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蘭・羅素 怎樣閱讀和理解歷史(7)

這種觀點部分上是專業化的產物。一個對於某一時期知道很多而對此前剛成為過去的時期知道得很少的人，會想像著--部分地是由於一種已經確立了的文學傳統的緣故--他在他所熟悉的那個時期里所觀察到的種種壞事都是新的。事實上，由於樂觀或者是收成不好的結果，農藝家在所有的時代里都是傾向於負債的。在饑饉的時期能夠貸款的人，大概都是城市裡的人，不然的話，他們就也會是貧窮的了。貴族政體在一切時代都曾經沉淪於某些邪惡，諸如賭博、征戰、大興土木，這些都迫使他們把自己的土地轉讓給新的主人。古老的單純的虔誠，從來也不像歷史學家所聲稱的那樣單純、那樣虔敬。在整個中世紀，諸侯們和顯赫的教士們都向猶太人借錢，而當他們無力再償付利息的時候，他們就大開殺戒。到了近代初期，資本大部分已變成了基督徒的，因此對資本家大開殺戒，就不能再加容忍了。把這一變化描述為是"古老的單純的虔誠"的敗壞，是有點會把人引入歧途的。然而它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人放棄了對"高利貸"(即利息)的譴責，儘管這種譴責受到了亞里士多德的權威的支持，但是一旦借貸者主要不再是猶太人的時候，這種譴責也就不再有效了。然而納粹德國卻表明了仍然有可能復活這種中世紀的模型；黨的綱領，就像中世紀的教士，是同樣地既譴責猶太人又譴責利息的。經濟史在它的一個方面表現了城鄉之間的長年衝突。文化在所有的時代，主要都是在城市裡面的，而虔誠則主要是在農村裡。在古代，幾乎每一件對後世有重要意義的事都是城市裡的。希臘的哲學和科學，始於小亞細亞和西西里的富有的商業城市；從這裡它們過渡到雅典，又從雅典最後到了亞歷山大港。在布匿戰爭中打過仗的羅馬人，大抵都是農藝家，很少有什麼文化；但是在勝利使得羅馬人富裕起來以後，他們就把農事留下給奴隸和被征服的民族，而他們自己則採用了希臘的文化和東方的奢侈。羅馬帝國各個不同部分之間的商業迅速增長了，並且在公元2世紀達到了最高點。許多城市繁榮起來了，甚至於是在今天已成為沙漠的地區；它們在北非的枯乾的廢墟里的遺迹，仍然使得旅遊者驚嘆不止。從公元前600年到公元200年整個這一漫長的時期里，城市是在統治著鄉村，而在這個時期以前或以後，情形卻不是這樣。這些變化就反映在宗教概念里：《創世紀》里的天堂乃是農村的，但丁的地上的天堂也是如此；但是在中間的這段時期，人們的嚮往則體現在柏拉圖的《國家篇》、新耶路撒冷和上帝之城裡，它們都是城市的。野蠻人的入侵毀滅了羅馬的道路，使得旅行很不安全；所以他們就幾乎完全停止了商業，並強迫每一個小地區都種植自己的糧食。同時他們建立了一種征服者的農村貴族政體，並逐漸發展了封建制度。除了義大利之外，中世紀的世俗文化乃是農村的和貴族的，而不是城市的和商業的。直到很近的時期，這種農村性還繼續存在於英國、德國和俄國。英國詩的調子是由莎士比亞的"鄉土的田野的自然詩"定下來的，俾斯麥①是戰鬥的農民式的，托爾斯泰則主張一切德行都是和土地相聯繫著的。但是工業革命使得這種觀點成為一種純粹的殘餘：儘管約翰牛②只是個農民，但是今天典型的英國人則是城市的。在美國，城鄉之間的衝突開始於哈密爾頓和傑斐遜③之間的對立；它延續到安德魯·傑克遜④，傑克遜曾為農村居民贏得了暫時的勝利；經歷了人民黨(populist)和布賴恩⑤，它一直持續到我們今天的農業集團和反通貨膨脹派之間的鬥爭。在俄國，自從革命以來，這一衝突就一直採取更激烈的形式。新經濟政策，在列寧的晚年，是對農民的一種讓步，但是斯大林以殘酷無情的手段最後為城市黨贏得了勝利。這些衝突透過它們的歷史背景來看，就可以得到闡明。近代有關經濟事實對一般文化的關係的觀念，曾經深深受到這一理論的影響，首先它是由馬克思明確地加以陳述的，即一個時代的生產方式(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的交換方式)乃是它那政治、法律、文學、哲學和宗教的性質的終極原因。正如一切包羅萬象的理論一樣，這一學說如果當做一種教條來接受，是會引入歧途的；但是如果用來作為啟發各種假說的方法，則是有價值的。毋庸置疑，它有著大量的真理，儘管不如馬克思所相信的那麼多。陶內⑥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是一部極有價值而又有趣的書，其中以豐富的闡釋性的細節說明了在某種意義上乃是馬克思學說的反面的一種理論。陶內所從事的是要追溯新教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其中新教主義(主要的是以個人主義的形式)是因，而資本主義則是果：即神學上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可以看做是企業上的Lissez-faire［自由放任］的根源。無可否認的是，近代資本主義是在新教國家裡開始的，但是我懷疑那種聯繫究竟是否真的像陶內所提出的那樣。在17世紀，英國和荷蘭是領先的商業國。兩國都是新教，而且兩國對自己的新教主義都有其充分的政治理論。教皇已經把東印度群島和巴西賜給了葡萄牙，把西半球的其餘部分賜給了西班牙。這不投合北方國家，它們希望和印度進行貿易並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此外，西班牙對英、荷兩國都是個危險；荷蘭獲得它的生存是由於成功地反叛了西班牙，而英國獲得它的存在則是由於擊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Armada)①。新教主義自然是和對天主教的領袖強國西班牙的敵視聯繫在一起的。因此英國和荷蘭的新教主義就有著充分的世俗原因。然而他們商業上的成功，卻是由於他們作為水手的優秀才幹和他們的地理位置。或許是成功地渲染了他們宗教的色彩，那種宗教在某些方面與德國的路德主義是不同的。但是我們懷疑新教主義究竟是不是確實在任何重要的程度上，乃是由商業和製造業所自然而然孕育出來的資本主義學說的成因。在較早的一個時期，義大利北部在經濟發展上曾經領導過世界，但是卻並沒有和教皇發生過爭執，而且也不曾有陶內所認為新教心態的那種東西。我不否認這一論點有其真理的成分，但是我認為那並沒有他所設想的那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