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老師

老師講課的內容只記得一枝半節，不過學到的知識倒是早已「融化到血液中，落實到行動」上了。老師講課時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現在回憶之中。想一想老師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也是對大學生活再認識的一種幸福的過程。

教《政治經濟學》的年輕的、燃燒的季老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講課聲音高亢，在課堂上，他的激昂之情，灑落之韻，抑揚頓挫之氣有極強的感染力。硬是把枯燥無味、生硬難嚼的經濟發展規律講得有血有肉,珠圓玉潤、娓娓動聽。特別是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他極善於鼓動同學們爭先恐後地發表己見。一次，在討論一個問題進入結束的時候，我爭得了發言權。季老師觀察到我所表現出的急不可耐的熱情，伸出掌心衝上的左手，對著我，「請你發言！」我發言之後，季老師以極其滿意的口吻說道，「好，很好。這個問題我就不必再總結了。這位同學已經概括得很精練、很準確。下課。」

季老師的愛人、也許是准愛人鄧老師教我們《會計學原理》。每到開飯時間，他們總是形影不離，雙雙走在教師宿舍到老師食堂的路上。他們常常是手裡托著一紙袋餅乾，邊走、邊吃、邊聊。

北大新畢業的數學研究生，他教我們高等數學。江浙人，長得清瘦、略微有些端肩，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有學問的謙謙君子；總是面帶笑容，從來沒有不悅的表情。同學們時常親切地稱呼他（絕無惡意）克西——希臘字母，數學中的一個符號。當年，北大數學系畢業7個研究生，我們學校有幸爭來一位。那個年代好像中國（解放后）的大學還沒有授予研究生學位的制度，所以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他不善言辭，標準話說的較差，表達能力不強。一道數學題，你讓他講，常常是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消化能力弱的同學還是很難弄明白；你若是讓他演算，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會得出答案。他很喜歡跟我們在一起活動，好像沒有過夠學生生活似的。一次期末考試，我們剛起床，他就跑到我們宿舍。有趣的是，他明明知道我們都沒有吃早飯，問道，「你們餓不餓？我這裡有餅乾，吃不吃？」問過之後，他從紙袋裡拿出一塊，填到自己嘴中。

他跟隨我們下樓，去吃飯，一路上，他一塊一塊的吃著，沒有給任何人一塊。嗣後，同學們跟他開玩笑，問他，為什麼餅乾只是自己吃，他說，「沒有給你們吃嗎？」惹得同學們捧腹大笑。

經濟史、經濟地理沒有教科書，也沒有哪位老師編出講義。於是，只能講范文瀾的通史和普通地理。

講通史的老師是國內有名的歷史學教授。高個，富態，地道的瀋陽口音，不苟言笑；上課來，下課走；從來不提問，也沒有哪個同學向他請教問題。他的課，都是統計系59年級的大課。他上課從來不看教案；令我們驚嘆不已、又十分敬佩的是，引用大段語錄不僅能夠背下來，竟然連頁數都告訴你。杞芳好奇，回宿舍查了選集，絲毫不差。同學們傳說，北大要他，我們學校不放。

地理老師是一個女老師。和歷史老師恰恰相反，不管是課間休息，還是下課之後，她總是喜歡和同學們閑談。甚至班裡誰的年齡小，誰長得老一些，誰像一個小孩……，同學們自然跟她很是親近。一次不知道是哪一個上級到地理老師課堂觀摩教學還是搞什麼調查研究。講課當中，她提出問題，指名回答。我的地理課在中學就打下了較好的基礎，很多課程都是中過的內容，自然沒有我回答不了的問題。老師對此心知肚明，於是，點名讓我回答一個井鹽生產的問題。回答之後，讓我到掛在黑板上的地圖上找自貢市的位置。這是胸有成竹的事情。上去之後，我在四川南部用手指上下左右滑動尋找，由於字跡較小，一時沒有看清，……地理老師大聲說道，「下去吧！四分。」另外一個問題讓高秀生回答，之後，也是到黑板上指出地點。高秀生迅速的在地圖上糊了一巴掌，說道，「在這！」老師，「好！五分。」下課之後，地理老師笑著說，「看看你，笨到什麼程度！拿一個小手指頭，划來划去，非要找到自貢的那個小圈圈？你看人家，大巴掌上去一摁，找到了。死心眼子。」同學們哈哈大笑。

《統計學原理》老師是一個上海人，講課認真，平淡，沒有留下什麼有趣的印象。《統計學原理》課程講完之後，再也沒有看到他，可能是在反右鬥爭中出事了。

《工業統計學》換了兩個老師。第一任授課老師是系主任時鐘，可見這是一門十分重要的課程。由於階級鬥爭的原因，他不再給我們上課了。接任的老師，是佟老師。佟老師和藹可親，說話輕聲輕氣，從來不會發出稍大一點的聲音。現在我可以坦白，佟老師上課時，恕我對老師失敬，我往往困意大發，眼皮時不時地下墜，好歹那個時侯睡覺不打呼嚕。在階級鬥爭激烈燃燒的日子裡，佟老師講課，基本上是每字、每句、每段都與教科書不差分毫。文革期間，我在財政局工作的時候，一個東財老五屆的同學跟我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他們財政系的同學們，不知道什麼原因，揪鬥了佟老師。我問他，「一個循規蹈矩，謹小慎微，一貫按照黨的教導行事的大好人，你們為什麼會揪斗到他的頭上？」他說，「鬼知道」。文革之後，統計科研熱潮興起，有幸與佟老師同堂討論問題，這才知道老師學問的深奧，後悔當年沒有多多向老師請教。

不知道什麼原因，《會計學原理》改為上合班大課。講課的老師是財政系的一位西裝革履，體態端莊，油亮的分發疏得平平整整，頗具我小時候心目中的大學教授的形象。因為我對會計課不感興趣，他講課的內容和特點不是很在意。一天，我發覺他很像一個名人。啊！退耳！高中《世界近代史》中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總統的白描畫像上的退耳，簡直就是這位老師的。越看越像，於是在我的頭腦中，頓時冒出兩個字：退耳。我在粗糙的手紙上，用圓珠筆寫了「退耳」，然後，遞給了坐在我旁邊的孫殿卿。心有靈犀一點通，他看了我寫的字條，抬頭，看了看老師，不免笑了。他把字條又遞給了杞芳，杞芳也是看了字條，抬頭，看了看老師，低下頭，習慣地用左手捂住嘴，差一點笑出聲。就這樣，字條在高中畢業生之間傳遞著，每到一處，幾乎都是相同的動作：看紙條，抬頭看老師，笑。字條傳到了沒有念過當時高中的社會考生手中，引起了驚愕。大王接過紙條，莫名其妙的搖搖頭。小王從他手中搶過紙條，也是不知所云、大惑不解。春山看了看，把紙條摶把摶把塞到褲兜里，難道這不就是「謠言止於智者」的舉止嗎！

下午，在宿舍里。春山問我和杞芳，「那個『退耳』跟你們兩個有沒有關係？」杞芳看看我，我伸伸舌頭。

春山：「我猜想，如果不是外班同學寫的，指定跑不了你們兩個！」

杞芳：「實在是太像了。」

周易很少去上統計、會計之類的專業課，不知道課堂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問道：「怎麼啦？」杞芳把傳遞紙條的情況說了一番。周易說道，「玩兒大發了！」

小王：「不像話！」

第二天，支部楊書記找我和杞芳談話。我首先申明，「這事與杞芳無關，是我寫的。」

書記：「怎麼無關？他不傳，不是也就沒事了嗎！」

杞芳：「冤枉。」

書記狠狠地批了我們一頓，發出了嚴厲警告。我向書記做了檢討。內心中也覺得對老師有失尊敬，慚愧。不知道是會計老師對課堂上的情景沒有察覺，還是心胸大度，嗣後，並沒有追究此事。

我是《工業會計學》課代表。工業會計老師是遼東人，說話丹東口音很重。會計學，我覺得實在是沒意思，發生一個會計事項，借、貸、左、右反覆登錄，煩不勝煩。我的學習成績較差，結果，《工業會計學》結業考試不及格。放暑假之前，工業會計老師把我找到他的教研室，問我怎麼辦。

老師：「你自己決定，是開學補考？還是……」

我：「最好不補考。」

老師：「那就四捨五入，二點四五進到二點五，二點五進到三，給你三分？」

我：「謝謝老師！太好了。」

老師：「開玩笑呢！當真了？」

我：「別介！我可是……」

老師笑了，說道：「看你畢業后連帳都不會算，可怎麼工作！」

讓老師說對了。在財政局工作時，無論在局裡還是下到企業，就怕有誰問到我有關記賬方法之類的問題。那些會計科目，我更是記不住幾個；我十分羨慕那些老財政，他們就像會計字典一般，提及會計科目，基本上是有問必答。

蘇聯斯大林逝世之後，重新編寫了一套《政治經濟學》。斯大林的《政治經濟學》我們已經學完了。可能是上邊有指示，要我們重新學習蘇聯新編的赫魯曉夫的《政治經濟學》。學校新發的《政治經濟學》課本是32開本，比原來的大32開本課本小；印刷紙張是發黑、粗糙的次等紙張。講課人級別倒是提升了，由教務長張夢生親自授課。授課地點在教學樓四樓禮堂，58屆、59屆本科、還有專修科的學生全部一起聽課。

不客氣的說，《政治經濟學》是我學習比較認真的課程，也是自認為學得最好的課程。新書發下之後，出於好奇，我把社會主義部分又看了一遍（據說更改的內容在社會主義部分），並沒有看出有特別明顯的差別。

教務長張夢生儀錶堂堂，白皙面容透著紅暈，顯然，該人營養狀況上佳；講課聲音洪亮，表達能力頗豐富，一派領導風度。他的最突出特點就是上課時抽煙，而且是一顆接一顆地連續不斷地抽。一節課下來，他所在的主席台上，不敢說是煙霧瀰漫，也是青煙繚繞。差不多每一次上課他都要對著同學們檢討一番，希望大家諒解。理由是，不抽煙，講不了課。我對抽煙極度厭煩，每一次上課都是尋找禮堂最後的位置。當然，其中不可告人的隱秘是藏在人後偷偷地看小說。之前沒有時間看的長篇巨著《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約翰·克里斯朵夫》等等都是在那個時侯一飽眼福的。

院級領導給我們講課的另外一個人就是陳放副院長，他講哲學。陳放副院長眼睛不太好，他講課時不看教案，因為他看不清字。據說，他備課時，自己寫出講課稿，然後讓秘書念；通過秘書念稿，加深記憶。哲學課也是在四樓禮堂上課。我沒有躲到禮堂的最後，而是坐在靠前，聽得清的地方；並且，認真做了筆記。不知道什麼原因，有一段時間，陳放副院長沒有親臨講課課堂，而是放錄音帶。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錄音設備還是比較落後的，使用的鋼絲錄音帶反覆錄製，常常留下上次講話人的餘音。一次，康生來到學校，講話時做了錄音。後來陳放講課時，在陳放錄音停頓的空間，康生帶有濃厚山東口音的「這（ji個、這（ji個、這（ji個……」的聲音就乘間抵隙，喋喋不休，弄得同學們啼笑皆非。

財經學院的體育老師很不簡單。一個男老師是瀋陽各高校中唯一一個田徑教授。他體態豐滿，腹部較為突出，夏季總是穿著弔帶的白色運動褲，在四百米跑道大操場上總是能夠看到他的身影。聽說，體育學院要他，和歷史老師一樣，學校不放。體育課上，他不厭其煩地講解競走、三級跳遠、跳高等動作標準與要領。沙坑總是保持清潔、酥鬆，有足夠的深度。競走，前腿伸直和擺胯的動作，我雖然不斷練習，始終不得要領。

另一個男體育老師的左腿在滑冰比賽中受傷，雖然行走自如，仍可看出他那與眾不同的步態。他在解放前曾經代表中國參加過世界滑冰比賽。他的體育課主要是籃球、排球、壘球等；冬季上滑冰課。由於小時候在牛奶房子和大木先生玩過接、傳壘球，我的傳球、接球動作比較熟練。特別是老師講過傳球要領之後，我傳出的球弧度小、方向準確，顯得基本功很是過硬。在課堂上，老師讓我和他做傳球、接球動作，以為示範。在一次課堂比賽的時候，我擊出一個沿左側邊線地滾球，來了一個本壘打，救回壘上的三個同學，一下子得了4分。以此為緣由，我有幸成為學院壘球隊隊員。

這兩位老師雖然一直給我們上課，遺憾的是，沒有記住他們的姓名。倒是不給我們上課的女體育老師的名字始終留在記憶之中。

李林書是我們系主任時鐘的愛人。是五十年代我們國家著名的女乒乓球選手，與孫梅英、邱鍾惠在乒乓球競技水平上不分伯仲。聽體育老師講，一次孫梅英等國手來瀋陽打球，正逢李林書剛剛生過孩子，教練不讓她與她們對壘，李林書不服氣，非打不可，結果輸了。在此之前，李林書未曾輸過；在此之後，一蹶不振，很少贏過。當然，這並非是她的人生悲劇；真正的厄運是由於她有海外關係等政治問題，而不能進入國家隊。李林書高個，可能是經常運動的原因，在她的身上能夠看到女性的健康美。我們在校的四年間，看到她的時候，她都是在打球。她是攻擊型選手，直握球拍，一般人握拍時都是母指、食指在球拍前面、中指等三個手指在拍后握住拍柄；而她，卻是把中指從拍後面移到拍的前面，很是特別。她的球拍正面的海綿極厚，乒乓球接觸球拍時聲音很小，聽到的是噗噗的響聲。陪她打球的都是男老師，給我的感覺，他們大概是財經學院的職業球手。當然，我們也都為財經學院的乒乓球在瀋陽技壓群芳而感到自豪。

反右派鬥爭之前，在靠近俄專那邊的網球場地，經常有幾個老師在打網球，其中一位袁副教務長，好像場場不落。據稱他是《新兒女英雄傳》作者袁靜的哥哥。那個年代，打網球好像是一種很奢侈的運動。

（2010年7月2日17: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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