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東亞、拉美、印度和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比較（34）

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30年中，20世紀90年代提出大企業和大集團戰略，大工業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在提高，單位資本用的勞動力越來越少。國有企業和集體經濟工作的職工從最多時候的14000萬人，下降到目前的3500萬人左右，十幾年中減少了1億多工作崗位；gdp中資本、資源、道路、辦公樓、廣場等形成的比重越來越大，而小企業和服務業形成的比例越來越低。大企業、大項目、大資本帶動，上規模、上檔次、搞龍頭企業，是許多地方政府展經濟的重要思路和戰略。而過去的30年，對能容納大量勞動力就業的小企業的展，對服務業的展，在思想上忽視，在戰略上輕視，在體制上障礙較多，在政策上沒有支持，在法律上沒有有用和能用的條款促進，使國民經濟吸收勞動力就業的能力越來越弱。在人均耕地比印度還少一半的國下，農業中還有3億勞動力。實際的城鎮失業率保守的講在10%左右。畢業大學生的就業率，比印度還要低，畢業大學生失業率最保守也在30%。

而且，隨著農業的現代化，在未來的20年中，中國農村中還至少有2。5億剩餘勞動力需要轉移；中國每年需要就業的大學生在600萬左右；城鎮建設佔地，每年還有200~300萬的農民需要重新就業；還有每年城鎮新增500萬勞動力需要就業；而礦山枯竭、產業結構調整、企業破產兼并、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工業企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技術進步等等因素，每年也需要300萬左右的勞動力重新就業，就業的壓力非常之巨大，是世界展史上都不曾有過的。

如果我國還是在原有的展模式上，不進行調整，不想方設法解決數量規模在世界展史上也罕見的巨大的就業問題，第一個可能會導致中國社會出問題的，導致政治上翻車的，導致現代化進程中斷的，將是失業嚴重而引的社會動蕩。

（2）三大差距繼續拉大，各階層心理不平衡可能會加重，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會激化。中國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對縮小城鄉、居民間和地區間收入及展差距做了大量的工作，拉大的幅度在縮小。但是，差距還是在繼續擴大和拉大。解決城鄉和居民間收入差距問題，最佳的是東亞展模式。加速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使得被規模太小的土地捆住的低收入人口相對越來越少，gdp中日益下降的農業增加值與總人口中日益減少的農村人口相適應，保證了種糧農民的收入不至於過低；而城市中的中小企業展，則吸收了從農村中轉移出來的過剩的勞動力，使勞動力因閑置和失業而貧困的人口減少；而政府鼓勵創業，中小企業主和投資者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較多。這三個方面，使得韓國和台灣地區在它們二元結構轉型期間，收入分配差距和基尼係數要比印度、拉美和中國都低和公平得多。與東亞比較，中國的問題在於，城鄉差距擴大最基本地源於gdp中農業增加值下降過快，而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過慢，較多的農村人口分配越來越少的農業增加值，城鄉差距必然持續擴大；每千人口平均擁有小企業數量比東亞低得多，使就業生困難，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多，而創業和小企業不足，又使中等人口較少。結果必然是居民間的收入差距拉大。中國社會動蕩的第二個重要原因，將有可能是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的社會階層間心理的不平衡和行動上的仇視行為。

（3）在各種現代化道路中，還沒有被學者們認識到的是，最危險的中國城市化方式，將給中國未來的社會，形成巨大社會動蕩的隱患。上面已經分析，東亞的韓國和中國台灣，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雖然分別採取了政府主導和市場主導不同的模式來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但是，都在城市化水平已經較高，並且房地價格大漲之前基本提供了城鎮居民的住宅。如台灣1980年的城市化水平為65%，而住宅自有率為85%。韓國和台灣地區在它們的展過程中，雖然出現過貧民窟，但是，隨著人民收入的提高，政府財力的增強，逐步地被改造了。關鍵在於人民的收入支出能力與當時的房價成本相適應，特別也使得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人口在城市中能住得下來。而拉美和印度則是相當比例，甚至主要是通過低成本的貧民窟辦法，逐步轉移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人口，使他們在城市中進得來，住得下。雖然條件較差，景觀不美，但是，人口城鄉間的劇烈流動減少，家庭團聚，農村老齡化問題要比中國的未來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