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仇恨的病根沒有消除(2)
我不知道其他國家人民是否也和我們巴勒斯坦人一樣深深眷戀自己的故土。
而在我們這裡有一股力量的無限吸引。我在突尼西亞城郊結識了一個海灣戰爭后被驅逐出科威特的畫家。
這個五十開外的男子1967年二十歲時逃離了耶路撒冷。他只記得聖城的一個地方，即他八歲那年和父親一塊散步之處。
他對耶路撒冷的熱愛變成縈繞在腦海的念頭，在自己簡陋的畫室里畫下那個街道的幾十張油畫。
我害怕我們也將離開突尼西亞的那個時刻，一方面當然高興，但也很不安。
我需要確信和激情，我埋頭讀巴勒斯坦作家的作品，也讀法國和以色列作家的作品。
首先讀我們巴勒斯坦當代最偉大的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的著作。
「我學會全部語言，將它拆開組成一個字：祖國。」這一佳句摘自詩集《玫瑰最稀有》。
通讀他的全部作品，我深深地感到，他對這塊熱土的迷戀，對失去的祖國充滿著深切的愛戴，如此受到傷害的愛。
他的詩是巴勒斯坦人民鬥爭的寫照。戰鬥之餘，他謀求快樂的生活，戰爭不結束仍過簡樸的生活。
他視自己為漂泊者，直到終有一天回歸故里加利利為止。他投身政治，深謀遠慮。
我也許可把他比作阿拉貢。作為戰士詩人，他起草了1974年阿拉法特在聯合國講壇上的演說。
他1988年在阿爾及爾起草了建立巴勒斯坦國的正式文獻。華盛頓協議后，他希望重新發揮詩人的作用，故辭去巴解組織執委會成員職務。
他支持相互承認，但又擔心加沙—吉里科已是終點，再無新視野，無確實的目的性和民族性。
這種疑慮，我們仍然感覺得到。和所有巴勒斯坦人那樣，我也有一種被掠奪之感。
我們接受同以色列人一起分享原來只屬於我們的一切。土地、陽光、樹林、大自然、鳥鳴聲，所有這些激動之情，曾神秘地撫慰著我的童年，賦予我單一性和同一性的基礎與潛力。
這種承認也意味著以色列人只信自己觀念的終結，「希望之鄉」——他們獨有的觀念的終結。
以
「未被任何人佔領的區域」原則為基礎的猶太復國主義已發生變化。以色列承認我們，消除了歷史的錯誤。
經過漫長爭論和歸還我們的權利，我們重新受到尊重。因僅取得象徵性的成功而昏亂，無疑是異端。
然而，要深入已經打開的缺口，還是仍在外部繼續進行毫無成果的戰鬥呢？
軍人們總說，沒有步兵就沒有勝利。而當關係到戰勝蔑視與冷漠，這更是千真萬確的。
我深感以色列社會正在演變。在特拉維夫，一個有卓見的社會正在誕生。
注意力不再只關心極端分子或移民者。以色列人希望在他們那裡看到、聽到多種多樣的聲音和人物，政治家、作家、哲學家已感到他們的可靠性不再只是狹隘的統治之路。
他們那裡正產生接受對方的趨勢，即使有時這樣會動搖信條和所接受的主張。
許多以色列人數年前因其言辭帶有挑釁性而拒絕提及的賢哲之一，名叫耶沙亞胡·萊博維茨，一位思想家、學者、非主神論者，而情系猶太身份和摩西五書的人。
在簡練而辛辣的句子里，他敢於發表反對以色列國的極為強烈的言詞。
如
「必須停止以色列將是民主國度的謊言。這是憑武力保持二百萬人無民權的國家」。
他反對軍事侵佔領土，鼓動民眾反抗，號召青年暴動。當然，這裡指的是逃脫納粹德國而定居巴勒斯坦以來變化了的思想家。
最初作為猶太復國主義者，他1948年曾參加
「哈迦拿」衛軍，後來認為
「六天戰爭」的後果是災難性的。據報道，在以色列政府開會時，一位部長建議承認巴勒斯坦人，他辯駁道：「他們終於承認存在乘法表，也畢竟是好事。」他是耶路撒冷希伯來語大學教授，儘管拉賓因他站在維護巴解組織的立場而拒絕把以色列文學獎授予他，他說話並非不再沒人聽。
歷史倒轉，拉賓與阿拉法特握手了。萊博維茨當時已屬九十高齡的老者，如今已去世，堪為聖經族長。
生前，他冷眼看以色列社會，說出的差不多是巴勒斯坦口中要說的話，被看做是對以色列意識的辱罵。
在所有社會裡，包括我們巴勒斯坦在內，總有一批堅強者要發出真理的吶喊，這是十分有益的。
即使這些吶喊較為難聽，卻是對付排斥異己和蒙昧主義的壁壘。各階層都有勇敢的人奮起，要向他們致意。
巴勒斯坦人民非凡的道路，是與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種國際思潮的較量。
這種思潮只依據猶太人遭到的滅絕性大屠殺，［66］而對我們民族的悲劇卻視而不見。
我重讀戴高樂將軍的回憶錄。阿拉法特崇拜戴高樂，崇拜他的戰鬥經歷，他領導的抵抗運動，和他創立的機構。
對這位非殖民化的人物，阿拉法特是通過阿爾及利亞革命和本·貝拉主席才了解的。
再說，阿拉法特脖子上始終帶著古蘭經鏈及洛林十字架。這是戴高樂將軍通過馬爾他騎士的斡旋轉送給他的。
阿拉法特多次致函戴高樂，感謝他1967年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主張和政策。
作為答覆，戴高樂將軍便贈給他這一紀念物。戴高樂無疑是第一個懂得巴勒斯坦歷史的複雜性的西方政治家。
他同時與以色列創建者古里安保持著友好關係。他幫助培訓以色列軍隊，尤其是空軍。
當時西蒙·佩雷斯是以色列駐巴黎使館年輕的參贊。政治家戴高樂毫不猶豫地抨擊以色列的行動，並停止提供一切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