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的是什麼――抗戰以來自述(25)

蔣先生沒有留難即表示諒許，大約是先經研究決定了。只問我，參加的是哪些人。我大致數數，數到沈老先生和鄒韜奮先生時，□□□□□□□□□□□□□□□□□□□！我答，以我所知他們兩位並沒有成見的；與其讓他們在這一組織的外面，還不如約在裡面。蔣公點頭，亦以為然。談話大致即此為止。這是廿八年11月29日。我出蔣邸，王世傑先生以車送我回青年會。在車中，他問我道，你們這是一政黨了。我答不是。這是為了當前問題的一種聯合而已。當前問題有分裂內戰的危險，我們誓本國民立場，堅決反對；「統一建國」的標題正由此而來。現在參加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間，還有不少距離，須得慢慢增進彼此間的了解。縱有人想組黨，現在亦說不上。在我個人則根本不承認中國的多黨制是合理。說得激烈一點，我反對歐美式的憲政。王先生於匆促間聽不明白我的話，他誤會我反對中國行憲政。他竟轉問我道：你是否認為中國永不需要憲政呢？大概他亦想我是開倒車的人罷！12月間會中，同人擬出版刊物，推余家菊先生主編，曾集資若干，並指定各人撰稿。後來卻沒有出版，其情不詳，因那時我離渝了。轉過年來，到廿九年上半年，同人皆不斷聚會。臨近參政會開會之前，到的人亦多，聚會亦多。同人曾商量共同提案，屬我起草。我草出后，大家討論。意見互有出入。最後仍作為我個人提案，願聯署者聯署，此事另記於後。參政會開罷，同人多離去。接著到了5月大轟炸期，在重慶更不能住。同人幾有失去聯繫之勢，幸而周士觀先生（寧夏參政員）寓舍宜於避空襲，他不離渝，乃公推他照料會務。每次同人入渝，與他接頭，於必要時通知開會。八路軍新四軍問題，由來已久，而以何（應欽）、白（崇禧）皓電（9月19日）促其緊張。皓電以前，我們為關心大局，每於開會時，約**駐渝代表秦邦憲先生出席，請他報告他一方面的情形和他與政府交涉的情形（當時一切交涉皆由秦與何）。政府方面亦間接地以消息和材料供給我們。後來秦先生回陝北，周恩來先生則來渝，常亦被約預會。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為了願意我們清楚前方軍隊情形，屢以各色新繪地圖拿給我們看。所以由兩方面的問題，不知不覺形成第三者地位的重要。雖然這一個會很可憐的，並無甚勢力，然而除了這一個會之外，更向哪裡尋得第三者？問題愈到後來愈緊，轉過年來1月初間，就發生皖南新四軍事件。接著就有**的抗議，而不出席參政會。同志會於此，當然不能坐視大局之僵持，於是就有本年2、3月間奔走的一段經過。其事見前第一節，可不再敘。說2、3月間奔走的是同志會亦可，說是民主政團同盟亦可，因為表面上都沒有以團體名義出面，而實際上同志會已改組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會為前身，組成分子還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國會一派朋友（再則多了一位張君勱先生）。至於其組織加強，綱領有異，自應於時勢需要而來，此處不敘。十一、1940年4月間的一個提案統一建國同志會同人，於廿九年（1940年）4月初間開的參政會，原商量作共同提案，將當前大問題，分作一二三幾個，由同人分別擔任起草提案，然後請大家討論，集中思慮，修正完善，提出於大會。我擔任的，即是關於當時黨派問題的提案。不過我草出之後，大家討論，在措詞上，在辦法上，意見互有出入，不能歸一。遂改由我個人提出，同人隨意聯署。此案標題，為《請釐定黨派關係，求得進一步團結，絕對避免內戰，以維國本案》。由此案，就在參政會中產生一「特種委員會」來負（關於此事的）審查及建議的責任。雖然後來，並無收到什麼結果，但總算有此一事，現在大略敘一敘。於此，先要談一談國共問題。國共問題始於河北、山西，次及于山東、江北、江南。衝突事件早非一日，而政府提出來說，則始於廿九年1、2月間參政會駐會委員會上何參謀總長應欽的報告。我寫此提案，即根據報告來說話。我的意見和主張，則根據我平素對於這問題的認識。我的認識可分為三層言之。一、問題為自然演成，不必追問誰負其責。好多人一開口，就喜問兩方面鬧起來，究竟誰不好。這是最糊塗的話。要知兩方面原來都不是立憲國家的普通政黨，彼此可以互相承認其存在。而實在是各自以革命建國自任的革命黨，其不相容性，本於先天。此其一。過去不久，明明有十年苦鬥，雖則一時罷手，彼此初來釋然。此其二．明乎此，則其勢不能免，不能怪責哪一方，已甚明白。何況，政治軍事文武鬥爭分不開，地面如此廣，人如此多，亦無從追究誰先起意，誰先動手。事實上，總是相激相盪，不知不覺演成，此其三。還有第四點，就是當兩方關係好轉時，未及將彼此關係釐定清楚。譬如，政事上陝北邊區，軍事上第十八集團軍，其於國家建制幾成一謎。匆忙抗戰，留下許多問題未解決，其引啟糾紛，是自然的了。二、國民對於這一問題，應抱持嚴正態度。上面的話，對於當事雙方誰亦不責備，好像很取巧。好像做中間調停人，要如此說話才行。其實我是反對這種態度的。中國國民不應當將此事看做鄰舍吵架一樣，站在旁邊來調停。這是家裡面的事，是切身的事，要持嚴正干涉態度。對於雙方有不對處，都應當責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