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領導延安文藝運動（3）

1938年初夏的一個夜晚，**在邊區印刷廠工人文藝小組起組織的文藝晚會上，聽了柯仲平朗誦自己創作的長詩《邊區自衛軍》，非常高興，讚揚他把工農兵大眾作了詩的主人，以及對民歌的吸收、融化和形成詩的大眾化風格所作的辛勤努力。***之後，他把詩稿帶回去審閱，作了批語：\"此詩很好，趕快表。\"經**推薦，《邊區自衛軍》很快應在**中央的理論刊物《解放》第41、42期連載表。

詩人、作家蕭三是**的少年同窗，1939年4月由蘇聯回到延安。**對他的文學事業非常關心，曾不無認真地說：\"姓蕭的古來文學家很少，你要爭氣\"。一次，蕭三把他在蘇聯出版的《埃彌蕭詩選》送給**，同時為活動方便，向**提出憨安一匹馬。6月17日，**在給蕭三的信中說：\"大作看了，感覺在戰鬥，現在需要戰鬥的作品，現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戰鬥，盼望你更多作些。\"\"馬，待查問一下看，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邊區範圍內行動，那我可以拿我的馬給你用一下；如往外邊，就得另想法了。\"

四、慷慨解囊，鼎力支持。處於戰爭環境，延安文藝界的活動經費十分緊張，許多團體、組織的工作曾因此受到很大限制。為了使黨的文藝事業堅持下去，克服難關，**盡己所能，經常解囊相助。

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僅靠幾十元起家。劇團成立后，沒有汽燈、幕布，甚至沒有必不可少的舞台用具。團長柯仲平為籌措經費，四處奔波。在延安的中央領導同志得知后，紛紛相援。**一次就拿出300元，周恩來、博古每人給了50元法幣，陳雲送了一台小電影機，賀龍不僅給了20元法幣，還託人從山西帶回一批繳獲的軍用物資。

1939年9月20日和30日，《文藝突擊》出了兩期之後，受到各方的祝賀、好評，並希望改油印版為鉛印版。正當編輯部門為經費犯愁之時，**帶頭捐款二三百元，許多黨政軍領導同志隨即響應。同年10月16日，《文藝突擊》鉛印版出版。

同年11月7日，**觀看了由侶朋編導、冼星海配曲、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政治部宣傳大隊（烽火劇社）演出的歌舞活報劇《慶祝十月革命節》。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介紹說，演出花錢很少，布景是從魯藝借用的。**便找來隊長陳明和侶朋談話，留他們吃飯，還贊助他們200元，用於開展活動。

1940年延安各界紀念五四青年節籌備委員會起有獎徵文活動，收到來稿150件，其中絕大部分為文藝作品。評選結果，有23件作品獲獎。甲等40元，乙等20元。所獎金，全部由中央領導同志捐贈。**捐的最多，達300元。

五、排解紛爭，團結隊伍。1935年底，黨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以上海為中心的黨所領導的革命文藝界，為宣傳、貫徹這一政策，曾就如何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展開過一次爭論，即\"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左聯\"青年作家徐懋庸不贊成魯迅等人關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提法，於1936年8月1日寫信攻擊魯迅。魯迅在8月16日表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予以駁斥。\"兩個口號\"的爭論，在當時的文藝界生過較大的影響，總的來說是有意義的，但也暴露了文藝界存在的宗派主義、行幫主義和無原則的糾纏、人身攻擊等不良風氣，損害了革命隊伍的團結和戰鬥力。1937年5月延安文藝界也曾討論過\"兩個口號\"的問題。1938年春，徐懋庸來到延安。5月，他寫信給**，請求接見，談\"兩個口號\"之爭。**認真地聽取了他反映的況和意見后，先肯定這場爭論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爭論。接著分析了爭論的背景和原因，指出，在內戰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路線政策的轉變關頭，由於革命陣營內部政策、理論水平的不平衡，認識有分歧，生爭論，這是不可避免的。然後，嚴肅地指出徐懋庸等人的錯誤是對魯迅的不尊重。\"魯迅是中國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旗手，你們應該尊重他。但是你們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寫得很不好。當然，如你所說，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魯迅可能有誤會，有些話說得不一定恰當。但是，你今天也說，那是因為他當時處境不自由，不能廣泛聯繫群眾的緣故。既然如此，你們為什麼不對他諒解呢？\"最後，**還闡明了對待錯誤的正確態度，\"錯了不要緊，只要知道錯了，以後努力學習改正，照正確的道路辦事，前途是光明的。\"**的這一席話，是非明確，不糾纏具體細節，實際上對這場爭論作了結論，對於來延安的曾參加過爭論的文藝工作者統一認識，增強團結，起到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