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鬥爭

反右派鬥爭

1957年6月8日,**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說反右派鬥爭「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是「那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

反右派鬥爭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一直到我們1959年畢業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最終帶著一個「團內留團查看一年」的處分,走上了工作崗位。

這兩年,雖然上課、實習、寫畢業論文等等與學習有關的各種活動,我能夠正常參與,但是,在反右派鬥爭運動中,已經成為大多數同學的對立面,只是始終沒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通風報信。

運動開始之初,系裡以年級為單位,召開黨團員會議。唐彬主持會議,一個黨支部委員念了《人民日報》社論。社論說,「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也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在黨團員會議上,唐彬板著不太光滑的、好像面對戰場上敵人一般的鐵青臉,嚴肅的、稍微有些顫抖的山東口音高聲告誡:在我們系裡,有右派言論,有敵我矛盾,要求有問題的同學要主動交代問題。同時要求同學們積极參加反右鬥爭,揭發右派言論。等等。

散會後,我和杞芳根據對會議的理解,找到周易,希望他爭取主動,承認錯誤,以減輕可能遭遇到的懲處。

我:「周易!要反右了,我們剛剛開完會。」

周易:「聞到火藥味了。」

杞芳:「你平時說的話和右派言論能對上號的,好好想一想,主動向黨支部交代交代。」

周易看了看我們兩個,現出一絲陰冷的微笑,說了一句,「幼稚!」

很快,黨支部就把杞芳和我找去進行批評。說我們兩個與周易的談話是向資產階級右派通風報信,喪失了共青團員的革命立場,已經站到了階級敵人一邊。

其實,我們兩個的行為並沒有違背黨團員會議的精神;如果換了柳駿或昆岫,不僅不會有問題,還會受到表揚。看起來,我們兩個已經被圈到革命陣營以外去了。

杞芳對我說,「我們兩個找周易談話,只有我們三個人在場,黨支部緣何知道的如此之快!」

我:「大概周易主動去黨支部交代問題去了?」

杞芳:「幼稚!」他是用周易的語氣說的。

寫檢查

既然被劃過去了,交代問題是必須的!整風會我很少參加,也沒有發言,沒有成套的「右派言論」。既然把你推過去,為了表現認真悔改,就得從日常胡言亂語中去搜羅能夠上綱上線的言論。寫檢查是一個不斷「提高」,內容不斷增加的過程。通過團支部大會、同學們提醒,現在能夠記得住的主要問題大概是這些:

首要的是黨團支部認定的在整風運動中逃避開會,對整風運動持消極態度;以及在反右鬥爭開始之時向右派分子通風報信,喪失黨團員立場。

其次,也是要命的,是周易揭發的兩個問題。一個是,閑扯的時候,我講了在密山(知一)南門外住五叔住過的房子,門前有一顆大柳樹,房後有一片燈籠果灌木叢……,坐四匹馬的毛子車去楊木崗外祖父家,回憶一些小時候的生活;周易說,這是「留戀舊社會」,「美化舊社會」。另一個問題是在反右鬥爭之前、在宿舍和周易談論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我在周易滔滔不絕評說之後說的那句「看來我們是處於黑暗的歷史時期。」這被認為是很反動、十分惡毒的語言。

再次,五一節早晨在床上發牢騷說的那句:不如五一節前死去……。等等一些不負責任,不考慮影響的胡言亂語;包括那些不顧前因後果、斷章取義的、可以屬於或近於右派言論的言論。把這些言論交代出來,以表示態度老實誠懇、徹底轉變立場的決心。

寫檢查的另一部分重要內容就是深挖社會根源、思想根源。這一部分可以沒有事實,儘可能地說得嚴重一些。不可避免地要把三爺、六舅、五叔被鎮壓,外祖父土改被鬥爭等等都重複寫進去。還要檢查自己受階級敵人的感染,立場動搖。

最後,還要給自己的問題定性。當時有兩個概念:立場問題;認識問題。如果是前者,那就是敵我矛盾,如果是後者,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這個結論是很不好下的。自己說是認識問題,怕過不了關;自己說是立場問題,心裡通不過,因為,自己知道自己沒有**反社會主義,不是階級敵人。經過多次參加批判(其他人),看報紙,反覆掂量,對於自己應該下的結論基本形成:喪失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的階級立場。當然,這不是最後的結論。

批判會

每一次批判會之前,都要事先寫好檢查提綱,嗣後再寫一份詳細的檢查。寫檢查對於我來說,不是難事;一個人跑到圖書館,找一個背靜的地方,儘可能別把同學們新提出的問題遺漏,上綱上線,寫的蠍虎一些,就算完成任務。

站在全班同學面前檢查,然後傾聽大家的批判發言,生怕有誰再給你提出一個嚴重的、上綱上線的問題,心中實在是難以忍受。諸如分析問題的性質,挖思想根源等等務虛的發言,無關痛癢,那是越多越好。譬如,師中興,已婚,是我們高中生中年齡最大的一位;有一次睡覺從上鋪跌落到地上,沒有受傷;平時很少發言,在面對大是大非的反右鬥爭中,不發言是不行的。他從不說別人的事實言行,而總是聲色俱厲地挖根源、找危害。他批判我的時候說了一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至今記憶猶新。

儘管很多同學都和師中興一樣,每一次開批判會的時候都是說些陳詞濫調;說些開脫的、減輕我的「罪行」的話語,我還是害怕類似小王那般的積極分子,周易那種反戈一擊、要命的揭發。一次下午,在三樓一個教室開批判會。中間休息的時候我獨自一人,徘徊在窗下的榆樹牆邊上。我抬頭看看教學樓,頭腦中突然出現一個景象:從四樓禮堂的窗戶跳下來……,如果摔不死……,住院?無法參加鬥爭會?或者出現了什麼人力無法控制的大事件,鬥爭停止?小王大聲疾呼:「開會了!」嚇我一跳,我打了一個冷顫,下意識地拍了一下頭頂。在登上樓梯,回教室的瞬間,自己安慰自己:一切都讓時間去決定吧!

談話

在整個反右派鬥爭中,有兩個人分別和我談過兩次話。這大概就是「拯救」。

第一次,是在1958年,多次批判會之後,支部楊書記,把我找到她的宿舍,分析我的問題,提出改正錯誤的方向等等。其中,她說道,「你呀,讓人家賣了都不知道……」自然,我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了。

第二次,是在1959年畢業的前夕,學校團委對我的處分還沒有下來之前,小王找我談話。小王在畢業前入了黨。當時他是什麼幹部,我還真的不清楚。這次談話好像沒有主題,總的看,還是圍繞政治問題,局勢問題……。說著說著,我說出了如下一番話,大意是:歷代新建立的政權的統治者,都是企圖把統治的國家治理好,不可避免的要對敵對勢力進行鎮壓,我們的國家也是一樣……。

這次談話之後,我和孫殿卿把談話的情況講了一遍。

孫殿卿:「你呀,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吃一百個豆不嫌腥!談話之後有什麼動靜沒有?」

我:「還沒有什麼徵兆。難道,小王是在套我!」

孫殿卿:「等著吧!一點政治頭腦都沒有!批判會白開了。你這個團員,還趕不上我這個白丁。」

果真如孫殿卿所說。

處分

畢業的時候,反右派鬥爭基本結束。右派分子的名單已經確定。我們班定了兩個人,一個極右分子周易,另一個是部隊轉業的姓劉的同學。我和杞芳沒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這就要感謝**定的階級敵人的比例為「百分之五」了!我們班畢業的時候大概40人左右,只能有兩個右派分子名額。我和杞芳算是沒有戴上帽子。

大約是黨支部楊書記找我談話之後,團支部開會,處分我和杞芳。經過檢查、批判,最後,我和杞芳都是根據全體團員的提議,然後一致舉手通過的處分是:批評(是團內處分的最輕的一級)。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頭,總算落地。

然而,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快畢業了,學校團委的處分決定批下來了,我和杞芳都「改判」為「團內留團查看一年」團內最高級的處分。這是套著脖子上的枷鎖。參加工作后,將近一年的時間,在新的工作單位團支部「監督」下,總算卸掉了。為什麼「改判」?我分析,杞芳涉及「三大改造」等等社會問題較多,問題性質比較嚴重。至於我,大概不無與小王的那次談話無關,真的讓孫殿卿說中了。

(2010年9月15日17: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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