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的命運(4)

我之所以決心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有兩個原因。首先，一個好心的納粹同美國傳教士一起，從日軍手中拯救中國難民，這實在令人迷惑，我無法忽略這件事。第二，我確信，拉貝返回德國后一定遭遇了某種不測。總之，拉貝沒有和他的同事一道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為南京的暴行作證。另外，在對拉貝的一位朋友的口述歷史生活記錄中，我感覺到拉貝可能與希特勒政府發生了衝突。但這位朋友沒能提供詳細的情況，當我偶然見到這一採訪記錄時，他已不在人世，無法向我講述整個故事了。

許多問題困擾著我：拉貝給希特勒看過這些照片和報告嗎?還是被德國的納粹機器所吞沒，去為滅絕猶太人而賣命?(根據拉貝在南京的英勇行為來判斷，我並不相信這點，但可能性仍然存在。)或許他在戰後進了監獄，或者他成為法律的逃亡者，在拉丁美洲的某個國家度過餘生而無人知曉。我還想知道，拉貝是否保留了南京大屠殺的個人日記。但即使他保存著這些文件，也可能都在戰爭中被毀了，或是在空襲中被燒成灰燼。否則，任何這樣的日記都早應歸入檔案，向世人公布了。於是，我決定向德國寫幾封信，看看能找到些什麼。

我有一條關於拉貝的重要線索：在本世紀初，拉貝曾在漢堡學徒。也許拉貝就是在那裡出生的，那裡還可能有他的家人。無論如何，我必須要同漢堡建立聯繫。我求助於一位被學者們稱作「國寶」的老朋友，約翰·泰勒，他了解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歷史學家。如果有某位專家曾研究二戰中在中國的德國社團的歷史，泰勒或許不會不知道。泰勒建議我與加州芬代爾的歷史學家查爾斯·伯迪克聯繫。伯迪克又建議我與漢堡的城市歷史學家聯繫，他還把他的朋友馬莎·比奇曼的地址給了我。伯迪克向我肯定說，馬莎是一個「可愛的友人」，她不僅了解漢堡，還非常樂於助人。我很快寫信向馬莎·比奇曼了解拉貝之謎，同時又寫信給漢堡最大的報紙的編輯，希望後者能為我的研究登個啟事。料想這二者不會立刻有迴音。我就先去忙其他事情。

讓我驚訝的是，比奇曼很快就回信了。經過一連串的巧合，她已經找到了拉貝的家。在1996年4月26日給我的信中，比奇曼寫道：「真高興能幫助你，而這又不費多大勁」，「一開始，我寫信給巴伐利亞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國的德國人的行蹤資料。他馬上打電話告訴我拉貝的兒子奧托·拉貝博士及拉貝的女兒馬格雷特的名字」。比奇曼的信中還寄來了一個便條，這是拉貝在柏林的孫女厄休拉·萊因哈特給我的。

從此，事情進展得十分迅速。厄休拉·萊因哈特在中國出生，當她還是一個小女孩時，在南京淪陷前幾個月，他還到過南京。她是拉貝最疼愛的孫女。令我欣喜的是，萊因哈特對我有求必應，給我寫了很多長信。她提供的記述，照片和報刊文章，填補了拉貝一生中許多遺失的細節。拉貝信守了他對中國人民的承諾，他向德國當局通報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4月15日，他與妻子返回德國，很快便受到無數的嘉獎。在柏林，德國的國務秘書為他在中國的出色工作而正式嘉獎了他。拉貝還被授予紅十字功勛勳章。在斯圖加特，他得到國外德僑銀質勳章。中國政府授予他藍白紅綬帶鑽石勳章。5月，通過演說和在柏林各處播映約翰．馬吉拍攝的膠片，拉貝將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公諸於世，他在西門子公司面對大量聽眾進行演講，他還在外交部、遠東聯合會以及國防部講演。但拉貝沒能見到希特勒，6月8日，他給這位元首寫了一封信，還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膠片拷貝和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