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讀者

1998年雨季，我第一次走進金三角並在那裡認識了境外老知青劉義、焦昆、曾焰、楊林等等，我把他們當作歷史的組成部分，即一群參與創造金三角歷史的知青遊子寫進《流浪金三角》一書中。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該書一經出版，即在海內外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讀者對那些境外老知青的曲折命運抱有極大的同情和關注，又對三十多年前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插曲表示了某種難以理解的困惑。一位女研究生在來信中這樣問我：當年那些紅衛兵和知青為什麼一定要偷越國境去打仗？他們熱愛戰爭嗎？他們為什麼不珍惜和平呢？難道下鄉當農民就那麼可怕，比進行一場戰爭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嗎？

一位研究東南亞歷史的新加坡教授這樣謹慎地向我發來e—mail詢問：你的朋友到外國所進行的是一場什麼性質的戰爭，侵略？還是國際雇傭軍？是國家行為，還是個人行為？有多大規模？人數有多少？

一位社會學者希望同我討論以下問題：你認為這是紅衛兵暴力傾向延續的結果嗎？文革時期的「世界革命論」同中華帝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有什麼關係？紅衛兵運動是封建文化的產物嗎？這種文化對於你們這代人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有無影響？有哪些影響？

還有讀者問道：金三角的游擊隊革命為什麼沒有成功？失敗原因何在？為什麼許多境外知青至今沒有返回祖國？他們在幹什麼？金三角毒品泛濫同他們有關係嗎？

如此等等，等等。

老實說，面對無數廣泛深刻的提問，我感到自己的經歷變得像紙一樣單薄蒼白，我開始意識到這是一段不該被忽略的歷史。北京一位編輯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應當考慮重新走進金三角，重新撿拾那些遺落在亞熱帶叢林里的歷史碎片呢？

2000年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個男人，大嗓門像炮彈一樣震得話筒嗡嗡響。他在電話那一頭說：我拜讀過你鄧先生的許多書，還有這本《流浪金三角》。不客氣地說，我認為《流浪金三角》里的焦昆、劉義、於小兵、劉黑子並不能代表我們境外知青。他們是什麼人？是知青中的動搖分子，敗類，游擊隊的叛徒、逃兵。正是他們的可恥背叛葬送了金三角的革命事業，他們是一群歷史罪人。可是千千萬萬的中國讀者通過你的書卻把他們誤認為是境外知青的主流，這真實嗎？公平嗎？你知道成千上萬的境外知青是怎樣度過那一段槍林彈雨的戰爭生涯和青春歲月的？無數人拋頭顱灑熱血，讓我們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你的筆為什麼不去反映他們？他們捨身忘死的崇高精神難道不值得今天的我們懷念敬仰？這種英勇鬥爭難道不是歷史的本質嗎……我相信這是對歷史的嚴重曲解，無論你是否無意，這都是一個無庸爭辯的事實，鄧先生你明白嗎？

我問他：能告訴我，你是誰嗎？

他說：我是誰並不重要。我是你的讀者，一個在境外打過二十年仗的老知青。

我感到後背有些出汗，有些芒刺在背，我問對方：你有什麼建議嗎？

對方大聲說：如果鄧先生願意重寫一部金三角知青的書，我和我的戰友當為鄧先生提供豐富素材。

我並沒有寫一部境外知青史的打算，所以我沒有立即表態答應下來。我聽見對方失望地說：鄧先生的勇氣我歷來佩服，可是你為什麼不能過來跟我們談談呢？你不打算糾正自己的錯誤嗎？

他的話讓我微微有些不快，有些被強加意志的感覺，不過我什麼也沒有說。我聽見對方堅定的聲音：我相信你會來找我，我們遲早會見面的。

說完掛斷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