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生命如此沉重，又何止青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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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僅在短短的一年後，茨維塔耶娃的生活就變成了白色的冬天。***只余絕望的白，支撐著烏雲籠罩的穹天。

一九一七年十月，隨著革命的爆，她的丈夫謝爾蓋·艾伏隆毅然應徵入軍，在軍隊里經歷種種兇險，誓要為拯救俄羅斯而流盡最後一滴血。

艾伏隆的離開，導致了他們夫妻之間四年的分離。

在那個動亂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戰火帶來的苦厄與悲慨，深刻地影響了茨維塔耶娃。

那是時代投下的毒。生活在日光之下的人，哪一個又可以躲得了。

雖然詩集已經不能出版，但茨維塔耶娃依然堅持寫作，並把戰爭分泌的毒液，一點一點地塗抹在文字的肌理中。

一九一八年，她在詩歌《我將一把燒焦的頭》中寫到青春，殘忍而貼切地將其比喻成了金色頭變成灰燼的過程，「又聾又啞，變得像苔蘚一樣乾枯，像一聲嘆息一樣逝去」，在那樣的感嘆里，空氣中無法透氣的嚴寒，便再與浪漫的黃昏、雪景無關——鐘聲只能為亡魂哀悼，溫暖的爐火熄滅，潔白的天鵝飛走，留下的是烏鴉、血跡、廢墟……遍地盛開。

一九一九年秋，無所依靠的茨維塔耶娃忍痛將兩個女兒送進庫恩采夫育嬰院。然而，戰亂中的育嬰院早已失去了庇護的能力。

不久后，重病的大女兒阿利婭被遣送回家，小女兒伊利娜，更是不幸地被活活餓死……她跌入生活的深淵，飽受窮苦與孤獨的折磨，前途未卜。

在冰冷的閣樓上，沒有木材，帶著年幼的女兒，她只能用書籍點火生爐子來取暖。樓上是徹骨的貧困，樓下是國土自相傷殘的痕迹……她卻依舊堅強地在詩歌中尋求心靈的自救：「幫幫忙吧——我站立不穩，血泊血跡讓我神志恍惚！」

但她亦不曾知，如此凄涼的境況，僅僅還只是序幕，撲面而來的日子，將持續帶給她，一浪高過一浪的打擊與劫難。

一九二二年，艾伏隆隨著潰敗的弗蘭克爾軍隊逃離到了捷克。

那個一生渴望和平又渴望冒險的男人，在對白軍的行為感到失望后，在異國他鄉脫下了軍裝，選擇進入布拉格大學學習。

而身處莫斯科的茨維塔耶娃得知丈夫尚在人世后，不禁欣喜若狂。在朋友的幫助，她終於拿到了簽證，被獲准出國與丈夫團聚。

是年五月，茨維塔耶娃帶著女兒抵達德國柏林，在柏林暫居一段后，又於同年八月遷往布拉格郊區。

一九二五年冬，茨維塔耶娃隨夫帶著女兒與剛出生不久的兒子，移居至法國巴黎。自此開啟了她生命中又一段流亡生涯，長達十四年。

在巴黎的那些年，她面臨的是常人無法想象的窘迫。詩作不能表，沒有經濟來源，就連去跟朋友會面的路費都沒有。衣服都是從朋友那裡討來的，每天只能不停地做工來貼補家用……

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她如是傾訴道：「我的整個青春時代都是在做粗活。莫斯科？布拉格？巴黎？聖吉爾？到處都是一樣。爐子，掃帚，金錢（沒有金錢）。時間總是不夠用……我對成為一個幸福的女人，要求非常之少，自己的寫字檯，自己人的健康，任何的天氣，全部的自由——就這些！」

直到一九三九年六月。茨維塔耶娃回到了故鄉。

她闊別多年的故國俄羅斯，那片被她視為記憶與血液中存在著不可抗拒性的土地，卻用一次大清洗行動迎接了她。

因為政府懷疑艾伏隆曾做過蘇聯特工，在莫斯科郊區博爾舌沃內務部招待所，艾伏隆與女兒相繼被捕入獄。

而茨維塔耶娃帶著年少的兒子，已得不到當地的任何幫助。

在生養她的莫斯科，竟尋不到一絲溫暖。她的妹妹被流放西伯利亞，她從國外帶來的物品也被全部扣押。又冷又餓的夜晚，也只能露宿街頭。她的生活，因為與親人的分離和四處不可識別的危機，在本有的貧困之上，又新添了一層沉重與恐懼。沒有錢點煤油燈，沒有熱水，兒子總是生病……活著，如同深陷寒沼，她在泥淖中舉步維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