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譯者序（5）

雖然相比較《行為聯邦制》一書而，本書採用的文獻大多數為英文文獻而非中文文獻，但是書中用以提煉觀點和印證觀點所使用的21張表格和24張圖的內容，幾乎全部都來自於中國本土的社會調查數據和問卷反饋。套用一句中國人熟悉的話，本書可以被稱作「從中國經驗里來，到中國經驗里去」。此外，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對西方概念進行新內涵的定義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不能用西方社會的事實經驗所提煉出來的概念來直接套用中國的現狀。例如，作者在第五章中先對西方社會的現象和理論進行了簡單展示，其中，信息技術的展，尤其是互聯網的展，導致了西方社會的公民離散（civicdisengagement），因為互聯網只有利於組織化的利益集團，並且通過削弱個人參與公共生活的能力來減少公民的政治參與。顯然，「公民離散」的概念是基於西方社會的現實觀察得出的，不具備運用來解釋中國現實的能力，因為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在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的推動下，正如火如荼地展開。

（2）對新制度主義及其相關事物的運用

從這兩本書的政治學分析中，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制度主義」的影子，不難看出，作者深受這一理論分析框架的影響。所謂「新制度主義」，用讀者能夠明白的話語來說，就是任何一個制度的創設者，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所創設的制度的制約。一旦一個制度被創設出來，它就成為一個社會公共產品，制度的創設者也不能在自己所創設的制度中為所欲為。我們以這兩部著作的具體內容為例。在《行為聯邦制》中，中央為中國的中央-地方關係創設了「行為聯邦制」，即一種混合著強制、談判與互惠這三種機制的靈活的彈性制度。中央借用這種制度來一方面維持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促進地方展經濟的積極性。但是很明顯，這種制度雖然是由中央創設的，但是一旦將其付諸實踐，它就成為一種公共產品，中央和地方兩個行為體都在這個制度中活動，中央本身也受到了行為聯邦制的制約，即便是在廣東的地方主義偏離了中央的意願后，中央也不能完全依靠強制手段來壓制這種行為，而是不得不通過選擇性再集權和其他手段的綜合運用來限制這種不利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分稅制改革中，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不得不帶隊到各個省份去與地方大員談判，並最終相互做出讓步來得出互惠的結果。項懷誠：《親歷分稅制改革朱鎔基同志「東奔西走做工作」》，2008年8月25日，鳳凰網：http：//finance。/news/history/jjsh/200808/0825_4467_744272。shtml。這是「新制度主義」分析框架嵌入在「行為聯邦制」里的重要例證。而在《技術賦權》一書中，作者先明確，展科學和技術是中國領導人建設現代民族國家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因而大力推動信息技術在中國的展。信息技術的展創造出了一個新的領域和舞台，即互聯網公共空間，一旦這個空間被創設出來，國家就無法不受到這個新領域的限制，按照作者的觀點，國家和社會在這個新的公共空間內相互互動、競逐權力。互動的結果則需要取決於互動戰略，從國家（政府）的角度來說，羅素·哈丁（russelharding）區分了三種互動戰略：衝突互動、協調互動和合作互動。相對應地，從社會的角度出，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hirschman）則提出了社會團體採取的三個選項：「退出」選項、「呼籲」選項與「忠誠」選項。信息技術之所以使得雙方的互動方式和互動結果產生了新的變化，是因為信息技術的分權性本質及其他特徵，能夠使得社會團體與改革派領導人形成隱性聯盟，聯手推動政治上的變化，且這種隱性聯盟的效應是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出現以前所不具備的，正如作者在書中所：「如果沒有互聯網，社會力量就無法在較短的時期里揮它們的影響力。」參見本書第六章。因此，與「新制度主義」的運用相關的，就是「互動」這一重要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