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都》：令人眼花繚亂的垃圾場（下）

因此，在根本上，《廢都》的失敗並不是賈平凹不擅長寫城市、不熟悉城市的緣故，而是城市的緊張、忙亂，城市的過於人為化的生活內容，已在面貌上遠離賈平凹所鍾愛的「秦川土地」，遠離這片土地上所蘊含的古老文化的生動性、從容性、以不變應萬變性；這就使得賈平凹本能地厭惡城市──於是，城市既可能預示著文明轉型的開始，也可能昭示著土地文化的破敗這雙重性，便情緒化的不在賈平凹的考慮之內。於是，「垃圾」及其處理──這個令所有的現在市政府頭疼的問題，在此就具有了象徵性的含義。「垃圾」預示著城市的問題，但賈平凹不是市府官員，也不是路遙筆下想往城市的高加林，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賈平凹不會用「清除」的方式去愛護城市，而是用不斷往裡面「扔垃圾」的方式，使其迅速腐爛。唯其如此，才有了「庄之蝶」直接用嘴去喝奶牛的乳汁這樣令人噁心的細節，也才有了「庄之蝶」這樣的名人與妓女的交往（由此看來，在賈平凹看來，「名人」是城市之廢的象徵），才有了庄之蝶、唐宛兒、柳月在一起亂交的春宮圖，自然更有了「庄之蝶聽著那嘩嘩的撒尿聲，如石澗春水，就走過去，一把把門兒拉開了，婦人白花花的臀部正坐在便桶上」這樣的西門慶式的舉動……問題並不在於這樣的描寫趕不上《金瓶梅》，也不在於比之《金瓶梅》《廢都》太缺乏性心理描寫，而在於賈平凹是惡作劇式的寫「庄之蝶」的性生活，通過庄之蝶之「廢」，來寫西京之「廢」，進而寫整個文明之「廢」。就「性」而言，賈平凹的問題不在於像批評界所說的寫了「性」，也不在於像批評界所說的如此寫「性」，而在於賈平凹並沒有認真地對待「性」，沒有對「性」產生類似勞倫斯那樣的對「性」的獨特理解，沒有通過寫「性」，建立起一個區別於《金瓶梅》、也區別於《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的獨特世界，讓我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或者讓我們在「性」這個問題上有新的認識。這種惡作劇式的對「性」的態度，當然波及到賈平凹對「庄之蝶」這個人物的塑造，波及到對城市及其文明的認識，也必然影響到作品的結構、作品的思想含量、作品中的人物之關係等方面的處理。於是我們就看到：賈平凹想寫一部《紅樓夢》那樣的小說，結果只是在一些形式上模仿了《紅樓夢》，從而失去了《紅樓夢》最重要的精髓──在「賈寶玉」身上凝結著的作家獨特的審美理想。失去了這個精髓，《廢都》說好聽的只是一個「平面」，說不好聽的就是展示了一個垃圾場──儘管我們可以從中找到少許完好無損的物什。於是我們就看到：《紅樓夢》中的「四大家族」，在《廢都》中便成了「四大名人」；《紅樓夢》是一大群女孩子圍著一個賈寶玉，而《廢都》中卻是五花八門的女人圍著一個庄之蝶；《紅樓夢》最後是賈寶玉離家出走，而《廢都》中庄之蝶的結局也如出一轍。表面上看起來，「四大家族」變為「四大名人」，從「實體」轉化為「空名」，無非說著一個「廢」字；但更為糟糕的「廢」，卻是賈平凹只能步《紅樓夢》作者之後塵，在模仿性的非創造性活動之中，顯示著文學創作之「廢」，繼而在「模仿的循環」中，又典型地顯示著中國當代作家之「廢」。這意味著，《紅樓夢》的好處並不在於寫了一批冰清玉潔的女孩子世界，《廢都》的失誤也不在於寫了一批都不是冰清玉潔的女人，而在於前者具有冰清玉潔的原創性，後者在創作方法上一點也沒有冰清玉潔的原生性──當我們處處從《廢都》中看到《紅樓夢》和《金瓶梅》的影子的時候，賈平凹不成了各種《紅樓夢續集》中的一員了嗎？如此一來，《廢都》，不也成了當代文學性垃圾中的一件「物什」了嗎？面對此情此景，當代文學批評是像市政府那樣為創建衛生城市做一些根治性的清潔工作，還是步賈平凹之後塵，在文學性垃圾中再添一些批評性的垃圾，便成為我們應該警醒的問題。這是因為，當批評界抓不住《廢都》問題之根本的時候，便只能與賈平凹處在同一層次進行相互抵觸，徒增文壇這片廢墟的喧囂性。事實上，當代文學批評總是容易進行「自我反思」，便先於《廢都》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存在。如果80年代批評界大把大把的「讚詞」說明了這個問題，由於「個體的貧困」的承傳性，那麼我不相信只是在一個早晨，批評界對《廢都》的幾乎集體性的討伐，以及90年代文化批評的「罵派」，就沒有了這個問題。這意味著，我們所發現的這個問題，已經超越了文學批評對創作的「褒」與「貶」之爭，在「棒」與「捧」中可能都存在。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用傳統道德作為尺度，無論是讚揚賈平凹筆下的民俗、美德，還是貶抑賈平凹筆下的傷風敗俗、**橫流之輩，在當代價值重建的時期，便都是疑問大存的。這是因為，在文化的層面上，「**」本身並無善與惡之分，由「**」所產生的「快樂」欲求，是人不斷延伸的本能，也無善與惡之分，我們只是在人實現**的過程中、造成對他人利益的危害時，才將這種**稱之為「惡」。因此，一個人想滿足自己的**、一個人想滿足自己的各種**（包括吃喝玩樂）、一個人在這種**滿足后又產生另一種**，本身也沒有錯。這就使我們必須在價值尺度上，將追求**滿足與在此過程中可能對他人的損害，嚴格地區分開來。如果一個人滿足自己的**，並不必然地造成對他人的傷害，這就應該被視為是正常的。以此觀點來看「庄之蝶」，我們就可以說：庄之蝶的心靈空虛現象屬於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何止限於庄之蝶？），庄之蝶沉湎於他的女人世界，則屬於另一個問題──我們可以指責庄之蝶缺乏精神追求，但這並不必然地就應該指責庄之蝶在女人身上獲得自己的**滿足。因為「缺乏精神追求」這件事，可以是指對傳統信念的懷疑，也可以是指缺乏不同於傳統的新的價值追求。如果是指前者，如果傳統信念是抑制人的各種**之滿足的，那麼庄之蝶的懷疑就是有道理的，而秦川人在勞作之餘只能聽「秦腔」，也就是有問題的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庄之蝶在「解構」之後又無新的價值依託，人只剩下**，就是應該可以理解的了──庄之蝶是在沒有其它事情可做的情況下，才在「**」的滿足上去「找樂子」的。在精神問題只能用精神去解決的前提下，我們指責庄之蝶沒有精神依託，就是指責庄之蝶喪失了知識分子的原創精神，而不是指責庄之蝶沉湎於「**滿足」；是指責庄之蝶沒有新的關於「**」的知識性看法，而不是指責庄之蝶應該「克制**」、回到傳統的滿足**的方式之中──如果這一點可以成立，那麼我以為，批評界到目前為止對「庄之蝶」沉湎「**」的批判，對秦川人沉湎於「秦腔」的風俗的讚賞，就均是膚淺的。這種膚淺的批評，同樣是文壇廢墟的「物什」之一。這些創作性的廢墟和批評性的廢墟，加劇著文學面對現實的無力性、猥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