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與帶你來的人共舞」(6)

「我還記得，我是如何爭取把公路一直修到他的農場的；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傷的時候，我是如何到法國的一所軍隊醫院裡去看望他的；在他退役以後，我又是如何幫助他得到退伍老兵福利保障的，例如，從『農場信用基金管理局』為他安排貸款；當他的農場和房屋在洪水中被毀的時候，我又是如何為他爭取救災貸款的。」「你怎麼能想到去投票支持『快樂天使』呢？」巴克利惱怒和不解地對著農夫尖叫了起來，「我想，肯定你還記得我為你做過的所有這些事情吧？！」「是的，我還記得，」那個農夫心平氣和地回答道，「可是，你他媽的最近又為我做過些什麼呢？」實際上，在所有的美國選民中，這種心態是非常普遍的。他們往往是根據最近發生的一些事，而不是較早的一段時間內發生的一切，來判斷他們所選出來的人是否對他們忠誠、是否稱職。因此，聰明的政治家總是會不時地向選民們表現自己的忠誠。就像送一張小小的聖誕卡也可以維持一種個人或者是商業聯繫，而如果沒有這樣的表示，彼此的關係就將煙消雲散。職業政治家會告訴我們，經常性地修補與選民的關係，對他們的政治前途是如何重要。當他們競選公職的時候，他們就與選民們建立了一種共生共存的關係，並為長期保持這種關係而奠定了一個基調；就像他們走街串巷、挨家挨戶競選一樣，他們也將在這樣的基礎上履行自己的職務，也就是說要回到人民中間去，向他們述職，傾聽他們的呼聲。尤其重要的是，要經常地、不間斷地向他們表現自己的關心，從而不斷地給彼此的關係注入新鮮的活力。凡是精明能幹的政治家，都清楚地懂得這一套。我在參議院找到一份工作后不久，我的老闆，來自猶他州的參議員弗蘭克·默斯，就決定向參議院提出一個由我起草的修正案。那個修正案涉及的主要是工人的最低工資標準。在過去的幾年中，我注意到，每當人們的生活費用上升和生產進一步發展的時候，國會就會周期性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所以，我為弗蘭克·默斯參議員起草的這一提案，建議把工人的最低年收入同上面提到的那兩個指標----生活費用上升和生產進一步發展----自動地聯繫起來。我原本期望那一提案能夠得到那些親勞工的民主党參議員的廣泛支持，但是，最後居然只有15名參議員投票支持。後來，我才逐漸明白了那個提案遭到否決的真正原因。因為每隔幾年，那些民主黨的政治家們就會抓住機會要求國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這種小小的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選區里的工人階層選民們踴躍地支持自己，同時也可以藉此使勞工領袖們能夠介入到黨派的立法議程中來。因此，如果他們表決通過了我所主張的提案----也就是將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同生活開支上升和生產發展自動地聯繫在一起，而不用每隔幾年就重新提出新的提案----的話，勞工階層的領導人和政治家們就會失去這一能夠贏得民心的光榮機會。同樣是由於這個原因，很多國會議員都深深地懊悔他們幾年前在《社會保障法案》匯總了各種社會福利指標——也就是將那些福利同生活費用的上升直接關聯起來，因為這樣一來便剝奪了他們在每季度一次的工作通信中宣稱國會再次提高了那些生活艱辛的老年公民的社會福利的機會。當然，他們也很快就會為剛剛匯總了各種稅收指標而後悔不迭的：以前，他們曾經因為推動減稅而贏得了很多的讚譽和選票，而實際上那時候他們真正在做的工作，只不過是減緩了稅收「沿著腳手架不斷往上爬」的速度而已。馬薩諸塞州的國會眾議員詹姆斯·A·伯克，也為我們留下了同樣經典的一幕。當伯克在60年代第一次被選進眾議院后不久，伯克的同事----同樣是來自馬薩諸塞州的眾議長約翰·W·麥克科馬克----問伯克是否需要幫助，為他所在的選區做點什麼事。伯克立即回答說有一件事需要麥克科馬克幫忙，那就是：他希望促使聯邦政府重新修復約翰·昆西·亞當斯總統在他的選區內的故居，昆西·亞當斯從美國總統的職位上離任以後，在他生命旅程中的最後17年一直是代表這一地區的議員。傑米·伯克如果辦成了這件事，他將成為這一地區選民心目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