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倫理道德散論（9）

事實上，我們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方法去意識自己的存在。***第一，是我們的經驗直觀：在這種直觀里的這一存在是一種外在表現，它在這一在時、空中無窮無盡的世界里顯得無比的渺小；它充當了這個地球上的曇花一現般的數以億計人群當中的一個成員，而每過三十年這些人就會更迭一次，產生一批新成員。第二，沉浸並意識到自身，感覺到世間萬事萬物那真實的本質，而這一本質也存在於其他的、自己肉身以外的事物當中，就像透過鏡子反映出來的一樣。第一種認知方式只是利用個體化原理領會了事物的現象；但是第二種認知方式卻直接感到了作為自在之物的自身。此學說的第一種認知方式得到了康德的有力支持，對這兩種認知方式的理解和看法則贏得了與《吠陀》相同的意見。當然，對於第二種認知方式，人們持有下列簡單的反對意見：第二種認知方式中假設了每一種生物可以於同一時間、不同地點完整地存在。雖然說從經驗的角度考慮，這個假設是顯然不可能成立，甚至是完全荒謬的。但對於自在之物而，這種形卻又是完全真實的，因為這種不可能與荒謬純粹只是建立在組成了個體化原理的現象的基礎之上的。自在之物、生存意志完整而不可分割地存在於每個生物當中，甚至是極為微小的生物；其完整性一點兒也不會遜色於過去曾經存在過、現在仍然存在著、將來將要繼續存在的生物總體。因此，每一生存之物，即使是最不顯眼的那種，都能夠對自己說，「只要我一息尚存，這個世界就不會消逝」。事實上，即使所有其他的生存之物都毀滅了，但這世界的自在本質仍將完好無損地存在於這一僅存的個體生存之物當中；這一個體生物因此仍然可以繼續笑對毀滅、沉淪的幻象。當然，這一結果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人們同樣有道理抱有與此相反的觀點：如果哪怕遭到徹底毀滅的是最微小的生物，那麼，其自身且與之相隨的世界也全部遭到了毀滅。在這一意義層面上，神秘的安吉奴斯說道：

我知道要是沒有我，上帝一刻也不會存在；如果我歸於零，靈魂就會從頭再來。

但為了讓我們甚至僅從經驗的角度在某種程度上現這一真理，或者能夠起碼認清這一真理存在的可能性，亦即我們自身可以存在於其他生物身上——這些生物自身的意識可以與我們的意識不同或是完全分離——那我們只需回想被催眠術催眠的人。當他們從催眠中醒來后，他們那看似一樣的「我」對自己以前說過的話、做過的以及經歷過的事都忘得一乾二淨。因此，個體意識根本就屬於現象的一個點，就連同一個「我」也可以出現兩個現象的點，而且他們對於彼此是一無所知。

上述論及的思想在我們被猶太化了的西方世界始終呈現出某種十分超乎尋常的成分。在人類的家園當中，況則不然。在那裡，人們信奉另外一種信仰。所以，時至今日，比如說，死人被安葬以後，神職人員就會在大家面前和著樂器演奏的節拍，共同唱起《吠陀》的頌詩——它的開頭是這樣的：

寄存肉身那千頭、千眼和千足的精靈，它植根於胸中，並同時遍布整個大地的每個角落。此精靈是這一世界及一切過去和未來之物。它汲取養分，並賦予一切以使其鮮活不朽。這便是它的偉大之處。因此，它是化作了肉身的至高無上、令人膜拜的精靈。構成這一世界的要素是它存在本質的一個組成部分，另外的三個組成部分則存在於天上永生不滅，它們從這個世界飛升，最後一部分卻仍留凡塵；最後一部分經過轉世輪迴，享受或者承擔其善行或者惡業的果實，等等。

如果拿這些頌詩和我們的頌詩相互對比一下，對於英國國教傳教士在恆河流域向婆羅門教信眾宣講「造物主」收效甚微的原因，就此我們就不會再感到驚訝。誰想看一下一位英**官在41年前是如何勇敢、有力地反駁那些先生們宣講的荒謬、以致讓人感到羞恥的傲慢主張，並由此感受其中的淋漓暢快，那他就應該去閱讀出自這位駐守孟加拉國的英**官之手的《為印度人辯護及其道德理論體系的種種優越性》（倫敦1808年）。本書作者以異乎尋常的真誠和坦率，討論了相比歐洲宗教學來說的印度恆河流域的教義的種種優勢。這篇文章雖然只包含德文短短5個印張，總共80頁左右，但時至今日，把它翻譯出來仍然是有價值的，因為它比任何我所了解的著作都更透徹、更公開地論述了婆羅門教產生的那些有益和對於現實的實際影響以及在大眾和他們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這篇報道不同於傳教士炮製出來的那些文章，正因為後者出自傳教士之手筆，所以，可信度就沒多大。這篇文章和我從那些在印度度過了他們半輩子的英**官口中所聽到的相當吻合。要想了解總是為自己終生俸祿問題而激動不已的英國教會教士是怎樣嫉妒與遷怒於婆羅門教的，那我們就應該看看，比如，在數年前的那些主教們是怎麼在英國國會上連續幾個月地狂吠與叫罵。由於東印度政府當局不依不饒——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它一直都是如此——所以，主教們就接二連三地狂吠不止，而這僅僅是因為英國政府向印度古老以及令人敬重的宗教表示了一些外在的敬意——但這在印度是合合理的事。例如，在扛著神像的遊行隊伍經過時，英國的衛兵和軍官們會整齊地站出來擂鼓以表示敬意。再有，這些官兵取出一塊紅布，罩在承載著神像的車上，等等。但這些行為都不得已被迫終止，朝聖香客的課稅也大大提高了。之所以採取這些措施當然是為了贏得那些主教大人們的青睞。與此同時，那些自視清高、領取終身俸祿、披著長而彎曲假的人會繼續對我們人類最初的宗教滔滔不絕地橫加指責，他們之中的中世紀式的做派，用我們今天的觀念來看，應該被叫做粗鄙和惡俗。同樣，1845年，愛倫伯勒勛爵凱旋式的隊列把所殘存的大門帶回至孟買，並移交給婆羅門，雖然在1022年蘇瑪諾塔已遭到詛咒。我認為所有這些都有理由使我們確信：那些主教們心裡不會不清楚居住於印度那麼多年的大多數歐洲人肯定是眷戀婆羅門教的；歐洲的宗教和社會偏見對於這些歐洲人來說是無足輕重的。「所有的這些觀念」，一個屬於這類的歐洲人曾經這樣對我說過，「只要在印度住到兩年，就會像鱗片一樣滿地剝落。」十年以前，陪伴過德瓦達希的一個法國人——那是一位文質彬彬的紳士——當我跟他談及印度的宗教時，立刻就充滿熱忱地慨嘆道：「先生，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