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我帶著漂泊的心回到上海(2)

姨夫知道我要去中國，壯志未酬地對我說：回去也好，如果想干大事，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我表面上心悅誠服地點頭，心裡卻向他做了個鬼臉：你是在說你自己吧？媽媽對我此行不發表任何意見，默默地為我收拾行李，為我準備禮物，彷彿我回中國就是為她帶禮物去的。媽咪，我就要去中國了，你不對我說些什麼嗎？噢，你自己當心。就這些嗎？我說，最近日子我常常做夢，夢見的全是小時候在上海的事情，不過我在夢裡講的卻是英語。你是應該回國看看了。我去中國不僅是看看這麼簡單，我在尋找。媽媽沉默地看了我一眼，目光有點沉重，像是知道自己的孩子終將碰壁，而她卻又束手無策。她沒有問我想尋找什麼，其實這點我並不清楚。就像我媽媽說是為了尋找自由財富知識來到美國，心裡想要的她並不清楚。可她找過了，希望過也失望過，現在老了，她一生的收穫就是擁有一顆豐富的心靈。我的繼父，一個世代被迫流亡的猶太後裔，把我媽媽的話，也就是說把這種希望與失望訴說得更加清楚。我去與他告別，我說我要走了。他說請你替我向你爸爸問好。我說你怎麼知道我是去中國？他笑，說從我的慎重上已經看出了，而他早知道我會有這麼一天，甚至比我還早知道，在我剛到美國時就知道了。他說：你還記得你剛來美國的樣子嗎？你那時一身的白色連衣裙，有點慌亂、有點緊張，就像出門太急忘了帶什麼東西似的。當時我就想這個孩子大了會回去的。我說：是的。因為這個孩子把一些東西落在那裡了，她要回去找。他卻說：你找不到了。啊？你要找的東西已經不在了，就算在也已經不是你要的了。變的不僅是他們，變的還有你。變的是我，我二十四歲，兩種文化的生活我各佔一半。但我仍然不服氣地問：你怎麼知道？繼父沒有再說什麼，但是他通過這樣非常家常的閑聊已經傳遞給我一個重要的信息：失去家園是永恆的人類感覺，它吻合了現代人在當今社會中的異化命運。同樣，人類對生命的希望與失望也是永恆的。我想：將永久地尋求精神家園、又不停地尋找棲身之所做為終身事業的猶太繼父一定就是這樣——一邊小心翼翼地維護他的心靈深處的猶太家園，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一邊又有意識（或者說無意識）適度地淡化他的猶太屬性，以便更好地與其他民族融合。但我仍然需要回中國去，我想我最終的追求與中國有關。即使事與願違，我也別無選擇。機場光潔鋥亮的地板上無數個看不出鞋印的步伐，總在離合的匆忙之間，夾著眼淚和笑聲，還有輕微的暈眩。現在媽媽和我要在這裡分別了。十二年前，我們就是在這裡相會。那種熱烈、粗魯與無處可逃的機場感覺我能輕易記起。因為在初來乍到、言語不通的日子裡，感覺遠遠地走在前面。我親吻媽媽的臉頰告訴她我會想念她的。情景的優美猶如經過排練，美得不真切。一些愛，隔著一些不愉快的回憶，不免有點黯淡。疏遠的種子早就種下了。令我悲哀的是我沒有別的方法接近媽媽，同樣令我悲哀的是我也沒有方法遠離她。母女之情寥若晨星，遠遠地在天邊，近不得卻也無法消失，許多時候只是個提醒。對我們的母女關係，媽媽和我都不願多想，更不想談，談到一個程度，再深不下去。我將曾經取走的照片還給她，因為我知道自己這一走便是多年，這些照片將替代我陪伴在她身邊。這些照片將給她一些安慰，平靜的、沒有爭吵的，同時也是沒有生機的安慰。可是她又能如何？只能領情地對我笑笑。媽媽說：海倫，自己照顧自己啊。我揮揮手，就把海倫留在美國了。爸爸看見一個叫宋歌的年輕女子從走道里穩步走來，輕鬆地與同道的人打著招呼，嫻熟地運用各種禮儀技巧，帶著一點優越感和一點自以為是。兒時的認真、較勁和遺傳來的憤世嫉俗都已經找不到了。於是他一見我就要說：你沒有什麼變化嘛？沒變嗎？我問。我想給他一個擁抱，又怕嚇壞他。這畢竟不是他熟悉的。身體存著擁抱的動作卻只是輕輕地和他靠了靠肩。你看看你，老是長不大似的。他說，當然他並不這樣認為。他接過我的行李。他這時的身體已經是泥足巨人，氣喘喘地保持雙肩的平衡，努力扮演一個保護女兒的強壯的父親形象，努力地不讓我們看出他的吃力。他比劃著我十二歲時的高度，對同來接機的爺爺奶奶說：她走時就這麼高，瞧現在長多大了。他是想用我外表的變化掩飾他已經觀察出來的內心變化。我開口地道的上海話把爺爺奶奶嚇住了。上海話容易說，說得地道卻不容易，兩三句話就暴露出你與它的交情。很快地，我的上海話就不夠用了。他們就笑，異口同聲地要我「幫幫忙」。美國人允許外國人講有口音的英文，中國人也允許外國人講有口音的中文，可是上海人不允許任何人講不標準的上海話。我開始說普通話，再後來我就講英語了。幸虧我爺爺能講一口非常好的英語，奶奶笑：小歌現在她是樂不思蜀了。樂不思蜀？我問這是好詞還是壞詞？奶奶笑：你應該問這是褒義詞還是貶義詞。好在，爺爺奶奶不在乎我已經弱化的中文，他們仍然愛我。他們早已經退了，不僅僅是形式上退下，而且是從氣勢上真正地退休了。奶奶更瘦了，眉頭皺得更緊了。她還是那麼不滿，只是現在她不滿的事物中更多的是她自己。她還是怪罪我媽媽，只是她已經不願意跟我談起我媽媽了。得知我媽媽二度離婚，說，我早料到了。那聲音是惡毒的，又不全是惡毒。我爺爺更不說話了。爺爺已經很久不說話了，不僅嘴上不說話，心裡也不說話了。他這麼久沒見我，見面也只說了一句：回家就好了。臉上的表情，也在見到我之後再次活躍起來。現在爺爺只喜歡看報紙。年輕時候就喜歡看報紙，在頭條新聞下面點上許多驚嘆號，沒有問號。老年了，問號對他不再是勇氣的問題，而是心情的問題。他只是挑錯別字。問他今天有什麼新聞？他說年紀大了，看過就忘了，記不住。連《人民日報》都出現了錯別字，真是糟糕啊。爸爸讓出空間給我與爺爺奶奶說話，他在一邊看著我，看著我如何與爺爺奶奶親熱。他看到了一個已經嫻熟掌握了社會技巧的女人。他送出去的那個在機場用很重的學生腔說「爸爸等我們再見面的時候，你猜不出我會變得有多好」的小姑娘，變成了另一副模樣的女子——清高的、警覺的，骨子裡對一切都含有輕蔑，隱約的自怨自艾。他想他熟悉的那個小女兒隱藏在這位年輕女子的哪裡？哪一抹眼神哪一個表情里？他猜測：那個敏感而衝動的小姑娘與這個站在他面前的年輕女子之間應該有一條鮮為人知的滿是過節、掙扎的通道。就像一部電影，他看了開頭，又看了結尾，怎麼也串不起來，於是迫切地想倒到中間看看過程。只是他不說穿。只有我爸爸有這樣的觀察，又能有這樣的不說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