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節：儘管言「漢」，未可稱「國」（1）

儘管「漢」，未可稱「國」

在聲勢空前的傳統文化熱中，消逝已幾百年的漢服也被從歷史的箱篋中重新翻撿出來，為五彩繽紛的服裝之苑增添了一個小小的「亮點」。***「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此事本來無可厚非，甚至因此使我們的著裝又多了一個「選項」、令我們的服飾更加豐富多元而值得稱許。然而，某些漢服愛好者、提倡者表達出來的那種天朝上國、華夏中心的價值觀念卻不能不令人深思；而有人進一步要求將漢服定為「國服」，則期期以為不可。

衣服本來的功能只是遮身蔽體、保暖防寒，但在歷史中又演化出了政治、審美的功能。在傳統社會，服飾的政治功能被突出、強化，成為統治者治民的重要部分。對「民生」來說，穿衣戴帽是最平常但也最重要之事，所以傳統文化要從「生學」的意義將其神聖化，衣帽鞋襪的創始者都是黃帝等聖人。《易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管子》說「衣服，所以表貴賤也」，《白虎通義》提出，聖人之所以要「制衣服」，除了「蔽形」以外，主要是為了「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歷代王朝都有「車服制」、「章服品第」一類對著裝等級制度的嚴格規定，早在周代即產生了比較完整的衣冠制度，自天子至大夫、士卿，服飾各有區別定製。至魏晉時期，王公貴族雖然「服無定色」，但仍有八品以下不得著羅、紈、綺等高級絲絹織物的規定。唐代是中國古代史上最開放的時代，但從唐高祖李淵起就正式頒布衣服之令，對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婦、士庶等各級各等人士的衣著、服飾、配飾諸方面都作了詳細的規定。總之，中國古代服飾的核心是等級制度，在所謂華夏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飾是尊卑貴賤等級序列的標誌，不同等級享用不同的款式、質地、顏色、紋樣，任何人都不得僭越。今天人們所推崇的「漢服」，實際只是傳統社會中少數上等人的服飾，廣大「引車賣漿者流」，決不能像孔乙己那樣穿長衫，只能如阿q那樣著短裝。

服飾對內的政治功能是等級制，對外的政治功能則是作為天朝上國、華夏中心的象徵。《左傳》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故後人將「漢服」視為文明的標誌，以「衣冠文物之邦」自詡，以「衣冠上國」自居。西晉末，晉元帝渡江，中原士族相隨南逃，史稱「衣冠南渡」。與「衣冠」相對的是「被左衽」，是非漢族即非「華夏」的夷狄的符號，野蠻的象徵。《漢書·匈奴傳》說道：「《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左衽，人面獸心」，「是以聖王禽獸畜之」，「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威，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及其國」。「被左衽」與「人面獸心」並列，對「非衣冠」的歧視何其深也。

以「夷狄」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以血腥手段強迫漢人易服來表示對其「臣服」，服裝成為表示對一個王朝忠誠或反叛的問題，「穿，還是不穿」成為「生，還是死」的大問題。清王朝同時又秉承華夏「衣冠之治」的傳統，制定了種種有關穿靴、戴帽、著裝、佩飾的煩瑣規定，維持等級森嚴的統治。服裝政治化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仍大為盛行，服裝成為「革命」與「不革命」的重要標誌，在「文革」中幾乎只有工作服、藍中山裝和綠軍裝成為被允許的「革命服裝」。改革開放是思想觀點大解放，也是服裝大解放，人們重有穿衣戴帽的自由。但在80年代初，喇叭褲、牛仔褲仍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精神污染」而遭禁，終經開明者以敦煌飛天壁畫論證喇叭褲是中國「民族服裝」而不是「西方沒落腐朽」的外來品，牛仔褲本是「美國勞動人民的服裝」而不是「資產階級奇裝異服」而最後開禁。此後，服裝的政治化傾向迅速淡出。

然而，現在一些漢服的提倡者卻再度將服裝政治化，提出「華夏復興，衣冠先行」，「恢復華夏服飾，重建衣冠上國」，「是我們不斷在尋找的民族歸屬感和文明標誌的符號」，「漢服只是一個載體，悠遠的華夏文化才是我們真正要復興的」，「重建民族自尊、尋回民族自豪、復興華夏文化、重塑中華文明，就是我們參與漢服運動的初衷」。並且，主張將漢服定為「國服」，「國服是一個國家的外在象徵和代表，就像我們的黑頭、黃皮膚一樣，是我們民族的標誌。國服的確立，也意味著民族自信和自尊的確立。」