠色的嫩葉。收容所是用竹子和木板搭成的簡便房屋，雖粗陋但清潔，一切都井然有序。室內有幾個青年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其中一個二十幾歲的男子看見我，向我走來。我說明來意，他沒有做聲，只是用一雙濕漉漉的鷹眼注視我，要我跟著他走。經過了兩三間屋子，他才停下來，還是不做聲，盯著我看。直到我把信交給他，說明要找辛勞先生，他才用幾個簡單的字說我要找的就是他。這時我才注意到他的外貌。他有一張狹長的臉，一頭蓬亂的鬈髮，穿著一件叫「烏克蘭衫」的俄羅斯農民服式的上衣。這身打扮很特別，他給我的頭一個印象並不好，我覺得他身上有一種羅曼蒂克氣息。他謝絕了演講的邀請，但為我寫了一張便條，要我改請別人。後來我發現他給人的最初印象幾乎都是不好的。他不僅口吃，也不善於講話。他的大舌頭髮音含混，加上他的語言表達能力不強，往往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說明白。他總喜歡盯著人看，好像要在你身上搜索什麼可疑的東西。這種對人逼視的習慣，使人感到不舒服。那時他比我要大八九歲，但我覺得他並不比我成熟。我在收容所一見到他，就感到他在模仿普希金，他的樣子也確實有點像。我不知道他的鬈髮是天然的，還以為是故意弄成這樣子。
在這以後不久，辛勞有時也到平津流亡同學會來坐坐了。他還為我們辦的小刊物寫一兩首小詩，但我們並不欣賞他寫的詩。記得他第一次拿來的兩首，其中一首題名是《發霉的鼻子》。這首詩僅有七八行。我覺得詩的題目顯然是套用涅克拉索夫的《嚴寒·通紅的鼻子》。涅克拉索夫這首長詩我讀過，我很喜歡他的沉鬱風格。其中所描寫的那個在森林中踉蹌前進迷失在茫茫風雪中的農婦，使我從一個平凡女性身上看到了崇高和偉大。但辛勞的詩顯示了什麼境界呢？我覺得他的詩缺乏意境也缺乏語言的美。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在平津流亡同學會負責的一位燕大同學，是個政治性很強的人，常常用小說《毀滅》中的美諦克去嘲笑一些知識分子。但他也讀了不少文藝作品，特別是羅曼·羅蘭的作品。他從辛勞交來的另一首詩中挑出「唱出心弦」這樣的句子，以不屑的口氣批評道：為什麼不說「彈出心弦」呢？我對辛勞有較多的了解，並對他寫的詩和散文由發生興趣而喜愛是在這以後的事。辛勞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就帶領收容所的一批青年難民到皖南新四軍去了。漸漸由那裡傳來消息說，辛勞去后心情並不舒暢，似乎身體也不好，在咯血了。可是詳細的情況究竟怎樣，「孤島」上的朋友誰也說不清楚。直到今天我對當時不少文化人在皖南的遭遇才算有了一些了解。我以為這是基於農民意識的反智主義。其實早在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就已經有了這種跡象，土地革命時期也出現過「打倒知識分子」的口號。
一九三九年初我隨上海慰問團到了皖南新四軍軍部，在服務團時，我被安排住在辛勞那個單獨院落里。辛勞曾在他後來出版的散文集《古屋》中描寫過它。這個院落很小，只有幾間屋子。一進院門，左右各有一間，辛勞住一間，另一間是聶紺弩住的。我去的時候，紺弩出差到金華，要過一陣才回來。辛勞不知道我會來，一見到我，顯得十分高興。那時他因咯血，沒有做什麼工作，一人獨處，感到相當孤獨。這段日子我和他朝夕相聚，比在上海時熟悉多了。最初我們在談到文藝問題時，曾發生過相當激烈的爭論。爭論的問題現在已經記不得了，不過我可以說，當時他對文藝的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我受到由蘇聯傳入的文藝理論的影響，在不少觀點上有機械論傾向。我們爭論時，都動了感情，兩個人全拉長了臉，誰也不理誰。可是這次爭論只是成了我們日後友誼的一個曲折的前奏。次日我們又重歸於好，一天的烏雲消散了。我們在感情上迅速接近起來。辛勞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他不輕易放棄自己的看法和主張。他告訴我，他到了這裡后，由於在空暇時讀《紅樓夢》，遭到了不少嘲笑和批評，對此他一直想不通。更使他感到痛苦的是和他一起來的女朋友，發現他到了根據地並不像她所想的那樣顯示自己的革命才能，相反在許多方面倒成為被人指摘的目標，而對他的態度完全改變了。她調到另一個地方，幾乎完全和他斷絕了音訊。一天當我要到她所在的地方去的時候，辛勞要我帶一封信給她。我把信設法轉給她，但沒有得到什麼迴音，這事就這樣徒勞無功地結束了。
我在服務團的那些日子，最使我難忘的是辛勞把他寫的長詩《捧血者》拿給我看。這首詩剛完成不久，他經過了反覆修改。我還看到修改前的初稿，發現初稿許多地方已大段大段地被砍去了。還有不少段落後來留下來的只有寥寥幾行。辛勞把他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在這首長詩上。在當時那樣的環境里，沒有人會像他那樣去做的。他對文學的不顧一切的執著，真是使人感動。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至今我還記得他為我朗誦自己詩歌時的情景。他的臉因為興奮而發紅，眼睛閃著灼熱的光，兩片薄薄的嘴唇微微發抖，聲音在顫抖。……這時你不由得會對他產生好感。後來我讀到吳強回憶皖南的文章，他說辛勞為他和聶紺弩等朗誦《捧血者》時，常常被聽的人所發出的讚歎打斷。我不懂詩，也沒有寫過一首詩。讀了《捧血者》后，我開始讀辛勞的詩，我變得很喜歡辛勞的詩了。我被辛勞的詩所感染，領會到了辛勞詩中的真情至性，它的感情波瀾和思緒的起伏回蕩。但是那時，我還不能用明白的語言說出我的感受，雖然我確實感覺到了它們，自然我也有不理解的地方。當時看出辛勞詩的真正價值的是紺弩。他們兩人在服務團那個小院落里比鄰而居的時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辛勞寫了一首送別詩，記述兩人在小河口離別的情景：辛勞佇立在河邊，望著船夫將竹篙插入水中，渡船緩緩地離開了岸。紺弩站在船頭，馬兒依在身旁。他低著頭，沒有向岸邊看，渡船漸漸遠去……這首詩里充滿了詩人的深情。從皖南回來后，我讀辛勞的詩，越讀得多就越覺得他是一個最不會掩飾自己真性情的人。詩人需要這樣的性格，但要用同樣的態度處世就未免不合時宜了。這使我感到，我剛認識辛勞時對他所產生的不好印象就是由這樣的性格引起的。如果他懂一些世故，懂一些人情，情況就可能會兩樣。但是，他不懂，也許他是懂的，但偏偏不願照世俗行為去做。
發生在辛勞身上的這類事是很多的。「孤島」局面結束以前，辛勞曾經從新四軍回到上海。他在上海的生活很艱苦。一次正當上海的潮汛期，連下了幾天暴雨，街道都被積水湮沒了。夏天是酷熱的，有好幾天我因為大水沒有出門。突然辛勞走上三樓推門進來了。他向我說，關在家裡實在悶不過，所以用手中最後一點錢叫了一輛三輪車，涉水到我家來。他在上海很少和人接觸，見到我特別感到高興。但我覺得他太由著自己的性子了。難道不會等幾天再來？他如果坐電車來看我只要幾分錢就夠了。這天他談得很興奮，談話的內容已經回憶不起來了，只記得他說這些日子裡常常挨餓。他竟把餓的感覺一一記下來，寫了三十來條。後來他還把這稿子給我看過。他在回到上海的時期，全靠投稿拿點稿費過活。這天他對我說稿費用光了，新投的稿子一時還拿不到稿費。他有幾天沒有吃肉了，很想吃大排，問我有沒有錢。那時我用的是家裡的錢，我掏出身上所有的五塊錢，他高高興興地拿走了。在我們的來往中，這是很平常的事。朋友之間有無相濟，誰有誰拿出來，沒有的向有的人去要，誰也不把這當回事。但是辛勞對我家裡的人也不講一點禮貌，沒有一句客氣話，照例一視同仁地用他那雙濕漉漉的眼睛盯著人看，這使他們有些不舒服，就像他最初用這種不禮貌的眼光引起我的不快一樣。不過辛勞全不理會這些，仍舊我行我素。
辛勞在上海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漸漸多起來，也有一兩本書出版了。他的才能終於得到了承認，但主要在「孤島」範圍內，而且還只限於「孤島」文學界狹小的圈子裡，社會還是不知道他。當我今天回顧「孤島」文學的時候，我要說在我們這些從事文學寫作的朋友中間，辛勞是最有文學才能的。我說的才能是指一種藝術感受，即對大自然、社會世態和人類心靈，往往體會到一般人們所未感受到的，或雖然見到卻被忽視的方面。作者在表現這些體會時，自然而然地注入了專屬於他自己的個性特徵，從而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特有情趣。在這方面，我認為當時我們中間是沒有人可以和他相匹敵的。辛勞的作品不一定寫得深刻，但卻是獨創性的，總帶著性格的烙印。雖然他的詩歌和散文有時也不免留下那個時代的某種模式的痕迹，但在朋友之間我敢說在當時他是唯一能夠擺脫教條束縛的人。他在創作的時候不能忍受斫傷個性或違反自己的藝術感受的事發生。一次他寫了一首題名《土地》的長詩投給《奔流》文藝叢刊，當時負責編務的是蔣天佐。詩在《奔流》第一輯上發表了。我讀了很喜歡這首詩，認為在辛勞的詩歌中也堪稱佳作。《奔流》出版后在滿濤家裡開了一個小規模座談會。大家談得正高興，辛勞出言了，他說蔣天佐修改他的詩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他對此有看法。辛勞突如其來的發言，使空氣立刻變得嚴肅起來。天佐忙解釋說，他很喜歡這首詩，他動手修改是為了使這首詩更好，但天佐的話並不使辛勞滿意。過了幾天，辛勞來看我，他仍對此事感到不快，他對我說：「我寫的是我的家鄉和我對家鄉的情感、感受。我家鄉出葡萄酒，天佐卻把它改成了糯米酒，可是我家鄉並不出糯米酒怎麼辦？」當時延安正提出「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大後方也正在進行民族形式問題討論。辛勞舉出天佐所刪改的一個例子，已足以說明天佐刪改的原則分明是覺得葡萄酒不如糯米酒民族化。當時我是同情辛勞的，在開座談會時，我還不清楚事情經過，沒有為他辯護，別人也都沒有說過一句話，事情就這樣過去了。倒是辛勞本人不久以後，在《新文叢》上發表了一篇《樹和剪樹的工人》(《旅客及其他》中的一節)，作為對此事的回答。這是一篇散文，也是一篇藝術性的批評，深刻、尖銳，卻絲毫沒有意氣用事的意味。雖然他在真理問題上絕不假借，堅持自己的主張，但他也是以平心靜氣的態度提出自己的意見的。這類爭論文章就像他的創作一樣，顯示了他的氣質。這不是可以學到的。我不知天佐看了這篇文字後有什麼感想，倘他不把個人的自尊放在文學的真理之上，我相信他對辛勞的批評也會折服，欣然接受。辛勞去皖南后是他創作的旺盛時期，這時期他一直在生病。病的陰影總是和他的作品相伴隨。病給他帶來痛苦，使他的作品顯得病態，但同時也磨鍊了他的詩才，使他沉靜下去，想得更深，感受得更多、更細。這真是不幸的幸事，我不知道大地究竟是愛才還是忌才？既然賦予這個人以過人的才華，為什麼又偏偏要將眾多的不幸降在他的頭上？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淪於敵偽之手，從此辛勞再也沒有回到上海來。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他臨去蘇北前來向我告別，那次他從我家拿走了一隻手提箱，這是邢秉樞(后改名林修德)去蘇北的時候放在我處的。解放后邢要我把這隻箱子和裡面的幾件衣服還給他，我已經還不出了。辛勞去世的年月當時就沒有人知道。抗戰勝利后不久我聽淡秋說，大約一勝利，辛勞就從蘇北回來，經過韓德勤駐地，被捉去死於獄中了，那時他才三十多歲。辛勞被害的詳細經過雖經多方打聽，但始終不清楚。他活得寂寞，也死得寂寞。我還記得他在世時，一次從新四軍回到上海，我去看他，他正在害病，一個人孤零零躺在床上，面孔消瘦，不住嗆咳著，他抬起眼睛望著我說：「今天是我三十歲生日。」這眼光使我至今難忘……現在辛勞的名字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很少有人記得了。他的作品長久沒有重印。各種現代文學大系都沒有選錄他的作品，現代文學史也沒有提到過他的事迹，難道他真的將永沉於文學的忘川之中？我希望這本《捧血者及其他》能夠喚起人們對他作出公正的評價。[22]
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
(《清園近思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月)[23]
《於伶詩鈔》序
一九九二年祝賀於伶同志從事文藝工作六十年時，我曾作了如下的發言：於伶同志是我們前輩，就我和他五十多年的友情來說，就他作為我所尊敬的革命者來說，如果我不在這時候說幾句表表衷情的話，我會永遠感到遺憾的。今天大家懷著深情的發言，一直說不完。這個慶祝會應當命名為「說不盡的於伶同志」。
從三十年代直到解放后，於伶同志始終在上海這個曾經作為全國文化中心的城市，以堅毅的精神在各種困難和險阻下，領導劇團節節前進。於伶同志在他長期從事革命和文藝活動的生涯中，歷經坎坷。他曾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是一個有理想、有信念、有原則的人。他掌握權力時，不以權傲人，不以勢壓人。挫折時，不灰心喪氣，不動搖對黨的信念和對真理的追求。政治氣候的風向變化時，他不像某些善變的人那樣翻筋斗，左右搖擺。同時他也是一位可以讓人向他打開心扉，敢於向他爭論說真話的人。坦白說，像這樣平易近人的長者是不多的。這本詩集就是於伶同志的激情和人格的寫照。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集外舊文鈔》，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24]
《一笑之餘》序
荊中棘《一笑之餘》即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荊中棘是束紉秋同志的筆名。
我認識紉秋是在抗戰初期的上海。那時我倆還是二十上下的青年。紉秋在黨領導下的銀聯工作。他在《職業生活》這個刊物上發表時論性的短評。他還利用餘暇進行文學創作，寫出了一篇中篇小說《投機家》，用的是越薪筆名，後來他就常以這筆名發表文章。這個中篇小說描寫了孤島金融界的形形色色。小說一發表就引起了人們的矚目。王任叔十分重視這篇小說，特地寫了評論加以推薦。當時孤島上雖然已經有一些文藝雜誌和副刊，但有分量的文學作品還十分少見，一位業餘作者竟然出人意料地發表了這樣一篇作品，自然引起大家的關注。不久，紉秋調到文藝界來了，我和他見面的機會自然也隨之日益增多起來，我們一起參加文藝界的座談會，一起參加文藝通訊活動，一起為我們自辦刊物籌錢籌稿。孤島時期沒有維持多久，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軍佔領租界，上海頓時陷入黑暗之中，飢餓、封鎖、凌辱、恐怖……抗日活動轉入地下，各人只在自己的範圍內活動，座談會取消了，刊物不辦了，不是工作需要的來往切斷了，犯忌的書籍自行焚毀了。我們必須遵守地下工作的原則，甚至必須犧牲自己的愛好和讀書的興趣。一年、二年、三年……堅忍著、苦熬著。我們充分嘗到在敵人刺刀下喪失家園之苦。在這漫漫長夜中，我們並沒有在敵人施加的磨難下失去信心，失去人的尊嚴和道德理想。我們也仍舊懷著文學創作的強烈渴望。當勝利到來時，長期壓力下所積蓄起來的活力，就像岩漿從地下奔突而出。那時他有一個短篇《節日》發表在魏金枝主辦的《文壇》上。小說的題目恰恰與勝利機緣相合，被排在雜誌的第一篇。但這篇小說並不是勝利的即景，而是寫一個青年小職員在勝利前夕的內心世界。他在節日中，滿懷喜悅，早上起來打算快快活活地過一天，作為長期機械生活的調劑和補償，可是時間一點一點流逝了，他始終在大街上盲目地躑躅著，一無所得，一天就這樣白白地糟蹋了，他心中最後剩下的只是空虛和惆悵……作者沒有用一個強烈的字眼，而是以淡淡的哀愁，去表現在節日中那個普通小職員的心理和悲歡。我很喜歡這篇雋永而深刻的小說，至今還留下了鮮明的印象。它不僅是紉秋文學創作中最好的一篇，而且也是勝利初期難得的佳作。可惜它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評價。紉秋似乎對美國作家歐·亨利的短篇小說最為服膺。亨利的作品以精練見長。根據我的淺見，紉秋撰寫短評時似乎也受到他的某些手法的影響。從這本《一笑之餘》即可見到。這些文章短小潑辣，在讀者中頗有些反響。前人有以文入詩，今人有以雜感入詩，而紉秋援亨利寫小說之法以入文。亨利在寫短篇時是取生活線索交叉在一起的焦點，故篇幅往往僅有一二千字，而內涵卻極為富饒。這需要眼力，也需要機智。這種才能在短篇小說中還比較容易發揮，但在一篇專講道理的短評中就比較困難了。我覺得紉秋放棄寫小說總是一件憾事。當朋友們希望在《節日》以後，看到紉秋的更多的同類作品，正在翹首以待的時候，不知為什麼，紉秋戛然中止，沒有再繼續寫下去了。紉秋以後所寫的幾乎都是短評。也許這是由於他的工作需要和時間限定只得如此罷，但紉秋現已退下，有充裕的時間，可以優遊適會從容命筆了。既然老朋友可以無話不談，我就利用為本書寫序的機會，再次呼籲：希望老束賈餘勇，再接再厲，繼《節日》之餘緒，寫出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說來。
一九九六年
(《集外舊文鈔》，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25]
懷賀綠汀
我是賀老的一個朋友，賀老比我大十六歲。像剛才幾位同志講的，我也是從歌聲中認識賀老的。一九三九年，我們在皖南，那時我還是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常常唱《游擊隊歌》。後來我們回到了上海，也在孤島上唱這首歌，很多人覺得非常好聽，大家都學著唱。
我是憑個人愛好去認識賀老的音樂的。過去有些人對賀老有一種說法，說他是學院派，大概年紀大一點的人都知道，實際上賀老作的歌帶有民間風味，他吸取了民間音樂、歌謠。他從學院獲得了深厚的修養，在這個基礎上，融化了民間成分，這是他的一大特點。賀老的歌唱起來非常清新、非常感人，有一種抒情味道。有些救亡歌曲除了表現激昂的情緒，就沒有別的了。賀老的歌，在激昂情緒之外，更能抒發優美的情操。這是賀老歌曲與人不同的地方。
至於講到他的學院派，當然賀老有很深的造詣，根基很厚。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學術和思想的關係，往往有很不正確的說法，有些人曾批評說：「九十年代，學術出台，思想淡化了」，好像學術跟思想的關係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是一種勢不兩立的對立關係。在人們對賀老音樂的評價中同樣存在這個問題。假使思想沒有學術、不被學術所深化，這種思想就會流為一種膚淺的、類似標語口號的東西；假使學術不由思想來充實，這種學術也就變成蒼白無力了。賀老的作品同樣體現了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這樣一個真理。
賀老的為人，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們常說魯迅是毫無奴顏媚骨的人物，賀老同樣也是毫無奴顏媚骨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他一生中，從不因地位的升降浮沉而改變自己的態度。他從真理出發，只要他認為這個人是對的，哪怕這個人被千夫所指，他都毅然決然義無反顧地挺身而出為這個人說話，而絕不因為一個人的地位而改變自己的態度，他不是這種人。我覺得賀老身上有著中國知識分子非常可貴的東西，值得我們敬重的東西。這是與他幾十年的交往中所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我最早認識賀老是解放初，當時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成立不久，那時他在這所學校任校長，要我去講講關於文藝方面的問題，今天算起來有四十多年了。他始終保持著一種人格的感召力量。不少知識分子在大風大浪中往往失掉操守，而他卻始終如一。
賀老確實是一個大公無私的人。剛才不少人談到他二十幾年的願望，就是收回附中的那塊地方。大概八十年代初，他就提出來了。他對這事，付出大量心血。不管對方是什麼人，他堅持著一定要還。講道理，講真理，應該做的就堅持，不管碰到什麼樣的障礙，有多大的困難，自己寫報告，自己奔走，自己出來講話，自己寫文章等等。這裡面可以說沒有摻雜一絲一毫個人的東西，他不是為自己爭一寸土、一片瓦，而是為了事業，為了真理。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個。這種敬業精神，為了工作，為了文化事業，他不顧一切地這麼干，現在要找這樣的人，不說完全沒有，至少也十分罕見。上海人愛說「淘糨糊」，他絕不是這種人。在今天，我們要做一個不畏強御，不怕困難，也不顧自己的個人得失的知識分子，我們就應該以他為榜樣。今天趁這個機會，我把賀老在我心靈中所留下的印象向各位講一講，以表哀思。[26]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
(《集外舊文鈔》，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