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慘痛獵殺

克里在這一地區服役的時間越長，他的戰鬥日記上越是能夠反映出對自己頂頭上司的不信任，而且他對於美國人的生命比越南人值錢得多這種默許的假定也越來越感到不舒服。儘管他在快艇部隊里從未見到過任何人有一絲一毫的頑固、仇視和殘忍，但他可以從軍隊上層察覺到那種冷漠的態度，這使他很煩惱。更糟的是，這看起來已經從上面一滴滴滲透下來，被那些剛剛入伍又想儘快得到提升的新兵吸收。他在戰鬥日記中寫道：「普遍的觀點是東亞人沒有多少人格可言，他們是些無知的傢伙，不過是沒有感覺和沒有希望的農民。我不相信大部分軍官也都這麼認為，這讓我去思考新兵中到底有多少人是假裝如此，以便讓他們更加沙文主義的同伴看得順眼。」克里很幸運，他的下屬中沒有一個是那樣的人。他在每條船上都指揮5個人，他們除了和自己的耶魯艇長在成長環境以及家族背景上有差別外，在信仰、年齡（19—27歲）、所受教育以及其他任何方面都沒有多少不同。「在一條河上操縱著裝滿子彈的機槍，用來射殺那些從未傷害過你的人們，而且還是在你侵入的他們的國土上。我想我的朋友們聽到這些都會感到荒謬。」克里寫道，「我一直在想殺戮和仇恨是必須的，畢竟我們是在戰爭中，但是我當然並不恨這些人。事實上，目光掃過河岸、發現移動目標就射擊的行為使我覺得自己就像世界上最大的笨驢。」克里在1968年12月給父母的信中也談到類似的感覺。在描述了美國士兵和他們的越南女友在灑滿陽光的下午在大街上漫步的情景后，他分析了在被戰爭破壞了的地方征服者和解放者的關鍵性區別：「我問自己被外**隊佔領會是什麼樣子——不得不對佔領軍低頭，他們可能並不了解當地非常重視的一些事情。」他想起「二戰」期間德國對法國的佔領，就接著說：「我感到我不喜歡的一種想法縈繞在自己腦海中——我感到自己更像德國人，而不是為確保世界安全而捍衛民主的美國大兵。」克里不斷把自己的感觸寫在戰鬥日記中：「如果你的人或者你自己被擊中，你可能會感到這難以想象。每一件事都要有值得去那麼做的意義，即使必須做些不情願的事情也應該只有在不得不為時才做，但在越南的戰爭顯然沒有任何意義，它經不起檢驗。當一位好朋友被擊中或者死去，你就會問他的死是否值得，更不用說其他人或者你自己經歷同樣遭遇。」「在越南，一個人可以很輕易地殺死另一個人，生命原本對人人都很寶貴，但是在一些人身上似乎顯得更加寶貴，因為他們有能力決定別人的生死，這經常使我感到驚愕。更使我吃驚的是這與美**方冷漠無情的宣傳是一致的。」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克里提到了自己在見到上層人物時得到的信息。士兵只要殺死一些據稱是越共的人上級就會很高興，用這是一次「好的獵殺」的辭藻來表達他們的讚賞和滿足。「好的獵殺？——你應該在想我們是否在追擊一條鹿或者其他什麼野生動物，但在這裡我們被人輕拍後背，並且得到鼓勵，希望我們下一次乘船巡邏時能夠找到並殺死更多的人。戰爭中生命會變得如此廉價！」直接導致克里產生這種想法的是一次痛心的事故，他以前從未公開談論過此事：他的下屬開槍射殺了一個大約12歲的男孩。多年的經歷已使美國大兵認識到，越共不容易被嚇倒，也不容易被辨別出來。在越南到處都是戰場，有時敵人是一個赤著腳的孩子，書包里背著炸彈；有時是一個年輕姑娘，草帽中藏著武器。於是對快艇艇員來說，最重要的原則就成了「安全比遺憾更重要」。他們覺得每一個亞洲人看起來都像一個潛在的狙擊手，如果岸邊紅樹林中傳出聲音，用機槍火力向裡面狂掃一番註定要比湊到近前看個究竟更聰明。即使這麼做可能會殺死一個平民，那也比讓自己成為受害者要好。克里在越南經歷的一次最可怕事情發生在冬日將盡的一天，他指揮的94號快艇和另一艘快艇一起巡邏在西南三角區的古郎河裡。夜裡漆黑一片，快艇的甲板探照燈四面照著，搜尋著可疑目標。時間靜靜地過去，他們並未發現什麼，直到有人叫喊說船頭左舷附近有一條舢板。「每個人都緊張起來，我們迅速降低發動機的轉速，準備迎敵。但舢板已經從身邊駛過並且還沒有停下。已經過了宵禁時間，不允許任何船隻在河裡航行。我命令后坐槍手進行警告性射擊，但混亂中所有的槍都開火了，空氣中回蕩著噠噠噠的槍聲，有女人在失聲尖叫。」克里掉轉探照燈並大叫道：「停止射擊，停止射擊！」等槍聲平靜下來后快艇開到舢板附近，在燈光下它正在緩緩下沉。從技術上說，這兩艘快艇沒有做錯什麼。在自由開火區里，過了宵禁時間，出現一條舢板，沒有別的選擇。而且以前有好幾例舢板試圖靠近美國船隻把炸彈扔進輪舵室的事情發生。但是按規章辦事並未使船員更容易接受接下來他們看到的事情。「燈光下一名婦女站在舢板船尾，抱著一個大約兩歲的孩子。」克里在日記上寫道。「她們兩人都沒有受到明顯傷害。我們問她船尾的男人哪裡去了，因為一個槍手確信他已經看到有人從那裡跑開。她笨拙而焦急地做著手勢，我看到發動機架子上有血跡，顯然有人被打落到舷外去了。接著有人說船頭有一個人，我們湊近了去看，一個孩子四肢癱軟趴在米袋上，那個女人已經把他的軀體蓋上了。一名士兵問我是否要把它揭開，我說不必，因為我知道這張臉將會伴隨著我的餘生，所以最好別去知道他是否在做著鬼臉或者臉上帶著微笑，是個男孩還是女孩。」幾乎所有在越南服役的美國人都目睹或聽說過無辜平民被殺的事情。平民的死傷會折磨許多老兵的良心，這也包括克里。修正這種錯誤是不可能的，「孩子還是死了，」克里記下了這個事故，「是我們乾的。」他的艇員救下了那位母親，把她帶到海軍艦艇上問訊，把死去的孩子丟在那裡。因為那一地區十分危險，槍聲或許已經引來越共的注意。克里始終沒有機會去檢查那個女人是否在沉船上隱藏了什麼武器，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他的艇員是否曾經面臨真正的威脅。「這就是那些可怕事情中的一個，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孩子死去的情景。」克里說，「但在當時任何人都無法為此做些什麼，在那種情況下只能如此。」「這使我很憤怒，」克里說，「但是你知道，越共使用婦女和孩子為其服務。誰知道在米袋下面他們是否藏了一顆炸彈。如果我們行駛到他們旁邊，他們可能會把炸彈扔到船上來。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或許錯了或者犯了罪。那一地區沒有任何人不知道晚上不要外出，不要在河裡划著舢板，因為有宵禁。」這段插曲的細節模糊不清，因為克里的手下都不記得克里當時的做法。最接近的回憶來自於威廉?扎拉多尼斯，他清楚地記得殺死了一名15歲的孩子（他認為是15歲），但不記得一位母親被救起。「我自己除掉了一名15歲的孩子，在自由開火區這是合法的。我們讓他們停下來，當我們朝船頭射擊時，人們從船上跳入水中。那時我的指揮官，不管他是誰，告訴我朝他們射擊，於是我就這麼做了。船上依然有一個孩子，只有15歲，但是在那裡，15歲的孩子就是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