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章 父母的生日

「指導員，有個事想要求一下，又不好開口。」五一節的頭一天，趁只有他一個人的時候我進了辦公室。

「什麼事？」

「明天我父母要做一個生日，母親六十歲，父親七十歲。原來年輕，不懂父母養育恩，現在有點懂了，多年來又沒有機會表示，我很想明天能回去了這樣一個心愿。指導員，你看這事能不能考慮一下。」這是我在一中隊的幾年裡唯一的一次向指導員提出個人要求。

「還真不湊巧，上午管教股剛開了會，說五一期間沒有特殊的事一律不許外出。要不你直接去給陳隊長說一下？」

「這個會是他召集的，他大概是不會帶頭開這個口子的。」

「這個事就有點難辦了。」

聽指導員這樣一說，心裡有點涼，這不是他答不答應的問題，是有規定。想到這裡，我有點泄氣地坐在那裡不做聲。辦公室里顯得很靜，只有牆上的掛鐘發出滴答滴答的聲音。走吧，我有點不甘心，不走吧，賴在這裡不是我的性格，真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最後還是得走。在我帶著遺憾站起來離開時，聽見指導員在好一陣沉默后說話了：

「什麼時候走？」

「上午十點鐘吧，下午五點鐘之前回來。」我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明天上午我值班，你來找我，看能不能想點辦法。」

看得出指導員是掂了又掂、想了又想的，這是很不容易的。只是對一個囚犯有點好感，對他的表現有點欣賞，就願意為他擔當一個不大不小的風險，如果厂部知道了他要挨批評，如果出了意外他要負責任。聽到指導員這話，我連聲說謝謝你指導員。

這個指導員是我到這裡來后遇到的第二個欣賞我並敢於表現出來的人。後來他調到附屬農場當指導員，一次我去那裡辦事，他吩咐殺雞撈魚搞了很豐盛的一桌飯，在心裡他沒把我當個犯人。

五一那天早上十點鐘，他準時把我帶到監獄大門口。那裡已有兩個平時只要喊聲報告就可以進出大門的犯人被哨兵攔住不讓出去，要他們找管教來帶。我隨指導員來到門口喊了一聲報告，他給哨兵打了個招呼，哨兵放行了。他陪我走了一段距離，分手時叮囑說好好和你家人聚一聚，不過注意別喝多了。十幾年就這一個機會，來的人會不少，會有很多話要說，我倒不一定要求你五點鐘之前趕回來，但晚上點名前你一定要歸隊。我感激地對他點點頭，請他放心。

我朝張家灣方向走去，走到那裡需要半個多小時，然後再坐車。這樣往往比在門口等從金口來的車快，這樣做也是想迴避在門口的車站碰到其它的人。沿路是一片連一片的菜地，中途還要經過幾個小村莊，外出時好幾次走這條路，已經有點熟悉了。但這次的感覺不一樣，這次是回家團聚，心情有點急切。父親年歲大血壓又高，很少來探監，是母親不讓他來，怕他在路上犯病。回去見到他，怕他又是老淚縱橫，泣不成聲。想到這裡，興奮中不禁有點悲涼。不經意間我已經三十多歲了，如果一個人活七十歲，三十五歲就是生命的拐點，我已經離這個拐點不遠，難怪父母親都老了。相對父母對子女的疼愛和付出來說，子女的任何報答都是難及一二的，何況我還是個羈押之身，無法盡一個子女起碼的孝道。第一次借外出勞動的機會回家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在我突然出現在門口時母親的驚喜、意外，甚至還有點慌亂；看著兒子一口一口吃著她做出的飯菜時，她的那種滿足和舒心；最後我離開時她的不舍和叮嚀。這一切都像刀一樣刻在腦海里，同樣刻在腦海里的還有來不及品味家的感覺就要匆匆離開的遺憾。那次父親不在家，沒有見到他老人家。巴士朝著家的方向駛去，兩年前這是想也不敢想的。清理「三種人」①的高潮雖然已經過去，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三種人」已取代「五類分子」②成為新的政治賤民。按照他們的心愿，最好能像1957年划「右派」一樣，在全國劃一大批「三種人」，讓一切敢犯上、敢造反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把他們的家人和子孫也株連進去，以儆效尤，看誰還敢造反？！用某位大員的話來說就是「要讓造反派斷子絕孫」。然而文革這些年的反反覆復，讓這種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措施失去了他們所期待的殺傷力。那些只會把權力看成是鎮壓之權和整人之權的大人們，他們頭上的神聖光環早已被褪去，他們的內囊也不再是秘密，老百姓對這種只知整人的權力已從心裡否定了它的合理性。人的尊嚴和人的權力的意識已開始覺醒，沒有人再認為自己就該是任人踐踏的政治賤民。

當年在勞改隊，右派的處境是最悲慘的，一直被看作是最危險的敵人，最善良的願望都會被人分析出最險惡的用心，他們處在勞改隊的最底層，是犯人中的犯人，任何小混混都敢朝他們身上撒尿、吐唾沫。剛到這裡時，原三隊的管教們的一些做法也曾讓我擔心這種情況在我身上會出現，這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直到1979年，姐姐來信說三中隊的指導員還在告訴她，說我對「四人幫」的政治態度有問題，他們一直沒有放棄任何一個在政治上整我的機會。但後來我發現想讓造反派重蹈當年右派在勞改隊的覆轍是很難的了，現在人們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樣的愚昧。思想解放的涓涓細流一直在人們內心深處涌動，這是任何權力都無法遏止的。我從來就沒有覺得自己低人一等，相反我還感到一步步得到多數犯人的尊重，還有人以能進入我的生活圈子為榮。在我們心底里從來就沒有承認造反有罪，我們的精神始終沒有垮掉。如果我們自己垮了，那恐怕就會是另一種狀況了。自己不垮，誰敢隨便往你身上吐唾沫？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承受的只是第二擊，如果沒有當年右派承受了那太殘酷的第一擊，我們現在的處境要艱難得多，絕不可能活得像現在這樣多少還能保持一點自己的人格尊嚴，多少還能以自己的知識和才幹贏得別人的一點尊重。這本身也說明了社會在進步，而幾十萬右派的慘重犧牲是其中的代價之一。

離家越來越近了，心跳也越來越快，太劇烈的心跳讓我在家門口停了好一會，做了幾次深呼吸，讓自己稍稍平靜了一點后，才舉手輕輕地敲門。還沒等我敲第二下，門就呼的一下開了，原來老父親一直顫顫巍巍地站在門口等著，看清是我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說，前幾次開門都不是你，一直在擔心你不能來，總算把你等來了。話還沒說完，已是老淚縱橫。

看著淚眼模糊、白髮蒼蒼的老父親，我心裡酸酸的，想哭。但想到今天是個喜慶的日子，強忍住不讓自己的眼淚流出來。一邊安慰一邊把父親扶進客廳坐下。也許是父親的情緒對大家有點影響，一屋子人都靜靜看著我父子倆。等父親情緒開始平和點后，客人們從心裡湧出的那股濃濃的親情和友情立刻將我嚴嚴實實地包圍起來，這是十五年未曾感受過的氛圍。

幾個看著我長大的老人走過來。

「嗬喲，是李乾，一點都沒變，走在大街頭上一眼都能認出。李乾，還認不認識我？」

「你是張伯伯。」

「那我是誰？」

「你是六姨媽。」

「看來沒把你關傻。」

「怎麼會呢，再怎麼關，也不會忘記你六姨媽。」

一屋的人都看著我這個被關了十五年的人。上一次他們看見我時，我還是一個背著書包的學生，此時，歲月的流水已洗盡我當年的稚氣，壽筵的喜慶氣氛也難以完全遮掩多舛的命運給我罩上的那層無言的悲涼。

「伢，這多年你不容易，你爹媽更不容易。他們這多年是怎麼熬過來的喲，特別是剛開始的那幾天，就像天塌下來了，幾乎是一夜之間，你媽的頭髮白了，人完全變了形，我們都不敢認了。有段時間她經常拉著我們的手說，我這做人有個什麼意思？我們怕她想不開，常著陪她到好晚才走。」

「當時住我們對面有個上海人，也是小孩給抓進去了，一時想不開，從涼台上跳下去了。平時是多能說會道的一個人，出門總是梳理得清清爽爽的，多漂亮個女人，真是可惜了。我們就是擔心你媽，現在她總算有個盼頭，快熬到頭了。」

「你們在背後說我么事？我什麼時候想不開了的？」我那可敬的母親一下子從廚房裡出來，笑呵呵地問。

「沒誰說你想不開，你要是想不開還能在今天做壽星婆？我們都說當初虧你是怎麼撐過來的，你有後福哇，今天你兒孫滿堂，兒子從那裡面都能趕回來給你做壽。俗話說吉人自有天相，做了好事有好報，在你身上都靈驗了。」

「今天你是壽星你還在廚房忙個什麼？來坐在這裡，和兒子好好談談心。」

「就不要說壽星不壽星了，今天其實我和老頭子都不是主角，你們是主角。我們只是想借這個機會，把你們這些多年來一直關心我們、關心李乾的好人請過來熱鬧一下。有的雖說不是親戚，但跟親戚也沒有什麼兩樣。我要親自做幾個菜，表示一點心意。李乾，等下你要好好敬一下這些叔叔伯伯。」母親說完又進了廚房。

此時我才看見燕妮丹和司子林正在客廳里等著，連忙走過去握住他倆的手。十五年來第一次見到燕妮丹。那個十五年前在警備區的會見室里一臉淚水的中學生不見了，那個時有驚世駭俗的超前見地卻稚氣時現的小女孩不見了，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端莊的學者，還是齊耳微卷的短髮，還是明亮清澈的大眼，只是那雙眼睛在重逢的喜悅里透出幾分傷感。

司子林平靜地看著我。如果不是在這之前我曾去學校見過他的面，我會很難認出他來，一臉刻意不刮的鬍子，讓人很容易想起特立獨行的大導演，完全沒有了昔日一介文弱的書生模樣。

「本來說好了的，那次和你在警司見面的三個人都來，舒國良臨時有事來不了，這真是一個遺憾。他委託我們代問你好，祝李媽媽和李伯伯健康長壽。」司子林說。

「你看他們這樣客氣，送來這樣一個大蛋糕。」姐姐走過來對我說，「他們不該這樣破費。」

這是一個在電影里才見過的生日蛋糕，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還鮮有過生日吃蛋糕的，那時他們的工資都很低，這一份禮我感到有點重。

「你也不是為你一個人的事坐牢，你父母跟我們自己的父母不都是一樣的？這幾年各忙各的也顧不上來看一下，現在送個蛋糕表示一下晚輩的心意是應該的。」燕妮丹說。

「你們在外面也不容易吧？我聽說過一些知青在下放期間的艱辛，何況你們又是背著造反派的身份，恐怕是雙倍的艱難。」

「那一段已經是歷史了。不過真要說起來也是一言難盡，我們是1968年底開始下去的。」

「對，我想起來了，就是那個時候我收到了燕妮丹的最後一封簡訊，信中說你們馬上要到農村去插隊落戶，第一批已經走了，第二批也馬上要走，說以後很難再來看我了。信是塞在一包紅沙糖里送進來的，傳東西進來的看守還問我來人是不是我的親戚？說要不是看她哭得那樣傷心，他是不會把那包糖拿進來的。本來聽了這話心裏面已不是滋味，後來又看到這封信，心裡一下子空蕩蕩的，人像懸在了半空中。」

「那時候大家心裡什麼想法都有，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都感到這一下去可能一輩子就交給農村了。我們會自顧不暇，怕你長時間沒有我們的消息產生一些什麼想法，趕去給你送了那最後一封信。在回家的路上我們心裡也是空蕩蕩的。我們都下去了，再難，還有同學在一起，相互有個支持、有個照應，把你一個人丟在裡面，也不知是什麼在前面等著你，想想都替你難過。」

司子林插話說：

「剛下農村時太年輕，不懂事，我那個小組一個女生都不要。班主任老師知道后寫信大罵我胡塗，說我怎麼能這樣呢？一開始還不理解，後來發生的事情讓我們這些男生知道了由於自己的胡塗，讓班上的女生遭受了多少驚嚇甚至傷害。」司子林說起了當年下鄉時的幼稚。

燕丹妮接著說：

「你說到這裡我想起一件事，有天吃過晚飯後我去找楊玉敏，從二隊到六隊還有點遠，天快黑時，大堤上迎面過來一輛自行車，人還沒過來那穢言穢語就飄過來了，自行車和我擦身而過。上面的兩個人一看就是鄉里那種混混。

也許是第六感覺在起作用，他們的眼神雖然只是一晃而過，但我感覺到了那不懷好意的眼神里隱藏著的危險。他們剛過去不久，趁他們沒有回頭望時，我幾乎是一個跟頭從堤上滾到堤下去的，剛好堤下有一片低矮的灌木，我顧不得會不會有什麼蟲子蛇一類的東西，趴在裡面動也不敢動。果然，沒幾分鐘，就聽見自行車騎過來的聲音，還聽見有人說，她走不遠的。聽到這話我當時駭得心裡直顫，沒隔多久又聽見他們推著自行車回來，大概是追了一段路沒看見人又調頭回來找。聽見他們說怪了，人會跑到哪裡去呢？他們用小石頭朝我藏身的這片灌木叢扔，希望能把我趕出來，幾次我都絕望了，死的念頭冒了出來。老天爺保佑，最後他們放棄了對這片灌木的搜查。

「在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好長一段時間后，我才慢慢地從灌木叢里爬出來，當時天氣已經有點涼，但全身卻汗透了。人本來就在恐懼中，再經風一吹，身上發冷腿發軟，路都走不動了。這時天完全黑下來，楊玉敏那裡我不敢去，自己的隊也不敢回，黑燈瞎火的，怕在路上又碰到壞人，一時間我是感到那樣的無助，就像世界的末日到了。好在隱約看到不遠處有燈光，那燈光是我的一線希望，就深一腳淺一腳地朝那燈光小心翼翼地走去。」

「你不怕剛脫虎口又落狼窩？」

「誰說不怕呀？但我總不能在這荒郊野地里過一夜，總要去試一下。走了一程后，心不那麼慌亂了，慢慢的也有了主意。走近了看清這裡是個倉庫，不知道裡面的情況，不敢貿然敲門，就躲在暗處觀察。等了好一陣子，門開了，裡面出來個人解溲，我看清裡面有十好幾個男人，年紀都不小，直覺告訴我他們對我沒有危險，等那個解溲的往迴轉時，我從暗處走出來，在他剛要把門關上的時候我一步跨進去。

「突然冒出來一個女知青，裡面的人嚇了一跳，此時我不怕了，那十幾個人倒是一臉的驚恐。我說外面有壞人在追我，這裡安全，我要在這裡躲一晚上，明天一早我就走。裡面的人立馬說不行不行，你一個女學生伢，我們這一屋子男人，那怎麼行？我說怎麼不行？你們睡你們的，我在這裡坐一晚上。他們說真的不行。但我不理，我已經鐵了心，在裡面找了個板凳一坐，任他們怎麼說，我就是不出去。最後他們沒辦法才跟我說了實話。原來他們是一群『五類分子』在這裡辦學習班，說留你在這裡隊里知道了會罪上加罪。一聽說是『五類分子』，我更放心了，相信在這裡我絕對沒有危險，更不會走了。最後他們沒有法，派個人把辦他們學習班的負責人找來了，在聽我述說了情況后，這個負責人把我護送到一戶人家，告訴我這家人剛結婚不久，那男的非常本份，不用擔心有什麼意外，我進門時，看見大紅喜字還貼在上面。那男的被趕到柴房臨時搭了個鋪，我和新娘子睡了一個晚上，那睡得著呢，兩個人談了一晚上家常。」

「沒想到你還有這樣恐怖的經歷，幸虧是有驚無險。」

「其實這樣的事，恐怖就那一下，過去就過去了。最難過的是在農村的最後一年，大部份人都招工走了，最後只剩下幾個造反派中的老大難。當時說我參與了跟北航紅旗韓愛晶的秘密串聯，政治上有重大問題，招工時死卡住我不放。人越走越少，經常屋裡就我一個人，整夜不敢睡是常有的事。不是我父親最後想辦法把我弄出來，不知那樣的日子還要熬多久。」

「那次你父親來的神情在我的印象中非常深刻，那種對兒女的擔心和在那些土皇帝面前的斬釘截鐵至今還清晰可辨。」燕妮丹的敘述勾起了司子林對往事的回憶。

「子林，從你的外表看，好像身體還不錯，怎麼我總覺得你說話好像中氣不足？」

「上次碰到你時我沒有說。我和她的情況差不多，說我父母都是右派，我又是造反派，招工也是一卡再卡，最後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才被招到了省假肢廠。當時高興得要死，工作不知多賣力，經常主動加班加點。一段時間後頭就開始暈，開始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越來越厲害後到醫院去一檢查，才知道是粘合劑里的苯中毒，苯中毒沒法根治，身體的元氣大傷。□老師後來想方設法把我弄回了實驗中學，身體情況才沒有繼續惡化，但一直也沒能恢復。」

「沒想到你們也是多災多難。舒國良情況怎麼樣？」

「他比我們要稍稍好一點，現正在準備考研究生。」

正說到這裡時聽見姐夫招呼大家入席。

「我們都入了座，怎麼不見壽星婆？」大家都坐好了時，有人問我姐夫。

「她不讓我們插手，硬要自己掌勺，請都請不出來。」我姐夫解釋說。

「那怎麼行呢？我們坐著讓壽星婆忙，我去喊。」六姨媽起了身。

「六姨媽你坐，我的事忙完了，菜燒得好不好吃都是我的一個心意，你們莫笑啊。」母親風風火火地從廚房裡走出來。

「李嫂子，你就莫謙虛了，你的手藝誰不知道？來來來，我們先敬兩位壽星一杯，祝你們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一年更比一年強。」六姨媽說。

「謝你的吉言，感謝你們多年來的關心和支持。我們能有今天，沒有你們好心的幫助，怕也難，我們平頭老百姓，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只是一種願望，更實在的是希望平平安安、和和睦睦的過日子。願我們這些老姊妹、老弟兄都平安、健康、幸福；願年輕的一代工作順心、事業有成。」父親簡短的答謝，

說得大家一臉的燦爛。

幸福寫在兩位老人的臉上。十五年來這個家一直是殘缺不全的，十五年來家裡就沒有這樣請過客，完全沒有這個心情和氣氛。眼前的情景大概只是在夢裡出現過，美夢提前成真了，兩位老人如此燦爛的笑容肯定是多年未有的。沒人問我在裡面的具體情況，除了千叮嚀萬囑咐之外，每個人都在勸我多吃一點，這親情和友情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地撞擊著我，我一次又一次感謝這些可親可敬的老人和朋友。此時在我眼裡，這世界就是一個溫馨的港灣，那些艱難的坎坷好像只是遙遠的往事。

「李乾你準備什麼時候走哇？」姐夫的一句話讓所有人意識到對於我來說，眼前的一切雖然不是虛幻的，但卻是短暫的，很快我就要回到那高牆裡面去。父母的臉色陰下來，一屋子的人都有點戚戚哀哀地看著我，空氣一下子變得很壓抑，一時間大家都停住了手中的杯筷。

「大家手裡的筷子別停吶，李乾還有幾年就回來了，到時再好好請請大家。」母親很快意識到自己的情緒對大家的影響，忙笑著說。

慢慢地，大家重新舉起了酒杯，但已沒有了先前的氣氛。

又是一陣千叮嚀萬囑咐，在至親好友們慈愛關切的目光中，我要回到那裡面去了，現在我還是屬於那一個世界的人。不過，我現在已完全沒有了十五年前在警備區接見后要分手時的無奈和傷感，我離這個世界已不太遠了。

燕妮丹和司子林執意要送我到武昌南站。一路上我們隨意地聊著，既有對往事的回憶和感嘆，也有對未來的展望和擔心。再一次說到如果舒國良也來了該有多好，他們告訴我舒國良就住在我將要經過的張家灣。

「寫《秦王李世民》劇本的聽說是一個還在念大學的女學生。」我提到了當時正在中央台熱播的電視劇。話語中有一點後生可畏的味道，可能還有一點怕被社會淘汰的擔心。

「那有什麼？她已二十好幾了，你忘了我們十七八歲時候的膽識和文章？我們要做，有什麼做不成的？」燕妮丹還是當年那樣自信。

「我常常想起當年的『拚命』戰鬥隊，常常想起毛主席的那段『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向前』的話，時間會證明一切的。」司子林若有所思地說。

在和他倆揮手告別時已沒有了十五年前在警備區分手時的傷感和失落。

數年後，三個當年在警備區和我見面的同窗好友，在另一種坎坷面前，用堅韌、執著和超出常人的付出，證明了他們的人生價值。兩個是博士生導師，

另一個是享受政府津貼的專家，還有那個寫了「如果打了你，請在你回給我們的紙條中劃上一個「O」的同學在一個幾千人的單位任黨委書記。同學中誰有了難處的時候，他們總是毫不猶豫地伸出友誼之手，這是一批多麼優秀的人他們的不懈奮鬥和努力，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精神力量，這些年來我之所以沒有沉淪，害怕在他們面前感到羞愧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車到了張家灣，下車后我看看時間還早，估計舒國良也應該回家了，萌生了要去看看他的念頭，在那三人中只見到燕、司二人，總覺得還差點什麼。等找到他家時天已暗下來了，沒料想敲開門后見到的是一個身懷六甲的孕婦。

「請問舒國良是不是住在這裡？」我小心翼翼地問到。

「你是誰？」眼前的不速之客讓她一臉的警惕，好像還有點緊張。

「我是他中學的同學。」

「你是他中學同學？我好像沒見過你，請問貴姓？」

「我叫李乾。」

「你就是李乾？！快進來坐，他是我先生。」女主人一臉的警惕變成了興奮和熱情。

「他人呢？」

「還沒回來，照說早就應該到家了，你進來坐一下，他馬上就會回來的。」

「那就不打擾了，我下次再來吧。」

「你怎麼也要進來坐一下，大老遠來，進來喝杯水吧。」

拗不過女主人的熱情，我走進了這個雖然不算大，卻布置得非常雅緻的家。檯燈下，桌上的書和筆記本還攤開著，女主人挺著這樣一個大肚子還在用功，讓人心生欽佩。

「我早就聽說過你，他說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什麼時候回來的？」說著她遞給我一杯開水。

「我還有幾年才能回來，今天是出來有事，順便來看一下。」

「是這樣，那你出來一趟肯定不容易，不見他一面多遺憾。」

在下一分鐘他就會出現的期待中，半個多小時過去了，這個舒國良還沒回來。

「不能再等了，我還要趕回去，下次有機會再來。」我對女主人說。

「對不起，對不起。」女主人一臉的歉意，連聲說著，好像是她做錯了什麼事似的。她的表情讓我想起了十五年前在嶽麓山下也是一臉歉意的舒國良。

告辭了女主人，我匆匆往回趕，離開了路燈林立的大道，進入了鄉村田間的土路。下午天氣還挺陽光的，不知什麼時候飛來的雲層把整個星空遮得嚴嚴實實，四周一團漆黑。儘管沿著那條熟悉的土路回去也不會耽擱晚點名，我還是想早點趕到，就拐進了一條在記憶中我曾走過的小路。誰知在黑暗中越走越覺得不對頭，越走環境越陌生，在我記憶中的那幾間小屋始終未出現，轉去轉來最後竟轉到了一片墓地。等我辨清那裡的一塊塊墓碑和一個個墳堆時，驚出了一身冷汗，一天的興奮一下子全沒了蹤影。

在是原路退回還是繼續前行的猶豫中我已沒有了準確的時間概念，不知晚上的點名是否已經開始？想到我很可能辜負了指導員的信任，進而會給他帶來麻煩時，心裡開始發慌，心跳就像打鼓。越發慌就越覺得周圍的每一個角落似乎都隱藏著危險，這看不清摸不著的危險讓我覺得按時參加晚上點名已經不可能。從頭頂上傳來的烏鴉叫聲近在咫尺，那哇哇的叫聲讓人心驚肉跳，飄忽不定的鬼火好像就在眼前晃來晃去，不時化為孤魂野鬼的幻影。從不信迷信的我在慌亂中竟然念念有詞：請原諒我的冒失，請原諒我的冒失，我不是有意來打擾你們安寧的，我馬上走，我馬上走。

最後的主意是原路退回，這樣至少可以保證今晚能回到監獄，只要今晚能夠趕回去，至少不會給指導員帶來太大的麻煩。好在我的方位感還沒有完全喪失，在一片漆黑中我竟然準確無誤地從原路退回，然後沿著那土路一陣狂奔，幾次差點跌進路邊的水溝里。等我滿頭大汗地出現在中隊辦公室門口時，指導員一個人在裡面踱來踱去，我的出現好像讓他鬆了一口氣，不等我開口，就聽見他說什麼都不要說了，快去參加點名，隊長在裡面等你。

我趕到監舍時，點名還沒開始，我長長噓了一口氣，一下了癱坐在床上。隊長正饒有興趣地站在那裡看中隊的兩個高手下象棋。等一盤棋下完了，隊長才轉過身來，在不經意地看了我一眼后說：各小組清點人數。

我心裡完全清楚隊長是在用看棋的方式不動聲色地等我回來。心裡默默地說：謝謝你了，隊長；謝謝你了，指導員。

［註釋］

①「三種人」：「三種人」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間緊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1976年「四人幫」被逮捕后全國有一個大規模的、持續了很長時間的清理「三種人」的運動。

②「五類分子」：指當時被視為階級敵人和專政對象的地主、富農、**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