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幾乎打響的戰爭(3)

莉薩·戈登－哈格蒂和弗蘭克·揚開始創建一支應對核生化突發事故的隊伍。為此運來了特殊的醫療設備、洗消設備、數千件防護服、數百件檢測診斷包。來自能源部原子實驗室、衛生與福利部、陸軍防化兵司令部的人員，還有國防部下屬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的突擊隊員，將組成一支特遣隊，駐紮在郊外一個空軍基地里，共同建立一個聯合行動指揮部。特工處開始檢查每一所奧林匹克場館的薄弱環節，並且開發出一種能夠檢測每個入場者的系統。數百名特工處人員將移師亞特蘭大。奧尼爾保證，數百名聯邦調查局人員也將加入進來，在街頭便衣巡邏，並與快速反應特警隊員一起保衛要害地區。要求運輸部變更運輸危險品列車的鐵路運行圖，調遣更多的鐵路警察監視火車運行。飛往亞特蘭大的航班將對可疑旅客進行甄別。能源部命令暫時關閉核反應堆，把核廢料運走。到了5月，我們已經花掉數百萬美元，把幾千名聯邦僱員和裝備運進亞特蘭大市內及周邊地區。我們逐漸開始明白，已經建立起來的防範和應對措施，以及我們添加的一些限制條件，在其他地方也適用。奧運會後不久，當談到運用這種全方位的安全保衛措施來應對突發事件時，我們把它稱之為「亞特蘭大模式」。令人惱火的是，亞特蘭大模式沒有能夠擋住單獨的襲擊者。事實上，一枚小炸彈無關大局，它在廣場上爆炸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我們最急迫的事有兩件：第一，可靠的力量展示，但不能使奧運會看起來像軍事演習；第二，我們想知道這次1人死亡並使111人受傷的襲擊是誰幹的。前者是兩個要求中相對容易滿足的一個。我們要求財政部和司法部迅速派出數百名穿制服的聯邦警員，哪怕他們的制服只不過是突擊隊作戰背心和棒球帽。邊防巡邏隊員乘坐空軍的噴氣飛機從得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趕來，海關總署、移民與歸化署、公園護林員、監獄管理局的警衛被派來在亞特蘭大的街上巡邏。一切都井然有序地進行著。但要找出到底是誰安放了炸彈就更加困難了。我聽到一個傳言，說聯邦調查局已經拘捕了一個人，於是就給在局指揮中心的一個朋友打電話。「他們確實抓到一個傢伙，現在路易斯·弗里正在打電話告訴亞特蘭大該問他什麼問題，他認為就是這個傢伙乾的。」他的語氣似乎表明還有更多東西。我問：「你怎麼看？」「亞特蘭大不大相信這傢伙和炸彈有關，他是在現場的一名雇傭警察。但別說我們不知道是誰幹的，路易斯已經這麼決定了。」那名雇傭警察名叫理查德·傑威爾，是他發現了炸彈並疏散了人群，避免了更大的傷亡。弗里認為是他自導自演了這一幕，以獲取一個全職警察的工作機會。聯邦調查局把他被拘捕的負面消息捅給媒體，這毀了他的生活，隨後他被釋放。爆炸的真兇是埃里克·魯道夫，他承認了多起恐怖行為。當聯邦調查局1998年最終把目標鎖定在他身上時，弗里親自坐鎮北卡羅來納指揮搜索行動，還出動了聯邦調查局的直升機和幾百名警員，但是沒有成功。魯道夫最後於2003年被當地警方逮捕。1996年奧運會過後，為了把我們在亞特蘭大學到的東西制度化，我建議成立一個叫做「國家安全特別事務小組」的官方組織。那樣，反恐安全小組就可以為即將到來的公眾儀式正式調集人馬，有關單位也可以要求國會為他們的行動撥款，不像在亞特蘭大時，我不得不向他們承諾會給他們尋找經費。聯邦調查局同意了，條件是他們必須負責所有國家安全特別事務的行動。由於他們在亞特蘭大的表現，我沒有贊同。儘管他們反對，我堅持由特工處分享領導權。特工處在亞特蘭大已經顯示出他們擁有更好的裝備，更加訓練有素，懂得通過克服所有薄弱環節來阻止恐怖襲擊。在接下來的一年，反恐安全小組派遣了許多個國家安全特別事務小組，負責保衛包括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建立五十周年的慶典、在華盛頓舉行的北約建立五十周年慶典、在費城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紐約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還有1997和2001年的總統就職演說。所有這些活動安全性的提高都是顯而易見的，而不那麼明顯的是數千個特警小組躲在建築物附近的車裡警惕地監視著，數百名便衣的聯邦特工在街上巡邏，海岸警衛隊的船隻和飛機在四處游弋。還有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特工處、國家安全局、海關總署、移民及歸化署、外交安全處、海岸警衛隊以及國防部在全世界進行著看不見的情報搜集工作，追蹤恐怖分子，打擊恐怖活動。不幸的是，各個部門為了應付特殊事件而進行的協作在事件結束后常常不能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