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一波又起
第二天，一上班，程曉峰就調閱了昨天的通話記錄，那個電話亭在下午2：54打向特高課偵緝隊的，通話只有三秒鐘，典型的交任務電話。打電話的是一位五十多歲的男性，上海口音。
而偵緝隊的這部電話在隨後撥叫了特高課11號專線，那是汪星的電話。
繼續查找公共電話亭這個時間段前的記錄，果然，在2:20，威利大戲院對面的濃情咖啡廳向這個電話亭打過電話，時間五秒。
給一個公共電話亭打電話，這本就不正常，這應該就是一個刺殺的命令信號。
到這裡，這條線基本就串起來了，這應該是汪星策劃的一個殺局。但汪星為什麼要對周翻譯動手，難道僅僅是為了殺一名漢奸？
既然是命令信號，為什麼死者的時間大約在半個小時之後呢？
突然，他想起昨天買的電影票是兩點整的，售票員隨意問了句：已經開場二十多分鐘了。這就說明他經過威利大戲院剛好是2:20，與老何做了一次雙向照明，沒有停留繼續前行。濃情咖啡廳的監視者應該是看到自己經過了電影院門口，就下達了刺殺令。
這麼熟悉的刺殺布局，也就是十天前，自己親自導演過一次類似的暗殺，沒想到，十天以後，同樣的殺局落在自己頭上。
那就不用說了，自己出門的時候，肯定會有消息從特高課傳出。不過轉念一想，自己前往憲兵隊已經成為定式，難保不被有心人掌握。
原來，這個周翻譯是自己的替死鬼！
既然如此，程曉峰為證實自己的推測，立即拿了幾張照片，開車出了特高課。
在濃情咖啡廳，程曉峰向服務生出示了幾張照片，服務生昨天就對這個戴墨鏡的男人留了心，立即從幾張照片中指出了他。
程曉峰滿意地笑了笑，對那位侍者說：「如果照片上的那人來問你的話，你向他要一根金條。」
看侍者一臉的懵懂，程曉峰哈哈笑著離開了。
——————
坐在辦公室的汪星，一夜沒有睡好，精神有些萎靡。
早會期間，松田裕太責令汪星著手陸軍醫院病房的爆炸案和周翻譯的刺殺案。
他只想把胡俊傑和笑面佛找來罵一頓，一個是老軍統，一個是老江湖，殺個人，竟然搞錯了對象。他娘的，這個羅圈腿的運氣還真是好，這下倒好，刺殺不成，反而打草驚蛇了！
但是細一想，還真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呵斥胡俊傑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已經與胡俊傑發生了對調，目前胡俊傑是他的上線，軍統戴老闆的命令都是通過他傳達的。
以往，他號令上海站上百十多人，哪一個下屬見到他不恭恭敬敬；上海駐軍將領，哪一位不迎奉他這個站長；上海黑幫的大佬，哪一個不給他面子。可是現在呢，他手下只有一個日本少尉副官，娘的，那個日本人中國話說的磕磕絆絆，溝通起來都費盡。原來軍統的那些弟兄全去了偵緝隊，而情報組的人也只聽程曉峰的，從沒將他這副組長放在眼裡。最關鍵的是，他已經背上了漢奸、叛徒的罵名。
昨天，還滿腔叱吒風雲的氣勢，怎麼一夜之間全都消失了，細一想，自己不過是軍統的昨日黃花，日本人的狗而已，青幫笑面佛出手只不過是還了人情，急於與他撇清關係。自己其實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握不住！
就在沮喪之時，聽到敲門聲，他沒好氣地說了聲：「進來！」
進來的是那個猥瑣的男人，昨天的撞車似乎沒有對他有什麼影響。來人沒有在意汪星不敬的語氣，露出令人生厭的笑容，漫不經心地說：「對了，汪副組長，忘記告訴你啦，出賣你的那個軍統卧底是胡俊傑。」
不待汪星反應過來，『砰』地一聲，門子被狠狠地帶上了。
汪星幾乎沒有反應過來，等他反應過來，已面如土色。
——————
胡俊傑昨天帶著偵緝隊，裝模作樣地將事發附近翻了個底朝天，方圓數里雞飛狗跳聲一片。最後，連憲兵隊都看不下去了，代理行動組木村拓野大喝：「胡桑，你的過分了，*****！」
他媽的小日本，你們說打就打，你們說共榮就共榮，反正死的是你們憲兵隊的人，老子還不伺候了，再演下去，戲就有些過了，收工收工。
折騰到半宿，他帶著偵緝隊回到駐地，躺在床上，心裡既罵笑面佛，也在罵自己，怎麼就不知道準備一張照片。
一邊罵，一邊心疼那五根金條！
早晨醒來，已經是天光大亮，好在昨天井上隊長看他們辛苦大半夜，給他們放了半天假。
剛想再迷糊一會，猛然，胡俊傑從床上翻身坐起，如木雕泥胎一般，一動不動，汗水瞬間滲出，將全身濕透。
他怎麼會不知道那個人的厲害，他比汪星更懂那個人的手段。
下一刻，他就衣衫不整地竄出房門，幾乎是飛上自行車的，狂蹬起來，自行車如風一般在馬路上狂奔。自行車的鏈條都幾乎被他蹬斷了，他也感覺不到累。他只有一個念頭，但願那個人還沒有查到！
等到他衝進濃情咖啡廳，看到侍者驚喜和不可思議的表情時，他知道，他來的已經太晚了......
——————
四月二十三日，中午，一輛旅客列車緩緩停靠在上海北站，站台上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站列整齊的日本憲兵。昨天的一次刺殺，讓憲兵隊又一次緊張起來。
牆壁上『*****』標語在耀眼的刺刀下，顯得格格不入。
幾隻大狼狗吐著猩紅的舌頭，瞪著兇惡的眼睛，時不時綳直了皮帶，向著下車的旅客做勢欲撲。帶著戰鬥帽的偵緝隊、日本特務到處逡巡。不時從人群中揪出他們認為可疑的人物，在可疑者的一聲聲呼嚎中被帶離到問詢室，接受盤問。對那些稍有反抗的和不從這，劈頭蓋臉的就是一陣拳打腳踢。
這就是淪陷的上海火車站，旅客們像牲畜一樣被驅趕著排隊，像犯人一樣接受嚴格的搜查，箱子、行禮被粗暴地打開，裡面的物品被胡亂地倒在地上。
旅客們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唯恐自己的稍有不慎惹來禍端。
一位長衫帶禮帽的中年人，右手拎著藤條行李箱，夾雜在旅客隊伍中，緩緩地向出站口移動。
壓抑著胸腔里的憤恨，他原本冷峻的目光已經收斂，原本挺拔的身子已變得彎曲，麻木的臉上，刻著亡國奴的卑微。
他忘不了臨行前支隊領導的囑託，忘不了此番之行的任務。作為剛剛成立的新編第四軍，組建之初，千頭萬緒，打仗除了槍支彈藥和糧食外，還一項工作是重中之重，就要有對傷兵的救治能力。於是，新編第四軍在召集人馬的同時，軍部便開始著手組建軍醫處。
但是皖南地區缺醫少葯，要解決醫藥問題，軍部領導就想到了物資人才相對充裕的大上海。
蘇越就是因為這個，被派來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聯繫地下黨市委、八辦，籌集醫藥器材、召集醫務人員前往新編第四軍軍部，同時建立上海到皖南的秘密交通線。
在兩個星期前，新編第四軍派往上海聯絡的一名特派員剛到上海，便遭遇不幸，被憲兵隊的特工組抓到了憲兵隊，並遭到殺害。因此，新編第四軍軍部對蘇越的這次上海之行分外重視，格外小心，採用了最高的保密措施。這次蘇越還擔負一項特別工作，就是調查上一個特派員被捕的原因，這個原因不查明，始終是一個隱患。
蘇越這次來上海也是抱定九死一生的準備，好在上一位特派員在臨刑前將電台密碼以特殊的方式帶給了地下黨市委，地下黨市委與新編第四軍軍部已經取得了聯繫，共同對這次接頭做了細緻規劃。
地下黨市委也十分重視上次新編第四軍特派員被捕的事件，對這次接頭安排的非常謹慎，知情人也做了嚴格控制，電台密碼對收發報員也是嚴格保密的，是市高官呂曉親自譯電和撰寫電文。擔任這次接頭的聯絡員，可是經受住了四.一二白色恐怖考驗的老黨員，還是非常可靠的。
寧滬鐵路出發於南京西站，蘇越為了隱蔽出發地點，從皖南繞路去南京，再從南京到上海。沒想到，一下火車就遇到憲兵隊森然的陣勢，但願這陣勢不是沖他而來。
隨著一些帶有軍人特質的人在他前後，被偵緝隊喊出旅客隊伍，蘇越的心有些踏實，顯然，憲兵隊的目的是危險分子。
那些被帶出隊伍的人，等待他們的是一名目光陰戾而尖銳的頭目，他一一抓起那些可疑旅客的手，檢查手上的虎口、拇指關節。對那些在對應位置有老繭和磨損跡象的，就會被撕開衣服扣子，檢查肩膀，然後則是毫不客氣地帶走。
蘇越有些明白了，為什麼那名特派員會被指認出來。
他下意識地握緊了藤條箱的把手，因為用力，整個右手的關節已經發白。作為一名軍人，他的右手也是摸慣了槍的。
此刻，他左手將禮帽按在胸前，背也更彎了，神態也更加卑微，讓一雙雙逡巡的目光從他身上滑過，而沒有過多停留。
在檢查口，在幾名特務如鷹般目光中，他點頭哈腰地打開藤箱，讓裡面的物品散落出來，然後一件件顫抖地展開。
一名特務的目光，在他右手停留片刻，然後不耐煩地轟走了他。他的右手因為長時間握藤條編製的把手，而留下一道道紅白壓痕，巧妙地掩蓋了老繭的痕迹。
當他順利通過關卡的時候，看到那些被帶到問詢室又被釋放出來的旅客，心中不禁升起疑慮，先前的那名特派員究竟是怎樣暴露的？
不過，現在不是想這個的時候，首要的先安頓下來，因為，明天就是接頭的日子。
——————
吃過了午飯，送九歲的月月女兒上學后，孫良秀將家收拾的整整齊齊，然後在鏡子前略作打扮，便優雅地出了門。
孫良秀出自於江南望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早早接觸了紅色思想，卻有一段不幸的婚姻。隨著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為加強上海地下黨的力量，她和丈夫撤離原來的城市，來到上海。
這個星期的下午，由她丈夫柯震東負責接孩子放學，她丈夫在日本船務公司工作，工作的自由度比較大，收入也不錯，一家人過得和和美美，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守望著一份靜好。
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是發自她內心喜歡的一次婚姻，那個男人尊重她，體貼她，更重要的是與她有著共同的信仰。
今天是星期六，是話務課的最後一個中班，明天就是兩個星期一次的休假。女兒在臨出門前，已經規劃好了明天遊玩的地方，去賽馬廳去看賽馬。有時，她也會覺得女兒有一副男孩的氣質，缺少了小女生本應該有的安靜。
她當然不會反對女兒喜歡看賽馬，但是，這個要看丈夫的安排，因為每個月的這個星期天，是丈夫與組織固定的接頭時間。
抗日統一戰線，讓上海地下黨的工作重點有了變化，停止了長期與中統的鬥爭，在租界內成立『工委』和『群委』，宣傳抗日，組織和發動工人和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與孤島內抗日救亡運動形成鮮明對比，在淞滬會戰還沒完全結束的時候，曾經留學日本的孫良秀一家就被安排進入虹橋地區，成為淪陷區的順民，目的是靠近上海日本佔領軍大本營，尋找機會進入日本機關。
在年初，孫良秀不失時機地參加了虹口話務課話務員的招聘，成功地進入了日本特高課的外圍組織話務課。
她的丈夫柯震東的工作性質也發生了變化，身份性質也開始放低調，遠離了政治敏感的報業工作，及時地進入了日本一家船務公司，成為一名服務於日本人的職員。一個與中統鬥爭了十年的地下工作者，從此遠離組織，在日佔區潛伏了下來，成為了她的聯絡員和守護者。
他們一家就像一顆閑棋冷子，滲透進日本人的信息網，雖然，一個話務員，還是處於日本機關信息網的邊緣地帶。
其實，那些日本機構的通話記錄也是一種情報來源，日本陸軍本部、海軍本部、憲兵隊、特高課等重要部門的通話記錄都被她刻意記下來。那些電話使用頻率的高低，電話背後的聲音，電話背後主人權勢的大小，以及電話主人的更迭在她的腦海里已經形成輪廓。如果加以分析，對執行某些任務，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如果在話務課期間表現優異，還是有機會進入特高課電訊部門的，那時，就有她的用武之地，就能接觸實質性的情報。
還有，因為她的話務員身份，派發了特別通行證，許可權僅次於特高課特務，可以自由進出各個路卡而不被盤問，日本憲兵見到此證件都會行禮的。
她從內心非常羨慕那些參與抗日救亡的同志，非常想憑著些特權和身份為組織做一些實際事，但是，她更明白組織這種安排的良苦用心。
半年以來，他們只認識上海地下黨的兩個人，一個是地下黨的接頭人，一個是市高官呂曉。組織從來不讓他們參與抗日救亡行動，非但不讓他們參與，還不讓他們參與任何任務，甚至不要求她提供什麼情報，對於他們這個小組的指示就是：隱蔽蟄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