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人為與人言（5）

這種對書面語的憎恨和反撥，對口頭語的崇拜和摹仿導致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以及大眾在思維上的\"口頭語\"化。***作為\"大眾的口頭語才是革命性語\"之觀念的自然延伸，口號（式語）在20世紀中國的流行便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事實上，20世紀中國幾乎所有的作家都在追求語的口號化效果，他們時刻都在追求他們的語被運用到大街上、廣場上，他們夢寐以求的是他們的語受到人民的愛戴，成為被大眾欣賞並接受的武器，他們渴望用語在中國的大地上為自己矗立起豐碑，而在他們的意識中這豐碑的形成無一例外的其標誌必然是：它能夠活在\"人民\"的口頭上。這也可以解釋，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什麼不願意用說理的方式說話。因為他們覺得說理是書獃子的方式，他們並不渴求和知識分子溝通，而是渴求和人民溝通，因此用一種口號式思維說話，只是自己的話成為人民的口號，而不是要說服人民。

群集在沉默中聽從：鴉雀無聲

中國人在群集方面有兩個辭彙都是非常富有人類學意味的。一是烏合之眾，意指人類像烏鴉一樣聚集，這是通過觀察動物的群集方式來研究人類群集方式，從方法上看這種人類學思想非常先進，它對人類學研究具有方法論價值。二是鴉雀無聲，人類會像烏鴉、麻雀一樣什麼話都不說，這是運用上述方法論得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在我看來，對於單獨個體來說，沉默的意義非同尋常，\"沉默使存在進入存在的本體論視域，為存在於存在中的本體論尋找到存在敞開了可能的大門\"。但是，對於群集來說，沉默的意味就完全不一樣了，個體的沉默中包含了領會和傾聽的可能，但是群集的沉默則單單隻是意味著接受和順從。

群集的烏合者被催眠，就如同進入了休克狀態，誰都不說話，彷彿是在某種震驚、休眠、等待之中，某種突然之物忽然逝去或者就要來臨，烏合者張開了耳朵、瞪大了眼睛，卻緊張地閉上了嘴巴。如果說個體的沉默就具體的勢而包含了接受和拒絕的雙重可能，因而沉默在個體那裡不僅有本體論上的領會意味，還有\"自由表態\"的含義，那麼，沉默對於群集來說就只能是順從了。群集的抗議不可能通過沉默來表達，相反沉默只能意味著默許。烏合者的鴉雀無聲絕對不可能意味著反抗，因為群體的沉默是一種被催眠狀態，它是被強加的結果，整體地被催眠的只能意味著順從。

在群集面前，不反對即意味著贊同。何以如此？因為\"沒有反對意見便意味著一致通過\"正是群集的思維原則。群集不僅僅是一個行動體，還是一個思維體。作為思維體的群集，它和個體有何不同？個體代表自我的意志，以自我的標準來看待事物，以一己的利益來衡量事物，因此個體從其內在性方面說是統一的。群集不是如此，群集時刻處於各種標準、各種觀念、各種意志的盲目衝突之中，群集作為一個正在進行著的思維是觀念紛呈、混亂如麻、疑團叢生的理不出頭緒的思維，群集的整體標準、整體意志、整體觀念正是寄予在這些彼此衝突著的、鬥爭著的、矛盾著的東西中，而其機制從表面上看是這樣的：它收集了大多數人的意志、觀念、標準作為自己的意志、觀念和標準。但是這僅僅只是表面的，實際上恰恰相反，因為群集內部的各種意見常常處於混亂和盲目的衝突之中，大多數人缺乏了解群集整體信息的渠道，缺乏參與群集整體事物決策的知識和能力，因而在這種彼此衝突的觀念面前實際上是無所適從的。在這些觀念中作出選擇的實際權利幾乎完全集中在群集中的專家、腦、領袖手中，然而這些專家並不是按照多數原則來決定對這些觀念、標準、意志的取捨的，而是相反，他們按照自己的意志、知識、**決定對這些原則的取捨，他們在取捨這些觀念、**、意志的時候不是出於服從群集內多數人，而是為了主宰群集內的多數人，因此他們讓自己的觀念在群集內獲得通過絕不號依靠聲數的\"支持\"，而是依靠多數的\"不反對\"，也就是說群集意志的產生依靠的不是\"多數支持\"這樣的積極力量，而是\"多數不反對\"這樣的消極力量。例如，在稅收方面，如果按照\"多數支持\"原則，可能群集會選擇\"零稅收\"，因為絕大多數人會希望政府不收稅；但是，如果反過來，按照\"多數不反對\"的消極原則，政府就可能選擇\"收稅\"，因為如果他們有權決定是否納稅的話，他們可能選擇不納稅，但是如果政府已經收稅，那麼絕大多數人可能會選擇不反對，因為對於每個個體來說，個人抗稅的成本實在太高，要遠遠高於納稅的成本。對於戰爭來說也是如此，如果群集內成員有權選擇是否參戰，那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會選擇不參戰，參戰畢竟有生命危險，但是面對義務徵兵制，戰爭爆時可能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拒絕參軍，因為拒絕參軍的成本是\"坐牢\"，而參軍的成本可能高也可能會低得多，這個時候群集成員會選擇\"不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