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的命運(3)

斯邁思和貝茨的遭遇與他們的一些同事比起來不算什麼。大屠殺使幾位安全區委員會的成員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牧師約翰·馬吉的兒子戴維·馬吉確信，與日本人打交道的壓力使他父親過早地撒手人寰。其他安全區領導人也忍受了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基督教青年會秘書喬治·菲奇的女兒伊迪思·菲奇·斯瓦甫說，他父親由於目睹日本在南京的暴行，心理受到很大傷害，以致在進行關於大屠殺的演講時經常記憶缺失。當喬治·菲奇在美國面對大群聽眾講述中日戰爭時，這種情況至少出現了兩次。

羅伯特·威爾遜是當時金陵大學醫院的外科醫生，他付出的代價是健康。他的遺孀回憶說，當安全區委員會其他醫生精心安排時間，每周至少回一次上海補回睡眠的時候，威爾遜卻一刻不停地工作著。白天，外科手術耗盡了他的精力，晚上，日本兵則打斷他的睡眠——他經常在夜裡被叫出家門，去阻止日本士兵的強姦行為。他似乎一直在對付腎上腺素。最後，他的身體崩潰了。1940年，疾病猛烈的發作和精神的崩潰迫命他返國美國，在加州的聖巴巴拉休養了一年。他再也沒有回到中國，也沒有從緊張的狀態中擺脫出來。在美國，他忍受著醫病的發作和夢魘的糾纏，在早晨的時候，他的眼睛甚至無法看清物體。

明妮·沃特林則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南京大屠殺給她精神上的打擊是當時其他任何安全區領導人和難民都無法想象的。在一個幾乎變成虛構的傳奇中，由於天天面對日本人的殘暴行為，一個脆弱的、身心疲憊的女人永遠無法恢復其身心所受的創傷，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最後一次日記是寫於1940年4月14日，從中可以看出她的心境："我的精力已經到頭了。手頭的事都障礙重重，再也不能邁步前進、安排工作了，但願我能馬上休假，可誰能為我想到呢?"

兩周以後，她的身體嚴重崩潰。在她日記最後一頁的下面有一句話，顯然是別人寫的：「1940年5月，沃特林小姐的健康崩潰，必須把她送回美國。」沃特林的侄女回憶說，沃特林在同事的陪同下返回美國就醫，但在穿越太平洋的航行中，她幾次試圖自殺。陪同她的一個朋友好不容易才阻止她跳下輪船。回到美國后，沃特林進了愛阿華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電擊治療。出院后，她到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基督教士聯合會工作。她在密歇根州謝潑德的家人想去看她，她卻寫信阻止，說自己不久就會國家看望家人。兩周后，沃特林去世了。1941年5月14日，正是她離開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沃特林用膠帶封了屋裡的門窗，打開煤氣，自殺了。

還有約翰·拉貝，他的一生一直是歷史學家眼中的謎。在教召回德國之前，拉貝曾向南京的中國人保證，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國公諸於眾，並試圖會見赫爾曼·戈林甚至阿道夫·希特勒。南京人民祈禱拉貝的報告能迫使納粹領導人能向日本政府施壓，以阻止這場屠殺。在拉貝動身前，一位中國醫生請求拉貝轉告德國人，中國人民是熱愛和平的民族，願意同其他民族和睦相處。1938年2月，在揮淚的告別聚會之後，拉貝帶著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暴行的膠片拷貝返回德國。從此，拉貝音訊全無，幾十年來，他的行蹤令學者們困惑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