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著怎樣的「政治基因」？

我們有著怎樣的「政治基因」？——「大國政治研究」新著《治政論》讀後在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古國和當代大國，怎樣建設政治文明？建設怎樣的政治文明？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大問題。而要滿意作答，必須直面一個根本性的命題：怎樣正確認識和妥善對待我國源遠流長的政治文明傳統？換言之，我們有著怎樣的「政治基因」？怎樣評價我們的「政治基因」？新鮮出爐的《治政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解析上述「系統問題」的新平台。正如年輕的作者在該書前言中所指出的，在全新的「精確制導式」研究進路的基礎上，以創造性的「治政」概念為核心，「拉通」東方和西方、古代和當代的政治文明時空，從而基本建立起一個世界性的「政治文明基因組」的客觀譜系和評價體系。首先，該書建構起破譯現代政治文明「基因組」的框架結構，即「三個文明」的「輪—軸關係」。其次，剖析了現代政治文明「基因位」的價值核心，即「三大尺度」的「軸心作用」。再次，打造了比較東西方政治文明傳統「基因鏈」的科學坐標，即「三種變道」的「重塑模式」。在此基礎上，中華傳統政治文明的兩大元命題——民心向背和天下分合——所具有的跨時空的文明價值，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彰顯無餘。作者研究發現，「以家庭為傳播中心，以天下為賓士對象」的華夏傳統，傳承著奠基於「人—人關係本位」的政治基因，區別於「人—物關係本位」（古希臘）和「人—神關係本位」（古印度）的世界其他兩大主要政治基因，從治政效果上更易形成「一體多元、天下和合」的政治氣候，也更利於「以人為本、以家為本」的執政新風的激活與形成。當前，中國執政黨的治道變革和老牌霸權國家的恐怖危機，成為作者研究視野中一正一反兩個鮮活的例證。因此，科學剔除可能誘致「基因病變」的糟粕，中華民族的傳統政治文明作為人類早期形成的「天下政治基因」，越是在全球化、一體化的條件下，越是能夠自適應和他適應，這在改革開放二十年間成功融入世界的「中國速度」上體現無遺，也將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大國復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中華民族在處理民族差異、文化融合、宗教信仰等問題所體現出來的政治協調藝術，以及每每在積貧積弱、動蕩浩劫之後的振興自強，表明了中華民族所形成的政治內聚力和政治修復力更是無與倫比。相反，歷史上的其他文明如「瑪雅文化」雖也曾在「物質—精神」文明層面達於歷史當期的顛峰，但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政治文明基因和政治文明主軸，最終難免淪為「失落的文明」、「失傳的文化」。而這種與眾不同的生命力超強的華夏優秀政治基因，正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竭動力和不朽根本。作者進一步指出，中國**的當代執政實踐體現出一種空前深厚的「制度力」，正是在「以我為主」的同時，兼容並蓄馬列主義、法制精神、市場原則等世界優秀文明成果的良性發展結果。之所以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未象蘇東陣營那樣「翻車」、「撞車」、「倒車」，也是這種執政層面的優秀「基因表達」的必然體現。因此，中國不但應當是一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文明古國，還應當成為有作為、負責任、不稱霸的政治大國。應當說，這本近年來不多見的理論佳作，在透析「文明主軸」、「治政尺度」、「交往關係」、「傳媒治政」、「序變模式」、「公民志本」、「分合拐點」、「量化**」、「平天下指數」、「全交往指數」等關鍵命題的基礎上，為我們科學建設新時期、新形勢下的執政能力和相應的政治文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集群化」思想成果。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