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引言（2）

「在與德國作戰之前，你永遠都不會懂戰爭。***」

即便是在這個新「恐怖時代」，二戰歷史的吸引力都散著一股巨大的力量。例如《拯救大兵瑞恩》和《u-571》一類的電影，以及歷史頻道播放的數不清的紀錄片，這些都證明了這個消逝的時代幾乎成了一種神話。當然，與龐大軍隊的正面交鋒要比對抗恐怖主義的影子戰爭更易掌控。這是一場英雄的對決，與特洛伊城牆下的戰鬥一樣崇高。和特洛伊戰爭一樣，決戰的雙方都是英雄——雖然二戰的一方被令人驚駭的惡行所控制。相比較而，恐怖主義分子這樣的對手完全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崇高。也許正是因為他們毫無崇高正氣，所以才讓我們更加怒火中燒。

但是在對抗德軍時，盟軍卻沒有表現出這樣的怒火。喬治o奧威爾在評論一戰時德國在一對一的對抗中所表現出來的戰鬥能力時說道：「在1914-1918年期間，英國的工人階級很少與外國人產生交集。因此，戰爭導致的唯一結果便是，他們對所有的歐洲人都產生了極大的仇恨，卻唯獨欣賞德國人的勇氣。」[2]巴塞o里德爾o哈特上尉描述了那種由來已久的比較：「德**官在這場戰爭中是他們專業的最佳產物——無論何處。如果他們的眼界再開闊一些，領悟得再深入一些，結果都會好很多。但是，如果他們真的變成了思想家，那他們就不再是戰士了。」從個人的觀點來看，克勞德o奧金萊克將軍對自己仇敵所懷的敬意堪比赫克托對亞賈克斯的崇敬之。

隆美爾時常讓我和我命令下在沙漠中服役的部隊焦慮不安。毫無疑問，我們會不遺餘力地消滅他，因為如果說世界上真存在一位將軍一直心心念念地想要摧毀敵軍，那就是隆美爾。他從未表現出任何的憐憫，也從未渴求他人的憐憫。但是我絕不能轉變自己對納粹政體深深的憎惡，而他卻在為這個政體賣命，將此憎惡轉移到自己身上而成為了我的對手。現在他已然離世，而如果我說，他作為一名軍人，一個男子漢，深得我的敬重，而且他那不太體面的死亡方式，也讓我深感痛惜，那麼我必定會遭受譴責，說我是貝文先生所說的「將軍聯合會」中的一員。就我而，這樣的一個聯合會理應存在，會員資格應該是對於仇敵的品質的認可，而你也渴望擁有這樣的品質，並尊重這位勇敢、有能力而且正直的對手，即便他戰敗了，你也希望他能夠得到贏家的待遇，而自己是輸家。這樣的想法在過去被稱為騎士風度，現在很多人都覺得這種風度毫無意義，並認為這樣的操能夠存活於戰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如果他們真是這麼想的，那我只能對他們深表遺憾。

這種軍事競賽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將積聚了廣大人力和工業資源的對手一分高低。當失敗迫在眉睫之時，軍人們會堅持不懈，直到自己的國家在一個奮起反抗的世界的武力下分崩離析。「就像舊時日耳曼部落的勇士，他們下定決心誓死守護家園，必須要保護那些被東部侵略者趕出家園的人們。」[2]

但是，他們究竟有多麼接近勝利，尤其是在戰爭初始的三年中，這讓那些研究這場戰爭的學者們不寒而慄。1941年12月11日身處議院的丘吉爾實在太有先見之明了，當時他說：「與德國抗爭，就是在與一個非常棘手而且資源豐富的勁敵抗爭——這個勁敵在各方面都值得厄運的眷顧。」因為這樣的勝利會將整個世界推入與奧薩馬o本o拉登及其泛濫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所規劃的、有些許不同的地獄之中。雖然希特勒和本o拉登之間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將來不會有人像奧金萊克將軍寫隆美爾那樣，熱洋溢地頌揚「911事件」中的19名劫機者或者本o拉登的同夥、巴格達的劊子手、雙手沾滿鮮血的扎卡維。丘吉爾毫不忌諱地稱讚這個擁有騎士風度的偉大敵軍，這樣的頌揚差點讓他遭受了議院的指責——「我們的對手在與我們對抗時近乎智勇雙全，除去他所引的浩劫不談，他便是一位偉大的統帥」（1942年1月27日）。丘吉爾在在議院面前說的這句話，也許是再一次對自己的仇敵予以最大的頌揚：「在與德國作戰之前，你永遠都不會懂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