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的命運(2)

國際人權律師卡倫·帕克認為，雖然中國多次發表對日本人寬宏友善的聲明，但從未與日本簽訂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行索取國家賠償的協定。另外，帕克還指出，即使簽訂一個這樣的協定，但根據不容否定法的原則，該協定也不能侵犯作為個人的中國人索取戰爭賠償的權利。

但是，我在南京遇見的倖存者大多不知道國際法的這些錯綜複雜之處，而是認為已經剝奪了他們索賠的權利。一個男人在南京暴行中幾乎被活活燒死，他告訴我，當他聽到中國原諒日本罪行的謠言時，禁不住痛哭失聲。

同樣值得深思的是許多曾經組織南京安全區的外國人的命運。儘管他們竭盡全力幫助南京的中國人，但他們從未從生活和後人那裡得到他們所應得的。還沒有一本描寫這些被遺忘的二戰英雄的著名圖書，當然也沒有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單》那樣強烈地吸引起全世界人民注意的影片。他們的精神主要藏在從柏林到美國森尼韋爾的檔案和閣樓中——由於他們曾像活菩薩一樣拯救過南京，他們的精神也為中國的倖存者們銘記在心。

在多數南京的倖存者知道安全區的領導人做過的事，但幾乎無人了解他們後來的遭際。一些這樣的外國人後來備受羞辱，被逐出中國，回到祖國后又遭到審訊和隔離，身心都受到了無法癒合的創傷，有人甚至絕望自殺。當我在中國談話的倖存者聽到這些時，他們十分痛苦。這些外國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遲來的受難者。

邁納·瑟爾·貝茨和劉易斯·斯邁思的經歷可以說明，他們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英雄主義行為是怎樣因為政治目的而遭到扭曲的。在朝鮮戰爭時期；中國的報紙文章把南京的美國人當成幫助日本人作孽的惡棍。劉易斯·斯邁思在一家地方報紙還讀到一篇文章，該文指責安全區的外國人把南京城拱手交給日本人，還讓數干婦女任由日寇姦淫。無獨有偶，另一篇文章還指責說，1937年留在南京的美國人「不僅積極響應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還用中國人民的血肉去保護他們的公司，教堂，學校和住宅」。該文作者還堅持認為，這個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是一個與日本侵略者「狼狽為奸」的帝國主義組織，他還引用了一個倖存者的話：「美國鬼子點完名后，便由日本鬼子進行處決」。關於日本暴行的照片旁還印著標語：「記住南京大屠殺，防止美國人讓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這樣的宣傳使斯邁思感到震驚和害怕。他的中文老師安慰他說：「斯邁恩博士，這個城市裡有10萬人知道你們所做的事，」「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可見，他在南京呆不長了。1951年，他離開了金陵大學，第二年成為肯塔基州來剋星頓神學院的教員。貝茨也離開了南京，但卻是在被拘留審查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