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幾乎打響的戰爭(2)

在華盛頓來的這幫行家裡手輪番夾擊下，聯邦調查局駐亞特蘭大辦公室的特別總管頭上開始冒汗。

「這聽起來怎麼像湯姆·克蘭西的電影？」他冷笑著說。我盯著他看。

「可如果它真的發生了，那就是聯邦航空局的問題。」他回答道。

「那好，弗蘭上將，你說呢？」我轉向卡達·弗蘭，一名前海豹突擊隊員，現在負責聯邦航空局的安全事務。

他出生在愛爾蘭，曾在美國海軍里服役25年，弗蘭喜歡別人叫他

「愛爾蘭人」。

「好吧，迪克。我們可以發個禁令，通知駕駛員，在奧運會期間嚴禁飛越賽場上空。」

「愛爾蘭人」回答道。

「但如果恐怖分子劫持一架飛機，違反禁令，那又怎麼辦？」我接著問。

「如果我們從雷達上發現有飛機違反禁令，再通知空軍，那就晚了。」弗蘭用他那渾厚的男中音緩緩地說道。

「當然，如果他們關掉了飛機上的雷達應答器，我們幾乎沒法從雷達上看到他們。你瞧，我們的雷達又不是防空雷達，我們的空中管制雷達只能靠飛機上發射的無線電信號來確定它的飛行高度。」接著，國防部的人向我們解釋了地方民團法，它禁止在美國國土上使用軍事力量。

司法部吉姆·雷諾茲的話更有幫助，他說地方民團法也可以不用。

「就在亞特蘭大」，幾年以前，為允許陸軍特種部隊協助平息監獄暴動，這項法律已經被放棄過一次。

「那好，可還有一個禁止擊落民用飛機的國際公約，我們也是簽字國。擊落伊朗客機以後，我們已經充分了解到這一後果。」國防部的人回答說。

「好吧好吧。那阻止一架被劫持的飛機闖進奧林匹克體育場的任務由誰來負責呢？」我深感挫敗地問。

「第一步是不能讓他們劫持飛機。」駐亞特蘭大的聯邦調查局的人提了個建議。

我們返回華盛頓。在路上，我和奧尼爾大聲探討如何讓各部再度齊聚華盛頓，為亞特蘭大奧運會的安全做些有用的事情，使用資金，調派人員。

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副總統戈爾名義上是奧林匹克組委會主席，但那只是柯林頓總統堆在他身上的大量工作之一。

利昂·弗爾特是戈爾的國家安全顧問，他對安全和恐怖主義事務的了解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多，於是我們就去找他。

一周以後，美國副總統在一支車隊護送下，穿過賓夕法尼亞大街前往聯邦調查局總部。

奧尼爾已經把一層的大廳闢為反恐安全小組的會場，每個相關部門都將再次提交一份簡要計劃，說明它們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所要起到的作用。

我通知了各部，我那天將不再主持會議，改由戈爾主持，會議的規格提高了。

在去埃德加·胡佛大樓的路上，我在車裡又為戈爾畫了張圖。

「這是一些你可能要問的問題，」我順便把上次去亞特蘭大時已經提出的問題列出單子呈遞給他，「再過一會兒，你看起來會像真的瘋了一樣。」

「我真的瘋了。」戈爾笑著說。當看到官僚作風對什麼都無動於衷時，他的反應的確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相互介紹和簡要陳述之後，戈爾從衣袋裡拿出問題單。

「好，我知道你們都有簡報，但我想先問幾個棘手的問題……」結果回答並不比上次好多少。

「瞧，夥計們，」副總統說，「我知道，有謝爾頓上將在這兒，沒準能把大多數恐怖分子嚇跑，可我們沒法把他放到每一個角落裡去。我們需要一個比這更好的計劃。」謝爾頓那時是特種作戰司令部的頭，穿著野戰靴，在開會之前握手時就高出戈爾一頭。

戈爾把臉轉向我，把我所需要的權力授權給我：「迪克，我要你統管這些事情，必要時可以調用這些部門所有的資源。大家有意見嗎？」我們就這樣結束了會議。

在海關總署說服國會批准把海軍老式的P－3反潛巡邏機改裝成空中雷達平台，以監視從南美走私毒品的輕型飛機的計劃中，我曾作出過很大努力。

我給海關打電話，問他們在奧運會期間是否可以把那些P－3反潛巡邏機借給我們用；我還向他們借能搭載裝備127毫米反器材步槍的特工處狙擊手的

「黑鷹」直升機，以警告或者驅逐那些威脅奧運會安全的飛機。國防部同意與聯邦航空局協作，建立一個聯合空中管制系統，並在亞特蘭大郊外的山上部署一座軍用雷達。

他們還同意安排國民警衛隊的戰鬥機在附近警戒。在說動了財政部總顧問（海關總署和特工處那時都是財政部下屬機構）幾周以後，我們開始有了空中防衛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