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誠：力爭保持本來面貌 傳記再現黃萬里一生

趙誠

黃萬里傳記《長河孤旅》一書作者。

1952年11月生。老三屆學生，曾當過工人、炊事員、護理員、建築公司電工等。

1978年考入太原師專(現太原師範學院)中文系。

1983年春調入**山西省委黨校任教。

1986年在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師進修班進修。現從事國際政治教學。

1987年任講師，現為副教授。

黃萬里的傳記作者趙誠費時兩年寫作了《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一書，全書濃縮了黃炎培之子、學人楷模、被譽為20世紀中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典範的黃萬里的一生。他被人讚譽為「情系江河早獻身，不求依附但求真」，通過本書我們從某些側面照出了一個逝去世紀的剪影。相信以前知道、或者不知道黃萬里的人，看過此書都會對黃先生的風骨表示由衷的欽佩。

一本傳記的緣起

●我力爭保持黃萬里的本來面貌

新京報：你最早了解黃萬里是在什麼時候？

趙誠：最早了解黃萬里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在《廬山會議紀實》上看到黃萬里先生的名字。當時，我還沒上網，但用了電腦，通過上網的朋友們，看到一些關於三門峽和三峽的文章，對黃先生十分敬佩。

新京報：為什麼想到要寫《長河孤旅》這本書？

趙誠：寫書記述黃先生一生的事，是因《老照片》第十五輯，發表了我們(《老照片》編輯部的馮克力、張傑、丁東和我)採訪黃先生的一篇文章引起的，文章是由我執筆的。文章出來后，黃先生比較滿意，還打電話給丁東。

后丁東建議給黃先生寫一傳記，當時，是2000年底，黃先生還在世，丁東建議，趁著黃先生健在，由他口述，由我來做一個口述史。這當然是最理想的。因為，黃先生在，許多事的關節點他能說明，時間長了，記憶上或有些誤差，還可通過家人，或可資利用的文獻來修正。但我去見黃先生時，他當時對自己的身體還有相當的自信，他說要由他自己來寫。

後來，黃先生去世后，《老照片》馮克力向丁東提出應該寫一本《黃萬里傳》。我覺得力不能勝，后在丁東和馮克力的支持下，勉為其難。書成之後，因一些其他原因，書稿輾轉幾家出版社，最後是在劉碩良先生大力支持下，本書才得以面世。

新京報：你見過幾次黃萬里？

趙誠：四次。2000年的時候去拜訪過一次，2001年春節前去過一次，在黃萬里去世前又見過兩次。

新京報：主要材料是從哪裡收集的？

趙誠：主要是黃家提供的黃萬里的日記、往來書信，相關文件，一些當年的雜誌、報紙(包括專業的和非專業的)，部分檔案等等。除此之外，我還走訪了他的一些生前好友、同事和學生。

新京報：作為一本傳記，處理好作者與傳主之間的關係是必要的。這要求作者必須事先確定自己與作者的距離或尺度。在本書中，你是怎樣確定和處理的？

趙誠：寫好一本傳記不容易，作者與傳主保持距離是要保持客觀性，不應有個人好惡而臧否人物。中國文化傳統中，既有秉筆直書，又有為大人物諱的傳統，就如司馬遷這樣的大史家，在人物記敘中，也不可能不對人物的行為，在表達上有自己的情感色彩。

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修昔底德，也有自己的政治傾向，但敘事還是力求客觀，所以這都無損他們的著作在史學的地位。

我當然不能跟他們相比，但可心儀之。我認為在處理黃先生的事迹方面，我力爭保持事物的本來面貌。

說真話的知識分子

●歷史將來是要由中國人自己書寫的

新京報：在採訪過程中，最打動你的有哪些事？

趙誠：共有三件事。第一件事，作為知識分子，黃先生一生始終說真話，始終關心著國家和民眾的公共利益，從不為個人得失說假話。因為女兒上學的事，他違心做過一次檢查，但是非常謹慎。

第二件事是，看到在1957年黃先生的一些水利系同事和學生，為了替他辯護也被打成右派，受了許多苦難。如胡家博、李亞莉、黨治國先生等不少人。

他們為了誠實和正義的美德，講真話，付出了極高的人生代價。

第三件事是，儘管這些年中國社會道德滑坡，但仍有許多人對黃先生這樣的人，非常尊敬。包括清華水利系的許多同仁，如水利系的任裕民、楊美卿、楊鐵笙先生，他教過的學生王三一等。還有許多素不相識但知道黃萬里的人，都對黃先生的風骨表示欽佩，華中科技大學的張承甫和鮑慧蓀兩位老詩人，還寫了《講真話中國不會滅亡》的文章和詩。

新京報：在採訪過程中遇到什麼困惑沒有？

趙誠：我的困惑就是有些人做了許多違背良知的事，甚至為了個人的眼前利益，損害公眾和社會長遠的利益，但他們看上去好像是以為世人都不知道，以為別人都是傻子。我很困惑他們真的就這麼愚蠢？難道他們不知道中國人是要寫歷史的？

一生志在造福人民

●一生堅持獨立人格

新京報：除了專業上的出類拔萃之外，黃萬里還有哪些特性？

趙誠：黃萬里不僅是學者，而且有組織才能和經營才能，他同時又是一個很好的領導。這樣一個優秀的科學家，如果有一個良好的環境，讓他從事專業的水利研究，他應該有很大的發展，能做出更大的貢獻。

黃萬里一生堅持獨立人格。他最大的願望是把自己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際中去，造福於人民。他1937年從國外學成歸來時，不僅放棄了三家大學的邀請，而且放棄了從政的機會。當時，黃炎培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已經是國民黨政府的高官。以這種便利條件，再加上他顯赫的教育背景，要謀取一官半職實是易如反掌，但他堅決放棄了仕途，選擇了做實事。

新京報：也就是說，他不願介入政治運動而更願意為老百姓做實事。

趙誠：有一件事大概最能反映黃萬里的性格和人品。1947他去甘肅任水利局局長時，不是國民黨黨員，國民黨政府給他派了一位副局長監視他。當時，每個政府部門都要掛蔣介石的像，黃萬里就用一顆圖釘釘起來，而且釘歪了。監視的人很不滿意，但因為他是局長，也只有不吭聲。除此之外，水利局所有的會議，黃萬里都不讓副局長參加。理由是這些會議都是業務會，副局長不懂業務。

新京報：那麼他就沒有政治傾向嗎？

趙誠：由於非常了解國民黨的**，他與當時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希望國家富強起來。甘肅國民黨的特務系統曾派兩個特務去監視黃萬里，但時間一長，就發現他不是搞政治的人，後來就不再監視。

他的這種態度首先與他對政治一貫的態度有關，其次也與他自身的人品有關。

反對修建三門峽工程

●黃萬里從來不是一個只知道閉門造車的學院派知識分子

新京報：在專業問題上，你認為黃萬里與一般學者、專家有哪些方面不同？

趙誠：最大的不同是，黃萬里的知識全面而系統。他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學求學，留學美國時，碩士學的是土木工程，博士學的是水利工程學。除此之外，他還學習了自然地理學，包括氣象學、地質學等。他還修習了歐洲地理、交通地理以及高等代數、微積分等等。

黃萬里從來不是一個只知道閉門造車的學院派知識分子，他重視實地勘測、調查和研究，並不怕勞苦，身體力行。注重實地考察與理論的結合是他一貫的行事作風，這個特點不僅使他比其他人能做出更準確的判斷，而且與實際結果相符合。

新京報：對於三門峽工程的意見就是如此。

趙誠：三門峽工程出現的問題，他事先已經全部預料到了，正因為有了科學的根據，所以他才逆「潮流」而動，極力反對修建。

良知風骨和科學精神

●知識分子關心公共利益，是中國讀書人的傳統

新京報：在黃萬里身上，顯示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勇氣，這一點尤其可貴，而現在的知識分子群體相對缺乏這點。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趙誠：黃先生身上體現的知識分子良知和堅持真理的勇氣，確實難能可貴。

知識分子關心公共利益，是中國讀書人的傳統，是從春秋戰國時士階層的傳統轉化而來，即「士志於道」。

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中，法國、俄羅斯的知識分子都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法國的啟蒙運動、俄羅斯19世紀的平民知識分子的活動。中國今天的知識分子，也仍然處在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中，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信息獲取的增多，國民自尊和人權意識的覺醒，其他階層的人也會用他們的勇氣來表現良知。今天知識分子的狀況當然有放棄道德底線的，但更多的是一種獎罰機制下的無奈和麻木。在這種狀態下，「好處文化」大行其道，人們幹什麼都問一個有什麼「好處」(具體的利益)，而放棄對終極真理的追求。我想如果獎罰機制的導向一旦調整，社會現有的力量能修復缺損的道德勇氣。

新京報：從黃萬里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他的專業研究乃是通過大量的實際調查與專業理論相結合的產物，因而他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你如何看待這種科學精神？

趙誠：黃萬里先生是中國最優秀的水文專家和水利工程專家，1937年回國后，一直在長江、黃河、遼河、松花江等水利一線踏勘、修建工程，后從事教學工作。上世紀50年代在蘇聯專家設計的治黃規劃和三門峽水庫上，堅持真理，反對蘇聯專家的治黃思路，反對在三門峽建壩，認為這樣會使渭水流域出現水患。後來，三門峽運行一年就淤積成災，問題一如黃萬里預料。黃萬里戴著右派帽子繼續主動為解決三門峽問題、海河治理向當局獻言。晚年黃萬里醉心研究「三峽」問題，表現了崇高的敬業精神和對中華民族高度的責任感。

甚至有當年在三門峽水庫上違心地曲意逢迎的人，還在媒體上說自己是堅持反對上三門峽的，把黃萬里的名字隱去，這真是一個昆德拉式的「玩笑」。如果我們對那些說謊者無奈，至少應該讓那些為了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堅持科學觀點，遭受不公正對待的中華民族的優秀科學家，在歷史和人們的記憶中，不再被不公正地對待。

新京報：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講真話。

趙誠：發現客觀規律，堅持真理和講真話，是人類文明得以不斷成長的重要原因，誠實互信也是一個社會的最重社會資本。今天，在科學昌明的時代，這本不應是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堅持科學精神有問題的話，如受到不公正對待，這說明我們的社會運行機制出現了失調。

新京報：黃萬里先生這樣具有優秀品格的人應當受到人們的尊敬的。

趙誠：公道自在人心。黃萬里生前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總有人站出來直言，為他辯護；死後有不少熟悉、甚至陌生的人對他表示尊敬和景仰，這就是最好的說明。（（張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